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贡赐贸易”是中朝宗藩关系的核心内容。朝鲜使臣赴明朝贡，除完成贡献方物、请封获赏等政治任务外，一路的交通食宿、人情礼赠、贸易货物等经济活动也是使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控制辽东地区以后，辽东成为中朝贡道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须在此获得通关勘合及行程所需物资。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花销占其盘缠大半。本文通过介绍朝鲜使臣的盘缠组成，分析其在辽东地区的支出途径，探究明代辽东地区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明代；朝鲜使臣；辽东地区；盘缠开支
一、明代辽东贡路
明朝对外交往政策主要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朝贡”和“特赐”为主要方式维系与东亚诸国的友好关系。其中，中朝之间贡使往来尤频。洪武元年，朱元璋诏谕高丽：往昔“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①。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并赐玺书及纱罗等物。高丽国王随即称臣入贡，“输诚数年”②。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李氏朝鲜建立，朝鲜侍明“至诚无二”，坚定执行“以小
事大，保国之道”③。此后二百多年间，明廷依据洪武年间确定的“不宝远物”“不劳夷民”“薄来厚往”的外交原则，与朝鲜保持着紧密的宗藩关系。《明会典·朝贡·朝鲜国》载：“永乐初，赐印诰。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五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皆遣使奉表朝贺，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④
李氏朝鲜建立之前，高丽使臣赴明多走海路。前期路线为礼成江—乔洞岛—慈恩岛—太仓—金陵。洪武四年（１３７１）明军占领辽南地区后，高丽申请经辽东驿路，从旅顺口至登州进入中原驿站系统入京⑤。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十一月，高丽咨中书省曰：“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①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孙内侍自缢事件”“纳哈出劫掠牛庄”等事件发生后，明廷疑虑高丽亲辅北元，双方关系蒙上阴影。明廷仍让高丽使臣从海道入京。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七月，李成桂建立“朝鲜”国②，中朝宗藩关系从此进入稳定发展时期。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正月，朱棣正式迁都北京③。此后至明末，通过辽东陆路往来中朝之间的使臣远超前代。中朝贡道由鸭绿江经辽阳、广宁，过山海关，达京师。朝鲜使臣遇圣节、正旦，或陈奏事项入京，一行人包括轮值各曹参判或判书一员领书状官、养马通事等三十员，携带表文及方物先至辽东地区连山关，再转报辽东都司等候陪臣。使臣至辽东都司“投印信咨文，行跪拜礼。择日设宴，在都司大厅望阙叩头。公宴毕，本司备云来咨关文数目、缘由、行本镇合于衙门给予批呈。差千百户一员伴送入京，及回仍照前例公宴，听其自归本国”④。永乐五年（１４０７）九月，朝鲜世子入京朝觐，明廷诏谕辽东都司：“朝见之行如有未备事件，应办护送。”永乐元年（１４０３）九月，朝鲜遣典医少监张有信押马２８匹以补辽东都司退回的数额。永乐二年（１４０４）二月，明廷诏谕朝鲜：“朝鲜国与辽东接境，多产牛只。”“辽东少些用牛”“著他（朝鲜国）选堪用的牛一万只，送付辽东都司”，朝廷给价。“著辽东都司于镇辽千户所立市，若那里人（朝鲜）要将货物来做买卖的，听从其便。”⑤可见，因辽东地接朝鲜半岛，是勘验朝鲜使臣身份、方物贡品的重要关口，亦是中朝货物集中交易的市贸之地。下面将以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盘缠开支为线索，介绍其赴明具体经济活动。
二、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盘缠开支
《明实录》中的“盘缠”多用于指代军士出征或漕粮、税银押解官员等差旅费用。如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二月，山东巡抚奏报钞关商税数目时，出现“以十二两作公费，系解监置买孝顺方物之用，其余七钱五分四厘系倾销大耗及解官盘缠鞘木等用”⑥。朝鲜史料中“盘缠”亦指差旅费用。如至元十年（１２７３），高丽国王以“国衔表笺状等，盘缠什物委予”李承休，入元朝贺⑦。永乐五年（１４０７），朝鲜世子李禔入京朝贡，一行人“路次盘缠，苧麻布六百匹”⑧。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朝鲜使臣距启程日期“只隔二十余日，行李装束，惟恃例盘缠而已”⑨。
（一）盘缠组成及来源
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十一月，朝鲜定封裹献方物之法。“封裹之时，议政府政丞、承枢府判事、司宪府大司宪、代言司知申事一同考察，以为恒式。”永乐三年（１４０５）二月，朝鲜“立入朝使臣驮载之法”“使臣每一驮不过百斤”瑏瑠。朝鲜使臣赴明携带的物品主要有：出使表笺、贡献方物、路程盘缠以及个人挟带的私物。《明会典》载朝鲜贡物常例有：“金银器皿、螺钿梳函、白绵绸、各色苧布、龙文帘席、各色细花席、豹皮、獭皮、黄毛笔、白绵纸、人参，以及种马每三年五十匹。”使臣所带盘缠及私物与朝贡方物的品类大体相同，更多的是日用手工品及土产食品，如人参、布绸、纸张、砚面、毛笔、油墨、席子、扇子、铁柄刀、骨柄刀、弓子、白米、大口鱼、海参、鳆鱼、带鱼、肉干等。盘缠所含内容因出使时期和任务不同而有所差别。明朝规定，各驿站负责来使食宿及马匹交通。加之，明初辽东吏治清明，朝鲜使臣盘缠支出较少。同时期，东八站至辽西地区驿站较少，朝鲜使臣须自理食宿，其盘缠多为米粮、寝具等实物。明代中后期，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朝鲜使臣盘缠除土产外，银钱是必要组成部分。如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十二月，朝鲜使臣以盘缠中的“银两及棉绸、米袋”付都司求请之物。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朝鲜贺冬至使团一行“盘缠别人情数”银两一百九十九两四钱二分，以及其他人情方物。此次，崔哯一行“盘缠中有人参３０斤”。当时，３０斤人参折合银为２１０两，“督征一百三十两，乃后参（进献余参）十八斤七两价也。其余人参十一斤九两价折银八十两，未得”。“后请以平安府道贡绸或义州收税银贸参送事也”①。这种朝鲜银折参，辽东参折银的现象常出现在明代后期的史料中。朝鲜拨给使臣盘缠虽以参计，实则与银两类似，均为通用的货币交换媒介。朝鲜“银”为国家禁物，又“不可禁其路费，故似若不知者，然真所谓掩耳偷铃也”。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年，朝鲜使臣记述贺千秋、圣节等赴京，“及都司、镇抚等处”例给银８０两，令给银１５０两②。
弄清朝鲜使臣的盘缠来源，首先得从朝鲜使臣朝贡的性质入手。使臣，通常指奉君命出使的人。《诗经·小雅》言：“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唐国使补》载：“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③如开篇所述，朝鲜使臣是奉君命执行出使任务的政府官员，所以其盘缠属于政府公费开支，应由国家拨给。朝鲜使臣出使贡物及盘缠事项主要由户曹承办。户曹筹办盘缠方物的主要渠道为朝鲜各郡邑赋役。郡邑收缴方物不足额时，需用其他货物贸易交换获得贡品。人参、席子为朝鲜常贡物品，也是使臣盘缠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朝鲜流通领域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实物货币以布、米为主。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朝鲜通以“五综布为货”。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朝鲜“一斤之价，步兵木三十匹”。此时“郡邑得办三十匹亦难，况三倍其数”④。因为货物价格没有固定银钱作为衡量，有的郡邑一斤人参不值三十匹步兵木布。明后期，赴明贡品已成为朝鲜人民的重要赋役负担。无论是席，还是参，抑或是其他方物，均是先通过赋役的方式上交户曹。再由户曹分派给使臣。盘缠具体数量，因出使人数及所承事轻重，酌情加减。壬辰战争后，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十一月，朝鲜遣使谢恩并奏请“讨倭官巡海伐谋事”。使臣奏请朝鲜国王“自法外”酌加盘缠，“请该曹各别题给”。具体数额，“依近例”加给。盘缠除由国家下发外，朝鲜境内沿途负责接待的官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赠予也是使臣盘缠的重要来源之一。这项经费原是官员人情馈赠，后期则变成接待使臣部门被迫支出的灰色摊派。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七月，任权为冬至使赴明，出发前参赞苏世让来见，“以方物砚、扇等愿付龚华”。万历三十一（１６０３）十一月，使臣朴而章等行至平山，“府使康复诚叙别既给路费，更以一端绸相赠，曰：‘赴京之行，无不恳请路费，惟公无一言相末，故以此表吾情’”。此行，备边司请使臣贸易焰硝等物，费用均在使臣盘缠之内，盘缠数额势必要高于他时。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崔哯一行回国时行至玉田县，用所于盘缠“贸弓角六百片”⑤。国家拨发与同僚赠予的盘缠多用于公务开支。此外，朝鲜使臣个人亦根据需要携带数额不等的盘缠行李。永乐三年（１４０５）朝鲜订立的赴明使臣驮载之法，清晰地说明朝鲜使臣不但自带盘缠土产，且数量不下百斤。
（二）盘缠开支
根据盘缠的组成及来源，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的开支项目主要有：用于贸易国家所需物资、旅程间的食宿交通、打理辽东各级官吏的公事人情以及使臣个人的消费杂项。朝鲜使臣用于贸易国家所需物资的史料在《李朝实录》《明实录》中记载较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同时，大宗中朝贸易多发生在入山海关进京期间，所以本文仅介绍余下各项开支。
１．食宿交通
“食宿交通”是朝鲜使臣盘缠中的必要开支项目。明代，“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朝鲜使臣赴明食宿原则上由沿途驿站提供。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天下水马驿、递运所，专一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送军需等项。”①使臣入宿驿站，饭食、马匹草料、驮载车辆在额定范围内由明廷提供。《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续集》中很多关于辽阳、广宁驿馆中有都司、总兵遣人送下程的记录（食物给养），一般包括米、面、蔬菜、鸡、猪、酒、瓜果等。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６９），权近一行人过甜水站，“有百户王礼设酒”②。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使臣申从濩到广宁作诗云：“远人跋涉投驿传，地主殷勤送饩牵。”意为使臣投宿驿站，馆主热情提供食物及饲料。同年，使臣洪贵达记述到鞍山驿进行换马③。辽东地区驿站迎来送往，是接待朝鲜使臣的重要部分。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朝鲜使臣行至辽东连山关，有诗云：“传命相连促置邮，晨昏呼唤极啾啾。送迎役剧休眠食，输载功多毙马牛。”朝鲜使臣亦载，明朝堪称礼仪上国，“自昔优馆带”④。
朝鲜使臣经辽东地区，入宿野外或民家，食物、交通工具则须用盘缠购买。建文二年（１４００），李詹一行使团过鸭绿江，三日后“野宿松站”。到连山关始见“古城围长栅”⑤。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任权等使臣到永平府，“出城外，路中给扇买鱼，味甚新鲜”。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使臣车马至西宁，用“把扇”贸易得些许草料，用两筒扇把贸易得一束柴草⑥。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年，朝鲜使臣盛寿益在《柳田村》一诗中描写了用盘缠贸易食宿物资的细节。“多少雇钱求塌堗，高价柴价事炊烹。橐囊渐罄忧行李，辗转通宵小烛明。”⑦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崔哯等朝鲜使臣“盘缠别人情数”共计三百一十两四钱二分。其中户曹出“正木五百匹，贸银一百二十两”，用于“一行路费，分给两厨房，骑骡亦以此贸得。”“开城府后参价银一百三十两，义州贸银五十两二钱二分，户曹棉绸三十二匹贸银十九两二钱”“共一百九十九两四钱二分”“此乃别盘缠、方物、雇骡价、广宁事情闻见事也。”“自发辽东之后宿处，皆给主人房价及薪水之费，两使厨房一日五六钱，通计至玉河馆所费银二十两”。朝鲜使臣出使，虽未详细记录食宿的具体开支，但除入宿驿站外，费用自理情况是存在的。因朝鲜使臣赴明携带大量方物及随行人员，骡、马、车等交通工具超出驿馆供应能力，所以雇骡开支是整个出使期间的必要支出。尤其是明代后期，载驮马骡成为重要军需物资，民间罕用马，雇骡、驴价格随之高抬。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崔哯使团行至沙河堡，“两使驾骡四匹，书状及副使子弟骑骡两匹。驾骡四匹限北京给银二十两，骑骡四匹限山海关给银六两”。至广宁，“雇骡载方物十三驮，厨房四驮，两使寝笼四驮，书状寝笼三驮，并二十二驮，给银三十九两六钱”。次日，大风，朝贺节日期限将近，“又雇骡十三驮载方物，臣等以盘费雇骡并载寝具、厨供，弃车辆而行”⑧。
２．人情征索
“人情”包涵多种含义，如“人之常情”“人心、民情”“交情、情面”“应酬”“馈赠、礼物”等⑨。本文取“馈赠、礼物”及“应酬”之意。明代中期以后，“人情”花费占朝鲜使臣赴明盘缠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后期，出使期间的人情礼物已成为辽东途中各个关节的征索常项。朝鲜使臣赴明途中，“人情”多意为“礼物”。因明朝官员或百姓的友好款待，朝鲜使臣处于“礼尚往来”的礼仪要求而回以谢礼。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任权等使臣“踰双岭”“指挥遣人馈物如前，答礼亦同”。至辽东，“使臣送人情于掌印大人陈善家，大人请砚面及笔墨”。次日，“二大人陈善送下程”，还人情。“出山海关西行，行一里许宿迁安驿。分送人情于两处主事，又遣人致书册、砚墨及香封。指挥亦送人情，馈下程”。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朝鲜使臣行至薛里站（东八站之一），“守堡官康朝周来见，以二鸡为赉，致扇两把笼而谢”。到瓮牛川，有三人带来“四只鸡、一方猪肉、一榼面食”等礼物。使臣因“无端而馈不可从受，只留鸡二只以答其意，送二斗米以酬其礼”。至西宁堡，“堡主李成栋来见行茶，且致下程。”使臣以“两色扇把料两笼答之”①。
明代中期，“人情”逐渐过渡到“征索”。明初，即使明廷出访朝鲜的内侍宦官也轻易不受“人情礼物”。洪武二年五月（１３６９），契斯受命赐玺书于高丽王。回还时高丽“王馈鞍马、衣服，不受。宰枢赠人参、药物，亦不受。王命文臣赋诗以赠”②。明初朝鲜使臣送给辽东官吏的“人情”是明廷先礼遇朝鲜使臣，使臣送礼物聊表远客敬意的表现。明代中后期，朝鲜使臣到各站、堡、城等处，涉及护送、勘验、发车等事项得事先送人情于主管官吏处。此时，人情礼物尚在使臣盘缠开支承受范围内。《燕行录全集》中朝鲜使臣送辽东官吏礼物，以“人情”字样出现始于嘉靖八年（１５２９）③，而后频繁出现。可以推测，“送人情礼物”作为赴明使行中普遍现象出现是在明代中后期。明代中后期，辽东官吏多利用自己的职位主动索求“人情”。如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朝鲜使臣“送礼物于沿江台堡提调官”。至辽东，“送礼物于都司三大人及总兵家”“镇抚辈嫌押马官不优给人情，不放出贡马，复行赂，而发”。至沙岭，馆舍因迎接御史，“托宿于馆铺的人家。堡主吕儒送下程，以扇把料谢之，则却不受。或云嫌其小而却之。然人心不同，关外之人虽无廉耻，某中岂无一人之稍知廉耻者哉”。至广宁，“令通事送呈礼物于总兵等处”。中军指挥求砚面、米袋，游击将军求弓子。朝鲜使臣“送回礼于都御史则不受，亦备文房之物送礼则亦不受。只令下人持物换米袋、砚面，余等亦令下人随有无许换”④。
明代后期，“人情”已成为朝鲜使臣盘缠的必要组成部分，且数额巨大。辽东地区负责接待使臣、勘验贡物、发放车马、驿站馆夫等已将“人情”当成合理的收入，甚至是谋利的重要途径。同时，朝鲜使臣亦通过“人情”来实现其赴明的政治、经济目的。所以，“人情”在明代中后期逐渐由“灰色支出”转变成朝鲜使臣出使的盘缠“支出常项”。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辽东镇抚“所求人参八斤，白米十袋，绵绸八匹，弓子六丁，花席五叶，白纸二百张，油芚六块，笔三十支，墨三十丁等物”。朝鲜使臣以“盘缠银子及棉绸、米袋准计都司求请之物。”“又以银子多行镇抚人情”⑤。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朝鲜使臣请赐盘缠时，“人情之用”不能节省，“终至于渎（办不成）事，其罪尤重”。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朝鲜使臣到辽阳，“给镇抚五人绸匹、米袋及各样土产，镇抚不受，责以折银；都司亦无打发之意”。怀远馆内“折以银、参，如是者一日数次，行橐将近”⑥。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辽东都司、镇抚等处“人情”已成常规（例８０两），实收２３０两⑦。
此外，杂项消费也是朝鲜使臣盘缠开支项目之一，但属于个人消费。与前文“人情征索”不同，送辽东学子、孩童、旧友等人情礼物是个人联系情感的行为。此外，使臣盘缠还用于娱乐、收藏等个人兴趣的消费支出。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任权等使臣宿于公乐驿人家。“该家主崔铺有二女，年可十五、六岁。”二女披彩衣骑大马，于马上起舞，千变万化，观者四堵，争相投钱……使臣一行“皆停车分给扇柄”。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朝鲜使臣留于抚宁。“有一汉持画轴来卖”，曰宋徽宗之画。使臣柳中郢“选砚台二面”与“弓子一丁”买下，并将所买画轴“寄置”在七家岭刘姓人家⑧。
三、使臣盘缠开支视角下的辽东社会
明代，辽东地区的中朝贡路主要分三个区域，即鸭绿江至辽阳间的东八站段、辽阳至牛庄的辽南平原段、过三岔河至山海关的辽西段。通过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盘缠支出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区域不同的社会生活状态。
（一）明代辽东地区民众生活状况
从鸭绿江到辽阳期间的东八站为元时所设，从东向西依次经过：东昌站（丹东九连城村）、汤站（凤城汤站镇）、开州站（凤城）、斜烈站（凤城雪里镇）、龙凤站（本溪通远镇）、速度山站（本溪连山关镇）、甜水站（辽阳甜水乡）、头馆站（辽阳东南汤河沿）①。明代前期，该地区为瓯脱地带，辽东与朝鲜之间没有驿站。途径鸭绿江至连山关间，朝鲜使臣多入宿野外或民家，食物、交通工具须自理。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６９），权近一行人宿连山站北，“始有把截军及女真人家”②。建文二年（１４００），李詹使团过鸭绿江，三日后“野宿松站”。其在《题连山站》的诗文中记述了东八站途中食宿自理的状态。即“关山成地轴，桃李怯春寒。不受私交带，谁供旅盘缠”③。明代中期以后，因女真族南下及流民涌入，东八站地区得到开发，递站功能已经恢复。但因地势险峻，山岭河川较多，该段路程仍须入宿野外。明宪宗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申从濩在《辛丑观光录》中有“宿青石岭”“途中草宿”等记述。明代中后期，此段贡路因女真时常劫掠，当地人民生活动荡不安。《通远堡途中记事》记述，女真时有劫掠，东八站地区相对辽阳、海州一带略显萧条，即“中原草草无中荣，胡虏频年入汉关。千里荆榛人不见，斜阳淡淡水潺潺”。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朝鲜使臣见“汤站城多有颓圮不修之处，人家残破”。至宿连山关把截所后溪边人家，“今年五月，被鞑贼来抢牛马，家产尽见抢去，只有空家，幸免焚荡。”“自通远铺至高领，居民（房屋）皆盖以草……必是草河之路接近叆阳，连被鞑贼之抢，民无奠居之乐而然也”④。
辽阳至牛庄段有辽阳怀远馆、鞍山驿站、海州在城驿等站，途间亦有八里铺、首山铺、沙河铺、长甸铺、土河铺、甘泉铺等。大的驿站相隔约五六十里，朝发夕至。辽阳、海州等地，“地势平夷，民物殷盛，畜产则多。畜羊、驴、鸡、豚以资生产，土宜黍、稷、糖、粟”。出辽阳驿馆，沿途“田园广狭如平局，闾舍纵横似列星”⑤。朝鲜使臣诗中描绘，“雄关抱北壮金城”“三万里田民乐耕”“民物殷盛，行商凑集，以与贩
为事。”⑥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朝鲜使臣盛寿益在《西关城》中有“觅火借家逢主怒，持钱易米遇人难”的诗句，说明银钱货币在辽阳地区普遍流通。所以，此段路程中馆驿物资充足，各种商贩多在该地与朝鲜使臣贸易。过牛庄，渡三岔河后，经西宁堡、高平驿、盘山驿、广宁、大小凌河、杏山、前屯卫等站所达山海关。洪武、永乐时期，该地区居民生活较为安定外。如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朝鲜使臣张自忠在《宿七家岭》诗中云：“连强百屋富桑麻，此地缘何号七家。知是命名时代异，太平今日四民多。”但是，有明一代，辽西地区社会环境整体较为恶劣。胡虏抢掠经常发生，且该地旱涝不定，土地贫瘠，当地民众生活穷困。明宪宗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使臣记述“近日靼贼踰长城，入宁远卫北鄙劫掠而去”。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朝鲜使臣张自忠返程过十三山驿，诗中云：“发京十三日，到此十三山。驿吏频迎送，边人数往还。若要优己上，终必乏民间。为报经过客，盘食出苦难。”永乐时期，七家岭人民生活安定。明宪宗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使臣入住盘山驿记述：“古驿萧然只土床，寒食虚幌障微凉。”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十月初一日，使臣车马到至西宁，记述“西宁则秋涝之余，野无所收，城中无一束之草，把扇所易不盈一握，许多马匹只吃芦根，而过夜此中艰苦何可胜言。”次日，“柴草皆尤窘，两筒扇把仅易一束”。使臣从盘山向广宁进发，“道边有残垒，问之则二十里铺。又行十余里亦有残垒，又问之则曰上十里铺。闾阎只存旧基，而无一家”。闻得为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间鞑贼数至，“尽行杀掠，又值凶欠，未能还集云”。至宁远卫连山驿，鞑贼过后，“人民凋敝，虽不如小凌河之甚，而破瓦颓垣满目”①。
（二）明代辽东地区的吏治
明代前期，辽东构建起都司管理体系，下设卫、所戍守地方。辽东都司是辽东最高军政机构，驻地在辽阳城。辽东地处边疆，军事冲突不断，明廷时常派遣将领执行军事任务，后逐渐形成独立于卫所体系之外的总兵体系。辽东总兵的驻地在广宁城。这两巨镇均为朝鲜使臣必经之地，且辽东都司掌管泮送、译官、卫所驿馆等外夷接待事务，总兵体系下的游击将军、备卫指挥等掌管各地军马、车辆，两地均为朝鲜使臣出使顺利与否的关键环节。
明前期，辽东防御体系初建，明廷高度关注辽东动静。辽东官员基本上能谨守职责。建文二年（１４００），李詹在《投辽东大人诗并序》中记述：“时蒙大人馆待优厚，因留数日。得见道德之盛，功绩之大，不胜敬慕。”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朝鲜使臣张自忠有诗《宿连山关》载：“水曲山回草树深，客投空馆日初沉。抱关礼拜始相识，欲话由来却异音。”边关居民生活安稳，“鸡鸭相杂处，犬豕或同屯。边鄙虽云陋，中华礼式存。”《宿广宁驿》诗中载：“盘山西接广宁东，万叠无闾一望中。客至小童迎馆驿，莫言千里不通风。”②明初，社会物资匮乏，从帝王到官员皆勤政治国，所以朝鲜使臣盘缠支出多为礼貌式的小礼物。到了明代中期，中朝社会趋于稳定，生产、生活物资富足，国家间的贡使往来频繁，期间经济交易随之增多。同时，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辽东官吏征索之风渐开。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使臣行之海州卫，冬至使通事闽邑及申世俊于路上将“辽东不给军马”事告之辽东都司掌印大人曹勳。后掌印大人做出解释：“辽东军马此前太减，延边鞑子连有消息，曾留手下三分之二于凤凰城以备，东边又有开元等处报，故今征还矣。”手下若有军兵，即刻派发。说明当时征索行为虽然存在，但事发后朝鲜使臣可向上级投诉，主管机构给予受贿官吏一定惩处，征索还没成为“定例”“成规”。朝鲜使臣行至牛家庄，守堡郝世臣贪猾，求“以白扇三把、油扇十把、雨笼三事、理中元一封。”“别求弓子，亦给一张，尤不满意，故意不给车辆”。使臣行至沙岭至盘山途中，遇御史迎接队伍。“御史停轿细问一路不给粮草之处，又问虚敛之物，即着行中二把总军马三百骑、马三十一匹使之落后护去行。”巡按御史严厉地处理了牛庄守堡，“令所受物件差人送还”。至沙岭，馆舍因迎接御史，“托宿于馆铺的人家。堡主吕儒送下程，以扇把料谢之，则却不受。或云嫌其小而却之。然人心不同，关外之人虽无廉耻，某中岂无一人之稍只廉耻者哉。”“无廉耻”的内容指代什么？ 我们可以从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朴而章的记述中窥得一二。即表现为“风俗菲薄”“不尚文教”“吏胥之辈狂悍”。辽东官吏“闻我国使臣入馆则若得奇获，十百为群来侵，译官必索银、参等物”③。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朝鲜使臣称“关外之人无廉耻”。
明代后期，朝鲜使臣对辽东官吏风气日下做出感叹，“皇朝眷我邦”，昔日优于“馆待”，而今“人心日薄”，实存“空名”“不以忠信交，动则求货贿”。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辽东镇抚等列出名单公开求取物件。朝鲜使臣开始没有应求，滞留三日，“顿无出马之意”。朝鲜使臣将都司所求物品“开录一纸”示于镇抚，给镇抚人情银子。镇抚领朝鲜通事按“录中物件”输入都司私宅，都司“出给马牌”。征索双方已形成一套办事流程，可见辽东吏治已败坏到贿赂公行的程度。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朝鲜使臣还未出发便开始担心辽东送“人情”的花销。“辽东都司征索之弊日以益甚，自此入归者皆被其扰云。”当到达中江（鸭绿江中段）时，“江上委官等凡遇使臣之行，征索礼物，故在义州时已送土产”①。薛经历因少，不接受。渡江前使臣再次加送，“然后乃受”。渡江当日“又索人情，其贪饕无耻”。行至辽东，朝鲜使臣评价辽东官吏，“虽贡献之重，略不以为意，唯以阻挡要利为得计。”“赠贿已成谬规，非但下吏为，然衙门征索之物满纸书。下（使臣）若不满其欲，则牢絷（拘执）使臣久不打发，至于节日迫头尽输行橐，然后发车辆。”到辽阳，辽东都司诸官员不受土产，须“折银”，使臣“行橐将近”。感叹：征索之弊“规例”已成数年，但“今天甚于前年，今行倍于前行”②。当然，各个时期吏治风气只是种趋势和氛围，无法定量分析，对某一时期的官员的品行亦不应一概而论。即使在明前期，仍有收礼、盘剥之徒，如永乐四年（１４０６）七月，明朝内史黄俨、韩贴木儿杨宁、奇原至朝鲜，“每至馆舍，旧厅事隘陋，令别构新厅于馆左，极其宏敞。所过要索物货，无所不至”③。明后期，辽东也有不取军民一分钱财的廉官，如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使臣行至杏山堡，所记刘备卫最得军民心，自然未受使臣之“人情”。
简言之，明代朝鲜使臣于辽东地区的盘缠支出情况反映出明代朝鲜赴明朝贡，既是明朝与朝鲜维系友好国家关系的方式，又是国家间货物交易的经济手段。明代中期以后，辽东征索朝鲜使臣的情况增多，且逐渐公开化，一方面是由于明朝吏治的整体下滑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中朝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该时期，中朝社会稳定，民众安于生计，各种物资随之增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物资交换是社会发展大的趋势。而中朝政治及经济制度变化不大，一依祖制。明廷严格控制火药、兵器、食盐、药品等物资外流，而朝鲜亦严格禁止赴明人员使用银钱进行贸易，后来演变为禁止使臣赴明进行贸易。双方均严厉控制民间贸易。中朝间很多经济行为与两国律法不符，但合乎中朝间物资流动的需要。所以，中朝双方对违规贸易活动采取默许的态度。在征索事件中，抛开其中辽东官吏的贪墨行为，我们清晰地看到中朝商品交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原文参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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