清代的榷关作为一种税源，是除杂税外几乎唯一的商业性税收，也是较具扩张性，某种程度上唯一不断增长的国家经费来源。在经历入关以来二百余年的增长之后，榷税额在咸同时期陷于停滞，甚至有所下滑。以上是我们对榷关的一般性认知。
在这些一般的认知之外，学界其实并不清楚鸦片战争前后榷税的规模，以及税款的去向。在当代，当我们讨论“财政”一词时，其实是有歧义的。当这个词涉及当下的情况时，常常是指国家经费的开支：而涉及历史的情况时，则多指向经费的收入情况。这种歧义除了因为当代另有“税收”一词指向财政收入外，至少另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知历史上王朝的经费开支情况。就笔者所见，清代榷关的财政支出其实相对明确，给后世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而此前榷关史的研究者对此关注不足为笔者留下了进一步展开讨论的余地。
选择以咸丰、同治时期的榷关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各位先贤对各朝代已有一定的研究之外，还有一点笔者自己的考虑：榷关制度在嘉庆四年改为定额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政府的灭亡，而正好是在这个时期，榷关的定额制发生巨大的转变——从严格执行转为名实不符，或者至少无法严格执行。对这个时期的榷关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前后的变化，也可以探讨清政府的应对方式——在政权受到巨大威胁之时和之后。
公元2000年前后是榷关研究的一个关节点。在此之前，关于榷关的研究明显少于税务司系统的洋关的研究，且多以论文为主。这个时期的研究性专著主要包括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日文版，支那關税制度論，京都:内外出版，1920年版；中文版，李达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世界书局，1926年版），吴兆莘《中国关税史》（上海书店，1937年版），魏尔特/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Stanley F.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8；姚曾廙译，生活·读书·求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些专著主要以研究洋关为主，榷税部分多一带而过。19世纪70、80年代后，关于榷关的研究开始增多，但主要是以论文的形式，其中有不乏扛鼎之作。如陈国栋的系列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清代前中期粤海关和榷关的管理体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许檀也有系列关于榷关的研究发表，她对临清、九江、张家口、山海关等商业城市的研究虽着眼于经济问题，但对于后来者对榷关的制度、榷关与经济等方面有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而她的《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其实主要是从榷关出发讨论清代的商业税；何本方的的系列论文对于榷关的分析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尤其是在澄清内务府与榷关的关系方面；鲁子健的《清代四川的榷关》以清代四川的榷关制度为考察描述了其体制与弊端；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对至道光初年的榷关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榷关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作用，香坂昌纪关于浒墅关、北新关的研究对于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两个榷关进行了研究。笔者以为，这个时期的榷关研究固然涉及到了榷关的制度，但多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未明确从国家能力、国家治理、财政收支的角度进行探讨，而且论文的容量有限，为后来的榷关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
而2000年之后榷关研究的兴盛，某种程度可能与即将展开的清史编撰有关，学者们将研究视角转向清政府本身，也就是研究者们将清政府视为一个研究对象，而非革命的背景。在此学术潮流之下，榷关作为清政府的一个机构成为了研究对象。
1.关于榷关整体的研究
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是利用官政书和刊行资料，对清代的榷关制度进行了梳理。她的研究可以看做是机构史、制度史研究，榷关的财政功能不是考察重点。由于资料的限制，乾隆、光绪二朝是她的考察重点，而榷关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嘉道咸同四朝未能详细梳理。
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首次出版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于科学出版社，2017年）对自嘉庆朝至道光朝五十五年内的各关的收入情况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此书后附录所列的两朝32关榷税收入表更是为学界所重视。作者所重视的是为回应“嘉道萧条”问题，于关税的支出部分仅为涉略。而他《清代关税：1644-1911》则揭示了关税变迁的趋势，修正和增补了清代关税的总量，被誉为“该书代表了中国财政史领域一项新的成就”当非偶然。
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常关的体制出发，聚焦于常关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清代各时期常关制度的变迁与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
2.关于部分榷关的研究
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较早出版的，专以榷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此书以志书、档案、文集为主体材料，对东南四省（江浙闽粤）的海关进行了制度层面的详细梳理：各个海关如何设置、关监督衙署和个人的设置、对商人的管理（洋商、华商）、朝贡贸易的管理。作者的着眼点在于经济史，东南四省的海关仅被视为一个贸易管理机构。
邓亦兵教授于《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着力甚勤，虽未直接使用一档馆的材料，但大量运用地方志、《上谕档》、《明清档案》等资料，对鸦片战争前的榷关情况进行了极好的梳理。就笔者的角度而言，此书更侧重纵向的梳理，而于某个时代的榷关的总体情况仍有所欠缺，而近代以来榷关制度的演变也非她研究的重点。
丰若非《清代榷关与北路贸易——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则专注于三地的北路贸易和设置于其地的三处榷关，从榷关制度、地区经济等角度展开分析，揭示了三处榷关的特殊地位（与内务府，与地区军事驻防）和历史背景之下的经济变迁。
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 Van Dyke）的《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虽自我定义为“广州史”的研究，但对海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起了某种示范作用。他利用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和清政府的资料，为我们揭示了围绕着中外贸易展开的一系列环节。
《西口研究—以杀虎口为中心》（（冯改朵、张喜琴等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是围绕区域史展开的讨论，为我们解释了以杀虎口/西口为中心的中国北部农牧民族之间的特殊贸易存在。
在目前的研究中，“榷关”、“常关”的概念是相对模糊的，不同的研究者再使用这些概念时都有不同的理解，笔者仅就自己在此书和自己的研究中对这些术语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澄清。
笔者以为，“榷关”之“榷”，在小篆里写作：”
“《说文解字》认为其意为“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大致可以理解为过河的独木桥。后其意转变为“道路设木为榷，独利也。”也就是：设卡征税，独占其利即为榷。有学者对榷的意义转换进行了分析：“所谓禁榷，就是国家运用其政治权力，对一些重要的物品强制实行垄断性专买专卖，独占其利益或经营利润，而不许私人插手经营。这就仿佛架起了一座独木桥，驱迫人们不能走别的路，只允许在独木桥上来玩。”到汉代，“总括财利谓之辜榷……辜、榷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只义也。”大抵仍以官卖、官卖为榷。而唐宋时期，以边关贸易为榷，例如北宋在与辽、西夏的边界设有“榷场”，专司边境贸易。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上颇有影响的加藤繁在其《关于榷的意义》一文中认为，“《汉书》、《后汉书》中把屯买货物，专擅利益称为辜榷。”
在清代的文献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古意的遗留，例如在乾隆朝编撰的《清朝文献通考》中即言：“榷政为目有六：曰征商，即关市也，……曰榷酤，自汉时征之；曰榷茶……”，仍将专卖之意名为榷，但“榷政”一词已经表明当时已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榷”的意义。到了民国初年编成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刘锦藻将“厘金、洋药”一并囊括进了“榷政”之中。笔者由此推论，到了晚清，“征商”与“辜榷”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清代官方文书中存在大量“榷务”、“关榷”等词汇，“榷”字之意已然与“征税”同意，且与征收商业性税收紧密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公文的正式表述中，征收关税的机构多称为“各口”、“关口”、“各关”，本书所用“榷关”一词并非清代官方的正式统称。而是为表述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关”、“常关”的区别而用的指称。
“洋关/新关”、“常关/旧关”是晚清官私文献中常常出现的一组概念，“洋关/新关”专指李泰国、赫德建立的征收进出口好转口贸易税的税务机构，而“常关/旧关”专指继续由关监督衙署控制的增收国内通过税的税务机构。这种命名大抵出现于1860年代前后，而《辛丑条约》之后，各口岸50里内常关也归税务司兼管。由此，笔者认为所谓“常关”是一个晚出的概念，若意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政府税务机构中并不合适，更何况还存在大量非开埠口岸的税关，洋-常，新-旧这样互指的命名显有不明之处。在本书中，笔者用榷关一词指称清政府由关监督控制的征收国内通过税和进出口贸易税的税务机构，有时也用税关一词涵括榷关及税务司的征税机构。
建立对历史事件或制度的结构性认知是学者们的追求，而笔者在本书中尚无这种追求，本书更多的是对自己这些年研究的一个总结，是对咸同时期被忽略却比较重要的榷关制度的一个梳理。
本书的第一章是描述鸦片战争前的榷关基本情况，分三节，第一节是作为榷关核心制度的定额制的形成、内容与奖惩方案，第二节是关于各个榷关定额制下的收支情况，第三节是以直省收支为基础，讨论榷关在清政府财政体系中的地位。
第二章是通过粤海关监督在道光、咸丰两朝人事变动情况以及1843-1854年粤海关体制的演变，分析清政府在这个时期的基本政策倾向：于变动中求不变。
第三章是分析榷关体制转变的内在因素，即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重创而不得不承认此间已经变化的局面：洋关与厘金的兴起，替代了它在财政体系中的地位。
第四章是以闽海关为例，讨论洋关设立初期，税务司如何在地方官员和关监督的反对声中确定自己的地位，赢得除总理衙门外中国官方的承认，融入到清政府的官僚体系之中。
第五章是讨论与关税相关的三个财政问题，一是同文馆与三成船钞，讨论同文馆如何获得并使用三成船钞；二是江南制造局与江海关二成洋税，讨论清政府如何用洋税支撑起洋务企业的创建、发展以及经费的收支情况；三是校勘汤象龙先生《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中的浙海关数据，讨论汤先生数据中的问题和时下大数据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附文则是这些年来自己研究中无法列入正文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公开发表时有所变化或删节，附于此处希望能起抛砖之用。
2001年，我开始涉足海关史研究，在故宫西华门内第一历史档案馆五年多的看档过程中，想得最多的是二元体制的问题。这样的一种体制并非由我先发现的，当时的内部观察者（从税务司人员到海关监督们）和一些后来的研究者（从汤象龙到费正清，再到陈诗启）都注意到了此种制度。我的研究不过是在大家都过于重视总税务司体系的时候，认为于清政府而言海关监督似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自认为由此掌控了财政，而估税环节交给外人无损于大体。2007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这里的节奏很慢，而我也恰值初为人父，一切的进展都颇为缓慢，辜负了诸位师友们的期待。好在2012年终于完成了《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的书稿。到此时，我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一方面是发生学方向的追溯，试图探讨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榷关体系；另一方面是财政史方向的扩展，也就是以榷关史-海关史为基础探讨晚清的财政体系。
这些年的研究大体也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是追索自嘉庆四年以来定额制的形成和鸦片战争前榷税的规模以及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榷关的衰落，另一方面则是以海关的收支资料探讨清政府财政的收支状况。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了这本书稿，算是对自己此间研究的一个总结。
学术研究似乎只能由个人完成（至少我不知道历史学的研究如何能够团体协作），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的外力：家人的陪伴和付出无疑是促使自己前行的重要动力，感谢父母与妻儿对我缓慢进度的无怨无悔的支持；师友们的协助拓展了我研究的眼光——甚至是粗糙的写作也是他们作为第一读者帮忙修正；近代史所宽容的氛围和几乎可以全力于个人研究的制度安排更使我有时间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从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文献馆到近代史所图书馆、档案馆，经济所图书馆，各位工作人员专业而热情的帮助让我得以更方便、快捷地寻找到所需资料并让我了解资料背后的故事。在庆幸自己幸运的同时，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带给我的一切。
（说明：前言和后记的公众号发布稿与书稿中的文字略有差异；限于公众号形式，原文注释从略。）
编辑：韩雨晨
审核：伍伶飞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厦大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