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与日本、高丽皆无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从唐末开始在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只保持贸易上的往来。而高丽只在宋朝初期向宋朝奉正朔之外，也一直与宋朝只保持商贸关系。此时的东亚海域成了宋商贸易和政治的国际舞台，宋商因其国际视野和社交才能深受东亚各国欢迎，有的被请入籍有的主动选择入籍日本和高丽，成为所谓的“归化宋商”。日本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父母一方为日本人，或因是在日宋商的后裔，或因需要回避日本对宋商的严格禁令而归化。高丽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宋商的特殊作用和才能而受高丽器重，高丽国王甚至不惜上表宋朝请求宋商留下并令其归化。 宋朝时期，东亚海域的宋日丽三国彼此并无实质的外交关系。但在十一世纪的八十年代左右的时间里，三国同时利用宋商携带国书作为国使进行实质性的准外交活动。有趣的是，此时穿梭于东亚海域的宋商有的竟然是“归化宋商”。有关东亚海域的宋商的相关研究，中外学者不乏力作。笔者拟用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高丽史》和《宋史》等三国史料进行进一步探讨，敬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古代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大多依仗朝贡制度来维持。不过唐代之后，宋朝则无法继续延续这一对外态势，由于受到北方的辽、金的威胁，所以在对东亚关系上，其政策捉襟见肘。宋朝、日本和高丽国家之间，相对于政府之间的往来，则以宋商贸易为主的民间关系为主。在日本，公元八九四年，以唐朝衰微和航海危险为由，中止了持续两个世纪的“遣唐使”，另外，日本还在延喜年间（九〇一～九二三）颁布了包括严禁官员、国民出海的“渡海制”，禁止民众私自购买唐货的 “禁购令” 以及禁止宋商连续两年来日的“年纪制”等一系列针对唐朝的禁令，日本陷入“锁国”的状态。而这些禁令则对以后的宋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在高丽，由于辽对高丽发动了十年战争（公元一〇〇九〜一〇一九年），后来两国当事国君辽皇帝耶律宗真（兴宗），高丽国王王钦（德宗）相继去世，辽丽关系比较微妙。高丽新即位的文宗，于公元一〇三六年派使者抵宋，旨在改善两国关系缓解来自契丹的压力。宋朝神宗也迅速抓住这难得的历史瞬间，利用宋商大力民间贸易往来，从此，宋商开始频繁来往于宋丽之间。
在宋朝，宋神宗于公元一〇七八年（元丰元年，日承历二年），借日本僧仲回搭乘宋商孙忠商船回国之机，并以收到“太宰府国牒”为由，让孙忠携带明州牒及回赐礼物回访日本。从此东亚出现了这种“无外交、有政府往来”的独特“准外交关系”现象。而日本面对突如其来的宋朝国牒不知所措“人以成狐疑”并对宋朝国牒置之不理。宋神宗分别向处于外交空白的高丽和日本派遣宋商开展准外交，以构建睦邻友好。但结果则截然不同，赴日本的宋商国使杳无音信，而在高丽的宋商则受到热情接待，并由此带动两国的政治外交互动。公元一〇七八年，高丽国王对宋朝使者安焘上表：“臣年衰所自，风痹忽婴，当国医寡术而功迟，药不灵而力薄。伏望听卑在念，拯弱推仁。选周室之十全，就加诊视；分神农之百品，许及饵尝。所敷悃悰，恭俟兪允。” 高丽国王因患风疾病，而本国医术不高明，且疗效低，请求宋朝派遣医生并赠送药材“自陈风痹，请医官药材。”应高丽国王的请求，宋神宗立刻派遣一个由翰林院医官组成的八十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一百多种名贵中药赴高丽“宋遣王舜封、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八十八人来。同时还于公元一〇八〇年再派遣医官过去“宋遣医官马世安来。” 以致高丽“王及国人欣庆，曰：‘时与宋绝久，不见中华使久矣。’”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高丽并未奉宋朝正朔，两国并无外交关系。有趣的是，高丽国王在向宋请求治疗风疾的医师和药材同时，还利用一位“日本商人”回国之际，让其作为高丽使者，携带礼宾牒赴日本，据日本史料《朝野群载》记载：“高丽国礼宝省牒，大日本国大宰府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故乡，因便通牒，及于王则贞处，说示风疾缘由，请彼处，还择上等医人，于来年早春，发送到来，理疗风疾，若见功效，定不轻酬者谨牒。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 。”高丽礼宾省牒与高丽给宋朝的上表内容相同，希望日本能在明年春天派来治疗风疾的医生，并许诺一旦有效，定当重谢。这位所谓“日本商人”叫王则贞，有关他的情况，在《高丽史》中也有记载：“东南海都部署奏：‘日本国人王泽贞、松永年等四十二人来，请进螺钿鞍桥、刀、镜匣、砚箱、栉书案、书屏、香炉、弓箭、水银、螺甲等物。’” 这里《高丽史》提及的“日本国人王泽贞”应该和日本史料中出现的日本“商客王则贞”为同一人。由于发生的时间和历史事件都十分吻合，而名字中的“泽”和“则”，汉语的发音也完全相同，或许被两个国家的史官被误写而成。至于究竟是叫“王泽贞”还是“王则贞”还有待考证。不过日本史料在记载宋商时，常会把宋商名字搞错。但可以确认，这位王则贞或王泽贞，曾公元一〇七三年（宋熙宁六；日延久五）来高丽经商，五年后的今天则作为高丽国使携带礼宾省牒返回日本。众所周知，日本姓氏里并无“王”姓，由此可以推测，王则贞应该是位在日宋商，或是在日宋商的后代。此前虽有宋僧或元僧入日本籍方面的记载，但有关宋商入籍日本的还鲜有见到。不过，王则贞（或王泽贞）既然同时出现在日本与高丽的史料中，而且其国籍称谓彼此不相同，其身份大概可推测为“归化宋商”。 关于商人归化日本籍，最早则见于日本史料《三代实录》。公元八七四年，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抵达日本，请求归化并得到批准“贞观十六年七月十八日甲辰、大宰府言、大唐商人崔岌等卅六人，驾船一艘，六月三日著肥前国松浦郡岸。是日，勅，冝准归化例，安置供给。”两年之后，公元八七六年，唐商杨清等三十一人，乘船抵达日本，请求归化，也得到批准“贞观十八年八月三日丁未，大宰府言，去七月十四日，大唐商人杨清卅一人，驾一隻船，著荒津岸。勅，冝准归化例，安置供给。”可见商人归化日本自唐朝就有之。之所以会出现众多唐商，离开故国归化日本，大概由于唐朝还处于“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年）之后的国家震荡吧。
有宋一代，宋商频繁来往于宋、日、丽之间，熟悉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并与所在国家上层多有交往。宋商归化日本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据《高丽史》记载，一一四七年（宋绍兴十七；日久安三）“日本都纲黃文仲等二十一人来。”这里的所谓日本都纲黄文仲可能也与王泽贞一样，也是位宋商的后代。或许更有可能是长期滞留在日本的“归化宋商”。
公元一〇〇五年七月，宋商上官用铦赴日经商，经过调查，日本发现其违反了“年纪制”，因为他继去年来日之后，今年又来了。日本“年纪制”规定宋商最低来日年限为两年以上，但事实上宋商们不太会严格遵守这项禁令，经常会以被风浪漂流过来为借口，或修改自己名字等方法过来。上官用铦违反了“年纪制”，于是就试图以归化日本为由留下，但被日方拒绝并对他下达了“回却令”予以遣返“大宰府言上大宋国福州商客上官用铦来朝事，用铦去年回却之后，不经几程重以参来，虽陈归化之由，于安置可无据，任旧制符之旨，可回却之。” 由于受“年纪制”限制，宋商如想长期在日本经商，有时采取修改自己名字等方法，来回避“年纪制”，而选择归化日本，也不失为一个捷径。换言之，宋商之所以归化日本，其实不过是逃避“年纪制”处罚的权宜之计。宋商上官用铦归化日本只是为逃避“年纪制”，所以很难达到目的。但宋商如果具有日本血统，那么比较容易了。公元一〇二七年，宋商周良史来到日本，其父为宋朝人，母亲为日本当朝大臣之女。他常跟随父亲来往于宋日之间。此次他因思母心切，在宾馆致信日本当朝关白藤原赖通，并送上名贵书籍，请求入籍归化日本“客良史如上状文，是太宋之人，母则当朝臣之女也，或从父往复，虽似随阳之鸟，或思母愁绪，可谓怀土之人。”藤原赖通在其回信中，感其孝心，准其入籍归化，还随信还送上二十两砂金以表彰其孝行“今通其籍，知志之至，砂金三十两附便信送，虽颇轻尠、古人弔骏骨之意也者”。 此后周良史就与父亲一直留在日本经商，并卒于日本。 由此可见，由于日本“年纪制”限制，宋商两年之内不可连续来日，因此，如果想要长期往来日本并留经商，只能归化日本。像周良史这样因要照顾在日本的母亲，而选择归化日本的混血宋商不乏其人。章仁旭也是为母亲为日本人的混血宋商，常年来往于宋日之间，因父亲年迈，加之母亲多病，曾申请留日，但遭拒绝。此次来日后，不想再返宋“今度章仁昶者而父承辅老迈殊甚，起居不合，无心归唐，去年所罢留也，母又日本高年之老妪，夫妇共以老衰，仍为相见其存亡”。由此可知，章仁旭的父亲因年迈已身居日本，或许已是“归化宋商”，去年章仁旭申请照顾母亲而遭拒，但今年因以思念母亲为由，被日本朝廷念其孝行而没被遣返回宋“为访父母所来也，不可退却欤者”。 换言之，章仁旭既然能在违反“年纪制”的情况下留下，是否意味着已变为“归化宋商”。宋商归化，在于日本放宽或改变了之前对唐一系列禁令的做法，并颁布了旨在使宋商逐渐融入日本社会的一些措施。日本建保六（一二一八）年，政府在箱崎宫二十六町实施了“宋人御皆免田”的制度。制度免除宋商平时的年贡，取而代之的是交纳高价的唐绢“宋人御免田二十六町，所当准绢二千六百匹，町别百匹。” “宋人御皆免田”的实施，使得宋人在日本居住时耕者有其田，免去后顾之忧。在日宋商们既能居有其屋，也能开展贸易，不用再居住在由大宰府提供的宾馆，完成了由“封闭贸易”到“住番贸易”的转变，标志着宋商对日本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宋商开始全面走进日本社会，影响并融入其中，当然，也使得在日宋商的三、四代以后完全被同化。 在明末的史料《武备志》记载里，有一些关于“唐房”（唐人街：著者注）以及归化商人的一些记载：“花旭塔津为中津，地方广阔，人烟凑集，中无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长各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杀机乃厢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有一条街名曰大唐街，唐人居彼，相传今尽为倭也。” 这份史料表明：在一个叫做“花旭塔津”的地方，“花旭塔津”其实是“博多”（はかた）的发音，博多现为福冈一部分，中国商人来到日本后，都聚集到这里。另外还有个地方叫做“法哥杀机”也叫做“厢先”，是“箱崎”（はこざき）的日语发音，在博多的附近。这条“大唐街”的商人的后代慢慢被同化，成为日本人或“归化商人”。 而且高丽对宋商的作用非常看重，常利用宋商的特殊身份对宋朝和日本开展准外交，为使宋商能被高丽所用，常把宋商留下不让其回国，令其归化。据《宋史》记载：（公元一一六三年三月）“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此时宋、丽两国已有20年不通消息，高丽突然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遣使，令宋深感不安，于是宋朝下诏不许高丽使臣入朝。“今两国交兵，德荣之请，得无可疑？使其果来，犹恐不测，万一不至，贻笑远方。诏止之。” 而《宋史》中徐德荣“高丽纲首”的身份值得怀疑。而据《高丽史》记载：“（一一六三年）七月，宋都纲徐德荣等，来献孔雀及珍玩之物，德荣又以宋帝密旨，献金银合二副，盛以沉香。”徐德荣的身份在此处的记载则为“宋朝纲都”。两国文献显示徐德荣的身份分别为对方的商人纲首。另外，前者“诣明州言”，后者“以宋帝密旨”，这充分证明徐德荣虽然是商人，但还兼宋丽两国使节的身份，穿梭于宋丽之间为为两国政府传递消息。关于徐德荣的身份，已有学者考证其为宋商纲首。或许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测，徐德荣原本是位宋商，但后来变成一名“归化宋商”。 公元一〇五五年，宋商纲首黃忻因母亲年迈，向高丽国王上书请求回国尽孝“宋都纲黃忻状称“臣携儿蒲安、世安来投，而有母年八十二在本国，悲恋不已，请遣还长男蒲安供养。” 宋商黄忻携带两个儿子投奔高丽，是否可以推测，是准备永居归化高丽的。但是由于思念在宋朝的老母，就请求高丽国王带领大儿子回去尽孝。高丽国王以“越鸟巢南枝，况于人乎！许之。”准许黄忻回国。宋商黄忻回国居然要惊动高丽国王，这是否说明，当时黄忻已归化高丽，是“归化宋商”，成为“高丽纲首”，所以才请求高丽允许自己归宋。 由于人才难得，高丽有时会下令强行留宋商，不准其归宋。公元一〇五九年，宋商黄文景、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等一行要归宋。但萧宗明和江朝东等三人却被政府强行下令留下“秋八月戊辰，宋泉州商黃文景、萧宗明、医人江朝东等将还，制：“许留宗明、朝东等三人。” 究其原因，或因宋商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人才难得。据前文所述，高丽国王曾于公元一〇七八年，向宋朝和日本请求医治风疾的医官和药材。可见医生是高丽稀缺的人才。另外，在这此之前，高丽王后曾于公元九九〇年，派遣过宋商周文德和杨仁绍，作为高丽使者携带高丽国书出使日本，寻求治疗白发的医官“大宋淳化元年宋商二人来，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務州人杨仁绍。二商曰：百济国后有美姿，国主爱重，未迈壮龄，其发早白。后愁之，服灵药求法验，二事无效。王又忧之，一夕后梦，日本国胜尾寺千手大悲，灵感无比，汝其祈之。觉后，后悦甚，便向日本国，作礼祈求。”高丽王后梦到日本有能治疗白发的名医，于是就派周文德和杨仁绍到日本寻访名医治疗她白发。 高丽国王不断遣使向宋、日求医，表明医生的重要性。因此高丽不惜强留宋商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让宋商担任高丽国使，表明宋商的外交能力和多国语言能力深受高丽国王器重，高丽国王派遣宋商向宋日求医，还派遣他们向日本求佛。公元一〇九四年（宋绍圣元；日嘉保二），宋商柳裕从高丽来日，为高丽王子求佛经“嘉保二年孟冬下旬，西府即会宋人柳裕，传语高丽王子义夫，誂求极乐要书。” 派遣宋商作为国使似乎应成为东亚各国的外交常态。 另外，宋商归化日本或高丽，也导致了人才流失。依据宋朝《市舶法》舶船出海与回航手续的规定，商人出国按时归国与逾期不归是要受奖励和惩罚的“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以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执行”。即自颁发出入许可证“公凭”起，五个月之内回国的，给与抽税优惠的奖励，一年之内不优惠，一年逾期不归者，将受到市舶司的惩罚。历史上也曾有过宋商由于在日滞留数载，超过所规定时间，宋朝专门遣使日本协助寻找。宋商刘琨父子留日逾期不归，也请日方“请疾发遣，回归本州，不请留滞” 。公元一〇八一年十一月，宋朝派遣宋商国使黄政赴日，寻找滞留不归的宋商刘琨父子“有本朝商人刘琨父子□□说事端勘，或本国致迁延，久不为发遣，须至公文”。并请求日方羁押刘琨父子，并随其它宋商船遣送回国“被捉刘琨子族者，付他商客可遣返牒状欤。”后经过宋日两国协商刘琨父子被遣送回国。 不过，同样是滞留不归，高丽宋商杜道济他们就比在日宋商刘琨父子幸运。公元一一二四年，宋商柳城的四十九人赴朝，后来随船的杜道济、祝延祚却滞留不归，于是宋朝向高丽发文，请求归还或遣返归宋“宋商柳诚等四十九人来。初，明州杜道济、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国，不还，明州再移文取索。”但或因高丽爱才心切，甚至上表请求宋朝允许他们留在高丽。于是宋朝只好顺水推舟，再次派遣柳城携带明州牒，准许杜道济留在高丽“国家上表请留，至是，诚等來傅明州奉圣旨牒云：‘杜道济等许令任便居住。’”杜道济等留下后，为高丽所用，成为高丽的“归化宋商”。 高丽国王上表宋朝强留宋商和医师，足见对宋商和人才的渴望，但也并非来者不拒，任其归化。公元一〇八一年，宋人杨震随商船来高丽，请求留下，但遭到拒绝并被遣返“壬午，礼宾省奏：“宋人杨震隨商船而來，自称举子屡试不中，请依所告，遣还本国。”杨震欲留高丽的原因，竟因科举屡次不中而致，这当然不会被高丽所接受。 十~十二世纪的东亚海域可谓宋商舞台，宋商在东亚各国穿梭，其使命或贸易、或外交；其身份或为宋商，或为日本和高丽的“归化宋商”。在东亚各国彼此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和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宋商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宋商是经济和政治活动家，传递情报和涉外文书的能手。宋商也因此成为日、丽两国所重视和器重的对象，允许或请求他们入籍成为“归化宋商”已成为常态。 日本在唐末采取了一系列的旨在禁止与唐朝交流的禁令，一度对商人的归化持拒绝态度。公元八四一年，新罗商人来日，日本怕其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前来经商和归化的商人入境“承和九年八月，一日，新罗朝贡，迄於圣朝，不用旧例，常怀奸心，苞茅不贡，寄事商贾，窃国消息，新罗国人，一切禁断，不入境內。外蕃归化、专禁入境。”日本对宋商归化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其请求归化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回避旨在限制宋商来往的“年纪制”。日本心知肚明，大多予以拒绝。而高丽政府则对宋商归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不惜上表宋朝请求允许宋商归化。高丽主动地利用宋商开展准外交活动，而日本则被动地让宋商携带国书。 宋商得以归化的理由，多是以母亲为日本人且年迈需要留在日本照顾，得以留下成为“归化宋商”，其后代则渐渐被同化为日本人；有趣的是，高丽的“归化宋商”如想返回宋朝，也以宋朝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为由，才得以高丽国王批准。同样的借口，同样的效果，只是宋商流动的方向不同。由于宋日贸易规模远超宋丽贸易，宋日贸易皆为水路，而高丽贸易则主要以陆路交通为主。加上宋与辽、金的敌对关系，导致在丽宋商数量和宋丽规模少于或低于在日宋商和宋日贸易，也使得高丽对宋商的吸引力不大。 宋商以及日本、高丽的“归化宋商”是十~十二世纪东亚海域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全面参与和推动了东亚关系的发展，也是东亚历史的缔造者。（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