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8-9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安龙县举行，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4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67篇，学者们围绕南明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展开讨论。此次会议，是海内外学术界第一次就南明史举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对南明时代的认识、史事的考辨、文献的挖掘、人物的剖析和安龙地方史志的整理和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一、对南明历史及其时代的再认识
南明历史始自1644年明朝灭亡，原明朝朱姓宗藩陆续建立了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和永历等政权，它们以复兴明室为己任的斗争主要在南方展开，又足以对全国的反清复明运动产生影响，直到康熙初年才结束。南明时代，既是王朝更替、权力更迭的时期，又是中西交流与冲突的时代，也是新旧杂陈、垂死与方生并存的时代。如何给这一时代的特征准确定位、如何分析明清易代的进程与得失？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如何把握南明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及影响？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研究视野的开拓，学者对南明及其时代有了新的认识。
在全球化视野方面，李伯重认为，永历政权一直不断向西播迁，原因之一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东亚世纪政治、军事局势的剧变。从全球史的视野来分析永历政权西迁的原因，是正确理解晚明东亚大变局的重要方面。韩国学者李和承认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商业活动对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日本、台湾岛以及对东南亚、欧洲殖民者等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多重影响。年旭指出，在关南明的弘光、隆武、鲁监国和永历等政权的情报主要通过唐船、漂流民、琉球朝贡使等途径传入日本，南明政权更迭过于频繁致使日本对南明的认知产生了混乱。高寿仙分析了永历三年耶稣会士瞿纱微奏进新历并获准颁行之后，在南明朝廷引起的政治风波，揭示了当时中西文化尖锐冲突的时代特征。
对南明时代的认识，张海英认为，在鼎革的乱象下，大顺、清、南明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各有其势力范围，都通过各种手段论证自己的合法性。阿风以明季徽州府“黔兵案”为个案，剖析南明政局、特别是弘光政权的历史走向。此外，周喜峰对清初明遗民及其华夷思想的分析、高春平通过对南明永历朝的内讧、田冰通过南明政权对前朝官员大量的追谥、耿勇对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关于“南宋”等问题的议论，共同揭示了南明政权及其时代的历史走向和时人对时代的认识。
二、对南明历史史事的考辨
对南明历史的研究，前人多偏重于政治和军事史，对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历史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甚至留有空白，即便是政治、军事史，也有诸多值得深入之处。
张金奎勾勒出颇有大志的隆武帝力图恢复锦衣卫的军事征战职能、锐意北伐的一段久为人忽视的史事。赵现海认为战乱的环境、南明政权的弱化以及明后期重武传统，使得总兵官获得了专制军中、综管兵财、节制军民的巨大权力，渐开南明军镇之藩镇化。胡凡钩沉隆武朝开科取士的史事，杨春君梳理了隆武朝在六省的成功乡试、永历朝在两广的五次试图乡试而未举、在云贵的三次成功乡试，也讨论了弘光、鲁监国的科举努力。对战局的反思仍是南明史研究的热点。尤淑君、孙祥宽、李华彦、龚剑峰、刘中平、沈一民等人探讨了弘光政权、鲁政权等在组织灭顺、反清、联合农民军时内部的人事纠纷导致的“自掘坟墓”后果。
南明文化史研究，刘建明认为，南明文学的创作受到权臣党争、皇帝秉政、战事失利及军事伐清等因素的影响，既是对明代文学的延续、创新和发展，也是清代文学的补充。冯玉荣研究了文坛“几社”领袖徐孚远与南明政权的关系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和生活实态。赵连赏从服饰史角度对南明“十八先生”应穿着的官服予以探讨。王路平认为南明君臣在滇黔地区大力护持佛教，造成了当地的佛教在清初的鼎盛。
三、对南明历史文献的挖掘
南明史籍宏富，但明清易代时事纷扰，更有清廷的禁毁，使得相关典籍错讹隐晦者甚多。今天，不少学者在南明历史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史部文献仍是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台湾学者唐立宗对南明时曾任彭水县令的李开先留下的难得一见的编年史料《盘餐录》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有助于了解南明被遗亡的地方历史。彭勇利用稀见的柳同春奏议《天念录》与传统史籍互证，分析南明、清政权对待“降臣”的不同态度及其对南明历史走势的影响。谢贵安探究了研究有关南明和安龙历史的珍贵典籍《安龙逸史》，认为该书的作者并非屈大均。杨绪敏研究了《南疆逸书》的史料价值及其作者温睿临。李德楠认为乾隆《南笼府志》阙载南明安龙府的行政建置是故意回避，可能是迫于清朝的政治压力。黄亦君分析了王夫之及其与《永历实历》的情感经历。
文集是南明史研究的宝库。香港学者郭嘉辉以管绍宁的《赐诚堂文集》为例，说明对南明诸臣文集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南明史事。夏小双利用《瞿式耜集》中的三通手札，分析其中所谈的家事与国事，认为研究南明初期军政材料大有拓展的空间。谭家齐研究了南明史家李清的大众读物《折狱新语》的成书、流传及影响。吴航利用《田间文集》研究了钱澄之对南明史记载的认识与实践。此外，李志强利用台湾现存的家谱文书与田野资料认为，李自成大顺军东路余部参与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役；龙尚学介绍了南明永历朝七件敕谕的史料价值；朱供罗、余晓聪收集整理了南明文学家雷跃龙的碑刻家谱资料等，都很有价值。
四、对南明历史人物的剖析
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以南明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研究整个南明时代的诸层面，是这次研讨会的又一大特色。
在政治方面，吴琦、朱忠文以刘孔昭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在弘光朝的表现。秦博考订了永历朝佞幸严云从（严嵩后人）的主要事迹，并论及明代“文职荫武”群体的政治庇护问题。马士英被清朝人称为“奸臣”，当今学者多不赞同，阳正伟梳理了清人对马士英的评价及其演变过程。在军事方面，陈时龙认为瞿式耜的气节堪与史可法、黄道周并称，军事成就更超越二人，虽然他不以军事理论见长，他的论战守、论武器、论军事保障等思想颇中肯綮。吕杨对文人陈于鼎参与的反清事业、并成为郑成功业师的事迹进行了研究。徐卫东在考辨南明将领黄斌卿的事迹后，认为黄斌卿并非“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而是南明政权中一员较为优秀的将领。何歌劲、黄万机分别研究了何腾蛟的若干事迹。
思想文化方面，郑任钊《顾炎武的<春秋>观》、王雪华《论黄宗羲与南明行朝》和刘永霞《王船山与南明王朝》分别论述了“明清三大家”在南明史上的思想、地位和影响。张昭伟分析了方以智徘徊在南明与清政权之间的复杂内心世界，类似的还有赖玉芹《遗民顾景星所体现的士人文化责任》和翟爱玲《王铎“贰臣” 根源论》等论文。在群体史方面，刘少华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东莱赵氏家族从入仕南明到不与清廷合作、选择隐逸的史事。赵会娟研究了太仓十子与钱谦益的交游详情。夏爱军讨论妇女群体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贞节实践。唐宸《寇白门别传》分析了“秦淮八艳”等江南志士名媛的内心世界和命运。
关于南明时期安龙和贵州地方史志的研究，张祥光、何先龙、厐思纯、朱松华、唐保华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著。本次会议必将开辟南明史研究的新纪元。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