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比利时鲁汶大学文学院汉学系教授；王学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专业博士，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19年2期，注释从略。 低地国家的清史研究 钟鸣旦 著 王学深 译 低地国家（包括现在的比利时与荷兰）的清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清初到清中期，此时的研究由一些独一无二的观察报告组成；第二个时期即清晚期，研究内容主要是民族志学和礼仪；第三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以研究中欧交流史为主。 一、清初和清中期：观察报告低地国家的清史研究最早可以上溯到清初和清中期，当时出版了一些有关清代的作品。如果把汉学理解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那么这些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汉学著作。汉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训练，在欧洲，人们常常将汉学与 1814 年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联系起来。（第一任讲座教授是雷慕莎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不过，这些观察报告却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关于清初宫廷与各省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与见解。这些“外来者”的观察至今依旧被当做历史研究的一手资料来使用。另外，这些报告的视角与见解补充了相关领域内汉文和满文资料的不足。这些观察报告，由 17 和 18世纪在低地国家已经出版的报告，以及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重新发现和影印出版的手稿共同组成。因为在 17 和 18 世纪，欧洲一些最发达和高产的出版中心位于低地国家，例如安特卫普（今属比利时）和阿姆斯特丹（今属荷兰），所以大量此类著作得以在这里出版。这些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从中国返回欧洲的出访者所出版的书籍，这一类主要（但不限于）是由一些暂时从中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所撰写；2、直接从中国传回的传教士的报告（出版物或手稿），这些传教士并未从中国返回欧洲；3、来自出访清廷的荷兰使团的报告。1. 返回欧洲的中国访客中国和低地国家的直接联系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的文化交流，这奠定了双方在清初交流的基础。据档案记载，第一位前往欧洲的东亚访客，是一位叫做“Yppong”的中国商人。他乘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途径爪哇到达荷兰，于 1600—1601 年在米德尔堡（今属荷兰）居住了几个月。这位商人近来成了受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一位名叫尼克拉斯·德佛里斯（Nicolaas de Vrise）的荷兰人的友人簿中，藏有一张他的彩绘像。这张彩绘像是由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在 1595—1609 年间绘制的。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近来所知的鲁本斯画作—Man in Korean costume（身着韩式服装的人）中人物的身份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幅画现在应该被重新命名为“中国商人 Yppong 的肖像”。接下来的一位前往中国的访问者是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他出生于现在法国佛兰德地区的杜埃，1610 年到达中国，1614 年为了寻求在中国传教的支持而返回欧洲。金尼阁在欧游历广泛，曾到过低地国家，鲁本斯还在安特卫普为他绘制了一幅画像。他为在欧洲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出版的众多著作中，有一本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的著作。这是一部基于利玛窦（1552—1610）用意大利文写就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拉丁文著作的译著。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清初访问中国的奠基者。在欧洲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清代的著作是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编纂的。他于 1643 年抵达中国，此时正好处于明朝统治崩溃和满洲军队入侵的前夕。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他亲眼见证了满洲军队逐步平定关内以及建立新政权的过程。1650 年，他被选派回到欧洲汇报传教情况。1653 年，卫匡国在一位名为多米尼克（Dominic）的中国人的陪伴下到达卑尔根（今属挪威）。1654 年，他在低地国家逗留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在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这些城市是 17 世纪欧洲重要的出版中心。在阿姆斯特丹著名的出版商布劳（Blaeu）那里，卫匡国出版了一部编印精美的中国地图集—《中国新图志》（1655）（Novus Atlas Sinensis）。这部地图集（或多或少地）依据新校正的当地原始资料和作者本人的观察，第一次向欧洲读者介绍了中国大陆的情况，包括各省的地图。这本地图集还附有 200 页的拉丁文本，信息丰富，不仅介绍了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还记录了人类活动和经济地理分布等情况。在安特卫普的出版商普兰丁（Plantin）那里，卫匡国出版了《鞑靼战记》（1654）（De bello Tartarico），这是一部讲述满洲人征服过程的著作。这部著作在当时是绝对的畅销书，有超过 20 个版本，同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瑞典语和英语。其英文版全名为《讲述满洲占领中华帝国的故事》（Bellum Tartaricum, or the Conquest of the Great and Most Removed Empire of China, by the Invasion of the Tartars, Who in These Last Seven Years, Have Wholly Subdued That Vast Empire. London: John Crook, 1654），并附有中国各省及主要城市的地图，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书中所记叙的故事。这部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写成的观察报告，不仅令低地国家，而且使整个欧洲都迅速地了解了当时中国的情况。卫匡国返回中国后，普兰丁出版社和清初的在华耶稣会士一直保持着直接联系。卫匡国返回欧洲的成果之一，是招募了新一代的来自低地国家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后来也在为向欧洲传播清朝知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人包括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第一个人是柏应理。他实际上也是下一位在中国居住后访问低地国家的传教士。柏应理来自今属比利时的城市—梅赫伦，1659 年抵达中国，1681 年作为在华耶稣会士的巡视员被派遣回欧洲。柏应理在中国人沈福宗（Michael Shen Fuzong，1658-1691）的陪伴下抵达荷兰，并游历欧洲各国—低地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于 1692 年打算返回中国，却因所乘船只遭遇暴风雨，死于即将抵达印度果阿的途中。柏应理因编纂《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而闻名，这是第一部将《论语》《大学》《中庸》翻译为拉丁文的注释性译作。这部著作于 1687 年在巴黎出版，并被进献给法王路易十四。这部作品同时也是其他几位耶稣会士一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耶稣会士包括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恩 理 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 1625—1684） 和 鲁 日 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这部著作包括一篇很长的导言和一个中华帝国年表。作者们试图利用这个年表证明圣经（旧约）纪年和中国纪年之间存在一致性。《中国贤哲孔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极为有效地将中国思想介绍到了欧洲。一个早期欧洲对中国思想接受情况的事例是，在 1687 年 12 月阿姆斯特丹以法语出版的月刊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上，有一篇来自加尔文派教徒杰恩·克里克（Jean Le Clerc, 1657—1736）长达 68 页（第 387—455 页）的书评。该书评不仅对书籍的内容做了准确的概括，还将拉丁文精准地转换为法文。这些出版物，为欧洲获知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将部分儒家经典首次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是由皮特·范胡伦（Pieter van Hoorn）所著的一部荷兰语著作。这本书的荷兰语全称为：Eenige voorname eygenschappen van de ware deugdt, voorsichtigheydt, wysheydt en volmaecktheydt: Getrocken uyt den Chineschen Confucius, en op rym gebracht door den E: P.V.H.，该著作于1675年在巴达维亚（Joannes Van den Eede）出版。此外，另一部被发现内容直接源于中文的翻译之作，出自另一位家乡属于今天比利时的传教士笔下，即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的《中国的六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Nimirum Adultorum Schola, immutabile medium, liber sententiarum, Memcius, Filialis Observantia, parvulorum Schola）。该 书 于 1711年在布拉格卡尔罗·斐迪南迪亚大学出版（Universitatis Carolo—Ferdinandae, in Collegio Soc. Jesu ad S. Clementum, 1711）。该著作包括了被翻译成拉丁文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孝经》和朱熹的《小学》。卫方济的博学是值得留意的，因为这部著作超越其他早期翻译作品之处在于引用了清初对于这些中国经典的评论。例如，他在书中引用了《四书日讲》（1677）的内容。《四书日讲》是清廷高级官员向康熙皇帝讲解《四书》中不同主题的讲稿汇总，同时也反映了康熙皇帝的观点。柏应理也因出版了徐光启的（1562—1633）孙女许甘第的生平而为人所熟知。这是一部非常珍贵的资料，不仅描述了天主教在江南地区令人惊讶的发展状况（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鲁日满），而且更为精确地讲述了中国的女性基督徒，尤其是像许甘第这样的寡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部著作的另外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它包括了中国地方礼仪实践的细节描述，这是对已知汉文礼仪著作和清初小说的一个补充。该书有三个版本：法文版（1688），西班牙文版（1691）和荷兰文版（1694），而在这三者中当属最后一个版本的内容最为丰富。因为荷兰文版本包含了康熙皇帝于 1692 年下达的，被称为“宽容敕令”（Edict of Tolerance）的内容：“Placcaet vanden teghenwoordighen Keyser van China Kam Hi”。这是该敕令第一次被译成欧洲语言，而这正是基于卫方济传回欧洲的信息。2. 直接来自中国传教士的报告还有另外两位来自低地国家，受到卫匡国赴中国传教鼓舞的传教士。虽然他们从未返回欧洲，但在向欧洲传递清代信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位是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他出生在马斯特里赫特（在今天的荷兰南部）。鲁日满于 1658 年到达中国，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江南地区。他在常熟（位于江南）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作为《中国贤哲孔子》一书的合著者，在前面提及过。鲁日满另一部在低地国家出版的作品是《鞑靼中国史》（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Louvain: M. Hullegaerde, 1673）（1672 年出版了葡语版：Relaçam do estado politico e espiritual do Imperio da China）。这部著作是卫匡国《鞑靼战记》（记载了1650—1668 年间的历史）的延续。该书包括满洲人征服中原过程的观察报告，尤其是在中国南方与郑成功交战的信息，并描述了包括北京在内中国北方的军事与政治状况。在这部著作中，有两处出现了汉字，数量分别为 4 个和 20 个。这些汉字存在于佛兰德地区的一位印刷商最早出版的一批含有汉字的图书之中。除了出版的著作之外，鲁日满身后还留下了一部非常特别的资料—一本私人账簿的手稿。这部手稿涵盖了 1674 到 1676 年间他在常熟传教的时期。该账簿不仅细致地描绘了传教士在中国内陆传教的日常生活图景，而且给出了许多商品在地方上的价格，是研究清初经济史非常有价值的资料。第二位传教士可能也是最知名的一位：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南怀仁来自今天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皮特姆镇。他于 1658 年抵达澳门，在北京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从1660 年开始）。1669 年，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因向康熙皇帝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知识，南怀仁与皇帝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令他广为人知。同时，他的记述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康熙朝早期宫廷生活的独特视角。当时他最重要的著述是 1687 年在迪林根出版的《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一书。南怀仁在该书第一部分描述欧洲天文学时，将其定义为计算中国时历和预测月食与日食的欧洲方法，这使得欧洲天文学在遭受鳌拜辅政时期（1664—1669）的迫害之后，又成功地恢复了其原有的地位。在第二部分，南怀仁报告了耶稣会士在1669 年到 1679 年这具有决定性的 10 年间，在数学和机械科学（日晷测量，弹道学，驱水法，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学，统计学，流体力学，水力学，气体力学，音乐，医药技术和气象学）等 14 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为耶稣会的复兴与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报告印证了南怀仁作为帝师与皇帝间的密切师生关系，康熙皇帝频繁要求他进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殊关系也在《清史稿》中有正式地表述，在《宾礼》中记载“南怀仁官钦天监，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除了英文的注释性翻译外，目前还有两部与《欧洲天文学》相关的现代出版物。《欧洲天文学》的最早版本（手稿）最近在君士坦丁堡时期的耶路撒冷东正教图书馆中被发现，后以评述版本的形式出版。《欧洲天文学》也是研究来自清代中国的知识如何在欧洲传播的绝佳个案。一项最新的研究描述了南怀仁所著的，总数超过 220 份的多种天文学的出版物。它们或是从北京送回欧洲的木版印刷品（报告、仪器图纸、日食界限图、星历表和星象图），或是《欧洲天文学》的复制品。通过研究这些文本的手写题词，所有者标注，材质状况和其他的文献记录，这些文献经海运抵达欧洲的历史便被架构起来。南怀仁去世以后，在北京的法国和德国耶稣会士继续了这一传播事业，尽管这些传教士与法国、普鲁士及圣彼得堡的关系已不如前。这是一个研究耶稣会士如何将清代中国的知识，以及他们与康熙帝的相处经历在欧洲传播并使其进一步扩散的绝好案例。除了影印出版的文献外，还有手稿档案，而其中书信是最为重要的一类。这些信件在描述传教活动和国际关系之外，还使我们得以一窥宫廷生活以及传教士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南怀仁的 80 封书信最早于 1938 年出版，此后又修订和扩充了另外的 54 封书信。这些书信档案共有 134 封，于 2017 年编辑出版。1688 年南怀仁去世后，另一位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接替了南怀仁，成为耶稣会在华主要的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天文专家，以备康熙皇帝顾问。安多来自比利时的那慕尔，他于 1682 年抵达澳门，并在 1686 年应年迈的南怀仁的召唤前往北京。虽然安多的大部分手稿都得以留存，并且他的相关活动也给人们提供了解清代历史、社会和宫廷生活的独特视角，但是他并不像之前的耶稣会士那样有名。例如，《1697 年对鞑靼皇帝的报告》（De Bello Cam Hi Imperatoris Tartaro—Sinici contra Tartaros Erutanos, Feliciter confecto anno 1697）就是一部鲜为人知的著作。它记述了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噶尔丹（1644—1697）之间的战争。安多参与了 1696 年和 1697 年康熙皇帝在漠北亲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作为在华耶稣会副省长（1701—1704），安多也卷入了中国的礼仪之争。例如，安多在整个中国的天主教社区内组织调查，以了解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作为调查结果，这些珍稀的中文资料被保存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内，为研究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各方声音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资料包括了一个由 60 封中文书信组成的合集（大约有 430 个不同的签名），它们被送到罗马，以便教皇与主教们听到这些人的声音。这些书信为我们了解中国 18 世纪初期地方天主教社区内的社会构成及网络，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视角。为了让人们了解中国和欧洲特别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的观点，安多也影印了表达中国皇帝许可天主教传教的文本（这是在 1700 年 11 月 30 日的一次召见中所说的话）。这一文本的全称为 Brevis Relatio eorum, quæ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æli, Cumfucii, et Avorũ cultũ, datam anno 1700. Accedunt Primatum, Doctissimorumque virorum, et antiquissimæ Traditionis testimonia, Operâ Patrum Societatis Jesu Pekini pro Evangelij propagatione laborantium（《1700 年那些为了让中国的康熙皇帝发布关于祭天、祭孔和祭拜祖先的上谕而努力奋斗的人的概述。另附一些知名的博学之士的声明以及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阐发，并感谢那些在北京为传播真理而奉献的耶稣会神父们》）。该文本经常缩写为 Brevis Relatio。这个汇集多种语言的木刻文本（在 1701 年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包括了原始的满文（皇帝的批示）、汉文和拉丁文翻译，以及来自中央政府的十位学者的声明，他们一致称赞了耶稣会士对于中国礼仪的正确理解。最后，欧洲、汉文和满文文献描述了安多在最后时光里对宫廷医学实践的敏锐观察。3. 出访清廷的荷兰使团接下来的一批有关清代的出版物是含有精美插图的关于荷兰使团赴清廷的著作。首先是为了促进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和中国间的贸易，作为第一任荷兰访华使臣（1655—1657）的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的著作—《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Amsterdam: J. van Meurs, 1665）（英文译本为：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J. Ogilby, 1669）。纽霍夫以领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旅行。他的部分职责是撰写旅行报告和绘制所见图景。雅各布·范·莫伊尔斯（Jacob van Meurs）是一位雕刻工，他不仅影印出版了这些报告，而且他和他的助手基于这些图画制作了将近 150 块可用于印刷的铜版。这些铜板有将近一半都是描绘城市景观的，其他的主题则包括风景和建筑、使臣与中国官员的会面、典型的服饰、风俗与实践、日常生活场景，还有中国的动物和植物等。这些铜板属于最早不把中国当作想象中的国度，而是基于实地观察和绘图来呈现她的出版物。第二部有影响的书籍是由欧弗特·达波（Olfert Dapper, 1639—1689）编辑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荷兰水师提督巴连·卫林（Balthasar Bort）1663—1664 年在福建沿海的军事行动和使臣范胡伦（Pieter van Hoorn）1666—1668 年间出访北京的内容，该著作名为《荷使第二次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 Amsterdam: Jacob van Meurs, 1670）（英译本错误地将作品归属于阿诺尔多·蒙塔纳（Arnoldus Montanus, 1625?—1683），《中国图集》（Atlas Chinensis, London, J. Ogilby, 1671）。因为达波自己从未到访过中国，所以他的书混合了巴连·卫林军事行动的成员和出使中国的范胡伦的报告，以及其他描绘中国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由雅各布影印出版。这些著作以外来者的视角来看待朝贡使团，并对使团成员所经历与参与的各种仪式进行了独一无二的描述。另一位荷兰使节赴中国的报告发生在清中期。这份报告由范百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 编 写， 他 是 蒂 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2） 使 团（1794—1795）的成员，该使团在广为人知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年后赴华。范百澜在这次旅途中做了许多记录，这些记录不仅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土地和百姓的认知，也是对马嘎尔尼访华报告的有益增补。范百澜的报告于 1797 年在费城以法语首次出版，名为《北京之行：1794 年和 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中华帝国朝廷使节纪实》（Voyage de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hollandais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1794 et 1795）。一年之后，该报告被译为英文：《荷兰东印公司于一七九四年和一七九五年赴华使团的真实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1804 年，荷兰文版出版。范百澜有时被认为是出使中国朝廷的第一位美国人。 二、清晚期：民族志学和礼仪研究汉学在低地国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由施古德教授（Gustaaf Schlegel，1840—1903）于1877 年在荷兰莱顿创立。当时，莱顿汉学院为荷兰殖民政府服务，基本上是一个为政府培训中文翻译人员的教育机构。大部分在莱顿学习（汉学）的人，后来又去厦门学习中国的南方方言。这些人的主要职责就是将荷兰法律翻译成中文，同时向荷兰宫廷解释中国法律及核查中文账簿，之后他们也参与管理劳工的事务。莱顿汉学院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荷属东印度的海外华人社区提供了学习中文的机会，并保持了这些海外华人和他们的家乡（中国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之间的联系。施古德的继任者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是汉学领域中民族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关注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为了更进一步地学习语言，他于 1877 年到达厦门，并在这一年之中遍行福建全省，走访祠堂与坛庙，以亲身感知的方式观察与了解佛寺生活，并为他关于厦门汉人过年宴饮与习俗的论文收集资料（该著作于 1881—1883 年间以荷兰文分两册出版；更为知名的版本是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Ernest Leroux, 1886）。正如高延所说，他希望描绘“中国人日常实践的一系列礼节、仪式、行为准则与法律条规”，并“概括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与原理”。换言之，他的目的就是描述中国的宗教，进而了解它对当地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在高延于 1892 年接任莱顿大学教授和 1912 年赴柏林出任汉学系主任之前，他利用 1886—1890 年第二次访华的机会，继续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出版，一部著作名为《中国的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由Brill 出版社在 1892—1910 年间于莱顿出版）分六卷出版；另一部著作是《中国的秘密宗教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上的一页》（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Amsterdam: Müller, 1903—1904），这部著作提供了清代宗教实践的独特描述和清政府宗教政策的准确观察。它将参与者的观察与文本语言学，个人经历与图书馆资料相结合，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延著作的重要意义超越了汉学这一专门领域：社会学奠基人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均将高延的作品视作研究中国的主要参考文献。与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比利时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殖民势力非常弱小。这部分解释了比利时对中国研究兴趣的有限性。然而，有一个名字值得我们记住，他就是何赖思（Charles de Harlez, 1832—1899）。他是典型的自学成才的东方学家。起初，他研究法律，然后接受训练并被委任为神父，而后他对东方产生了兴趣，并被任命为鲁汶大学的东方学和梵文教授。他因翻译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陀古经》（Zend-Avesta）而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比利时学者（学术谱系中）在 20 世纪后专注于佛教研究的开山之祖。他创办了东方学期刊 Le Muséon，并被委任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直到 1883 年，他才将关注视野移向中国，并学习了汉语与满语。他出版了两部与清代有直接关系的著作：第一部著作名为 La religion nationale des Tartares orientaux: Mandchous et Mongols, comparée à la religion des anciens Chinois, d’après des textes indigènes, avec le rituel Tartare de l’empereur K’ien—long（Bruxelles: Hayez, Académie royale, 1887）《东方鞑靼人的民族宗教：满族和蒙古人，与古代中国人的宗教相比，根据本地文本，与乾隆皇帝的鞑靼仪式相比》。这本书实际上是对 1747 年编纂完成的满文著作—Manjusa-i wecere metere doro-i bithe, 就是 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翻译。这部著作叙述了清代统治阶层所观察到的萨满教仪式。另一部著作名为 La religion et les cérémonies impériales de la Chine moderne: d’après le cérémonial et les décrets officiels 《现代中国的宗教和帝国仪式：根据仪式和官方法令》（Bruxelles: Académie royale，1893）。这本著作的扉页上标有“大清祭礼”的书名，但是从该著作的第 71 页开始，又将同一个书名译为《大通清礼》。实际上，这本著作正是对《大清通礼》第 1—16 卷的翻译。这部关于宫廷如何践行礼仪的手册在乾隆元年（1736）奉旨编纂，并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完成。这是一部以儒家传统为基础的礼仪著作，与上文提及的满洲传统礼仪著作类似。由于何赖思对清代汉人和满洲人礼仪的兴趣，他在某种程度上领先于他的时代，因为这些礼仪研究直到近些年才被学者们重新关注。除了中国研究之外，还有一些比利时教会也活跃于 19 世纪的中国，如活跃于内蒙古的“斯格脱神父”（属圣母圣心会）或者湖北西南部的方济会。他们的档案不仅成为多项研究的对象，而且使得清代中国内陆的状况为今人所知。例如，有一部重要的著作是谭永亮（Patrick Taveirne）所著的《汉蒙相遇与传教努力：圣母圣心会鄂尔多斯（河套）传教史（1874—1911）》（Han—Mongol Encounte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A History of Scheut in Ordos (Hetao), 1874—1911（Leuven: Leuven Univ. Press, 2004）。该书结合晚清时期蒙汉边界地区的生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族群文化等背景，追述了“斯格脱神父”的历史。 三、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中欧交流
在20 世纪，汉学在莱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直到今日，莱顿的汉学也没有特别地关注清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清代在中国研究的课题中完全消失了。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学者是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他以研究中国佛教著称，同时还极大地推进了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人们可能会发现，在许理和撰写的 60 余本学术文章中，有近一半是关于基督宗教的，而另一半则主要是关于佛教的。他对于外来因素如何被中国环境所接受并从中受惠的问题很感兴趣，因此佛教和基督教就成了可进行对比的案例。他关于“中国文化的强制性”（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的文章，对于理解他如何看待这种融合机制是至为关键的。虽然他主要关注晚明的基督教，但也对清初的基督教做了一些研究。
关于清代文化与宗教史的各种议题，明确地出现在许理和的学生，现任汉堡大学教授的田海（Barend ter Haar）的研究中，他曾任莱顿大学的中国史首席教授（2000—2013）和牛津大学教授（2013—2018）。许多有关清代的研究出现在他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Brill, 1992）一书中。作者为我们理解白莲教的真正本质提供一种新的假说，他认为“白莲教”二是这一名称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的现象：一是 1130—1400 年间，一个真正的由佛教信徒们发起的运动是存在的，可以被称为“白莲教运动”。这一运动受到当时士人和宗教精英们的尊敬。二是这一运动所使用的本名“白莲会”在明初被禁止，并最终被丢弃了。1525 年后，白莲教的名称再次出现，但这只是一种被官员和士人（而不是信众自身）所使用的贬义标签。这个假说的结论是，白莲教的历史发生了改变：从法师与宗教群体变成到精英意识形态和宗教迫害。
近期，一个由荷兰发起的与清史有关的项目是“中国影响：荷兰黄金时期的中国形象与观念”（The Chinese Impact: Images and Ideas of China in the Dutch Golden Age）。该项目由乌特勒支大学教授韦斯特斯恩（Thijs Weststeijn）负责，他曾就职于阿姆斯特丹大学。这个项目聚焦于1602—1721 年间在欧洲发源地—低地国家的中国形象这一问题，因为欧洲对于中国历史、艺术和哲学最早的、最充分的研究著作是由荷兰人编写的，甚至第一部将故事背景设定为中国的悲剧，也是由荷兰人创作的。正如上文所示，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清初中国形象源自 17 世纪低地国家与中国在艺术和思想方面的互动。这一研究项目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对荷兰高雅与通俗文化的影响，从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画室里的中国陶瓷，到颇为流行的荷兰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与孔子间的比较。这个项目展现了荷兰共和国自我形象的雏形是如何在中国镜像下建立起来的，从“代尔夫特蓝”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到宗教宽容和共和主义理想。荷兰对中国的固有印象，也随着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荷兰人”这一问题的研究，使得欧洲观点与亚洲观点相辅相成，更加完善。研究团队曾在哈勒姆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Frans Hals Museum）举办过一次主题为“野蛮人与哲学家：荷兰黄金时期的中国形象”（Barbarians and Philosophers: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Dutch Golden Age）的展览（2017 年 3 月 25 日—8 月 20 日）。这一展览揭示了 17 世纪中荷两国各自形象在对方国家的形成历程。荷兰人痴迷于“天国”的文化，而中国人则对被称为“红毛番”的荷兰人感到惊讶不已。一系列精选的油画、素描、瓷器和模型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文化交流。
在 20 世纪下半叶，比利时的中国学依旧在东方研究范畴中处于边缘，而且主要关注的是佛教领域。然而，这种状况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鲁汶大学首次建立起完整的汉学课程而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也是伴随着对鲁汶大学的校友、上文提及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研究而完成的。许多初创筹备的工作是由创建了南怀仁研究项目的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 1928—2017）和南怀仁基金会的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所负责。这一系列创始活动的高潮是 1988 年在鲁汶大学举办的纪念南怀仁逝世 300 周年的国际研讨会。随着对中国与欧洲一手资料的格外关注，1990 年代，这一研究扩展到了明末清初的中欧交流领域。该研究团队由杜鼎克（Ad Dudink）、高华士（Noël Golvers）、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组成。高华士是拉丁文专家，对欧洲文献（手稿）十分精通。杜鼎克和钟鸣旦是许理和的学生。此外，何思柏（Nicole Halsberghe）还从事对南怀仁的天文仪器的研究。一些年轻的博士或博士后也加入到这一研究群组：如白雅诗（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在做博士后研究员期间，继续进行她关于法国耶稣会士在医药领域作为中国和欧洲对话人角色的研究；康言（Mario Cams）完成了他关于康熙时期中华帝国地图绘制项目的博士论文，证明这一项目是法国科学院、耶稣会士与康熙皇帝的共同兴趣所在。陈妍蓉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圣经的接受史：建构中华帝制晚期的基督教文本社会》（“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Building a Christian Textual Commu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还有一大批中国的年轻学者花费了大量时间为他们的博士论文开展相关研究。
杜鼎克：《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神圣弥撒：与弥撒功程（1721）的翻译注释与介绍，参加 弥 撒 的 手 册 》（Ad Dudink, “The Holy Mass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troduction to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Yu mi-sa gong-cheng’ (1721), Manual for Attending Mass”, in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Father Jeroom Heyndrickx, CIC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ed. by Sara Lievens & Noël Golv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07, pp. 207—326.）。
钟鸣旦：《 历 史 文 本 的 跨 文 化 编 织：中 国 与 欧 洲 故 事 中 的 帝 喾 与 他 的 妻 妾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 (Leiden Seri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9), Leiden: Brill, 2016）；钟鸣旦著，代国庆译，陈妍蓉校：《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着谱系》，《世界汉学》第 1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7—90 页；钟鸣旦著，郑彬彬、黄健译，赵倞、汪海、时霄校：《耶稣会士的中国史与纪年著作及其所参考的中国文献》，《世界汉学》第 11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55—102 页。
高华士：《 从 新 材 料 再 思 中 国 贤 哲 孔 子 的 发 展 》（Noël Golv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Re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New Material”, in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1592—1666), ed. by Roman Malek,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vol. 2, 1141—1164）。
（三）书籍与图书馆史
高华士：《研究中国的西方图书馆：耶稣会内部西方书籍在中欧之间的传播（1650—1750 前后）》（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第一册《书籍购置与流通的逻辑》（Vol. 1. Logistics of Book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2）; 第二册《耶稣会图书馆的形成》（Vol. 2. Formation of Jesuit Librarie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3）；第三册《书籍与读者》（Vol. 3: Of Books and Read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高华士：《中国耶稣会（17—18 世纪）的葡萄牙语书籍及其读者》（Noël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Lisboa: Centro Cientifi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2）。
钟鸣旦：《傅圣泽对欧洲图书馆建立中文图书收藏的贡献：中文图书的传播》（Nicolas Standaert,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in European Libraries: Circulation of Chinese Books”, Monumenta Serica 62:2 (2016), pp. 361—423）。
钟鸣旦：《向中国皇帝进程基督画像：进呈书像史（1640）》（Nicolas Standaert, An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he History of Jincheng shuxiang (1640),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IX), Sankt Augustin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7。《中国图画及其欧洲原型》（“Chinese Prints and their European Prototypes: Schall’s Jincheng shuxiang”, Print Quarterly23, 3 (2006), pp. 231—253）。
钟鸣旦：《进程给康熙皇帝的荷兰语、佛兰德语和德语版画》（Nicolas Standaert, “Dutch, Flemish and German Engravings Presented to the Kangxi Emperor”,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8 (2016), pp. 1—27）。
（五）神学
钟鸣旦：《可亲的天主：一位 17 世纪中国神学学者撰写的关于神名的文本对中国现代神学的挑战》（Nicolas Standaert, The Fascinating God: A Challenge to Modern Chinese Theology Presented by a Text on the Name of God Written by a 17th Century Chinese Student of Theology, (Inculturation: Working Papers on Living Faith and Cultures XVII), Roma: Pontifificia Universita Gregoriana, 1995）；钟鸣旦著，何丽霞译：《可亲的天主 : 清初基督徒论 [ 帝 ] 谈 [ 天 ]》，台北：光启文化事业，1998。
钟鸣旦、杜鼎克编：《原谅我们的罪过：明末清初的忏悔》（Nicolas Standaert & Ad Dudink, eds., Forgive Us Our Sins: Confession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V),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6.）。
（六）科技、医学与制图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两期专刊：“网络与知识的传播：在中华帝国晚期耶稣会士、满洲人与汉人的相遇”（“Networks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Encounters between Jesuits, Manchus and Chine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34 (2011), 193pp.; 35 (2012), 132pp.）。
钟鸣旦：《客座编辑的介绍：网络与知识的传播：在中华帝国晚期耶稣会士、满洲人与汉人的相遇》（Nicolas Standaert, “Introduction from the Guest Editor: Networks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Encounters between Jesuits, Manchus and Chine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4 (2011), pp. 12—14）。
高华士：《耶稣会和西方科学书籍的传播（17—18 世纪）：北京耶稣会图书馆内的医学和医药学部分》（Noël Golvers, “The Jesuit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in the Sciences (17th – 18th cent.): Th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Sector in the Jesuit Libraries of Peking”,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4 (2011), pp. 15—85）。
何 思 柏：《17 世 纪 中 国 螺 丝 的 引 入 与 发 展：南 怀 仁 对 于 理 论 的 解 释 与 应 用 》（Nicole Halsberg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rew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y Ferdinand Verbiest”,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4 (2011), pp. 163—193）。
杜鼎克：《“圣经年表”与六个“世界时代”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格致奥略〉（在 1723 年以 前 罗 列 并 揭 示 了 自 然 科 学 之 谜 ）》（Ad Dudink, “Biblical Chronology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heory of Six “World Ages” to China: Gezhi aolüe 格致奥略 (Outline of the mystery [revealed through] natural science; before 1723),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5 (2012), pp. 89—138）。
何思柏：《南怀仁新制仪象图：木版印刷的分析》（Nicole Halsberghe, “Ferdinand Verbiest: Xin Zhi Yi Xiang Tu 新制仪象图 : Analysis of the Xylographical Prints”, in A Lifelong Dedication to the China Mission: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r of Father Jeroom Heyndrickx, CIC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5th Birthday and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F. Verbiest Institute K.U.Leuven, ed. by Sara Lievens & Noël Golver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07, pp. 405—445）。
高华士：《在华耶稣会的制图师：潘国光和松江府图》（Noël Golvers, “Jesuit Cartographers in China: Francesco Brancati, S.J., and the Map (1661?) of Sungchiang Prefecture (Shanghai)”, Imago mundi 52 (2000), pp. 30—42）。
康言：《耶稣会与康熙朝廷的合作案例 —清初地理调查（1708—1716）》（Mario Cams, “The Early Qing Geographical Surveys (1708—1716) as a Cas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esuits and the Kangxi Court”,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4 (2012), p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