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生长海滨的明代名臣，丘濬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和管理海洋等方面提出许多引人注目的 观点主张。在丘濬看来，大海位于地之边缘，与天相接，体量巨大，且暗藏凶险；对大海要心存敬畏，祭海或临 祭、或望祀，遵循先河后海、以海附陆的原则，体现“天子宅中以临四海”的要义。丘濬认为，海外亦有世界人居，其人物异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有超出想象之上者；但又强调加强海防，抵御倭寇侵扰，与海外各国和平相处。丘濬重视利用海洋，主张因应时代要求，发展海上运输，扩大海外贸易，满足国内外人民生活需要。丘濬海洋观既因袭传统，又应变、开新，其许多设想在当下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丘濬；海洋观；以陆观海；海运；海外贸易
海洋观是人们通过海洋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对于海洋本质属性的一般认识，是人类与海洋辩证关系 的核心内涵[1-2] 。受特殊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制度制约，古代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具有鲜明东方特色。从 宋元到明清，随着国内及海外形势的发展演变，中国古代海洋观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应变调适，不断 演进，从而将人与海洋互动关系的思考、探索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成长于南海之滨的明代 海南名臣丘濬在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管理海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观点主张，在转型变迁的 明中后期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目前学界对于丘濬海洋观的研究大多围绕其海外贸易思想或海运主张等 某一侧面展开，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尚未见到①[3-6]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大学衍义补》和《琼台诗文会 稿》为史料依据，对丘濬海洋观的主要内容进行认真梳理，进而挖掘其在明代海洋观念转型调适中的思 想特色和时代价值。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以陆观海：海为边际，陆主海从
在古代先民的世界观中，中原是天下的中心，海洋是天下的边际，汪洋巨浸的大海只是地表之水的 一部分。他们认为，先有陆地江河，后有陆缘之海，江河是陆地附庸，大海是江河归宿，所谓“海纳百川” 是也。丘濬继承了这一传统认知。他说：“一气流行天地里，结者为山融是水”[7]3760；又说：“天一生水，融 而为川”[7]4457 。此言气通天地之间，融之为水，水汇为川。在作于成化十三年的《南溟奇甸赋》中，丘濬写 道：“天下之川，皆至于溟渤而止”“水之委而为海”[7]4459，4461，认为百川之水，汇而成海。在写于成化十六年 的《天妃宫碑记》中，丘濬对海洋生成问题作了更多阐释。他说：“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极， 是则为海”；又说：“川之为川，液融于地，气通于天，形浮于地之外，而委于天之际以为海”“地之尽处，海 也。海之所际，则天也”[7]4290，4291，在完成于成化二十三年的《大学衍义补》中，丘濬也说：“水为地之津液，而委于海”[7]1312 。这些表述的核心意思是说，水乃大地津液，源于地中，而流于地外，最后流向大地尽头， 汇聚成海，与天相接。丘濬指出，海之为海，“其为体也甚钜”“大与天同”，所谓“源源之流积而不溢也，炎 炎之焰暵而不干也，汪洋浩渺之浸，无所如而不相通也”[7]4290，4291 。又称“四海一通川”“茫茫巨浸”“与天为 界”“收万水而潴众流，遂浩漾而无涯矣”[7]4457，4459 。在他看来，海洋是一个深邃、永恒的存在，不溢不涸，浩 淼无垠，无所不通。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海洋附着在陆地边缘，隐喻着四方极致和天地尽头。“四海”一词则包含着古人对 于中国居天下之中、被四海包围的地理体认。丘濬延续了这一思维定式，采取以陆观海的方式观察海洋、 描述海洋，将大海想象成大陆边际，将海陆关系设定为陆主海从。丘濬反复强调：“中国地尽四海”[7]4290、天 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7]237，其意即在说明，中国土地全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 的广土众民皆为中国天子所有。他在引述唐德宗采纳陆贽建议下诏罪己时说：“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 故人君一言之善，虽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莫不应之”[7]82，把“四海之远”与“深宫之中”“九重之 上”对应起来，突出了“四海之远”的边际位置。在论述西周营建洛邑时，丘濬写道：“自三代以前，则洛为 中国之中，以今天下观之，则南北袤而东西蹙，则其所谓中者，盖在荆襄之间也。朱子曰：‘岂非天旋地 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为中。朱子盖以声明文物通论天下，非论地势也”[7]1323。 丘濬认为，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的角度看，朱子之言并无不妥，但以地势而论，闽浙在“东南海尽处，难以 为中”，亦即，滨海之地在大地边缘，不是中国的中心。
丘濬还从天下-四海范围之大展开论述。他说：“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万方如此其大 也，四海如此其远也，亿兆如此其众也”[7]369，天子站位天地之中，管理四海之民，天下如此之大，四海如此 之远，百姓如此之众；四海之外，即“九夷八蛮之远”[7]2266，天子不能强其来朝。其言下之意是，天下太大， 四海是天子行使政治管辖的地理边界，海洋相对于陆地价值有限，有时可以忽视。在解读《尚书 ·禹贡》 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时，丘濬写道：“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渐，如 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7]2230 。这是把大陆文明即“风 声教化”的影响边际界定于陆缘海滨，海洋成为“化内”“化外”的边际线和临界点。结合明朝的政治现 实，丘濬进一步指出：“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 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人所居之处。有与无，不 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宝吾华夏文明之域，以瓦砾视之可也”[7]2240 。丘濬认为，明朝疆域东南界海，教 化亦尽于此；西边、北边及西南之地虽未界海，但限于大山荒漠，自然、人文粗恶难耐，中原教化难以企 及，则其地虽在海内，已与海外无异，有之无之无足轻重，视为瓦砾可也。这当然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 考量，反映了丘濬对陆海化外之地的文化认知。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黑暗恐怖、充满凶险的地方。生长于海南的丘濬对航海之险体认甚 深。他说：“予惟天下之至险者川也，而川之大者尤险，然则天下之川之大，孰有过于海乎？ 是故圣人作 《易》，示人以趋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盖言海也”“居临大海，每见商舟出没其中，一日之间， 阽危亡数矣”[7]4072 。在《天妃宫碑记》中，丘濬亦数言海之风险。他说：“海之大际天，其为体也甚钜，而其 用则甚险而莫测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后人赖之以利济。”又说：“予生海之南，备知海之大而 险，神之功之骏而捷也。”而系之以诗曰：“飘飘一苇万仞中，崩云屑雨掀巨风。死生瞬息归溟濛，谁能拯 济神之功。一念所至灵斯从，收风平涛摄蛟龙。神光闪烁来半空，惊波骇浪平地同。”[7]4290，4291 既言航海之 险，又将航海安全与神灵护佑联系起来。
因为缺乏驾驭海洋的能力，古人对广大无边、波涛汹涌的海洋充满了敬畏。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和崇 拜，人们很早就祭祀大海。但中国古代在祭海问题上将大海列于江河之后，所谓“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 而后海”[8] 。丘濬关于祭祀海洋的观念同样体现着陆主海从、以海附陆的大陆文化思维。他说：“中国地 尽四海，自三代圣王，莫不有祀事”[7]4290，认为中国的海洋祭祀有着悠久的历史。丘濬指出，在宋代以前， “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专神”[7]4290 。宋宣和中，朝廷始知莆田湄洲岛之妈祖信仰。 高宗南渡以后，妈祖才有灵惠夫人、灵慧妃之封号。元人以海运足国用，始封妈祖为天妃。天妃祭祀因此成为海神祭祀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丘濬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四海祭祀：“中国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 之外，惟扬、徐、青、冀四州滨海而已。四海惟东海滨中国，而南海北海则越在荒服之外。 自汉以后，南越 始入中国，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东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广州，二祀皆临海而祭。西海则 望祀于蒲州，北海则望祀于怀庆。”但他认为，明朝的这种祭祀安排不尽合理。他说，宋朝建都汴梁，怀庆 在其北，当时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幽燕之地尽为辽朝所有，无缘亲至辽蓟之域祭祀北海，“出国门而北， 望以祭之可也”；到了明初，定都南京，因宋之旧而望祀北海于怀庆也是说得过去的。如今已建都北京， 却还要往南而望祀北海，“岂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义哉”？ 如何进行调整，丘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 说：“古谓青州为北海郡，青去登不远，犹以是名。今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沦①海之处，于此立祠，就海而祭， 于势为顺，于理为宜。况今北镇医无闾山在于辽海，山既可以为北镇，川独不可以为北海乎？ 若夫中国之 正西，在于秦陇，西南则蜀，稍南则滇也。滇之极西，百夷之外，闻有大海通西南岛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 国，今既为羁縻之地，则王化之所及也，宜于云南望祀之。如此，则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7]967，968显然， 丘濬提出的于碣石沧海之处临祭北海、于云南境内望祀西海的建议，更加符合“天子宅中以临四海”的政 治逻辑和历史传统。所谓“天子宅中以临四海”，它所表达的是居于天地中央的天子对四海之内土地人 民的统御俯视，体现着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关系。丘濬的这一建议是传统陆海思维的必然选择，反映了其 观念之中海洋对于大陆的依附和从属。
二、注目海外：别有洞天，倡导和平
中国古代的海洋认知虽是陆主海从、聚焦四海之内，但对海外的关注与想象却从未停止。典型如 《山海经》《十洲记》《博物志》者，其所开拓的海外想象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岛 人，丘濬以明太祖御制文集中有“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地居炎方，多热少寒”②[7]4456 而倍感鼓舞。 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海南“在炎天涨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明太祖却“视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7]4456， 这让丘濬无比自豪，于是创作了《南溟奇甸赋》。 溟者，海也；南溟者，南海也。甸者，王田也，距王城仅五 百里。所谓“南溟奇甸”，就是把南海之中的海南岛当作畿甸一样歌颂，意在表彰明朝教化的神奇之功。 因此，丘濬此赋既说南海，又言海南，是以难得历史经验和独到在场观察表达其对南海与海南的认知和 想象。《南溟奇甸赋》对海南地理、物产、人文等多个方面详加描述，既言其奇，又强调其“奇而不怪”[7]4457， 借此凸显海南的独特魅力。他说：“吾郡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风俗淳美，贤才汇兴，无以异乎神州赤县之 间，且复俊迈奇诡，迥异常俦。”“岂非员峤瀛洲之别区，神州赤县之在异域者耶？”[7]4456 这种对陆外海岛的 由衷赞美，已然脱离对海外世界的纯粹想象，具有了十分浓厚的写实色彩。丘濬指出，在三代以前，海南 地处“荒服之外，而为骆越之域”，直至“有汉之五叶，始偕七郡而入于中国”，其地“远去齐晋殆万里兮，而 气之通也胡为无异”；又称：“兹甸也，居岭海之尽处，又越其涯而独出，别开绝岛千里之疆，总收中原百道 之脉者也”，其“介乎仙凡之间，类乎岛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的“奇胜”景观，正是“王化之无外”的 最好例证[7]4461，4460，4458，4457 。这些描述强调了海南与中原虽相去万里，但气息贯通，一脉相连，既有“中国”与 “荒服”的边际分野，又有边缘向中心的文明进化，其所表达的正是大陆对海岛的政治统摄和文明引领。 可见其认识基点仍未脱离陆主海从的认知框架。这也说明，此一认知框架之影响力是如此强大，即使像 丘濬这样自幼生长在海岛环境的儒家士子，也难以摆脱这个架构的强力制约。
对于地处“瀛海之中”“岭海之外”[7]4459，4461 的海南即有如此描述，对于更为遥远的海外诸国又是如何 描写的呢？ 丘濬认为，海外亦有陆地人居，地之联通，海舟可为。作于成化十七年的《送林黄门使满剌加 国序》说：“皇明之化，与天同远，地所限者，舟以通之。”[7]4088《天妃宫碑记》亦云：“皇明声教兼华戎，车马绝 迹舟以通。”[7]4291 因有舟楫往来，人们可以更多了解海外各国。在《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中，丘濬描述 了他所了解的满剌加国。他说，满剌加“在中国西南大海之外，旧属于暹罗斛国”“自福唐之长乐五虎门， 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昼夜抵其地，由是而达西洋古里大国”。 通过海上航线，既可抵达满剌加国，也可抵达西洋古里等地。身为明朝东南亚宗藩关系的典型代表，满剌加严格遵守了明朝对 于朝贡藩属的政治要求，“凡易世，必请封于天朝，世以为常”，可见明朝在海外世界具有强大影响力。作 为“文皇帝始为之开疆启土”的敕封番邦，满剌加不仅是郑和下西洋的海上中继站，而且成长为海外诸番 之重要都会。丘濬写道：“予闻满剌加之地，诸番之会也。凡海外诸夷，岁各赍其所有于兹焉。贸易种类 怪诡，物产珍异。”满剌加成了海外诸番之商品集散地。丘濬指出，除满剌加外，海外奇绝之地还有很多。 “其尤异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约十余日，有幹韘国者，即所谓溜山也。海水倾注，其名为溜，水势渐下，力不 能胜，一芥舟行，误入其中，即沉下而无所底止。神仙家所谓蓬莱弱水，殆近是与？”把溜山想象成了道家 传言中的蓬莱、弱水；“又去古里西南，舟行历三阅月，有所谓默伽国者，即所谓天方也。域中人物，大异于 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无贫苦者。物产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无雨雪霜雹，惟夜注浓露，以 滋物生。浮屠氏所谓极乐世界，似指是与？”直把回教圣地麦加（默伽国）想象成了西方极乐世界[7]4089，4090。 这种对海外世界的极好想象在明代士大夫中间并不多见，反映了明人华夷观的时代特点。
但丘濬的海外认知并未停留在畅想层面，除增知识、广异闻外，还将其与所谓“王化”联系起来，以彰 显明朝政治影响力的无远弗届。他说：“观其会通而询察之，重译其言，遍访其俗，将必有瑰奇之见、诡异 之闻，所以开广其心胸、增益其志识者矣。呜呼！ 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见耳。归而尚历历以告我。”[7]4090 充分肯定海外闻见之重要价值。又说：“皇明之化，与天同远……凡在覆载之中，有血气者，无不臣属。 非若前代但羁縻之，仅通贡赋而已。其四夷之酋长皆受封爵于朝，有所更代，辄遣使请天子特遣近臣持 节往封之，视内地藩翰焉。于乎！ 皇化一何盛且远哉。”[7]4088藉此凸显明朝国威之声名远播。据此可见， 丘濬之海外畅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明朝大一统之天下观的。
注目海外，必然要关注海上安全。鉴于元末以来的倭寇侵扰，丘濬认为，明朝海防当以“备海洋倭寇 为急”[7]4447 。据他观察，“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 北戎狄比也”[7]467；又说：“海外诸蕃如占城、真腊、闵①婆之类，皆未尝为边境患”[7]2428，基本排除了海上诸番 为害中国边境的可能性；只有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 通”[7]467 。所谓“祖训”，即朱元璋的《皇明祖训》。 在《皇明祖训》里，朱元璋谆谆告诫其后世子孙，“四方诸 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 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 人命，切记不可”[9] 。为此列了 15个“不征诸夷国名”， 日本为其中之一。而于其下注曰：“ 日本国虽朝贡 时通，奸臣谋为不轨，故绝之”，即因奸臣胡惟庸潜通日本，图谋不轨，所以断绝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往来。 丘濬推断，“盖以此国其人虽粗知文字，而心实狡诈”“在胜国时许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 矛剑㦸莫不毕具，出其重货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爇城郭，钞掠居民，海道兵卒无以应之，往往为海边州郡 害。圣祖灼知其故，故痛绝之”。 丘濬指出，明初不仅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而且加强海防，防范倭寇 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侵略骚扰。他说：“当开国之初，四夷宾服……惟兹倭奴时或犯我海道，故于山东、淮、 浙、闽、广缘海去处，设为卫所居多，大抵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犹出没海滨，以为民害。正统以后，盖 罕有至者矣。向时因风候，遣舟师，由海道以备之。近乃于缘海都司，委都指挥一员，统其属卫，摘拨官 军，专以备倭为名，操习战船以为防备”[7]2428 。其防范倭寇之严密可见一斑。
明朝在防范倭寇、强化海防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丘濬还是主张，要借鉴元朝历史教训，不对海 外之国穷兵黩武，要与海外世界和平共处。他说：“元世祖在位之日，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 无虚岁。其所以穷兵黩武，比之秦皇、汉武何如哉？ 夫以长城之筑，出塞之师，所以为中国生灵计耳…… 若缅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涨海之外，地势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 之，何哉？ 利其所有耳。盖闻此诸国多珠贝宝石之类，欲得之耳。呜呼！ 求无用之物，害有用之人，为人 民之主，而杀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后世履二帝三王之位，为华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 尤。”[7]2456-2457 这种反对轻启战端、尤其是反对人主呈一己私欲而轻率用兵的和平主张，与朱元璋“不征之 国”的和平理念一脉相承，是明代中国海洋和平观念的集中反映。
三、利用海洋：借海生利，足国富民
兴鱼盐之利是早期海洋价值观的核心理念，稍后出现的海运观念、贸易观念又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 人的海洋观。因此在利用海洋方面，中国古代主要围绕晒制海盐、发展海洋渔业、海上运输和海外贸易 等若干方面展开讨论。“以经济自负”[10]的丘濬十分注意利用海洋，强调借海生利。在《大学衍义补》里， 丘濬系统提出其利用海洋发展海上运输的观点，成为明代海运的早期倡导者。丘濬指出：“海运之法，自 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7]581 他结合 《元史 ·食货志》的相关论述，肯定元人海运之成功。他说：“考《元史 ·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 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 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 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而明朝初年也曾大行海运，如“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 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只是在永乐十三年重新疏浚会通河后才罢海运[7]582。 通过比较，丘濬发现海运比漕运更具优势。首先，海舟运能大于河舟，“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 所载之三”[7]584，海舟运能是河舟的三倍。其次，海运费用较漕运为低，“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 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7]582，两相折算，海运费用只是漕运的一半左右；而且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 守，“脚费比漕河为省”[7]584 。再次，海运所需人力比漕运要少，“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 亦比旧省矣”[7]584 。这是从两者所需运卒总量计算出来的。最后，海运、漕运各有利弊，利害大致相当， “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7]582 。亦即实 行海运不会造成更大损失，因此无需过于担心。
丘濬还从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北方物资供应必须仰仗东南的财经困局中，分析实行海运的重大战略 意义。他说：“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 过虑而无使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 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 之费，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过为远虑，请于无事之 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 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7]582-583 丘濬认 为，东南地区是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但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全靠运河维持，一旦出现意外，就会危及整 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要确保国家财赋的稳定供应，必须未雨绸缪，发展海运。
对于如何实施海运，丘濬从海舟、海道、航海技术、航海之人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为防止海船触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即造尖底大船；为 有效抵御风暴，船之首尾皆须置柁，“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而且还要象蕃舶那 样，“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以可靠装备保障航行安全[7]583 。丘濬指出：“夫海运之利，以其放洋； 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所谓“放洋”，即船舶驶向大洋。而要避免“放洋之害”，就要预先派遣习知海道 之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沿途访问傍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依次踏勘航路之上“有无行舟潢道、 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 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7]583 。关于航海技术，丘濬指出：“若夫占视风候之说，见于沈氏《笔谈》。 每日五 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即 便易柁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 又说：“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 后开船”，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预防海上风暴的侵袭[7]583 。至于航海之人，丘濬认为，如果其言可采，可 让广东、福建二省“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并令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德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发送 前来，挑选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官方奖赏相鼓励，“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 器物”；然后委一廉干官员，“督领其人”，沿苏州、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之滨海近岸，直至天津直沽 海岸，仔细查勘可否通航；并将造成运舟十数艘交与他们，“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进行试验性航 行，“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如此往返十数次，沿途海况皆已 了然于胸，则可“保其决然可行无疑”了[7]583-584。
关于海运之利，丘濬也做了认真总结。他说：“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 矣。”[7]584 把海运视作满足京城公私两需的必要安排。此其一。其二，海道既通，“不但两浙也”，“闽广之 纲运亦可以来”，更多南方地区货物可以通过海运北上。丘濬指出：“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 但南货北上多藉漕运，“苦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 实行海 运以后，“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南北货物流通空前便捷，“今日 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7]584 。丘濬还指出，如果海运“果利多而害少”，也可把江、淮、荆、河之漕运折半 并入海运，这样就能把担负漕运之兵卒归还军队，如此“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朝 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7]585 。在《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战陈之法（下）》中，丘濬再次写 道：“臣于制国用条，尝请复元人海运。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 战，则东可以制朝鲜，南可以制交阯。噫！ 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则张士诚、方国珍岂敢称乱哉！ 惜乎当 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7]2095 。显然，这是一种关于近海防卫的前瞻性制度设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 等若干方面，并不仅限于海运漕粮，是丘濬对前人海运思想的极大补充，更是其海洋观的重要闪光点。 但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丘濬的这一构想没能变成现实。
丘濬利用海洋的另一观念是发展海外贸易。丘濬认为，互市之法，历代皆有，“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 名，则始于宋焉”[7]466 。这是一个管理航海贸易的专门机构。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 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7]466-467 。明初仍设市舶司，但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 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创造性地把朝贡与贸易合二为一，“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 入也”[7]467 。这一制度设计隐含缺陷。丘濬指出，中国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中国物产丰饶，自 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但“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 因此，“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 国家虽 厉行海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海 禁的结果，就是“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7]467 。这样一种有害无利的海禁政策为什么还要坚持执行 呢？ 丘濬考察了《大明律》，“户律”项下有“舶商匿货”之条，既有“舶商”一称，“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 不知何时始禁”[7]467 。丘濬因此认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7]467，即开放海禁，允许 商民出海贸易。丘濬还消除了开海恐“招惹边患”的疑虑，他说：“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 吾边寇者”[7]467，不能因为倭寇的一时侵扰而断绝与所有国家的海上贸易。丘濬提议，如其建言合理，“乞 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明令滨海各处，商民“有欲经贩者”，只要“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 碍”，即允许他们“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 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港之后，“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7]467 。丘濬认为，开放 海外贸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 “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7]467-468 。丘濬反对“过取于民”，将汉代算 缗、告缗、算舟车，唐代间架税，宋代经总制钱，皆视为“罔民取利之具”[7]426，认为对海外贸易合理征税，要 比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好得多。
四 、结语
背陆面海的地缘禀赋和农耕主导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古代中国陆主海从、重陆轻海的大陆文化特 征，即使在宋元时期海洋活动相对频繁的年代，其时的海洋文化元素也仍处于边缘或从属的地位。到了 元末明初，因为倭寇侵扰，海上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重大政治关切，在强化海防的政策主导 下，一度开放的海洋观念有转向保守的一面；而经过明初海禁政策的长期压制，正统尤其是成化以后的 民间海洋活动又有开始反弹或日趋活跃的一面。加之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东来，这些复 杂的历史经络决定了明代中国海洋观念的转型变迁和多维面相。作为成长于海南的儒家知识分子，丘 濬身上既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印记，又有滨海之人的海洋基因，还有世易时移的独到思考，因此其海洋观 念就呈现出亦旧亦新、新旧交织的多重样态，表现为守常、适变与开新的有机融合。守常是其对传统海 洋观的因袭和继承，是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底色长期侵染的结果；适变是其面对朝廷-民间海洋认知落差的调适与因应，是对成（化）弘（治）之际民间海洋活动骤然增加、开海诉求空前高涨的现实回应；开 新是其对利用和管理海洋的全新思考与规划，是丘濬在海洋认知基础上借镜历史、关照现实、着眼未来 的宏图擘画。其在谋划海洋运输、发展海外贸易、倡导海上和平、维护近海安全方面所展示的务实精神、 宽广视野和超前意识，成为这一时期渐趋保守之海洋观中的一抹亮色，即在当下仍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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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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