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平 | 明代日本僧人遗留在云南的汉诗

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大理,保存着一座被称为“日本四僧塔”的明代古墓。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已很难搞清墓中埋葬的4名日本僧人的名字,据《万历云南通志》,知其中一人为斗南和尚(详见后述)。又进一步查核,发现明正统元年(1436)沐昂选编的《沧海遗珠》中,载有3名日本僧人撰写的汉诗。此前,笔者已就这部收录流寓云南文人的诗歌总集《沧海遗珠》的编者、版本、后人的评价等做了文献学研究［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该诗集所载3名日本僧人的汉诗作一考察。

关于《沧海遗珠》所收的日本人汉诗,开辟研究先河的是著名中国学研究者松崎鹤雄(1867～1949)。这名日本近代政治家胜海舟嫡传弟子的学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撰文《云南日本诗僧之遗韵》(1943年),披露了《沧海遗珠》收有日本人汉诗这一历史事实。［2］半个世纪后,这一历史事实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瞩目。中国方面先后有《明代留寓云南的日本僧人》(1980年)、《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1991年)、《大理的日本四僧塔与到大理的日本僧人》(2002年)、《明初的中日关系与寓滇日僧》(2009年)等论文问世［3］;日本方面有《云南的日本诗僧》(1991年)、《六百年前留寓云南的日本僧人》(1991年)、《被流放到中国云南的南北朝时代的日本僧人》(1996年)、《明初访中日本人僧侣的云南留谪》(2000年)、《日明交流与云南》等论文发表。［4］这些论文多以介绍日本人的汉诗,以及探讨日本人流寓云南的原因为主。此外,当地还公开了日本四僧塔的发掘报告,为本课题提供了宝贵的考古学资料。［5］

根据时人先贤的研究,这些日本僧人之所以流寓云南,与胡惟庸党案密切相关。洪武十三年(1380),明代右宰相胡惟庸勾结日本人,企图发动政变。［6］受此事件的牵累,大量赴明巡礼的日本僧人被流放至云南。日本僧人机先(后述)在其所撰《滇阳六景》之一的《金马朝晖》中吟道:“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诗中的“窜”字，意为“放逐、驱逐”，隐晦的透露了这一信息。

这些日本僧人被流放至云南后,有资料认为被安置在大理弘圣寺：

明初,东瀛高僧纪先、照寂、斗南、天禅、彦宗、洪幻、昙演、大用、天祥、天梵、原果至榆。十僧于元至正至京都,事元。明初因事得罪,太祖平滇,贬属大理。总兵徐进好佛事,喜交文士,知十僧远渡东洋至神州,习汉文化,博识佛学,曾拜高僧佛灯、佛源为师,礼敬天朝,以礼待之。安置十僧于弘圣寺,共事雀巢长老。长老给以衣牒,脱囚藉为弘圣寺护法僧,并封斗南、天祥为知客执事。十僧与桂楼、弘山、无极、大云交流甚密,常以诗文往来,志在山水,广游南中。［7］(下略)

获罪的10名日本僧人流放到大理后,因知书达理,受到总兵徐进的礼遇,被安置到弘圣寺,共事雀巢长老。长老解除其有罪之身,成为弘圣寺的护法僧,并封斗南、天祥为知客执事(宾客接待员)。

拙文拟就《沧海遗珠》所收日本人汉诗作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