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重要问题。故《孙子兵法》即开篇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元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从多政权并立走向大一统，并且疆土空前拓展的时代。4月24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四场云端论坛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从研讨班“增强宋元明清史领域中的跨朝代、跨学科交流”的初心出发，此次会议主题为“宋元明清：军事体制与王朝运行”，围绕宋元明清时段中军事史前沿问题的研究展开报告与讨论。
本文系研讨会座谈部分的文字稿。
传统的军事史研究主要重在军事制度史研究和战争史研究领域，而现在的前沿研究已经延伸到军事制度与国家体制的互动、战争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战争中的科学技术等综合性领域，日益体现了军事史“交叉学科”的本来属性。
为了更好地实现在军事史领域贯彻“长时段、跨朝代”的交流和联系，因此邀请不同断代的军事史专家同聚线上。会上热烈的发言与讨论也实现了这种大跨度的学术交流，可以视作本次会议最富有学术价值的思想结晶。对于军事史领域中打破断代进行长时段探讨的重要性，各位与会者都予以了高度肯定。王晓欣教授认为军事史研究领域，除了具体的个案之外，在兵员征集、军事力量的建设研究方面，长时段要打通。如做明卫所制研究，需要了解宋募兵制到元军户制这样一个脉络，甚至还要延伸到清朝的绿营制度。这样打通朝代，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草原军制”和“中原军制”的结合、变异和发展过程。张金奎研究员认为军事史是一个大的门类，涵盖科技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多个领域，相当于历史学中的“交叉学科”。如以传统占主流的军事制度史来说，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带有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依某个人的意志或政权的更迭为转移，所以对军事史的研究，往往要关注多个时代，很难以断代为界限。就明代而言，研究军事问题，立足点虽然在明朝，但着眼点往往要向前延伸，至少向前延伸到金朝。有条件的话，甚至要向前提到五代时期。彭勇教授直言对军事史的研究，打通断代非常重要。贾连港副教授也坦承自己在关注两宋之际至南宋时期中央军制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南宋政权的秩序构建等问题时，时常会面对如何理解前后朝代相关制度问题的困惑。因此强调不同时期的传承与交叉，如何实现贯通理解军事体制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清代绿营兵
对于具体军事制度的跨朝代研究，与会者纷纷了分享了自己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如报告人罗玮在报告最后谈到通过与元朝侍卫亲军制度相较，明朝军制在中央设有“五军都督府”，也是分右、左、中、前、后。而地方普遍设立卫所制，各地卫所也经常分左、右、中等卫。这些与元朝侍卫亲军的“五卫”汉军等体制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其中的制度因袭传承问题还需要学者的探索。张金奎研究员对此回应，罗玮的这一意见应该受到明史学者的重视。
王晓欣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军制的承继问题有着精彩的论述。他说明代卫所的研究虽然很多了，但对于明代卫所制度与元代军制的关系目前关注还不是很充分。现在学界关注“元明更替”，卫所制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明卫所制的上层建筑采用了元代的“卫”，下层的“千户所”、“百户所”又用了元代的地方镇戍军的结构。卫所制的兵员征集体制则采用了元的“军户制”。军户制有兵农合一的特点。实际上，元代的军户制与唐代的府兵制有很大不同。唐代的府兵是农民终身服兵役的方式，而元代军户制是世代服兵役的形式运行。元代军户制的最大缺陷是经不起长期战争，这与明卫所制类似。农民需要自己承担出征后勤物资，长期频繁战争是难以持久的。元朝兵员体制又是南北相异的。南方是新附军户，这是元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南方军力稳定，强行把南宋的募兵改成世袭的军户，但又不像北方那样去民间签军，改由国家来供养。由于不能像南宋那样付出过多资财，因此把大量新附军调拨去屯田。这些特点都被明朝继承。元代军户制有很多弊病，所以在元后期瓦解了，难以征集到物资。这种已经瓦解的制度很奇怪得被明朝继承下来，明朝卫所兵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前朝旧军”。这就显示明朝军户在重征和归附方面与元朝新附军户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垛集和拣拔方式又类似于元朝北方军户。因此明朝军户制是介于元朝北方军户和南方新附军户之间的“混合变异”的兵员征集体制。朱元璋将军户世袭这种瓦解的制度拾起来继承并强化发展，特别是将元北方军户的一些内容推广到包括南方在内的全国。元代南方没有扩展到民间，但明朝完成了这种扩展。军事角度，明朝比元朝更好得利用了南方兵员。但历史发展角度，明朝反而是退步了。通过统计，明朝兵员来源的经济身份比元朝也下降了。所以这就决定了明朝的卫所军制与其他朝代相比，一开始就带着败坏的因素。我们知道，明朝初年军队的庞大为历代所少见。洪武二十六年，兵员数达到一百八十余万。永乐二年，天下人户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户。占了全国民户五分之一，比起元代比例极高的北方军户还要高。这样一种体制导致元代的弊病很快就在明代重演，很快就发生严重军事逃亡。到正统三年，逃亡更达到一百二十万，占到全国军户总数二分之一。因此军户制度是元明沿袭领域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刘晓教授也同意军户制对于应付长期消耗战是存在不足的，因为军户所能提供的兵员数是有限的，难以大量补充兵员，这点不如招募制度。元末长达十七年的红巾军起义，兵户制度是难以应付的。
红巾军起义图
张金奎和彭勇等明史专家也针对元明军制的关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张金奎认为元代侍卫亲军制度在明代军事体系中有多方面曲折的继承和发展，这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并不矛盾。只不过明代的亲军卫更像是亲军卫的外衣下裹着怯薛的内核，是不受都督府干预和调遣（有谕旨者除外）的皇帝直属的战略预备队——御中军，但在具体实践中又经常和京军、京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受多重制度因子（蒙元怯薛、汉唐御林军、宋代禁军、忽必烈时代的武卫军等等）的影响，明朝政权架构的设计者给亲军卫的定位并不非常明确，所以才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复。
彭勇认为首先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注意到传统制度的承袭性或者说延续性。萧启庆先生讲过，除了怯薛制度之外，明代对元代制度的皆有继承。刚才张金奎先生发言认为实际上明代的亲卫军同样有元代怯薛制度的影响因素。有研究清史的学者认为，清代对明代制度的沿袭，除分封藩王外均承明制。刚才王慧明博士发言时，提到了明代卫所制度缺失下募兵制的兴起，这里都涉及到制度的继承性问题。他在撰写《明代班军制度研究》最后一章，再对班军制度“垂而不死”进行分析时，翻阅了断代史中的十几种兵制、军制论著，发现有学者研究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募兵制，明代制度的根可以一直往前追溯。卫所制度它确实不是明代的创设，它承袭自元代，再往前追到金代，甚至再与辽、西夏的军制去比较，也可以发现共同或相似的元素。如果我们把北方游牧部族的兴起发展纵向联系起来，能发现从部族兵源，到早期国家兵制，再到皇权专制下的兵制变化中的共性，即从兵农合一、世袭兵制到募兵的出现，从王朝初期到中后期，“世兵-募兵-世兵-募兵”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交替出现的。这样的军制周期性的轮替，背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生产关系的重现。
其次，王朝交替之际的制度承袭与革新，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以元明之际的承袭与易代问题，研究明代以前的几位学者，除萧启庆先生外，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较多强调了明对元代的继承，同时指出明代制度在一些方面是对元代的倒退；而刘浦江先生认为元明之际的民族革命是想象中的（见《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元明之际更多的是承袭，民族革命是明中期的事情。然而，以治明史为主的学者，像香港的朱鸿林先生《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李新峰《元明之际的革命》和张佳的《新天下之化》都比较多地强调了明初的“革命性”变化。这是不同断代的学者在研究元明之际承袭与革命时的有趣现象，实际上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在融通断代时应该具有更长时段的观察。
《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
此外几位青年的与会学者也将军制的跨朝代联系带入了更广泛的领域。如孙闻博是专研于秦汉军制的学者，领域与宋元明清的时段距离较远。邀请他与会是为了实现更大幅度的长时段思考。孙闻博将宋元明清有关军事问题与秦汉史领域有关知识进行联系，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聆听宋夏战争中水资源的利用的报告，指出西汉远征对资源的利用，在传世文献、悬泉汉简中均有体现。宣帝时辛武贤以护羌将军率万五千人远征乌孙，军队有穿渠校尉等专门军吏及工程兵部队随行，通渠转谷。此外，如大家熟知的伐大宛之役，汉军攻城时对水资源的争夺以及对大宛使用秦人置井的情报搜集，都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相关问题的反映。关于宋夏战争环庆路的攻战及与水的关系。相关区域位于秦昭襄王长城以内，秦汉时期应当一直属于北地郡辖境。北地郡郡治，秦为义渠，西汉为马领，东汉在富平。郡治变动呈现“东北→西北”的转移，或体现秦汉王朝在相关地域的政治进取态势。与宋夏战争时的相关情形比较，生态环境变迁及双方力量对比变化，呈现出一定差异。而水面交通问题，西汉武帝以后张掖郡居延都尉府下甲渠候官等烽燧候望组织，除利用弱水等自然水源，还人工开凿沟渠，“甲渠”的命名方式便是体现。当地水门、船的航行等简牍记录，反映历史早期军事组织在河西汉塞的水利管理及军事交通情形。
聆听了元代侍卫亲军问题。他认为每卫实际兵员数目，确实值得做进一步梳理。两汉在车师置将田车师戊、己校尉，校下辖司马，司马下辖曲。当时编制一般是曲为200人，司马为400人。但实际设置管理更为灵活。据悬泉汉简，戊、己校尉的左、右司马下，常置五曲。又如东汉在当地更常置军司马，统兵常为五百人，而非四百。迁转也值得注意，西域渠犁校尉及戊、己校尉府官吏多来自北军，调动在较大范围内发生。如尹湾汉简提到建阳丞，便是由戊校前曲候令史升迁。罗玮所谈到亲信集团与新兴常备军所构成的“游牧—汉地社会”的二元分途模式，十分重要。然而汉代出现“宦皇帝者—番上卫士、京师兵卒（卫尉、中尉所统）”也是二元，更主要还是旧有贵族制遗制与新兴官僚军事宿卫的结合。模式分析，“贵族—官僚”二元分途模式仍不应完全放弃。
而对于明代卫所问题。汉代征兵制、唐代府兵制确实向募兵发展，与长期战争，并需要大量屯驻守御有较大关系。西汉武帝最初使用的是属国胡骑，还包括赦免罪人从军。至东汉，设置营兵，胡骑也更显普遍。不过，营兵存在，并不意味征兵制消亡。同时，早期征兵制下也可以有募兵，比如“奔命”、“勇敢”。实际情况复杂且灵活。报告提到“佥妻”似结束于清代。相关渊源情况不知怎样。东汉明帝时期，已出现重刑罪人减罪占著边县，妻子自随的制度。开始是鼓励倡导，后来变为强制。不知可有联系。卫所出现的阶层分化，如军官、军士经济地位等变化，依附关系发生。汉代也有类似情况。武帝轮台诏已提到河西汉塞防务存在问题，原因之一为军官对兵士的压迫役使。居延新简“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反映中级军官组织商业经营，进行牟利。至于依附关系，东汉河西地区胡骑使用较多，汉末董卓有“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的表述。而张建报告的清入关前“绵甲军”、“战车”等军事科技问题，不得不令人反思中国历史早期军事史研究对军事技术的关注不足。在周纬、杨泓、Robin D. S. Yates等中外学者工作基础上，利用日益丰富充实的考古文物资料，相关探索应大有可为。
贾连港则将会议报告的问题与两宋，尤其是南宋军制进行了联系。比如，罗玮讨论的元朝侍卫亲军系统问题。正好此前他关注过南宋中央宿卫体系的重建与分工布防问题可以对比。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他认识到，在两宋之际的变动中，由于军队构成及都城布局的变化，南宋政权逐渐形成了不完全等同于北宋的中央宿卫体系。这需要了解北宋的情况，即：以殿前司所属诸班直与皇城司亲从官为核心，殿外两者相互关防、殿内专用亲从官的分工统率系统。而北宋又是在中央宿卫制度的晚唐五代北衙禁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再推而广之，其他时期中央宿卫体系及运作方式的基本情况，对于进一步理解南宋的中央宿卫体系以及为何南宋少有宫廷政变等问题深有帮助。再如，对于张建报告的清代战车等科技问题。
这让我想到，两宋之际李纲等人也曾力推战车以应对后金军骑兵，却最终失败。其中因由亦与宋金之间的战争方式密切相关。当然，两宋之际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不能简单类比。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生发出新的思考角度。
除了报告涉及议题以外，对于战争的战术策略等具体问题，学者们也展开了一定讨论。如张金奎认为明代的军事作战，至少在战役级别及以上的战事中，多兵种联合作战是一个基本的形态（目前对明代基层兵种研究基本处在空白状态）。卫所总体上是一个编练单位，所以一个卫内往往包含不同的兵种，至少会包括步兵、骑兵和弓弩手、盾牌手等，大的卫有专门的马军千户所，比如锦衣卫。在普通步兵千户所当中也有部分马军和“特种兵”，南方大的卫还会有专职的水军千户所。这种“小而全”的配置有利于演练不同兵种间的配合，应付辖区附近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但在战役及以上级别的战事中，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编组。所以，保持原有建制不变，整体参战的概率非常小。不排除在明朝建国前后就存在类似于“营”的作战单元，只不过现有研究还没有能揭示这一点。张金奎提出是否宋、元史方面的研究者能不能提供一些启发。随即刘晓从元史角度给予了回应。他指出：元朝也是这样从万户府抽调兵员重新组织战斗单位 将领为总兵官。有的万户府才出一个百户，相当于一个连。打完仗后返回老翼，重归建制。万户府全称是“管军万户府”，不是作战单位，只管理军人和训练。罗玮也指出元代实际参战的单位多以“行军千户”等为名。虽然限于时间，这一讨论没有继续下去，但已给人很多启发。
《出警入跸图》中的锦衣卫
整个会议持续约三个半小时，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深刻的讨论交流，真正实现了宋元明清军事史的跨朝代交流。参会听众也纷纷表示会议精彩，知识量很大，高潮迭出。总之，与会学者的认真报告与热切讨论令人日益感到在跨朝代的广阔关注下，中国军事史研究可以从刻板走向生动，从表层走向深刻，方能破除狭隘视野造成的局限性，从军事史角度理清中国古代历史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