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林：为林震译《东亚史》再版序——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在美国的历史学界，有几位对东方历史，特别是对东亚历史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为社会贡献了新篇，罗兹·墨菲无疑是其中之一。他同他的老师费正清一样，除了在亚洲史有建树外，也在东亚史方面有颇多贡献，他们共同推动了美国的东亚史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一流成就。罗兹·墨菲是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专家，这样的身份使他有条件活跃于国际史坛，成为富有学术创造力的多产学者。在这里，我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一部鸿篇巨著《东亚史》，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阅读与理解上的方便，看看美国学者是怎样研究东方历史的，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

国内读者对罗兹·墨菲并不陌生。1992 年他出版了脍炙人口的《亚洲史》，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他因此在中国声名鹊起。《东亚史》是在原著《亚洲史》基础上的继续发挥和发展，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因为《东亚史》不仅增添了新材料、新事实，而且在选题、取材范围、材料的使用与分析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等方面与前者有许多不同，具有了更多的时代风貌，视其为奠定罗兹·墨菲在东亚史独树一帜学术地位的著作并不为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兹·墨菲的《东亚史》足以与费正清、赖肖尔等人的《东亚：传统和变革》相媲美，材料充实且有新理、纵横贯通，摒弃旧思维，尝试新方法，呈献新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东亚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平心而论，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撰写一部地域广袤、国家众多的区域通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对于国内读者来说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想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罗兹·墨菲《东亚史》的亮点，也就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几个地方。作为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对东亚历史的观察是深刻的、准确的，提出了若干独具慧眼的见解，确立了对东亚史总的根本的看法。从时间上说，本书前后横跨 5000年，将古代历史、文化、宗教、科技、重大的经济活动与人员往来，以及当前的妇女地位、城市问题、环境保护等统统摄于笔下，条分缕析，使读者了解到东亚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他首先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科技予以关注，开宗明义地写道：“东亚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东亚还拥有全世界最古老、鲜活的文明形态，丰富的文化发展史令人吃惊。”“中国的科学技术，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燃煤、园艺学、冶金术和医学等发展远早于西方，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言》）寥寥数语，将东亚历史的深厚积淀说得分外清楚。作者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正因为他有着这样一种认识，使得他对东亚史的撰写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作者根据40多年的教学经验撰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著作，书中有着作者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墨菲认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有漫长而光辉的历史，直到18世纪以前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观点显然是新颖而大胆的，与长期支配西方的正统观点截然不同。有的欧美学者认为，13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就已经很缓慢了，明清500年是中国历史的大停滞，或者说是整个东方社会的落伍时期。墨菲以具体的史实详细列举了近代以前中国的若干科学技术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公元前几个世纪发明的铁掌犁、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活字印刷术、航海罗盘针的应用和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以及明清时期中国的医学、农学、水利与历法等。这些科学成就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墨菲看来，这些都是中国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者锐意创新，在世界观、思想方法与价值观等方面具有了更多的时代风貌，读来令人欣喜振奋。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再到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都有这种观点。罗兹·墨菲一扫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在东方历史研究上形而上学的沉闷气氛，以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待东方历史，因此我们看到的《东亚史》是一部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著作。他用大量的具体的实证材料来说明东亚历史的悠久性、连续性与稳定性，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这是他努力开掘的地方，也是读者渴望了解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读过墨菲《东亚史》的读者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作为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东亚史》应该成为信史和良史，向读者提供真实无欺的材料，从历史材料中提取和发现对当今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以帮助人们恢复过去的历史，立足当下，更好地筹划未来。也许有人不同意墨菲书中的一些观点，但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与深邃，明显地高出流辈。

关于中国唐宋文明，《东亚史》有许多惊人之语，学术史论中的珍贵思想特别值得重视。我们看到作者视野开阔、眼光敏锐，昂扬着一代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作者看到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倾向，社会包容性在增强，各方面表现出博采异域、吞吐百家的恢宏气势，展现多姿多彩的大唐风采。对于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外国研究者都能看清的，也不是谁都能得出的结论。唐代无论在人口、领土还是在其他成就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帝国缔造的辉煌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首都长安堪称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里汇集了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城内居民多达100万，“长安城散发着世界大都市的熠熠光彩，其耀眼夺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城内各种宗教和睦相处，世界文化荟萃于此，居民可以享受来自西域各国的体育、舞蹈、音乐和杂技，显然是典型的国际大都市的反映。

宋代的科技、文化与贸易是作者颇感兴趣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篇章。他视宋代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因为它出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普遍繁荣，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记载，直接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达50多个，有时候宋朝还利用使臣出国之机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宋代“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散布至广”。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读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当可观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纳600人，比前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针的应用，宋代的商船已经结束循岸航行的状态，克服“梯山重译”的重重困难，实现了从中国到南洋、印度洋、波斯湾以及非洲东岸的航行，对外贸易占到税收的五分之一。墨菲这样写道：“到了南宋，海外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当时整个欧洲的外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宋朝时期，大型远洋货船上使用的各种航海技术已经臻于成熟……宋、明时期，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和海洋大国。”《东亚史》别开生面，令人刮目，表现出作者推陈出新的勇气和超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观之，该著作独辟蹊径，发掘枯竭隐深，摒弃了因循沿袭的墨守成说，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

在明清史研究方面，《东亚史》以远见卓识打动人心，可以说是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它没有像其他欧美学者那样，把明清500年历史看作是停滞与倒退，而是认为明代是中华帝国的新辉煌，在许多方面继续为世界做出贡献，“明朝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领域商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第169页）作者以一种少有的历史自觉把握了这种趋势。确实，明代是中国社会即将转型的时期，内有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空前地走向世界，中国的影响扩展到了印度洋地区；外有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以科技学术为媒介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宗教与文化，使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受到冲击。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茶叶、瓷器、书籍和漆器销售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国外市场为购买中国商品而支付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国内商业化和货币化过程，对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十分有益。墨菲对明代中国社会工农业生产以及大众生活的描述十分详细，如文化和贸易蓬勃发展，商业和城市欣欣向荣，城市商人参与并推动精神文化的发展，城市居民有较多的精神生活等，所有这些一目了然，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明代社会，立体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实态。

关于清代历史，作者以全球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有助于清除历史上形成的对东亚史，尤其对中国史的偏见与固定的思维模式。这种理性的分析视野对研究中国历史十分重要。通过研读我们看到，中国清代在整个世界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既有成就也有不足，既有发展也有某种程度的徘徊，既有悠久的传统也有深沉的惰性，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絪缊化生，形成社会发展的一定阻力，作者一语道破近代科学未能在传统技术发达的中国发生的深层原因：“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主要是那些建立在经验累积基础上的发现及其改良（如医学和药学方面），缺少经过系统、持续的科学研究之后取得的成就。”“中国工匠拥有娴熟的技术，擅长创造发明，却很少从事理论和实验工作，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个评断是作者通过深层考察所得，切中要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中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天然分野。

日本、朝鲜和越南历史在本书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从这些轻重缓急的安排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之处，也说明这种安排是合理的。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到它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与互动。为了学习中国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批使团，“到8世纪，派到中国的使团越来越大，大约五六百人分乘四艘海船，浩浩荡荡开向中国……尽管要经历这么多的风险，日本人还是下定决心来到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将他们所能学到的或可以移植到日本的中国先进文化悉数带回日本”。中国文化如滚滚洪流，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变革，使其跟上了东亚社会前进的步伐。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该书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较之其他国家的密切情况。正因为这样，至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及朝鲜半岛鲜明的地缘特征。墨菲在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时，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主义影响问题，他认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是全世界殖民统治中最恶劣的。日本殖民朝鲜的历史，给朝鲜民族留下痛苦和愤慨的回忆。”这个观点鲜明，表明作者本人的历史观。

罗兹·墨菲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有助于总体把握东亚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历史是呈阶段性发展的，有快有慢，不可能以同一速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东亚历史是在中国历史的影响下展开的，对东亚、甚至对世界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东亚的有益经验。他说：“东亚因其特别漫长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历史而显得十分重要。这种历史本身也是极有意义的，提供了审视我们自身、我们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时代非常宝贵的观察视角。东亚文明比西方的任何文明都要古老，提供了一套解决人类普遍问题的独特的、令人着迷的答案。东亚的现代发展也是如此。东亚诸社会找到了解决现代问题的独特方法。”（《前言》）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都是极有价值的看法。他对中国历史理解之深刻，有着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抽象思维，也有助于我们寻找当前东方国家崛起的历史文化根源。

以上是《东亚史》的大体轮廓，也是书中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书中有些观点也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甚至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作者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朝代的循环史，忽视了社会生生不已、后代否定前朝后产生的新内容，任何一个朝代的产生都不可能重复前一个朝代的历史。人类历史在螺旋式升进中相似表层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永远不会重演。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西方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学术研究，同时又是西方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还有，对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关系估计得偏低，他认为印度和中国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他还认为，至少在宋朝中国和东南亚就有了贸易往来。大量的古籍材料表明，至少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中国就与东南亚国家有了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我们看到，他对东亚的历史与人民怀有挚热的感情，叙事时尽可能地做到了公正与客观，较好地解决了史书的体系问题，避免了结构松散与材料堆积，尽量处理好分析与叙述的关系、材料与观点的关系，显示出作者乐观向上、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总之，不管读者出于何种目的来阅读这部著作，都会从中受到启发，收获教益。

（转自京师世界史公众号，原文链接：京师史萃 I 陈奉林：为林震译《东亚史》再版序——开拓东方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陈奉林

2022年2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专家，出生于费城，195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任密歇根大学教授，担任密歇根亚洲研究计划负责人多年，此前曾经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也曾任台湾大学和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从1954年到1956年，他是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197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突出贡献奖。作为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罗兹·墨菲曾担任《亚洲研究杂志》，《密歇根中国研究报》以及亚洲研究协会主办的《专论》等刊物的编辑。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学会理事都接纳他为会员。著有《上海 进入现代中国的钥匙》（1953）、《地理学入门》（1978，第4版）、《地理学的研究范围》（1982，第3版）、《条约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1970）、《中国出迎西方 条约口岸》（1975）等。其中《外来者 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1977）一书赢得了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的年度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