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余庆先生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条影响最小的学者，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赢得了空间。
12月25日清晨，田余庆先生突然走了。最后一次见到田先生是在10月6日下午，我和陈爽一起去看他。那天师母生病躺着休息。临走时，田先生一定要叫她起来和我们告别。时间已近傍晚，因为没有开灯，房间有些昏暗，大客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九十岁的老人，让人感觉有些凄凉。师母跟我说，要多保重啊。当时我还想，我这岁数还不到要“多保重”的时候吧。可是没想到，不到二十天我就心梗住进了医院。送我们时，老俩口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肯关大门，一定要看着电梯关上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太正式了，正式得有些凝重。我没有和陈爽说什么，但实际上心中是有一丝不祥之感的。11月我出院后，10日晚上先生又来电话，嘱咐我多休息，不要太用功，晚上看看电视，哪怕是动物世界。他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是那么用功的人。因为住得远，很多年来我和田先生多是电话联系。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这几天，关于田余庆先生的学术贡献，网上有很多介绍。他很谦虚，曾经跟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贡献，只是研究上有些特点而已。到底是什么特点？他没有具体说，我也没有问。之所以不问，是因为我心里自认为是明白的。
在我看来，他在学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细密。我以前在《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过：“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完整链条。”魏晋南北朝保存下来的史料少，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便不得不细密，不得不努力在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这是很辛苦的工作。在年近八十的时候，他还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资料更少的北朝历史，写出了著名的《拓跋史探》，真是令人叹服。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中没有预先设定的解释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我曾经说过，他在追寻历史线索时与陈寅恪很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从深层次上看，他有时实际上不自觉地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宁可沉默”。在评论他的《拓跋史探》时，我又说：“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他的这个特点是非常鲜明的。正是有了对“具体”的一再追问，使得他总能提出有自己特色的问题。我观察，一流的学者大多是如此。他们是问题的发现者。他们讨论的问题常常就是自己发现的，而不是跟在别人的问题后面讨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往往受当时流行的理论模式影响很深。田先生也不能完全避免，他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后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这正是时代的烙印。在我看来，门阀士族与“经济基础”关系不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一代人中，他是受僵化教条影响最小的学者。一般研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所谓“从理论出发”。“从理论出发”，提出的问题有时其实是假问题。用“理论”来解释“具体”则常常会掩盖了真正的历史原因，并进而把“具体”变成了“理论”的注脚。他很特别，那些理论他当然很熟悉，他也并不排斥理论，只是他很少用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他提出问题、解释问题总是从史料出发，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可以说，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觉地摆脱了理论框架的束缚，从而为自己独立的思想赢得了空间。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他不是那种匠气十足的“书呆子”型学者，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他曾经告诫我们学生，研究工作中“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他还说：“要注意不重要的时期，因为重要的时期是从不重要的时期发展过来的。”这些话看似平淡，但极耐人回味。我们读他的书常常感觉到很有味道。这“味道”从哪里来？我想，除了他一流的文笔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来源于他思想的深刻。他因思想的深刻而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我发现，有的年轻人写文章诚心诚意地想模仿他，但总感觉不伦不类。这是因为他那独特的思想近乎于一种天赋，而天赋当然是不能模仿的。
1986年，我陪他去烟台出席第二届魏晋南北朝史年会。会议期间他生病住院了。在医院病床上他跟我聊天，特别强调说，你还年轻，写文章不要追求数量，也不要追求职称，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次谈话对我触动很深，一直牢记。什么是境界？他没有解释。但我似乎也能明白一些，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他虽然详尽地讨论了一百年的门阀政治史，但却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门阀政治只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因而只是暂时的，历史终将回归到常态的皇权政治。因为讨论的是东晋的历史，他的注意力当然是在南方，但全书写到最后，他却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一般研究者，常常是自己研究什么，就强调什么重要，甚至会强调到过分的程度。但是田余庆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超越了自己的具体研究，站在了一个更高处俯瞰全局，寥寥数语正展现出了一个杰出历史学家的理智与境界。
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钱锺书先生是以读书为宗教。借用此表达，我们也可以说，田余庆先生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有照片显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然在工作。在很多年的接触中，我对此深有感触。在我和他单独见面或者通电话时，基本话题都是在学术方面。在学术上，他的兴趣十分单纯，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我在读《拓跋史探》的书评中，曾经对他的几个观点表达过质疑。他看过文章后来电话，就这些问题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兴致勃勃，没有一点儿不高兴。关于《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我都写了书评，其中都不回避我认为的田先生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为此，网上网下都有人夸奖我。其实，我之所以敢那么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勇敢的，而是因为我了解他。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如果他是一个狭隘的人，我是断然不会那样写的。
以他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他本来可以活得很热闹。但事实上，在热闹的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他一直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低调是一种高贵的品格。 ■
（胡宝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