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0月20日太平洋论坛第2期“海洋史和当代史学思潮”，主讲嘉宾王晴佳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两位与谈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旭鹏研究员和中国海洋大学庞中英教授。
王晴佳教授
非常荣幸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太平洋论坛的邀请，与大家交流当代史学的动向，以海洋史的兴起作为一个视角来谈一谈。我在上海求学的时候汪熙先生还健在，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很多很重大的贡献，所以很荣幸在这个时刻来做一个讲座。
很早我就注意到汪熙教授的论文谈到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这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应该说是对海洋研究，或者说是对人类历史影响的意义重大的著作。我的老师——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先生在1983年就出版了《西方史学史》，当时也提到了马汉的著作。但是我今天讲的应该是跟以前的海洋的研究，或者海洋史的研究有比较大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我对当代的史学发展一直比较关心。虽然我并不是海洋史的专家，不像庞教授，但是我想从史学史的发展或者说从历史学研究的当代发展，来谈一谈海洋史的特殊地位以及研究意义。所以我讲这个题目当然也是为了配合太平洋论坛，因为太平洋的研究、太平洋史的研究应该是海洋史研究，我待会要谈到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未来的发展的领域和路径。
我先想讲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海洋史的研究。海洋史研究应该是最新的史学流派之一。我先举几个例子来讲一讲，在西方，海洋是如何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的。《美国历史评论》是1895年创刊，与中国的《历史研究》一样的，是史学界的旗帜性刊物。该杂志在2006年做了一个海洋史的论坛。可能有些听众也知道，我近年也比较注重情感史的研究，美国历史评论同样也做过情感史研究论坛，可能早了两年。海洋史论坛发表在2006年，由Karen Wigen主持，她现在斯坦福大学，原来在杜克大学，本来是研究日本史的。参与者都是几个大洋的研究的专家，有大西洋史、地中海史的研究者。然后松田（Matt K. Matsuda）在罗格斯大学，研究的是太平洋史，之后我要谈到他的专著。 那么大家看一下少了哪一个海洋？可以思考一下，少了一个就是印度洋，但我其实觉得，印度洋是海洋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领域，是一个用来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基地。
后面一个例子是2010年的美国历史年会。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并不是每年都有主题，2009年的主题是全球史学，我还参与2009年的全球史学史的讨论会。而2010年的主题就是“海洋、岛屿、大陆”，策划人之一就是松田。当时你们看看到它的主要探讨的是海洋、岛屿跟大陆，所以也并不是完全专注海洋。但是应该说在初期，让历史学家注重海洋，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海洋史作为一个学派的形成，应该是在21世纪之后的产物。 那么我稍微翻译一点他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水和我们赖以生存的陆地的概念，既要归功于历史和文化，也要归功于宇宙学和地质学，不仅航线和航行技术，而且我们对环绕地球的毗连海洋部分的名称也随时间而变化”。那么这个方面的研究我待会要谈到，其实海洋史研究我们历史学从业者来说还是有很多欠缺的，我们研究的基本上还是就是当今的海洋史，跟海洋作为一个stage（舞台），人们的一些活动和创造的文化。
接下来谈到海洋史研究的特点，海洋是跟大陆以大陆为视角的，以陆地为视角这个原则。海洋史可以帮助人们看到的动态及其“流动性”，我把它翻译成流动性，其实它英文叫circulation，就是一种循环。所以他谈到了不单是货物和思想的circulation，也谈到了这个人的circulation，从人的迁徙可以是资源，也可以是被迫的。那么迁徙比如讲就有一个例子，在太平洋史的研究中涉及到了华人劳工来旧金山淘金，参与当时的淘金热。同时当然有权力、信仰、粮食、资源和疾病的全球传播，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作者之一来过中国的，那就是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他是哈佛大学海洋史思想史的教授。也许是做思想史的关系，阿米蒂奇的表述特别生动。另外一个思想史的专家海登·怀特，我想大家肯定都知道，也是这样一个喜欢在表述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阿米蒂奇写的文章一般常有吸引眼球的题目，比如这篇题为“作为世界史的海洋史”World History as Oceanic History，副标题是“超越布罗代尔”beyong Braudel。他认为海洋史的研究是全球史或者真正世界史必须要做的研究。要超越布罗代尔，大家都知道非常难。我的观察是，当代的海洋史的研究是在扬弃布罗代尔，一方面发扬他的研究，一方面又力图超越他这样的特征。
阿米蒂奇语不惊人不休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大家或许都知道的——他曾在2014年与人一起发表了《历史学宣言》。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翻译者是我认识首师大的孙岳老师。孙在前言中也提到了《历史学宣言》的一个重要的意图，是为了说明历史学家看待历史，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观念。了解年鉴学派的都应该知道“长时段”的概念，是布罗代尔的一个有标志性的史学成就。阿米蒂奇当时在2014年主编《历史学宣言》，2017年他与人合编了《海洋史》（其内容概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可以说是对海洋史的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概括，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试图超越布罗代尔的海洋史研究。
《历史学宣言》中译本
阿米蒂奇2017年与人合编的《海洋史》
我上面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海洋史在2000年之后开始兴起，其兴起要把它放在当代史学发展背景下来看。提到当代史学的趋势，我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越做越小”和“越做越大”。那么这个“小”和“大”的中间是什么？其实中间就是民族国家，或者简称为国别史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史学就有这样的趋势。我这里引用了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的观察，他说在1960年代以来的各种历史学词汇中有一个词叫“碎片化”（Fragmentation）。他所认为的“碎片化”当时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所不同，他认为近代的史家，特别是一些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整体，称作“整体史”。年鉴学派 1929年开始，大部分史家希望处理大规模的、宏观的题材。而到了六十年代，二战之后的历史学家们的整体做法则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细碎化了。而相对来说的话，18世纪的伟大史家爱德华·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他的研究绝对是包罗万象。中国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典型的包罗万象。但是沃尔夫特别强调从20年代60、90年代之后，历史学家的认同开始变得越来越细碎了。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沃尔夫也注意到了，那就是“越做越大”。沃尔夫其实也特别提到了布罗代尔的史学。过去美国大学上的欧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史开始流行，在大学里尝试开设全球史入门这样的课程。60年代西方出现了新的、反文化的现象，标志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转型期。从那个年代开始到80年代，从美国的中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开始尝试世界史这一新课程，来取代以前考察历史的维度。1980年成立世界史学会，1982年该学会办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杂志。最近20年这一趋势更加发展。2006年兴起了海洋史， 同年有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的创办，因而“越做越大”是很明显的趋向。在此背景下理解海洋史，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当代史学越做越大的表现之一。
还是有必要回到那个中间，因为中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学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创立的民族国家为视角的历史书写形式。我想大家基本上对兰克的生平和他的学术都有很多了解。兰克受过比较好的古典学术教育，特别是文字学或语义学（philology）的训练。我想大家如果熟悉中国近代学术的话，都应该知道著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中就使用了philology这个词。Philology的称呼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我所使用的“文字学”是采用胡适的翻译，傅斯年则把它翻译成语言学。文字学的取径有点类似中国的训诂学，通过认识字来了解文本的意思、意义。但是在西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philology也可以说是比较语言学；文字学家一般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加以对照比较。这与西方学术的发展特点是有一定的联系的。西罗马帝国476年灭亡之后，拉丁世界的学术衰落很严重，但是在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很多的罗马古典文化得以保存，但是他们保存的是希腊文本。古代罗马到了帝国时代，已经使用两种语言文字，西边是拉丁，东边是希腊。 那么文艺复兴的时候，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克，有不少拜占庭的学者就流亡到了意大利，这也是文艺复兴兴起的一个契机。这也意味着那些学者把他们的古典学问、以希腊文本为基础的知识带到了欧洲，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从那时候开始，文字学的研究变得非常重要。兰克在接受古典学术训练以后，去了一所叫gymnasium的文科高中教书，然后在1824年出版了《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当时，柏林大学是在1810年创建的一所新的大学，兰克出版这本书以后声誉鹊起，被聘请到柏林大学任教，一直到他去世。这本《拉丁和条顿诸民族史，1494-1514》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大家都把兰克看成是民族国家史的一个创始人。从很大意义上来说就是如此。但是从他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兰克的志趣其实不单单是为了写作一部国别史，他写拉丁和条顿等民族，是为了早期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对比研究。后来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比较侧重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80岁以后的他，又开始写世界史，因为他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互动如何推动历史的发展。
兰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不满那些以前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等人的著作，指出历史著作需要和可以“如实直书”。这个当时看来感觉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这么一个想法，却影响深远，因为这个想法让人产生所谓“高尚的梦想”。后人对此有所诟病，不过兰克当年提出这一设想，还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当然我没有时间来多谈。兰克同时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大学老师在研究生这个阶段都会开设的seminar，也就是学术讨论班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学术讨论班的形式当然不是从兰克开始的，不过兰克对之加以广泛推广。他当时主要是审定史料，与现在的做法有些不同，不过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从中世纪以来最早的大学开始，至少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当时大学的授课老师是完全是照本宣读，而且也不给教材，因为那时书本很贵，印刷术还没普及。学生就是听课记笔记，然后用此在学期末参加考试。欧洲大学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一种课程，美国其实也有，也即大堂讲授，然后助教在其他时间带领学生就讲课内容做讨论，而老师的责任就是给一个精彩的演讲。2018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也用类似、大堂讲授的形式上课，一次讲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然后助教会在每周可能安排两个小时跟学生交流。所以学术讨论班的形式突破了以前大学教学的方式，有助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一门科学，至少是一门学问，所以兰克的影响，因其推广讨论班的教学方式而广大和深远。
兰克
兰克的影响自然见于兰克学派，但我一直强调的是，兰克本人与他后来的弟子即兰克学派的成员，有着很大的不同。兰克的重要的弟子有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两人。兰克退休以后，特赖奇克接替了他在柏林大学的教职，而西贝尔则创办了《历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之后特赖奇克接任了这个杂志的主编。他们提倡或者推广兰克学派研究的模式，同时他们又把这样一个模式狭窄化。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主要著作。西贝尔的著作《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多卷本的政治史的研究，而且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为中心。刚才我已经提到，兰克提倡考察民族国家来检视历史的发展，但并不是把它锁定在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物。特赖奇克的著作有七卷本的《19世纪德国史》，然后他同时又写了两卷本的《政治学》，也是完全从政治角度来描述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德意志的民族建国。大家知道德意志建国迟至1871年，比其他欧洲国家要晚得多。所以兰克学派如果标志着德意志史学的职业化，那么这一过程与德意志这个国家的建国同步。在历史学职业化的过程中，学会的建立和历史专业杂志的出版是重要标志。但这两位兰克的重要弟子，又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狭窄化，因为他们俩的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依靠了政府所建立的档案馆，因此是纯粹的政治史。所以一方面，他们落实了兰克的所谓“如实直书”、考证史料的做法，但同时，他们又在史学观念上有些背离了兰克本人的治史理念。
不过这一理念持续时间并不长，因为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两人都在19世纪末期过世。 在1900年的时候，比利时的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主编了《历史综合杂志》，一定意义上这是年鉴学派的前身，其目的是突破原来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国别史、政治史的历史书写形式。《历史综合杂志》强调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或以一个国家为中心。如果想用综合的手段考察历史，需要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那个时候也正好见证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兴起。比如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科，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兴起。这些研究让历史学家看到，只是用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军事人物的档案来写作历史已经不够了。所以年鉴学派就提出了整体史这一概念，探讨社会构造、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年鉴学派有三大“敌人”，那就是政治史、人物史和事件史。所谓的“敌人”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兰克学派，并不是完全针对兰克本人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史家希望做一些综合的描述和分析，对历史的演化提供一个比较综合的、相对宏观的解释。
如果说年鉴学派的第二代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了该学派成就的一个高峰，那么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各种时段的概念。布罗代尔的意思是，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历史研究应该注意“长时段”的因素。由此他成为海洋史的先驱。他有这么一句话，我翻译了一下，“以一篇水域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具有所有的魅力。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它也惊险无比”。他的成名作是《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两个版本，以前的版本，包括有些论文提到年鉴学派的时候，把这本书的书名译成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这一译法受制于兰克学派的影响，或者不在意地受其影响，还是突出了菲利普二世的重要，与法文的原文也不对应。但其实该书的原名中，“地中海”是放在最前面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如果读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书的话，都知道他想要突出地中海，也即地中海作为一个自然环境如何形塑了当时周围的在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当中历史的演变。甚至，他认为历史最终是不变的，因为自然环境演变是非常缓慢的，或者说相对人类活动，几乎没有变动。那么这个情况下，人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这种静态相比的话，历史就是静态的。布罗代尔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归根结底认为，历史其实是基本不变的。这种想法或许我们很多人也会有：比如看到自然环境，去黄山、泰山，一览众山小，会感觉人的生命可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孔子就有“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所以布罗代尔后来有一个弟子叫勒华拉杜里，他就主张研究不动的历史、不变的历史或者静态的历史，显然深受布罗代尔的影响。
有关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重要意义，我想在这里稍微谈一下。大家也许都知道，我们讲到英帝国，就说到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但“日不落”这个词其实最早是用来形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西班牙，指的是一个西班牙海权时代的强盛。所以，如果我们从后世的眼光看待西班牙历史的话，很显然会认为菲利普二世是西班牙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而布罗代尔的革命性突破也就在这里，他提到了菲利普二世，但是特意把他淡化。《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有三卷，第一卷就完全是讲的地中海的自然环境，在第三卷才提到了菲利普二世的政绩。所以他指出了历史研究要注意到三个时段。他把短期的事件放在了第三卷，处理了“短时段”的变化，而第二卷则是讲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人口变迁，所以是“中时段”的、几百年的变化。布罗代尔强调，在历史演变的变或不变的最终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经济也不是社会，更不是政治人物，更不是伟人的行为，而是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建立的缓慢的生活方式，用此来作为历史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因素。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所以，布罗代尔后来写了三卷本的《文明与资本主义》（已经翻译成中文），花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第一卷的副题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也有历史变或不变的意思。从那个时候起，布罗代尔已经采用了一个全球的视角。他在日常生活结构里提到了农业社会、农田耕作的形式，做了全球范围的比较，以此来突出各地生活方式的不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布罗代尔无疑对海洋史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一是他突出了海洋在历史中的地位，从海洋角度来考察历史的变和不变。第二个是他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当然，在布罗代尔之前，年鉴学派创立的时候，便已经淡化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如果去看年鉴学派论文，基本上就不谈近代国家，其做法与兰克学派反其道而行之。
就布罗代尔对当代海洋史的影响来说，我想回到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宣言》。该书指出历史学研究的溯古前瞻，历史学本来就是为了溯源的，一直有一个长时间的概念，但是有一阵子“长时段”被消退，指的是在二战之后，具体就是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上面所说的史学的“碎片化”。阿米蒂奇于是指出，当今的时代经受了短期主义的困扰，使得历史学家缺乏长程的眼光，这种短期主义带来了很多的弊端，所以他们会发表《历史学宣言》，强调我们现在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考察。当然这个问题的背景其实也很清晰，比如说当代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这些现象都需要历史学做一个长程的思考。如果历史学还是注重民族国家政治军事的人物的丰功伟绩的话，我们的研究和书写就会越来越远离社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谈的话，便是说海洋史的研究，特别是太平洋史的研究，让人更注意历史演化中的环境因素。
海洋史如何成为世界史？就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起，其实我已经谈了很多了，但我特别要强调夏威夷大学的杰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我刚才提到1980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这个学会的会员里边，不仅有大学老师，也有不少中小学教师，所以有草根性。他们的会员一般来说都经历了1960年代的反文化、民权运动的洗礼，让很多中学、大学老师认为，我们必须要突破西方中心概念，从世界的、全球的观念来讲授历史。 本特利教授很早就参与了这一学会的创建，然后自1982年开始担任了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主编，直到2012年春天不幸辞世。
杰瑞·本特利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与中国学界也多有联系。他曾经是首师大成立全球史中心之后所聘的研究顾问，经常造访北京和其他地方。为了准备这个讲座，我也再进一步看他的一些著作，觉得确实是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领域的先驱人物，比以我们所知道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应该说功绩更大，因为本特利做了不少理论的探索。本特利很早就提到了海洋作为一个研究角度，在199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论文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谈到了海洋盆地概念和海洋区域的概念。这篇文章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开创性的研究。阿米蒂奇使用了“大陆主义”，指出其实地球上海洋面积大得多，而近代史学注重民族国家，就是以大陆为基地来考来。本特利则提出了“海区”（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可以让人看到历史变动有不同的层次，有地方、区域、洲际（continental），还有一个我把它翻译成“球际”（hemispheric）、有南半球北半球西半球东半球，最后就是一个global的研究视角。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本特利比较早地就总结了海洋史的研究如何能够帮助突破近现代史学所注重的国别史模式。他举了一些例子，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他的这篇文章。他在其中提到哥伦布大交换和奴隶贸易，这两者主要是大西洋史的研究。欧洲人移民美国其实也是从大西洋到美洲，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大西洋出发往南半球走，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再到亚洲和其他地方比如太平洋。所以本特利也提到在20世纪的时候，有亚洲人移民美洲，也就是淘金热等等之类，当然亚洲人中也不完全是华人。然后他又讲到最新的、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范围的贸易、通讯和交流，包括卫星上天之类，如何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本特利不幸辞世之后，大家对他有很多纪念。我刚才提到的美国世界史学会就有一个奖，以杰瑞·本特利命名。美国历史学会也有一个图书奖，也是以他命名的，奖励世界史、全球史的著作。我想大家各位如果有志于做全球史这件事的话，应该努力获得这么一个奖项。
海洋史的研究跟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和写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几个区域和多种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写作国别史，通常强调同质性、单一性，也即一个民族的诞生、发展和进步，而海洋史研究的话就必然会考虑各个区域。
印度洋史：海洋史研究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
虽然印度洋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平洋这么大，但是它包含了几个区，其中的多元性，特别是文化多元性十分明显。东边的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是南中国海，但是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就进入到了东南亚。东南亚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大陆东南亚，就是越南、泰国、柬埔寨，另外一个叫做岛屿东南亚，就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部分。所以印度洋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可以进入到南中国海和岛屿东南亚，然后也可以进入到太平洋，所以是很不一样的文化区。然后再往南半球走的话，那就是澳大利亚，也是一个不同的文化区。印度洋西边的方向应该说更加丰富，就是有阿拉伯海，有波斯湾，经过波斯湾就进入到欧洲和中东和欧洲。以当代历史来说，石油基本上都是在波斯湾地区，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再过去是另一条通道，就是红海。在19世纪下半叶，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后，可以进入到地中海。那么中东的整个区域也是造成大西洋贸易发展的重要环节，因为在这个区域中，有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就阻断了欧洲人通过波斯湾、通过红海进入到印度洋，然后再到印度和中国的通航。大家知道复旦大学原来有位田汝康教授，他早期就研究所谓的“香料之路”。植物香料出产地当然是在东南亚，中国也有，但是以印度为主。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商人特别喜欢香料，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红海或者通过波斯湾来到亚洲。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使得这一条路被阻断了，阻断之后才会有哥伦布发现所谓的美洲新大陆这么一个动机。当然还有一条通道，那就是通过好望角，又进入大西洋来到美洲。所以印度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是包含了几个文化区域，从亚洲各个文化区到北非的索马里和东非的坦桑尼亚。
印度洋史研究作品《在欧洲之前的亚洲》
那么我具体谈一谈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人物和著作。第一个人物是Kirti N. Chaudhuri。如果你们去看维基百科查他的话，他好像被一个印度的杂志评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之一，可能因为他不但写了不少历史著作，同时他也拍过电影，是文化上可以说非常有成就的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就提到在欧洲近代早期兴起之前，明代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而Chaudhuri希图指出，更早的是伊斯兰在印度洋贸易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也有巨大的影响。同时，Chaudhuri是布罗代尔的一个崇拜者，他强调的是布罗代尔这个整体史的概念，就是说印度洋虽然也是由几个海洋组成，比如说阿拉伯海、南中国海，波斯湾之类，但是其实有一个整合体。这一观点，现在有很多人不是非常同意。不管怎么样，他是印度洋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开创性人物。我刚才已经提到了，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海洋史论坛的时候，就缺了印度洋史。我最后还要谈到，在海洋史研究还有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不可避免，尚未完全能够突破。当然，虽然Chaudhuri沿袭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模式，但是他的意图是要突破专注地中海世界的局限，不想突出西方文明的伟大和独特。之后Chaudhuri编了一本《在欧洲之前的亚洲》，意图更加明显。印度学者的特点是，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特别了解，一方面又努力在学术上突破西方中心的观念。
印度洋史研究作品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印度洋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位印度学者，他是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任教的Sanjay Subrahmanyam。他是当代全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也有很多理论探索，出版了许多著作，无法一一细述。我把他这本书（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提出来的原因是其中强调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因为大家谈到海权的话，会比较多讨论西班牙，然后西班牙如何被英国所取代。但是葡萄牙其实是从非洲好望角绕到亚洲的国家，因为当时他们西班牙与葡萄牙有一个协定，两国从不同的路线前往亚洲。他的研究因此从所谓的中心转到了边缘，这也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当然此书出版于1990年代，还没有特别强调如何通过印度洋的研究来突破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但此书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大家可以关注一下。Subrahmanyam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九卷本世界史的编委之一。
印度洋史研究作品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
最新的研究印度洋史比较重要的著作，就是Edward A. Alpers写的 The Indian Ocean in World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海洋史的研究引起了许多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就有这个书系，叫做New World History。这个书系的主持人是两个人，一个是Bonnie Smith，是罗格斯大学做性别史、女性史的专家，另外一位是杨安南（Anand Yang）。后者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华人，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们两人来组织新世界史的书系，就是想突破以前的世界史的写法，包括兰克，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如何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从他们出版的几本书来看，这套书系的做法强调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把同质化的、单一性的历史研究，用多元性、多样性来取代。另一个就是我们也一直很熟悉的如何采用眼光朝下的做法，不仅仅看到几个海权的交替，比如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人、中国人到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等等。
当然这一眼光朝下、朝外的做法，最明显的或许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大西洋史研究。以前比较注重几个海权的更替，而海权的更替还是基本上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动，现在世界史的研究要注意到边缘化、当地的居民文化，如何被容纳到海洋区域（海区）的里边来，然后如何产生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向，我待会还会做进一步的总结。
于是海洋史的研究，例如印度洋史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学家想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同时印度洋史的研究其实也包括了中国探索南中国海和岛屿东南亚的研究。对中国读者而言，西方学者写了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中国称霸海洋的时代》（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作者Louise Levathes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写了这本颇为畅销的书，以郑和下西洋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主旨。该书让西方读者看到，在欧洲人走向海洋之前，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既有当时穆斯林在印度洋的活动，还有中国人郑和的成功例子。这本书是在1990年代出版的，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内容详实，出版之后影响很大。
王赓武著作The Chinese Overseas
研究中国人的海洋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我想大家可能有所知道，可是我感觉我们对他的了解，对他的重视还不够，那就是王赓武，最新一届唐奖的获得者。王赓武的研究对印度洋研究有比较大的开拓。他的重要著作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Nanhai Trade讲到了中国人如何移民东南亚，这也是在近代早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一般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并不是特别注重向海洋拓展，但其实在福建、广东两地，特别是在近代早期，由于“新世界”或者美洲农作物玉米、番薯等引进到中国以后，福建和广东的人口急剧增长，所以台湾的开发、华人移居东南亚，其中还有不少是客家人等等的信息，都使人看到与中国人相关的一种不同的对海洋、海权的认识。其实，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家知道明代实施了海禁的政策，但海上活动没有停止。我们所知道的倭寇活动，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学者不提倭寇而是提“海商集团”，因为所谓的倭寇并不都是日本人，还有不少中国人参与其中。换句话说，实施海禁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停止，内地的商人不断地获取从南洋来的一些财物，所以海禁政策其实并不成功。当然这从官方的角度看是走私贸易，但反正海上贸易没有中断。总之，我们如果说印度洋研究里边有一个华人学者的话，那就是王赓武，非他莫属，成就卓著，应该受到更多的注意。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还有一本比较新的著作是Ronald C. Po的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他现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应该出生于香港。这本书题目吸引人，观点也非常新。研究清史的学者应该知道新清史这一流派，他的论点与之有点契合或者说默契，此书是2017年出版的，当然他说的不仅仅是印度洋，而且也包括了中国的东海。他主要研究的是清帝国的海区愿景和规划。很久以来，我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不想往海洋去拓展，与希腊文明和西方文明有明显的不同。年纪大一点的人会记得，这种中西对比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特别流行。那时强调中国是一个黄土文明，对海洋没有兴趣。这本书看来是想挑战这样的观念。他指出，清帝国一直很注重如何拓展它的海权，提供了一些例子，特别注重乾隆皇帝这方面的作为。当然这个观点是否能站住脚，我感觉还是可以进一步的探讨。不过从我做史学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一本著作要有影响，往往要提出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观点，然后会引发别人的研究，也许比做一个集大成者的研究，更有吸引力和持久力。所以我觉得Ronald Po的这本书将来会在中文学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当然是否接受他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上面是印度洋史的主要研究。
大西洋史：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热点
我想讲的第二个洋就是大西洋。大西洋跟印度洋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我们从海区来看待其历史的话，也由几个区域构成。大西洋连接了四大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大西洋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和麦哲伦、达伽马等，从欧洲西南部出发，跨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然后后人又由此进入到太平洋。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过他海航的目的是到亚洲，但飘到了加勒比海地区，直到他过世都不知道这是一片新大陆；哥伦布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中国或者印度，也就是亚洲。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哥伦布航海日记的话，他经常这么写，这个可能就是杭州了，这个应该可以通往北京了。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促进了欧洲的崛起，后来又有非洲黑奴贸易。大家都知道史家彭慕兰写的《大分流》，此书的研究也与大西洋史的研究有着一定的联系。欧洲人跨越大西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呈现出西方世界如何突破、如何发展，这是《大分流》中的重要观点。彭慕兰指出这一行为之后，欧洲人有了煤炭和殖民地，也就是英文的coal和colony。另外一个形容也是两个英文字：luck 和pluck，意思是“运气”和“掠夺”，就是说欧洲人发现美洲，找到了原材料，建立了殖民地，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这个行为代表了欧洲人通过了殖民地掠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后的三角（美洲、欧洲和非洲）奴隶贸易也是一例。从这个部分来看，就是上面本特利提到的一个球际的关系，是洲际也是球际，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大西洋史的研究至今还是比较注重北美洲跟欧洲的联系，将来的研究应该比较注重南美洲跟非洲的联系，也即南半球之间的联系，代表了未来的发展。
那么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热点，现在还是大西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海洋史研究还是不免地带上了西方中心的观点，不过虽然将西方视作中心，但也可以是批判性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名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这本书在1973年已经出版，作者克罗斯比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当时为了出版这本书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也许因为内容、观点太新，最后找了一家很一般的出版社。现在许多人看到了他的开创性，他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是哥伦布大交换之后的欧洲，向全世界殖民，带来了很糟糕的生物和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欧洲对美洲所谓的很顺利的殖民及其“成功”，主要是欧洲人把传染病带到了美洲，美洲的原住民没有抵抗力，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所以这是生物角度的一个研究。第二有关植物，我也在做这方面研究，那就是美洲的农作物，马铃薯、番薯、花生、玉米，这些高产的作物被移植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所以克劳斯比讲哥伦布大交换，是提供一个批判的角度：欧洲把疾病带到了美洲，而美洲的农作物推广到了全世界，这是他的主要的观点。
另外一个开创性人物是菲利普·柯尔廷（Philip Curtin），他是纽约大学的研究非洲黑奴贸易的专家。他这本 Atlantic Slave Trade是比较早的，也是在70年代后期出版，但上面已经提到，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就开始了贩奴的三角贸易，所以他的著作也是大西洋史的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成为其中的一个重镇。更新一点的研究，那就是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大西洋史：概念和领域》（ Atlantic History：Concept and Contours），篇幅不大，但影响深远。贝林是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他这本书可能是1995年出版的，提倡以大西洋史作为一个角度来研究美国史，而同时自然又突破了美国史的范畴。此书基本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谈到了大西洋史如何开始成为研究的对象，一直追溯到马汉，追溯到20世纪初年，这是一个史学史的回顾。然后他就提到相关的“概念”（concept）的问题，也即有关大西洋史的认识和定义如何变更、发展。而他讨论“领域”（contour）便介绍和提出了比较重要的大西洋史研究路径。这本书有些局限，因为贝林以研究早期美国史出名，即从殖民地美国史到美国建国的历史，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他的这本书其实是他美国史研究的扩展，希望从大西洋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兴起。而此书的贡献与上面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有点类似，那就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兴起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贝林认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直至后来的美国独立等整个过程，表现为对其他族裔的一种征服行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很难翻译成中文，就是marchland，原意是“行军地带”，那就是欧洲殖民者把整个大西洋盆地变成了一个欧洲的marchland，是他们的“行军地带”。他也提到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前往往注重海权的更替。但是贝林认为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当地的居民如何与那些欧洲殖民者的互动，同时看到他们如何参与这么一个过程，在其中扮演了受害者同时又作出贡献的复杂角色。这本书值得注意，是从新的立场勾勒大西洋史的一个较早的尝试。
大西洋史研究作品
我讨论的最新的那本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界史（New Oxford World History）书系中的一本：Karen Ordahl Kupperman所著 The Atlantic in World History，其基本的立场比贝林的讲得更激进一点。大西洋史的研究以往注重的是西班牙，但同时她也提到在欧洲的国家中，开发大西洋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就是荷兰，虽然荷兰没有建立殖民地，因此受到了忽略。这样她又把研究视角从海权的建立直到衰落，转移到些以前不太注意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在欧洲国家当中对大西洋史发展也有相当大的贡献的国家荷兰。当然她也强调欧洲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之间的互动。总之，当代海洋史的研究特点是眼光朝下或者眼光往边缘去扩展，不把大西洋仅仅作霸权更替的舞台。
那么，当代海洋史是如何扬弃和扩充布罗代尔的模式的呢？这一本书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阿米蒂奇跟另外两个学者一起编的这本书，叫做《海洋史》（ Oceanic Histories），题目中的海洋是一个复数。这本书的架构和范围，比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的海洋史论坛有很大的突破，不但提到了印度洋，而且还有其它，如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日本海、朝鲜东海、波罗的海、黑海、北冰洋和甚至南洋。所以这本书整体落实了阿米蒂奇的说法——海洋史就是全球史，海洋史是世界史。然后他也提到，以往的历史研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实在是把历史学这个领域限制得十分狭隘。阿米蒂奇提出，太平洋之大，全世界所有的大陆都可以放入太平洋，而整个地球70%的面积是被水覆盖的。他说我们叫它地球（earth），而更好的称呼似乎应是水球（ocean）。所以地球的称呼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阿米蒂奇想要对此加以突破。因此，改进和突破布罗代尔的模式，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把原来以地中海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侧重欧洲文明的兴起和影响，扩展到对其他大洋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突破布罗代尔将海洋史视作整体史的概念，看到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其实都是由多部分组成的。当然，当代海洋史还是以英帝国为主，但是要看到一点，就是即使研究英帝国的扩张，也还是突破了大洋的局限。让我们看一下这本书作为例子， Britain’s Oceanic Empire，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跨越了北半球和南半球，注意到了大西洋的南部，与以前的大西洋史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后他又提到了印度洋，所以考察了几个海区。在几个大洋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体现了阿米蒂奇所谓海洋史是全球史的观点。
大西洋史研究作品Britain’s Oceanic Empire
当代海洋史研究的特点，或许可以阿米蒂奇对大西洋史的研究为例——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1500-1800。他首先将大西洋史的研究划分了几个时期。19世纪末开始展开了奴隶贸易的研究，这是第一个时期。然后20世纪上半叶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之后，第四个时期是从20世纪末至今。第二个是方法论上面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整合，这个部分体现了对布罗代尔模式的继承，即如何整合政治、经济、种族、国家等因素，走出原来的“碎片化”趋向。其次是突破原来考察历史的时空维度，最后是突出海洋史作为一个史学新流派，强调有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同时又不能将海洋史孤立起来，自外于其他种类的研究或其他学派研究。
更具体一点，阿米蒂奇提出了海洋史研究的几条取径，我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他认为第一条路径是“环”大西洋（circum-Atlantic history）的视角，把四大洲都概括进来的，是宏观的大西洋史的研究。第二个叫“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 history）的研究，注重洲际、球际和国际的多重关系。他提到了比如三角奴隶贸易就是跨大西洋史比较好的个例。最后他提到“小”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 cis-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在这个区域发生的（on the spot），写作一个个别的事件或事例，但采用了海洋史的视角，将这一事件放在大西洋的背景下来考察。
太平洋史：海洋史研究的未来
我最后要谈一下太平洋史的研究。如果说海洋史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多元体的话，那么太平洋应该说是最明显的。因为与印度洋和大西洋相比，太平洋中的区域性更为明显。西方学术将之分成以下几个区域：Micronesia，Melanesia，Polynesia，Australasia，而将整个太平洋称作Oceania还是比较后面的做法。太平洋各区域的居民被称作Austranesians,这一称呼本身就是一个组合词。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大约两千年之前，这些人大致从中国台湾区域，逐渐向东移民，但大约在16世纪之前，最终到达了离南美洲最近的东岛（Easter Island），跨越了整个太平洋区域。对这些居民的研究，应该是最薄弱的，所以太平洋是海洋史研究最新的领域，具有重要的未来发展前景。
太平洋史的多元性，为其研究者所重视。我想介绍的第一本书是罗格斯大学的松田写的， 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书名就是用的复数。在书中他提出一个概念，指出太平洋史的研究，需要注意其“微观的区域”，也即多种多样的岛屿文化。
Pacific Worlds: A History of Seas, Peoples and Cultures
第二本书是阿米蒂奇和Alison Bashford一起编的 Pacific Histories: Ocean, Land, People。像松田一样，他们谈到太平洋史，用的是复数，强调了其中的区域性和多元性。所以可以这么说，研究太平洋史，不能照搬布罗代尔的整体史模式。
太平洋史的研究，近年受到了许多关注。最后我讲的两本书不一定是学术专著，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提到了太平洋史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所以我说太平洋史代表了海洋史研究的未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思考、考察中国如何在太平洋这个区域发挥其重大的作用。与松田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本 The Great Ocean: Pacific Worlds from Captain Cook to the Gold Rush，这本书是从库克船长在1780年1770年代左右在太平洋的探险开始，然后到19世纪的“淘金热”时代为结束，其中描述了华人如何跨越太平洋，到了美国闯荡。但与松田和其他人一样，他用的是复数来形容太平洋的世界。这本 Pacific：The Ocean of the Future也不是特别的学术性，但他不仅提到中国未来在太平洋的影响，也特别强调太平洋史的研究，将会结合当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所以潜力无穷。的确，太平洋洋面上已经形成了一大块地，其面积是法国的三倍，基本由塑料垃圾组成。这是严重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的视角，从大陆转移到海洋。
太平洋史研究作品
最后我就海洋史与当代史学的关系，做一个小结。第一个概括就是，海洋史的兴起，作为全球史的一个分支，有很多意义上扩充了全球史，因此海洋史与全球史在近年的流行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第二，海洋史的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视角，又走出了帝国争霸海权的视角。第三，海洋史扬弃了布罗代尔的模式，既是继承“长时段”观念然后又走出“整体史”，把一个海洋看成是有一致性的（cohesive）这样一种做法。第四是海洋史研究本身的开展，目的是为了突破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在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历史，而全球史的开展，就是为了突破这一传统模式。海洋史作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是为了突破西方中心论。但大西洋仍然是当今海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说明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依然受制于自身的训练，所以还是很自然地会关注与自身关系更密切的大西洋，因此虽然在观念上想要有所突破，但显然还有不足和局限。最后一点就是从关注的内容来看的话，学者从研究政治、经济和经济转向每个区域的原住民文化及其交流和互动，这是海洋史研究的一个态度，而以太平洋史研究最为突出。刚才我提到的松田就强调，我们不能把太平洋只是看成一个海洋，而要看成多个“洋”——是谁的太平洋，在哪里的太平洋。
最后，我要提一下史学的未来走向，201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主题提到，我们对海洋的研究一定要有宇宙学、地质学、海洋学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史学家还是有知识的局限。历史学家现在研究的海洋史，基本上局限于海洋区域、海区的人类活动，没有特别注重环境。历史学家如何跟自然科学家进行共同的研究，这是当代历史学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会对我们历史学的自身知识的培养和训练提出了很强的挑战，但挑战正好指出了未来的努力方向。所以我想海洋史研究作为一个个案，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代历史学发展的未来。 我想我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