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洙英、姜伊威 | 从“东洋史”到“东亚史”——韩国学界近三十年的历史叙事反思

【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史学界对既有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与此同时，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单位思考的学术倾向明显抬头，由此开始了构建东亚史的努力。有关东亚史的内容和方法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这启发韩国史学界转换历史理解的方式和观点。因此，通过概括东亚史的形成脉络和韩国学界近三十年来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一窥韩国史学界的整体变化方向。2007年，东亚史正式进入韩国国民教育体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课程。以韩国为出发点梳理这一史学史过程，特别是其中与中日史学的对比和关联，并进一步思考东亚史和民族国家论述之间的张力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全球史、区域史思潮对东亚国家历史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韩国史学；东亚史；区域史；历史叙述；历史教育

2007年，韩国政府决定在高中历史课中设立“东亚史”课程，根据这一历史教育改编方案，“东亚史”从2012年起成为一门选修课。自此，在韩国历史教育界实施了50年之久的国史与世界史的二分法，变成了“世界历史的理解”“东亚史”和“韩国文化史”三个科目。将学界和教育界的情况分而观之，韩国历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着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分科体制”；教育界则以此为基础，形成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元体制。教育界的这种二分制度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此后出现了独立编纂东亚史教科书的主张。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史被首次正式提上议程，这意味着历史教育的结构性变化。

在韩国政府明确规定高中课程必须同时开设韩国史、东亚史和世界史之后，学界和教育界展开了广泛讨论。东北亚历史财团等机构主持召开了相关会议和工作坊，讨论“东亚史”课程的性质、内容和构成方式，并积极展开东亚史相关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领域的变化明显早于学界，他们集中讨论了如何接受和反映东洋史的以往研究成果；如何以新的观点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从而体现“相对化视角的东亚史认识”。而学界不少人认为，2007年韩国政府设立“东亚史”，不是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为了面对东亚各国间的历史矛盾。但总体上，大部分学者还是对其必要性和及时性给予肯定。他们认为，新设的“东亚史”课程对韩国的历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具有转折性意义，启发了韩国历史学界通过新的历史视野来超越三分科体制及其体现的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中国学界也关注到韩国“东亚史”课程的开设，并作出积极评价。吴炳守认为，这一变化将东亚史从世界史分离，成为独立的课程；东亚史课本采用了包括本国历史在内的区域史形式；与过去的通史教育相比，东亚史课本采取了专题导向的教学方式。然而，也有论者批评说，韩国的“东亚史”课程“没能真正摆脱以韩国为中心的视角，其积极影响仍然有限”，且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及中国的形象描写过于负面。但是，“东亚史”课程的开设，不仅削弱了过去以韩国史为中心的历史观，而且增进了学生对周边国家的理解，培养了“东亚人”的地区认同，因此，总体上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评价。

本文旨在概括韩国历史学界在东亚史正式纳入韩国历史教育体系之前进行的一系列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把东亚作为一个地区单位思考的学术倾向在韩国明显抬头，而“东亚史”也被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认识方式和叙述单位。“东亚史”课程开设后，东亚史的构成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丰富起来，启发韩国历史学界改变观点和转换思路。因此，通过概括东亚史的形成脉络以及韩国学界近三十年来的相关讨论，可以一窥韩国史学界的整体变化方向。

一、韩国史学界引进东亚史的背景

韩国的现代历史学形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因此，确立“国史”（the National History，这里指韩国史）是当时的时代要求。申采浩被称为“近代韩国史之父”，他在殖民统治下，以民族主义意识将历史定义为“我与非我的斗争”，确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以体现韩国史的主体性，“国史”和“世界史”成为了“我者和他者”的对立。

在1945年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以后，韩国将本国史从世界史中分离出来。这一方面是模仿日本的分科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出于1945年后对国史教育的迫切需求。民族主义史学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可以清算日本殖民史学的韩国史范式。为了代替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史学，并反驳前者定义的韩国历史之他律性、停滞性等理论，新的韩国史研究盛行起来。这种研究力图证明，韩国历史的发展是基于内在的因素和动力。“内在发展论”在三十余年里传遍韩国学界，为克服日本殖民史学、构建新的韩国历史作出了贡献。

韩国在国史研究领域的确取得了可观成绩，人们普遍将之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叙事。但是，韩国的本国史研究一直以来局限在本国史内部追踪和解释现代性的起源和启动原理上，这导致历史研究过度沉陷于“一国史”视角，忽略了韩国历史在世界和东亚的大背景下展开研究，本国史与东亚史、世界史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

国史与东亚史（区域史）、世界史脉络之间的断裂，其实一直被韩国学界质疑和批评。朴元熇认为，韩国历史是东亚历史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而历史学家们却只通过韩国对外关系史这一狭小视角来看待邻国及世界，失去了客观和平衡的视野。车美姬强调，古代韩国的历代王朝都处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之中，国际关系与国内问题紧密相连的历史由此展开，而且近现代史也是东亚三国的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仅在一国的范围内叙述本国史是有局限的。由此，她指出，韩国史只有在东亚乃至世界史的脉络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但是在韩国的国史教育中，民族主义下的救亡叙事占主导地位，未能与东亚史、世界史有机地连接起来。

因此，许多韩国学者指出，与本国史相比，外国史、世界史的研究和教育一直被相对忽视。而且，学界也有众多声音认为，现有的世界史叙述过分偏向欧洲中心论，因此，有必要改变世界史的观点和内容，以韩国人的视角审视并重构世界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的世界史教科书努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亚洲史的篇幅逐渐被扩大和重视。总而言之，反省韩国史和世界史的脱节、反省欧洲中心主义和本国中心主义，是韩国“东亚史”课程设立背后的主要因素。

此外，韩国学界关于“东亚”讨论的迅速活跃也其来有自。20世纪末冷战的终结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使人们重新意识到“东亚”概念的重要性。在东亚地区，人员的流动及贸易等民间交流活跃起来，韩中、韩越建交，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因此，重新思考“东亚”的条件已经具备，韩国国内正式探索“东亚”的研究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亚”成为韩国知识界的热点话题，人文学者和社科学者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在白乐晴的倡导和影响下，创批学派（Changbi Group）提出的“为了追求韩半岛的统一探索东亚”的观点，在韩国的“东亚讨论”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东亚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对立的场所”，其矛盾最终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在创批学派看来，朝鲜半岛的分裂不仅是自身的民族问题，更是世界体制及东亚范围的矛盾体现。自此至21世纪，创批学派通过提出“复合共同体论”等观点来展望脱离国民、国家单位的东亚地区共同体的未来。

21世纪以后，得益于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东北亚历史财团（前高句丽研究财团）等研究机构的设立，通过共同研究和各种合作取得的成果显著增加，关于东亚的讨论进一步扩大。到2010年初，东亚近代论及东亚讨论已建立起较牢固的基础，不再仅仅是一种流行话语，而是一个明确的学说。这为韩国历史学界以及整个人文社科学界确立了一种新的思维传统，勾勒出以东亚为主体的想象空间。

另外，东亚三国围绕历史书写问题，在2005—2010年前后出现了较为激烈的纷争，这也影响到“东亚史”课程的设立。韩国政府在决定设立东亚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提出“有必要克服东亚国家间最近的历史矛盾，以建立共同历史认识”。实际上，开设“东亚史”课程的目标之一就是摒弃对邻国的排他主义意识形态、探索解决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矛盾、谋求三国之间的共同历史认识。

二、东亚史作为历史论述的“去中心化”方法

欧美学界在过去30年间提出了全球视角的新方法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全球史。虽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等学者在论点上各有差异，但都批判以往以国别史为基础的世界史认识，都拒绝“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自我中心（egocentric）历史观。这种新的方法出自对欧洲中心论的自我反省，力图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论世界史认识，探索新的有效方式，取代以欧洲扩张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

韩国学术界从21世纪初开始密切关注欧美历史学界的全球史趋向，并积极向国内学术界进行引介。随着对本特利、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人的全球史著作被大量翻译和介绍，一些研究者最近开始关注全球史的新观点，将世界史视为“不同文化区域在多元中心的世界里互动和扩散的过程”。柳镛泰以此为基础，提出世界史是“各自独立的地区文明的出现和发展，相互间的关联逐渐密切的过程”，“虽然近代以后其关联得到了飞跃性的增强，地区文明也随之变形，但仍然保持近代以前所形成的各自独有性，成为多元世界史的土壤”。韩国一边从在欧美学界的去中心思维方式中获得启发；一边反思韩国现有历史学对现代化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偏重，力图探索一种新的历史写作范式和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史作为“另类的”历史叙述和认识方法被关注。“超越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潮流；对于“本国中心主义”，也出现了“摆脱单一国史范式”之说。在这一背景下，李荣熏、林志弦等学者提出从文明史的角度重构韩国史，甚至提出“民族主义是叛国”“国史解体”等极端主张。

研究范式的改变，是基于历史学自身的变化。正如金基凤所说，随着民族主义时代的消逝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的时代精神要求重构历史学。然而，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全盘否定国别史既不可取，也不现实；区域史可以作为“另一部历史”，来补充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图景、弥补传统历史书写所缺失的部分。这一趋势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因为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民族历史叙事在我们现在的历史学中具有坚定的地位，完全忽视或废除民族历史是不恰当的。

因此，中国史研究者柳镛泰建议，将东亚史作为“国别史与世界史的中间阶段的区域史”，并提出，“只有拥有独立文明的区域史，我们才能捕捉到以国别史或以国家为主的世界史中容易忽视的脉络。以此为基础，才能正确理解东亚和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一部世界史才能不倾向于欧洲中心主义，本国史才不会陷入情绪化的本国中心主义。”类似地，白永瑞重视“东亚作为国别史和区域史之间的沟通之道”，并认为作为独立历史叙述单元的东亚，将启发历史学家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和本国中心主义。研究欧洲史学史的金基凤认为，东亚史尤其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梯子，将韩国史中的狭窄视野扩展到文明史的层次。换言之，对目前的韩国历史学界来说，东亚史能够替代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史范式，但形式应是将韩国史与东亚史融合并联系起来，而不是将韩国史完全排除在外。

关于欧洲中心主义，车美姬等认为，在当前韩国的世界史书写中，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拥有相同比重，但欧洲文明是单个文明，亚洲文明实际上却包含着多个文明。这种书写将近现代的欧洲帝国霸权倒溯至上古及中世纪，并不妥当。因此，尹世哲主张：“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前现代的亚洲历史包括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几个文明圈，每一个文明都有独特身份，把每个文明都看成与欧洲文明的对等才恰当。”因此，“与欧洲文明相对应的、单一的‘亚洲文明’概念不能成立。”

柳镛泰也指出，此前韩国的世界史研究及教育以欧洲社会的发展阶段为标准，统一采用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四个时代的历史分期，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产物；在更根本的角度上，这既是基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化世界史认识，又是以目的论为前提，将近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终点。也就是说，韩国的世界史叙述采用了“欧洲已完成了近代，近代起源于欧洲”的历史认识论，并以此分期。这种世界史下的东亚，强调的是“东亚国家经历了殖民、半殖民统治，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顺利，历史发展在时间上落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从殖民、半殖民统治中独立之后，才确立民族国家体系”，这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不仅认为东亚在近代中处于落后状态，而且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落后于欧洲。

20世纪后期亚洲的经济成功，无疑促进了韩国历史学界探索“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研究。而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学者们对近代工业和社会体系的局限性之反思。因此，“去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不仅仅是“欧洲”或“亚洲”的空间问题，更是从现代工业社会转移到某种另一类（后现代）社会的、关于社会形态的问题。因此，柳镛泰主张：“我们应该设想并创造的世界史，不是面向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目的论的故事，而是拥有独特性质和趋向的各地区文明，一边认可与对方的差异，一边进行互动和交流的故事。”这种新的世界史认识方式，将东亚作为独立的地区和中心之一，可以解决“东亚劣于欧洲”的认识问题。

在这样的反省背景下，日本的宫嶋博史和韩国的裵亢燮等学者主张，中国史、日本史、韩国史，以及其他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可以存在不为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内在理解”。他们强调：“每个地区历史独特而固有的层面都需要从内部进行分析。” 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宫嶋博史强调东亚独立发展，展开了东亚论述。他设定东亚独有的“近代”，与欧洲的近代并无可比性。宫嶋的核心理论是亚洲的“小农社会论”，他认为这是中、日、韩三国共同结构的基础，特别是“儒教近代”的共时性，重新定义了三国历史中的“近代”。

由宫嶋提倡的这种“东亚近代论”及相关著述在韩国被多次翻译，引起共鸣。然而，韩国史学家王贤钟在对宫嶋学说的梳理基础上指出，宫嶋将焦点放在东亚三国的共同结构上，“缺乏对近代以后在东亚发生的帝国主义霸权结构的批判”。他还说：“虽然想要摆脱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等讨论的框架是明显的优点……舍弃国家和阶级的问题，对于‘如何看待东亚’问题，却不能提出现实性的视角。”这一批评与前述韩国学者对“国史解体”论述的反驳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即指出了这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视角缺乏政治效用，在现实中存在局限。

三、重构韩国历史学三分科体制与反思东洋史

在后现代主义、去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影响下，韩国史学界对世界史的认识出现了各方面的变化。随之，近代历史学在韩国确立以后一直固守的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三分科体制框架，以及由此导致的韩国历史研究现状，受到了激烈批判。

最重要的是，三分科体制本身就是日式东方主义的产物, 是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权力的移植品。因此，分科体制作为制度权力的存在，被认为是当前韩国历史学的根本性问题。金基凤指出，这一体制在根源上立足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现代化叙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日本历史学中的独特学科，东洋史旨在削弱中华思想在朝鲜乃至东亚历史中的比重，是区别于“支那史”的新的历史学领域。通过创立“东洋”概念，日本给自己创造出了“现代性认同感”，日本通过东洋史这一史学基础，一边将作为亚洲人的他们自己与西方进行比较，一边测定自己的现代性。在日本帝国主义中，“日本把西方和东方当作两种他者，以打造现代而东方的日本式民族国家。”以日式东方主义为基础的“东洋”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对抗和模仿。而且，东方和西方的区分过于随意，无法跳脱欧洲中心主义所设定的“殖民现代性的翻译”。

京城帝国大学（今首尔大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校，其历史系基本沿袭日本帝国大学的三分科体制和基本框架，由国史（即日本史）、朝鲜史、东洋史构成，没有西洋史。1945年以后，韩国成立了由西洋史部、朝鲜史部、东洋史部三个部门组成的“历史学会”，这明显复制了日本的历史学制度。尽管大多数韩国历史学家认为三分科体制存在问题，但并未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同样，尽管中学历史教育发生了前述变化，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至今仍然保持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这样的分科体系。对此，金基凤提出尖锐批评：“在韩国历史学中，三分科体制既是一种话语权力，也是一种学术权力，由此形成的韩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及学术环境，一直横穿或结合这一分类体系的历史书写，没有将它承认为科学的历史研究。”

在这样的现实下，东亚史的引进似乎是一种可行方案和契机，能够有效地解构现有学术权力，动摇三分科体制笼罩下的韩国历史学界，使其产生根本性变化。东亚史的新领域如何区别于传统东洋史的学术范畴和二者的方法区别，也就自然成了进一步的问题。首先，从以往韩国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的语境来看，东洋史就是除了韩国历史之外的亚洲历史。相比之下，东亚史同时包括韩国史和区域史，并力图构成世界史的一部分。以往的韩国史、东洋史、西洋史体制是以空间为基准的并列分类方式，但韩国史—东亚史—世界史则是同心圆式的扩大。因此，有论者称东亚史是交涉和交叉的历史，能够打破韩国史和东洋史的边界，并有望成为重构21世纪韩国历史学的方法。

与此同时，东洋史研究者也批判性地分析该领域的发展脉络，追问韩国东洋史学研究的方式、结构和惯例、过去与现状。“东亚史”课程在公共教育体系中的引入，也加速了东洋史的变革，诸多东洋史研究者和机构在已有制度和框架下，不遗余力地进行变革和转型，以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新挑战。许多人不断反思这门学科本身及其过去，学术发表和学术会议都展示深刻的反思和对新方向的探索。

在韩国东洋史研究的范畴方面，李成珪指出，1945年后的20年间，在韩国学界进行的东洋史研究大部分是以韩国为中心的外交史或交流史。因此，在他来看，20世纪40至60年代的东洋史研究更像是处于“韩国史的外缘”形态。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有金庠基及弟子高柄翊、全海宗等，他们重点研究韩国的古代外交史和韩中关系史。他们的研究后来又发展成为韩、中、日三国的比较史研究。金庠基（1901—1977年）的代表作是《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和《东方史论业》，他主要利用先秦文献和今文资料，论证韩国民族的原流，即“东夷族”的根源和迁徙。全海宗（1919—2018年）的研究则分析了中国朝贡体制中的朝鲜与明清王朝的政治、文化关系，代表作有《亚洲文化的比较史研究》和《东亚史的比较研究》。高柄翊（1924—2004年）在元朝的整体结构中阐明了蒙元与高丽的关系，代表作是《亚洲的历史像》《东亚交流史的研究》《东亚史的传统》《东亚的传统与近代史》和《东亚的传统与变容》。

对于东洋史研究者来说，这种倾向有其时代合理性。金庠基慨叹日本研究者歪曲了韩国的对外关系史，因此，最先致力于中韩外交关系及文物交流研究，旨在阐述通过相互交流促成的韩国文化的发展及其系统，以及其中产生的认同性。同理，高柄翊早期研究西域历史，后转向韩国对外关系研究，是因为意识到“韩国史学界的内在条件，即迫切需要研究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历史”。另外，一直致力研究唐代均田制问题的全海宗也表示：“当前，韩国历史图景的鼎立达到高涨，由此切身感受到研究韩中关系史的必要性。”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韩国东洋史研究者不得不对本国史的重建保持关注，普遍投身于韩国与外国的交流史研究中。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学界对于这一趋向的批判逐渐抬头。许多人意识到，仅通过关系史或交流史，很难理解东方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性质及其内在发展。1966年韩国东洋史学会创立，1969年东洋史学系从首尔大学史学系分立出来，正是这一反省的体现。此后，东洋史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对中国史的关注占据了压倒性地位。在这一方面，最积极者是闵斗基（1932—2000年），他的领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当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成立时，选择了“Department of Asian History”的英文名，将广义的“亚洲”定为其范围，但实际上，它开设的课程仅限于中国史，全职教授也只有两名中国史专业人员。

事实上，除了交流史研究之外，中国史在整个东洋史领域几乎占据垄断地位，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一种常态。在早期的概论性著作《东洋史概说》中，作者李东润在序言中就东洋史的范围进行了论述，称“东洋史一般是与国史、西洋史一起构成世界史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这本书几乎完全以中国史为纲。这可能因为李东润认为：“在究明东方人的生活过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此后出版的各种概论性著作同样多以中国史为主，包括曹佐镐的《东洋史大观》（1956年）及申采湜的《东洋史概论》（1993年）等，这两本书很难称得上是彻底的亚洲史，更像是扩写了的中国史。

四、探索构成东亚史叙述体系的新思路

早期以交流史或中国史为基础的东洋史，都没有把“亚洲”或者“东亚”作为独立的历史研究单位，而且这种倾向持续至今，被诟病是东亚史研究的主要局限。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韩国或中韩日三国共同出版的东亚史著作，都重视“国家间的交流”，也将比较史和（包括交流和互动）关系史作为区域史的构成要素。但尹海东等指出，比较史或交流史反而更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学范式，“其方法论本身很难构建出真正的区域史”，主张有必要建立一种体系和框架以超越现有观点。东亚史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逻辑和明确的结构，这一点一直受到学界批评。迄今为止，东亚史强调的“统一的亚洲史”“比较视角下的亚洲区域史”只停留在口号上，未能真正勾画出新鲜而具体的历史图景。

事实上，多数东亚论述仍然无法跳出民族国家的视角局限。国别史传统太过强大，针对东亚的历史研究很难脱离“国别史集合”的形式。正如李成珪和朴元熇等指出的，虽然少数研究者明确意识到，“东亚”这一区域概念，而以往的东洋史或对外关系史著作并没有完整的叙事体系，只是单数论文的组合，对东亚历史的意义和结构难以展开明确论述。河世凤指出，将描写中国、日本、韩国的个别历史的论著，随意冠以“东亚史”之名，这种做法已然泛滥。韩国历史研究界所讨论的“东亚”，只是在诸多国别史上划清了东亚这一界线，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划清这个界线。

综上，对于东亚史的必要性，尽管韩国历史学界已有共识，但尚未出现明确的方法论和认识框架。因此，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研究者们，正着眼于“如何”（how）追求真正以东亚为叙述单位的历史研究。近来的趋势正越发乐观：研究者们对更完整的“东亚历史”的研究日趋活跃，对超越两国关系史范畴的“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的研究或比较研究，在成果数量和视角创新上都有所进益，给这一领域带来新的启发和活力。下面仅举几例。金基赫考察了横贯中日韩三国的近代国际关系，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两国关系史叙述框架下的局限。白永瑞是形成东亚视角及重构东亚史的代表性学者，他提出“双重周边的视角”：一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迫走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二是在东亚内部的位阶秩序中，处于边缘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周边视角后来也被其他研究者所继承，如任城模等关注从边疆史视角下构建东亚史的意义，并揭示周边所具有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白永瑞的研究也在中文世界获得了反响。俞长根在东亚的特殊语境下探讨清朝的扩张，明确地体现了以小国和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周边视角”。姜抮亚则对强调边疆、主权的东亚史表示怀疑，主张应该以“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为思路重构东亚史。

此外，最近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在韩国历史学界受到巨大关注，它为克服东亚史研究中的局限提供了可能性。跨国史也是21世纪以来，韩国学界，特别是韩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最受关注的、引起最多争论的关键词。它启发研究者以超越本国的国际联系来看待韩国历史，尤其关注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关联性。因此，2010年之后，脱离民族主义范式、立足于跨国视角的研究明显增加。

在韩国，最为明显的跨国史研究体现在对殖民地时期的研究中。尹海东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跨国史既可以为现代史和殖民史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又可以表现殖民统治本身的历史。帝国主义统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包括压迫、矛盾、抵抗、合作、同化与交流等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殖民地越是深入地融入帝国，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就越复杂，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尖锐。对殖民地的同化政策，以及打着“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旗号的各种东亚联盟，无一不体现出近代帝国主义统治下，各种相互作用的复杂微妙的问题。

如果说以往的东亚史是以国家、政府、精英之间的关系为中心书写的，那么最近的研究则更加关注在“帝国与殖民地”或者“中心与周边”之间所发生的劳动力、资本、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例如，姜抮亚考察了在韩国的广东商人对甲午战争的看法，发现他们作为商业侨民，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事，而商人只以保护产权为重”。金荣洙展示了1911年为防范“满洲”鼠疫而加强的在韩华人管制政策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在跨国史影响下，一个显著倾向是关注迁移和移居，聚焦从朝鲜出去的朝鲜人、进入朝鲜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侨民和在朝日本人。另外，一些研究提倡以网络框架来勾连近代以后东亚各国国民移居、买卖、沟通等跨国情景，使近代东亚史成为“相互交织而无边界的空间史”，而不是诸国史的简单拼凑。总之，跨国史作为新的方法论，是想象一种超越国家框架存在的区域共同体，并且假设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等多种层次的交流而形成的东亚，从而阐明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被忽视的面貌，为韩国的历史学界赋予了重要动力。金承郁对这一范式的潜力表示认可，他强调指出，为了使东亚史不单纯地停留在国别史的组合上，必须捕捉到在该地区展开的“超国界空间”。同样，白永瑞也认为，不要把“东亚”当作国家间的关系而实体化，而是要通过将“东亚”理解为个别生活者进行相互交流的关系框架，这样才能将本国中心主义相对化。

更重要的是，跨国史的观点启发韩国历史学者力图克服国别史的两个局限：强大的“民族独立”叙事传统和“内在发展论”的局限。但是，也正如廉馥圭等指出的那样，考虑到“内在发展论”是韩国近三十年历史学的主导性思潮，跨国史和传统史学观点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因此很多问题还在争议中。金仁杰批评了跨国史思潮：“一味超越民族主义视野，意味着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矛盾视而不见。民族国家仍然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实践的基本单位，现在对其进行解构，至少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说跨国史追随者对民族主义、一国史研究提出了批评，那么金仁杰等人则是对这种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民族”与“跨国”两者间仍有难以解决的强烈张力。

五、关于东亚区域史的构成原理和范围的讨论

东亚史作为统一历史的基础是什么？我们需要何种面貌的东亚？这是一个普遍被提出的问题。儒家文化常常被作为首选答案。韩国学者之间，每每谈到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东亚，儒家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高柄翊发现，东亚各国的政治史存在若干平行现象，譬如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规划，都以朱子学为基础。高柄翊将东亚史的地理基础设定为中日韩和越南，它们都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闵斗基则在高柄翊的基础上，将视野扩大到中国西藏和现在的蒙古国，根据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联程度，将高柄翊所设的范围定为东亚的“中心”，后者则定为“周边”，而前者又被分为“唯一的中心”（中国）和“小中心”（韩国、日本、越南）。

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和费正清的“中华文化圈”论述也在韩国引起反响。西嶋认为，韩国、日本、越南共享汉字文化，接受儒教、律令制、大乘佛教，与中国相连，构成一个文化圈，他将此设定为“东亚文化圈”。费正清将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暹罗等所属的“中华文化圈（the Sinic Zone）”定义为“东亚”。二者的“东亚”不仅在地域范围上相似，而且都格外重视中国文化的中心作用及其对周边的影响。西嶋和费正清的概念在韩国学界有着广泛影响，特别是西嶋的“汉字文化圈”一说在韩国被广泛接受，很多韩国学者积极讨论“东亚论”和“儒家近代论”。韩国的东亚史教科书至今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西嶋的东亚概念，以中、日、韩、越作为教学主体。

然而，从21世纪起，部分韩国学者开始批判西嶋和费正清的主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郑多函、尹海东等学者对西嶋定生及其韩国追随者们的批评，特别是“东亚文明发展并保持东亚的价值观和思想，这是它们区别于其他世界的一个特殊特征”这一观点。在尹海东等学者看来，这种说法过于本质主义。西嶋等在朝鲜时代的“儒家传统”基础上提出“东亚现代性”，以反对围绕“西方现代性”及其霸权的本质主义认识；然而，与后者一样，他们也是将东亚及其“独特的”和“固有的”特性作为一种本质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只不过是为了回应强调“西方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而形成的另一种强调“儒学/东亚”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最终会导致另一种中心主义叙事。郑铉柏等也强调，应意识到这种逻辑的展开可能带来的危险。他们告诫，不可为了抵抗西方中心的历史叙述，而在西方之外再寻一个“另类的中心和普世价值”，从而陷入到另一自我中心的陶醉中。这只是同样的剧本更换了演员。旅日韩国学者李成市批判说，“东亚世界论”这类叙述，往往以几个主要要素为中心来设定共同文化圈，这不过是在欧洲一体性的前提下类推的产物。

总之，近期的批评者认为，东亚范畴不应被想象成一个超越性的、固定的文化空间，而应被重建为一个共同体概念，由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呈现的经验交织而成。他们认为，构成东亚的要素始终在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应该随着国家间关系结构的不断变化而重新发现，而不是基于本质论的理解。

不过，在今日学术界，不同的研究者对东亚区域的构成和边界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很难确定一个让所有研究者一致认可的东亚范围。如今，韩国学界普遍承认，东亚概念的边界确实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所以应该灵活理解；“东亚世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世界，它甚至是一个可以根据研究者或学术界目前的立场和观点自由建造的空间。因此，朴元熇提出一个建议，将东亚的最小范围暂定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并根据时代环境和视角变化保持它的弹性。

结论

21世纪初，韩国将东亚史正式引入中学教育课程，是时代变化和学术趋势的结果。东亚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范畴，其意义应该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史学史脉络中理解——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对全球史视角的关注、对历史学的本国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偏重的反思、对现有的世界史和东洋史所具有的现代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以及另类历史叙述的探索。自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史学界积极提出新的视角，力图摆脱现代历史学中的各种“中心主义”思维。韩国学界也由此受到启发，反思本国历史研究对欧洲中心论和民族主义的过度依赖。更为直接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东亚的各种论述成为整个韩国学术界的主导性话题之一而得到发展，把东亚史作为一个历史叙述单位进行阐释和研究的讨论变得明显和活跃。综上言之，历史学界内部开始倾向于追求去中心的、多元历史观，并要求对现有三分科体制的反思，以及重构以往的东洋史叙述。这些变化推动了韩国历史学界对东亚史的讨论，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2002年，中、日、韩三国成立了由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代表组成的历史辅助教材共同编写委员会，于2005年编写并发行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这是东亚第一本由各国共同撰写的历史教科书。此后，三国学者又轮流在三国召开了十多次学术会议，最终于2013年推出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在这两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三国学者之间虽然存在本国中心主义叙述难以克服的问题、国家和个人从什么立场看待历史认识方式的差异、叙述内容和水平等记述方法论的差异等，但这次共同历史教材的编撰，既是学者、教师、社会活动家通过和平的历史认识来对抗东亚历史纷争的努力成果，也是为历史观的沟通与合作而做出的尝试，意义深远。中国学者步平全程参与了这两本书的组织和编纂过程。他认为，这种尝试可以摆脱以本国为中心的历史认识，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认识和与之相适应的思维做出巨大贡献。

东亚历史学家们想要塑造面向未来的历史观的意识和反省，这与本文所梳理的韩国政府开设“东亚史”课程，以及历史学家们积极改变传统认识体系和方式的讨论，是一脉相承的。最重要的是，研究者不断尝试跨越国界的思考、讨论，以形成一部东亚区域的历史，从而建立一个“记忆共同体”，这一努力本身就引发了观点上的转变，即将传统上的“他者”视为“自我”来思考，且能够让我们创造一种同时克服民族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