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海洋与物质文化交流：以东亚海域世界为中心”学术工作坊综述

与会学者合影

2021年11月6-8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广东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中国航海博物馆合办的“海洋与物质文化交流：以东亚海域世界为中心”的学术工作坊在上海顺利召开。本次工作坊旨在借助全球史和物质文化史的视野和方法，打破传统史学的“中心—边缘”界线，将东亚海域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沟通、互动的通道和舞台，重新审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海域史。

嘉宾致辞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广东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中国航海博物馆副馆长王煜研究馆员先后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辞。来自复旦大学、广东社科院、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红河学院、国家文物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单位的四十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工作坊。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们东亚海域史的方法论、8-20世纪的东亚海域史、东亚海域舞台中的人与物、东亚海域的内部交流、西方势力到来后东亚海域的变化及东西方的互动等议题，开展了十场讨论。

第一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广东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研究员作了题为《从考古发现看8-10世纪南海交流》的报告。李先生介绍了近些年收集到的与南海交通和贸易相关的考古材料，尤其展示了一批水下考古，包括暹罗湾沉船、勿里洞沉船、巴地沉船等五艘这一时期的沉船。根据沉船考古及相关考古发现，可以对唐代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同贸易相关的领域做出新的研究。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生产领域中的专业化、外向型、新方式等特点，改变了传统手工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改写了传统中国经济史。在交通运输上，呈现出国内交通与海外交通相衔接，水运陆运与远洋海运相衔接的局面。考察市场网络，可以发现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瓷器成为大宗出口产品。李先生强调了广州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性，八至十世纪开启了一个以东方为重心的全新的海洋贸易时代，海洋及其“无形之手”成为引发唐宋社会经济深刻变迁的重要因素。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孙键研究馆员作了题为《绥中沉船与14世纪环渤海贸易》的报告。孙先生介绍，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992-1998年间，“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沉船遗址进行了6次正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从绥中三道岗沉船出水的遗物器型、釉色及装饰特征来看，应是磁州窑的彭城窑产品。除瓷器外，沉船中还有铁犁等金属制品。由于发掘过程中未见船体，推测沉船为内河、近海兼用的河海两用船。孙先生深入分析了绥中沉船各类遗存，结合文献和文物资料，指出环渤海湾古代海洋文化体系渊源流长，自史前迄今航海活动延续不断，在中国航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绥中海域就是环渤海古代航线的重要一环。

 学者报告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作了题为《关于图像在地理大发现中所起作用的思考——以<弗拉·毛罗地图>和<托斯卡内里地图>为例》的报告。《弗拉·毛罗地图》是由威尼斯人弗拉·毛罗于1459年为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五世所作，该地图以其蕴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独特的视觉表达，极有可能为促成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做出过隐秘的贡献。李军教授对地图的整体构图、细节描绘做了详细的解读和细致的分析，例如图中不同样式的船只和城市地理位置具有内在联系。地图上葡萄牙正好位于地图的中线上、欧洲面向非洲的前沿。李军教授指出，《弗拉·毛罗地图》用图像语言向葡萄牙人传递了某种信息，即在葡萄牙大航海事业中，似乎存在一条密径，可以南下越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融入中国人的世界。关于《托斯卡内里地图》，李军教授认为，这张地图极有可能是哥伦布曾获取到的重要的海图，它在指引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会议第二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副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康昊老师作了题为《元文宗图帖睦尔与日本：后醍醐天皇“易服色”背后》的报告。后醍醐天皇曾在入元留学僧的鼓动下，试图将日本僧侣的服色改为黄色。康老师认为，这一“易服色”事件，实际上与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笑隐大及其弟子穿黄衣有密切联系。元文宗在谪居建康潜邸期间曾与多名日本入元僧存在交集，即位后赐日本僧月林道皎等师号。元文宗建立大龙翔集庆寺、“改黄衣”及敕令编修《敕修百丈清规》等象征江南禅宗地位提升、“崇教抑禅”削弱的事件，在归国入元僧对日本统治者的大肆宣扬后，成为了日本十四世纪宗教体制变革的重要助推剂。元文宗的政策的影响跨越国境，具有突出的东亚史意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箕子墓与朝鲜王朝的箕子文化建构》的报告。箕子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殷末“三仁”之一，商纣王的叔父，商亡后不臣于周，走之朝鲜，之后回来朝见武王，与之论治国之道，述《洪范》九篇。关于箕子“走之朝鲜”的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然而，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箕子朝鲜的概念很早就开始出现，并长期存在于半岛民众的认知中。高丽时代发掘并修建箕子墓以及建立了箕子祠，朝鲜王朝时代在平壤地区展开了箕子墓、箕子祠等一系列箕子相关历史文化遗迹的修建工程。王老师的报告主要围绕箕子墓的细节问题，从墓图、墓碑、修葺、盗掘、封陵五个角度展开。纵观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总体来说箕子还是被作为朝鲜半岛历史的一个内部要素来认知，但是这一状况在近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最终箕子被整体从朝鲜半岛历史中排斥出来。

第三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顾卫民教授作了题为《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的报告。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风格时间大致在1490至1550年代，包括60座左右的典型建筑物，主要集中在葡萄牙本国和北非。顾教授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七座代表性的葡萄牙曼努埃尔建筑，即塞图巴尔耶稣修道院、热罗尼莫斯修道院、贝伦塔、上帝之母修道院、里斯本仁慈堂教堂和托马尔基督修道院等六座位于葡萄牙本国的建筑物，以及位于印度果阿的圣方济各修道院曼努埃尔式的大门。顾教授指出，曼努埃尔风格的建筑具有极强的宗教性，建筑物上的缆绳、浑天仪等形象展现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同时融合了花卉等大量的自然元素。顾教授总结道，葡萄牙曼努埃尔式建筑体现了葡萄牙的朝圣精神，充分反映了海洋的因素。他非常赞同历史学家博克塞的看法：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国家特征，是一个浇筑在宗教模型中的一个航海的贸易和军事的结合体。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的李璠老师作了题为《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装饰及造型问题研究》的报告。现藏于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青花葡萄牙盾形纹章执壶，近年来颇受纹章瓷、外销青花瓷、中葡贸易等多个研究领域学者的青睐。该青花执壶体量较大，胎体厚重，座底上双线圈内有“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款识。通过与同时代的定制瓷器的对比，和对该青花执壶高度还原的纹章细节的研究，李老师认为该青花执壶是一件精工之作，同时也指出执壶上是一个“伪”纹章图案。由此李老师提出订制人的身份问题，她认为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特定家族的订件，青花执壶在视觉形式上的清晰准确与身份信息上的模糊不详同时达到了极致。她认为“伪纹章”的出现，有部分源自景德镇青花工艺、葡萄牙纹章管理制度的客观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来自订制人主观默许的可能性。对于造型与装饰问题，李老师认为该青花执壶更接近于一种蒜头瓶与执壶的结合体，并展示了该青花执壶更多的装饰细节。李老师总结道，正如乔治·库布勒所描述的那样，每一件重要的艺术品都可以被视作一个历史事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来之不易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葡萄牙人来华贸易或定制，我们才看到在青花瓷上景德镇工匠做出的艺术上的回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刘爽老师作了题为《“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的报告。刘爽老师首先讨论了七丘之城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将台伯河东岸、以卡比托利欧为“中央高地”的七座山丘视作代表整座罗马城市的象征性景观。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逐步成为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这一特殊形象不仅再次得到强化，更在海权时代扩展到大西洋海岸的葡萄牙。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来向圣城靠拢，同时将带有罗马城般的高地景观置于临水地带，展现出一个“水上的罗马”形象。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葡萄牙将“水上的罗马”的理念带到其东方的殖民地果阿，使得罗马人的圣城理想从地中海、大西洋转移到印度洋。这种城市形象进一步抵达远东，进入其暂居地澳门。刘老师认为，从罗马、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转移过程亦是山城理念“从复制到改写”的过程。在“七丘之城”借助各方力量不断转移的过程中，罗马再次获得了一个“世界的形象”，以至于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曾位于其遥想当中的东方，亦深刻地体现出一种古典山城的力量。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黄忠杰教授作了题为《历史的画卷、画卷的历史：荷兰国立博物馆藏<福州城图>年代考识》的报告。《福州城图》是西方研究近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交流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图像资料，于1988年进入荷兰国立博物馆中国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黄教授重点考证《福州城图》的成图时间。通过对图上的荷兰文题名、荷兰船只与福州港、河口万寿桥、阿育王塔、耿王府等地景的细致考察等，推断此画的绘制时间应在1685年9月至1687年5月之间。黄教授指出，《福州城图》描绘了清代第一个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常关——“闽海关—中洲汛”，以更加客观、真实和清晰的图像延伸了人们对于康熙开海之后帝国港口盛景的认识，该图填补了中荷朝贡史与贸易史上图像资料的不足，同时也是研究中荷政治与外交关系史的一幅珍贵图像与历史见证。

第四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作了题为《十八世纪唐通事眼中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新见抄本<琼浦闲谈>研究》的报告。1604年至1867年，江户幕府在长崎任命唐通事。唐通事在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故而一向备受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十分丰富。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王教授首先厘清了《琼浦闲谈》的成书由来，这部书由一个叫宗阿的唐通事所写，作于1768年，现存的本子是1776年所抄录的。王教授将《琼浦闲谈》与另一唐话课本《琼浦佳话》进行比较，得出《琼浦闲谈》最有价值的是对长崎风俗、文化的记录，特别是福州的九使信仰与琼浦的诹访神社的关系。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的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的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到日本，如孔圣庙、土地祠、五圣堂、九使宫和天妃宫等。王教授认为，相对而言，九使信仰与琼浦的诹访神事的渊源流变相对隐晦。而正是《琼浦闲谈》一书比较详细的记载，让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跨文化民俗信仰传播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中山大学历史系周湘副教授作了题为《他国之犬与本土语境的变迁：近代早期英国人国民性（Englishness）的他者观照》的报告。周老师主要探讨18世纪英国人的国民性如何通过其他国家的狗，来实现所谓“他者”的观照这一问题。英国人对狗的热爱这一性格塑造有很长的历史，其国民性的建构在18世纪已经定型。通过对相关绘画的分析，可以看出18世纪的狗在英国国民性建构中的重要性。周湘老师谈到对国民性“Englishness”表述的选择，认为Englishness一词大概可视为“新瓶装旧酒”，其国民身份认同的内核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关于国民特性的研究大概有两个路径，一是霍布斯鲍姆如何看待大众参与的问题，二是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所强调的共时性，二者在言及国民身份认同时，均强调其过程是动态的，这意味着关照对象很可能是年代错置的。周老师进而提出为什么选择狗作为象征物这一问题。狗作为宠物是英国贵族社会的传统，亦是对底层象征体系的改造，因为在英国下层社会中狗是邪恶的象征。国民性建构的他者观照，本质上是对自我的重新界定。而这种自我界定，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的，下层的“他者”则被忽略了，过往的史事也可能被遗漏。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副研究员作了题为《15-17世纪东部欧亚交聘、贸易和战争中的日本刀》的报告。她首先指出，通过日本史料可以还原出《明实录》等明朝史料中所记载的“日本贡刀剑”的“刀剑”包括“太刀、薙刀、枪”等种类，且在明日交聘中产生了“龙太刀”这一迎合中国皇帝身份的特殊产物。当时通过朝贡贸易进入明朝的日本刀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王进献物”的名义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贡物，其价值置换是通过明朝的回赐物实现。另一类是以“国王附搭物”的名义带到中国进行交易的商品，由礼部核定给价进行官买。两类日本刀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所不同。朱老师认为，经由明日间刀剑贸易投射出了明日间复杂的关系、日朝关系的互动以及日本国内的权力构造。她提到，尽管还原通过朝贡贸易进入明朝的日本刀的去向存在困难，不过可以确定由朝贡途径进入明朝的日本刀与后来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获得的日本刀有所不同。戚继光借鉴日本刀的习练方法及使用方法，对日本刀进行仿制并用其来武装明朝的军队与倭寇作战。之后随着明朝战事的推移，日本刀又从对抗“南倭”的战场转移到对抗“北虏”的战场。经过改进的日本长刀在对抗“北虏”的战争中作为斩马刀，成为了对付蒙古骑兵的有利武器，这是日本刀的使用方法在明朝的本土化的表现。之后随着朝鲜引进戚继光《纪效新书》进行练兵的活动，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了的日本刀知识向朝鲜实现了再传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紫依同学作了题为《“倭风”与“本朝”——明代人对折扇的认知及其变化》的报告。折扇创制于日本，宋元以来经由日本、高丽等国输入，直至明代趋于普及。刘同学考订明代折扇输入与制造的相关史实，由明人如何看待折扇与异域、本土之关联切入，考察折扇被纳入明代本土知识体系的过程，同时梳理明人对折扇的认知变化与折扇的本土普及、明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明朝对外关系的变动等的关联。刘同学认为，明初折扇的折叠形制本身仍为异域表征，明人对日本折扇的反响不一但对其的仿制已经开始，日本进贡折扇，而中国宫廷赏赐折扇，尤其推动了本土精英对折扇的接受。明中期时，“折扇”与“倭扇”概念日益分离，日本扇仍受欢迎但本土折扇业大为发展，折扇起源的模糊化引起探究与重新解释，且此时异域扇式的流行被与世风日下相联系。晚明时折扇越发成为本朝认同的一部分，外国折扇仍勾起外国想象但非折扇的主流，其异域起源不再是批评重点甚至受到质疑。刘紫依同学认为，折扇在明代的流行以及被纳入本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异域性并没有对折扇的流行与普及构成威胁，折扇更加深入地渗入到了明代的社会生活中。

第五场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主持。本场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叶少飞教授作了题为《琦传说：占婆天依阿那仙女形象在越南的演变》的报告。越南芽庄占婆供奉占人的浦那格女神，流传至今的祭歌吟唱女神创造了稻米和沉香。北方的大越-安南国南进，逐步夺取占婆王国的区域，最终政权级别的占婆国灭亡。浦那格女神逐渐进入到大越-安南国的神灵体系中，成为天依阿那女神，并进入越南道教名著《会真编》中，称“玉仙仙主”，是一位很纯粹的道教神祗。阮朝礼部尚书潘清简有整齐百神之责，撰写了《天依仙女传记》，使得天依仙女的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占婆人的天依阿那女神先后进入越南道教和阮朝国家祀典之中，最终以“天依阿那演妃主玉”的神号实现了占、越融合。叶老师认为，天依阿那女神作为占婆人的主要神明，被纳入阮朝国家祀典，展现了越人对占人的怀柔，以及越南的儒教和道教改造占婆人信仰的过程，这既是国家政治的呈现，也是阮朝官员大臣的主动觉悟。在越人的有意融合和尊崇之下，天依阿那女神由单一的占婆神灵又增加了道教玉仙仙主和儒教国家祀典天依阿那演妃主玉两个形象，以更加多元多面的形态呈现于世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作了题为《由<中国根书简>论中医西传的路径方法与视野》的报告。高教授的报告围绕《中国根书简》这本书展开，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根的研究著述颇丰，但针对《中国根书简》本身的细致研究还很少。《中国根书简》于1546年在巴塞尔出版，其作者维萨里是一位比利时人，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同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宫廷医生。高教授介绍了《中国根书简》的主要内容，并由《中国根书简》谈及维萨里的思想。她指出维萨里在书中传递了如何对待新与旧的问题，中国根是一个新东西，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关于中国根是否是治疗梅毒的良药的问题，高老师指出，对当时的查理五世来说，中国根不是用来治疗梅毒，而是用来治痛风、结石以及净化血液。高老师提到，中国医学对西方知识界的影响，是目前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下，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医学”这一概念及其知识体系，试图了解是怎样的环境与条件使得“中国医学”在世界各地传播，并想回答在中国之外构成的是一种怎样的“中国医学”。研究者们将视角投向中医进入西方世界的最初阶段，追根溯源，观察发生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严旎萍作了题为《名与物：新世界红色染料“Cochineal”在中国的生命历程（18-20世纪）》的报告。在西班牙人垄断的新世界商品当中，从墨西哥仙人掌上寄生的Cochineal小虫子提取出的红色染料是仅次于白银的最赚钱的商品，随着全球贸易网络进入到世界各地。严同学从Cochineal进入中国的名称出发，讨论从十八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洋红”、“各作泥腊”、“呀兰”、“呀兰米虫”、“胭脂虫”等名称背后的知识史。各名称之间并没有线性发展关系，他们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知识人群对于同一物品不同程度的认知。在这些名称的发展历程当中，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ayer）的翻译活动是尤为关键的一环。他将西方有关Cochineal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了中文读者，在Cochineal的名称加上了“虫”这个生物属性关键字，导向了20世纪Cochineal的中文名，胭脂虫。严同学总结道，物名和其知识背后的历史是互动的，物品术语的转变反映着中国有关Cochineal的知识不断扩展，物品的名称更迭与该名称附着之物的生命周期共同发生。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干作了题为《定价之争：18世纪中英檀香木贸易初探——以EIC档案为中心》的报告。18世纪，檀香木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散商的船只运来大量的檀香木，推动了广州檀香木贸易的繁荣。李同学首先梳理了檀香木贸易概况与价格波动的关系。关于檀香木的定价，英国东印度公司、行商和清朝官府从各自利益出发，试图掌握对檀香木的定价权。李同学指出，行商两次联合，但都归于失败；官府动用权力定价，同样未能成功。相反，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方面加强对檀香木的品质管理，并通过推动等级划分巩固印度檀香木的优势地位，打压葡荷的竞争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军事行动的胜利，排挤了竞争对手，实力大为增强。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广州市场上的胜利，打破官府和行商的垄断，主导了檀香木的定价权。

第六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主持。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研究馆员作了题为《长崎贸易中的清宫刻书——以<船载书目>为中心》的报告。章老师认为有关中日间的书籍交流早前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但对其中的清宫刻书少有关注。章老师对《船载书目》记载的清宫刻书进行分类，考察了日本幕府对清宫刻书的兴趣及特殊需求，同时探讨了清廷对书籍的管理政策、清宫刻书的流播以及它们的出版与销售渠道等。

中山大学历史系江滢河教授作了题为《18世纪荷兰罗也订制外销画初探》的报告。荷兰国家文化博物馆收藏了18世纪70年代初荷兰海牙律师罗也(Jean Theodore Royer)专门从广州订制和购买的手工制品，其中包括2000多幅绘画作品，这批私人订制种类繁多，不仅是当年日益繁荣的广州贸易的副产品，也是多重历史的产物。江老师详细分析了罗也画册的绘画内容，认为它们是18世纪西方世界罕见的关于遥远中国的知识研究型收集，反映了17、18世纪荷兰的科学发展和文化追求。另外，它们作为18世纪中叶之后日益成熟的广州外销画作品，凸显出了日益明显的外销特点，是近代早期中西美术交流史中的重要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第七场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郭亮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作了题为《试论明代龙泉窑“顾氏”款瓷器及相关问题》的报告。目前陶瓷学界对15世纪龙泉窑业的大作坊主顾仕成及其 “顾氏”款瓷器早有关注，但是却一直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刘老师对国内外遗址、沉船出土、海内外收藏的“顾氏”款龙泉窑瓷器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其产品面貌和特征，探究顾氏作坊的生产情况，讨论其在海外市场特别是在日本茶道中的使用。另外，他从海外出土的“顾氏”款等龙泉窑瓷器和伴出瓷器的组合比例关系，管窥明初到明中期龙泉青瓷在海外贸易中的变迁。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成高韵做了题为《15-16世纪博多商人的贸易往来与东北亚的陶瓷流通》的报告。她主要关注瓷器贸易和博多商人的关系。因此她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查阅朝鲜的官方记载《朝鲜王朝实录》、 朝鲜使臣赴日的相关记载，并结合日本、 韩国的出土材料，尝试对贸易瓷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及博多商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探讨。成同学认为从15世纪到16世纪前半叶，博多商人作为流通者，对陶瓷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他们在从琉球向九州地区供应明代陶瓷的过程中，就已开始联系九州豪族，使其经营的明代民窑陶瓷能够作为官方交易品运往朝鲜。通过博多商人在贸易瓷器上的作用，明代民窑瓷器经历了从民间商品到官方交易品的价值转移过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钟燕锑博士做了《明代中国陶瓷在东亚海域世界的流通与消费》的报告。她通过梳理韩国、日本、琉球、中国东部海域中各类遗址发现的明代中国瓷器，将输入的这些中国瓷器大致分为明早期及空白期，明中期，明晚及明末期三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瓷器产品特征进行总结，并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中国瓷器输入到东亚各国的贸易方式及贸易中心的变化进行了讨论，另外也谈到了中国瓷业生产与东亚海域陶瓷消费的相互影响。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做了题为《战争、海洋与伊万里瓷器》的报告。他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是将伊万里瓷器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以及其风格的变化、技术的革新、原材料的来源、产品的外销市场等，放在东亚区域史乃至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察，也就是研究漫长17世纪东亚海域史和全球史上发生的战争事件、贸易政策、新的贸易网络等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伊万里瓷器的历史；另外就是通过伊万里瓷器的历史来观察漫长17世纪的东亚海域史，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战争史、海路贸易史、各国的海洋政策等，也就是说，把伊万里瓷器作为我们观察东亚海域史的一个视角。伊万里瓷器17世纪亚洲贸易体系和东亚海域变迁的物证，是我们研究东亚海域史的史料。董老师按照时间先后，分三个阶段讲述了伊万里瓷器的诞生、发展、衰落及其与东亚海域战争、贸易、各国海洋政策的关联。

第八场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海洋史研究》副主编周鑫主持。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副教授作了题为《鼻烟壶的形成：嗜好与容器、传统与心理、身份认同与权力》的报告。他从器物功能及演化、传统心理和习惯（对新事物的接受和器形影响）、权力与身份及其对器物流行的强化等几个方面，分析鼻烟跨洋入华及鼻烟壶形成的关键因素。鼻烟壶虽是中西交通中的一件普通物品，但它既有器物的基本功能，又有一定的文化延展内涵。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鼻烟壶的形成反映了宫廷与民间的互动，舶来与传统的交融，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助于社会情景的观察、研究路径的认识和反思。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馆员仇泰格作了《乾隆额头上的西洋飞龙——清代皇帝大阅胄前梁金刚石螣蛇考》的报告。他参考现存清宫旧藏的各式钟表并结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认为，这件嵌于乾隆皇帝头盔前端的有翼飞龙，应该是拆卸自某个制作于欧洲国家的座钟，且在乾隆皇帝的观念中，这种长有双翼的异兽并非是龙，而是滕蛇／飞蛇。而这些拆下来的飞龙，除了装饰盔胄，也被用来制作首饰，还有的被用于供养神明。乾隆皇帝利用拆卸自钟表的构件来装饰自己的盔胄，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18世纪中国工匠的技术限制，以及背后矿物学知识的缺乏。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谢程程作了题为《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服装设计与18世纪法国剧服改革实践》的报告。她认为18世纪40、50年代，由于受到同时期英国写实剧场的影响，以及思想家、剧评家等对于戏剧服饰与绘画写实性的质疑，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在法兰西戏剧院(Comédie-Française)的戏剧演出中有意识地对服装进行了改造。通过检视法国现存的18世纪《中国孤儿》服饰画稿、剧服与伏尔泰的通信，可以还原出《中国孤儿》剧服设计前后的历史过程。谢同学以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服装设计作为切入点，将之置于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与戏剧改革背景之下，结合新的物质材料与法语史料，分析设计剧服过程中土耳其元素所扮演的角色，尝试重新梳理该剧被搬上欧洲舞台的艺术呈现史。

第九场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钟燕锑博士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研究员作了题为《从礼俗到风尚：东亚海域交流中的帽章扇 》的报告。邓老师首先对“帽章扇”进行定义，探讨名称的来源，并展现了“帽章扇”的形制特征。在外销商品中，“帽章扇”并不多见，也就很少被人关注。邓老师希望从这一小小的物件出发来审视东亚海域内东西方商贸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邓老师探索了“帽章扇”这一形制出现的原因、使用功能上的变化以及在文化内涵上的延申。除了关注“帽章扇”在东亚内部所引起的互动与交流，邓老师也谈到了它在18、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使用以及当时的流行风尚。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晓璐作了题为《连接东西：<谟区查抄本>民族志图像图式来源及影响研究》的报告。她主要围绕《谟区查抄本》(The Boxer Codex)中的男女对偶式图像展开。李老师参考母本对各组人物的动态及图式进行解答，并追溯男女对偶图像的西方源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一份绘制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抄本绘画，如何反过来对十六世纪末欧洲本土民族志图像的新风格产生影响。李老师探讨这本由华人艺术家绘制的抄本绘画，如何在受中国绘画影响的同时，转而又影响了中国的外销瓷以及民俗版画。李李老师通过图像本身在东西之间的互动，发现和管窥菲律宾作为贸易中转站之外的“艺术中转站”的角色及特点。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戴若伟同学作了题为《置彼异邦：普朗克“阳伞夫人”图样研究》的报告。“阳伞夫人”纹饰是荷兰画家普朗克(Cornelis Pronk)于1734年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设计的水彩瓷器图样，画面中心描绘了执阳伞的妇人与水禽相对而立的场景。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这一瓷器图样发往亚洲进行定制生产，希望顺应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时尚。戴同学认为“阳伞夫人”瓷器图样是欧洲与其他文化相遇的产物。作为一种“撑伞人物”图像，它体现了欧洲人对于异域格调的想象。在报告中她尝试回答普朗克“阳伞夫人”图像的生产逻辑。具体来说，首先探究异域的“撑伞女子”的形象如何成为欧洲人表征异域风情的符号化形象，进而尝试回答普朗克的“阳伞夫人”图像及其他类似图样，如何在当时语境下应运而生。戴同学希望借此案例，思考跨文化图像传播的一种模式。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生胡涵菡同学作了题为《外销瓷中西方“洗浴”纹图式的来源及演变》的报告。女性“洗浴”纹是中国外销瓷中一种较为独特的装饰纹饰，它来源于西方绘画传统，几经辗转后进入到中国瓷器的装饰中，反映了中外文化观念、艺术审美和社会风俗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诸多面向。胡同学以几件洗浴主题的外销瓷为案例，尝试分析这种纹饰的图式来源及其在传播、复制和挪用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和变化。图像在辗转流传和复制的过程里，经过不同文化背景的工匠之眼和手，其原初的意涵随之不断地更改与重构，从而使我们得以在附着于各种不通媒介的图像中，发现其间存在着不断流变的相似性。

第十场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副教授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刘璐璐作了题为《明代海防兵船上的人员配置与组织用令——以嘉靖万历年间闽粤海域为例》的报告。她认为学界从造船史与造船工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船只的类型多有研究，至于明代兵船的样式，则以福船、广船最为突出。但是学界鲜有细分兵船的各种型号，也很少讨论这些不同样式的船只在海洋作战中船上人员的配置与分工组织情况。她博士通过图文的方式来探讨不同式样与型号的兵船上军士们的配置情况，依次厘清单一类型兵船上人员的配置及其分工组织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实际海洋作战中不同式样兵船合成船队时的组织编制与用令情况。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郭亮教授做了题为《莅海图说——清代中外海图中的国家与交流》的报告。西方与中国的交流在晚明以后渐渐增多，海上航线成为航海发达国家到达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路径。他认为这种地理意义上的交流，正是源于西方航海科学与海图测绘系统的不断完善。明清时期的中国需要不断面对来自陌生地域、迥异文化的西方各国船队的到访。郭教授指出历史上记载至少在清代中前期，国家对沿海事物的关注程度非常之高，但却并未构建基于科学发展的沿海防御体系。郭教授利用近代的西绘和中国本土海图，从新的角度揭示出中西交流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对海权的实践模式及其与国家事务的多重交集。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研究所王丁教授作了题为《清末中国对世界海军舰船的知识：日本海军初期与中国朝野的跟踪了解》的报告。该报告是王教授“清末中国对西洋海军舰船的知识”这一主题系列研究的一个部分，以同光年间朝野人士对日本海军建设的跟踪观察记录为主要史料文献，在语言层面对它们进行对勘、梳理、释读和同定，复原有关技术名词的所指，并根据语言特征推断情报来源，进而比对同时代东西方语言文字的有关记载，评估当时中国有关海军知识的认知程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鑫研究员做了题为《晚清中外报刊与中国东沙岛近代知识的交流建构》的报告。他认为晚清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媒介和知识创造体，其与近代知识建构、观念塑造、思想传递、社会转型之关系备受关注。但在近代报刊史的研究中，甚少有人关注到中国南海诸岛近代知识生成的问题。比如在晚清南海诸岛史的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大都已注意到晚清报刊，但主要利用其重建晚清中国政府与日本交涉收回东沙岛、维护东沙岛与西沙群岛主权的历史与主张，鲜有人透过此时的中外报刊窥测其生产东沙岛近代知识的过程、内容和侦测相关知识传播的途径、效果。周老师在报告中尝试勾勒1907年中外报刊对西泽占岛消息的报道与反应，讨论中外报刊如何交流建构东沙岛近代知识的轨迹与面相，并针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十场研讨结束后，与会者举行了圆桌会议，对整个研讨会加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