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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盐考古二十年回顾







盐业考古是指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古代食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主要地域的考古文化序列基本建立起来，以及西方考古思想不断传入和多学科手段的大量运用，我国考古学界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促使人们去思考那些推动古代社会演进的深层次问题，考古学的重心转向了古代社会的综合研究。而食盐作为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缺的战略资源，围绕其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正是推动社会演进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学术背景下，90年代后期有关单位发掘了重庆中坝制盐遗址，在成都平原开展了盐业考古专项调查，我国盐业考古正式兴起。


我国沿海地区的广阔地带历史上盛产海盐，盐业遗址分布广泛，但长期未能开展盐业考古专项工作，与沿海各地丰富的古代盐业文献资料极不相称。直到21世纪之初2001年寿光沿海大荒北央西周制盐遗址的发掘，拉开了山东盐业考古的序幕，这也是我国海盐考古之始。二十年来，尤其最近十年来，盐业考古工作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普遍开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海盐生产提供了大批珍贵实物资料。







据初步统计，山东北部沿海目前已发现盐业遗址群十余处，包含遗址点近千处，分布非常密集，年代主要属于商周时期，还有少量史前及汉代以后遗址；大规模发掘了近10处制盐遗址，主要包括东营南河崖、寿光双王城两处晚商西周遗址，昌邑唐央、寿光机械林场两处战国遗址，东营广北一队魏晋北朝遗址，以及寿光双王城宋元遗址等。其中南河崖和双王城都揭露出晚商西周制盐作坊，出土遗存基本相同，发现有直径3米以上、挖取地下卤水的原始盐井，涂抹黏土的淋卤坑，用草木灰铺就的刮卤摊场，面积达30平方米的大盐灶，以及大量用于煮盐的陶质盔形器及其残片等。战国时期盐灶普遍变小，煮盐陶器则普遍改为深近1米的大型陶质圜底瓮。汉代以来应已用铁制或铜制盐盘煮盐，魏晋北朝还出现了直径6~10米、残深4米以上的大型土筑盐井（图一）。
                                             
图一 鲁北沿海出土制盐遗存



河北与天津东部沿海也分布有大量盐业遗址，其中经过系统调查的黄骅市沿海发现有战汉至宋元明清时期盐业遗址55处，已大规模发掘了黄骅大左庄和天津军粮城两处隋唐遗址。这两处遗址都揭露出大面积的制盐作坊，包括直径5米（更大者近10米）、残深4米以上的大型砖筑盐井，长达10米以上的输卤沟，大面积夯筑坚硬的草木灰摊场，两两成组的淋卤坑，面积二三平方米的长方形小盐灶和20平方米的圆形大盐灶，灶边还有包含细碎贝壳的小型蜃泥坑等。出土遗物中有隋唐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瓷碗等日用陶瓷器，还发现了用于成品盐交易的石权和铜权，并采集到煮盐盘铁残块（图二）。
  
图二 黄骅大左庄遗址出土遗存（唐代）



江苏到上海的广阔沿海平原曾占据我国古代海盐产量的半壁江山，但目前盐业考古工作尚在酝酿之中。从苏北沿海各地博物馆历年征集收藏的唐代以来大型煮盐铁器——盘铁块的数量很多，表明制盐遗址应是比较密集的（但目前能统计到的出土地点不足20处），这些盘铁块都硕大厚重，形状不一，根据元代制盐典籍《熬波图》等文献记载，各种形状的盘块需要拼合成一个圆形或长方形大型盘铁盐盘，再涂抹“蜃泥”堵住缝隙才能煮盐。如江苏南通石港镇九总庄发现的1块盘铁，通长2米余，重约1000公斤；盐城滨海县陈涛乡苏北灌溉总渠南岸曾发现一艘沉船，出土了20余块盘块，每块重500~800公斤；连云港海州区甲子桥下出土1件扇形大盘块，半径近1.6米，鋬耳上铸有“字二”“熙宁”“七年”铭文，表明是北宋熙宁七年（1074）铸造的，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有自铭纪年的盘铁块（图三）。以这些线索为基础，再加上明清盐法志和地方志提供的丰富盐业史料，有关单位已初步实施专项田野工作。如2021年底开展的盐城市境内范公堤—串场河沿线盐业遗址调查，目前已发现多处南宋至明代遗址，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正在筹备。

图三 苏北沿海出土盘铁块



浙江至广东的东南沿海多为基岩海岸，制盐地域狭小，但海水盐度高、近海岛屿多，历代盐场分布也较多，产盐量很大。近年开展了盐业考古工作，发掘了浙江宁波大榭岛史前遗址和洞头九亩丘、玉环前塘垟两处宋元煮盐遗址，香港早年还清理了多处唐代前后的煮盐遗址，预示着东南沿海的盐业考古也是大有可为的。其中大榭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发现了双排并连的盐灶，手制厚胎粗糙的煮盐陶盆，用于支撑陶盆的烧土柱等；九亩丘遗址发现了大小两种盐灶（直径分别为10米和2米左右），灶内有大量用于支撑盐盘的烧土柱，还发现草木灰铺就的摊场等；前塘垟遗址只发现了小型盐灶，未见草木灰摊场，但有成排分布的储卤或淋卤坑。香港的盐灶早年多认作烧石灰的“壳灰窑”，是近年才辨识出来的，灶的边缘有很多小凹槽，灶内则有很多烧土柱（图四）。
                                             
图四 东南沿海出土制盐遗存













以上盐业考古田野工作地域上涵盖了大部分沿海地带，时间上涵盖了史前、商周、魏晋、隋唐及宋元各时期，时空范围和研究视野都比盐业考古刚开展那几年大大拓展，进入了纵深发展的新阶段。丰富的实物资料为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十年来，盐业考古研究由浅渐深，从最初的如何辨识遗存，到现在的关注食盐在古代社会演进过程的重要作用，盐业考古也由一个生僻的研究领域，发展成现在考古学的热点领域之一。这其中，海盐考古的成就构成了重要组成部分。总结起来，至少在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研究进展。


一是煮盐工艺流程的研究


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夙沙氏始煮海为盐”，而宁波大榭岛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存就是煮盐的，鲁北沿海也有史前存在煮盐遗址的线索。到商周时期，从鲁北沿海的考古发现看，煮盐规模显著扩大，煮盐工艺流程也更加进步，尤其出现了有意用草木灰铺就的摊场，来泼洒卤水并刮取生成的盐土，以及周壁抹泥防渗的淋卤坑，来过滤盐土获得符合煎煮要求的高浓度卤水，这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我国古代传统的煮盐工艺“淋煎法”。至迟到魏晋以后，从河北到上海的整个东部沿海应该都采用了淋煎法工艺，只不过随着时代推移制盐设施也有明显进步。如挖取地下卤水的土筑小盐井变成了砖砌大盐井，煮盐器具由陶器变成了铜盘和盘铁，这背后显然是实行食盐官营体制的产物。钱塘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历史时期以来一直是用竹盘煮盐，并且在制卤环节多不用摊场，而是直接在滩涂上刮取盐土，再用海水淋滤出高浓度卤水。也有个别例外，如在洞头九亩丘就发现了草木灰摊场。至于晒盐工艺的正式出现，根据文献记载是在元代的福建盐区，明清以来逐渐在沿海地区推广开来。

二是煮盐器具和盐灶的研究


这两类遗存是考古发现最多的，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东部沿海以渤海南岸地带为代表，目前可知商周时期是用陶器煮盐，其中战国时期大型陶瓮的容积约为35升，是此前盔形器的近10倍，说明食盐的单位产量大幅提高。汉代的煮盐器具暂不明，文献记载是牢盆，推测可能是铜盘或铁盘。唐代以来已明确出现了用大型盘铁煮盐，苏北出土的盘铁块复原直径约合唐宋以来的一丈（3.2米），面积有近10平方米，食盐单位产量显然比此前又大幅提高了。这与元代《熬波图》等文献记载的情形一致。东南沿海地带，宁波大榭岛发现的史前制盐遗存是用粗糙的陶盆置于排灶上煮盐，均为前所未见，发掘者已做了实验和复原研究。根据文献记载，东南沿海古代普遍采用的是竹盘煮盐工艺，浙江发掘的两处宋元制盐遗址就是竹盘煮盐的遗存，发现了大量掺有贝壳碎屑的草拌泥残块，应是在竹盘内外壁涂抹“蜃泥”制成盐盘的遗存，盐灶出土的烧土柱则应该是支撑盐盘的遗存。香港清理的盐灶在边缘有很多小凹槽，这应该是文献记载的竹盘“置百耳”以进一步支撑盐盘的痕迹。这些煮盐器具的变化及其置于盐灶如何煮盐的场景，近年多有研究和复原（图五）。

                            
图五 盐盘煮盐复原

三是盐业生产关系的研究


近年的研究已普遍意识到，食盐是推动古代社会演进的重要因素，这在盐业生产关系上体现最明显。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周时期的齐国应是首先实行食盐官营的诸侯国，西汉以来则在全国范围推行了食盐官营制度，其中在沿海设置的盐官有19处，占全国盐官的近一半，对国家增加税收、国力走向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考古发现的历史后期制盐遗存，就多是至迟魏晋以来实行食盐官营的遗存，尤以采用盘铁和竹盘煮盐的遗址为代表，硕大厚重的盘铁甚至需要官府设立专门的盘铁厂来铸造，并且设计成多件盘块拼成一个大型盐盘，目的就是起到各家盐户相互监督、“聚团共煎”的功效，而且官府对盘铁和竹盘的规格和产量都有明文规定，目的也是相互监督、防止食盐走私。当然，有些遗址不排除是民间盗煮私盐的可能。至于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关系，肯定有王室或公室的参与，或认为实行过原始的官办制或商办制。

四是自然科技手段的不断运用


考古学擅长研究的是有形遗存，但古代食盐早已融化无存，因此开展盐业考古有很大难度。所以盐业考古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比较重视自然科技手段的参与和检测，目前运用比较多的科技手段主要包括X射线衍射法、XRD和XRF等成分和物相分析的方法，从多方面获取可靠证据，才能对相关遗存定性进而辨识出制盐遗址，并研究工艺流程和盐业生产环境背景等问题。现在，发掘或调查盐业遗址注重及时采样和送检，已经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五是田野工作方法和经验的不断探索


针对山东河北沿海商周时期用陶器煮盐的制盐遗址，考古部门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实践，已经探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田野方法：首先应选择典型的制盐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将制盐工艺流程涉及的所有遗迹作为一个整体揭示出来，避免只重视煮盐环节的盐灶和煮盐器具、忽视卤坑和摊场等其他环节的情况，并对各类遗存的特征做全面分析和掌握；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盐业考古专项调查，应采取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尽可能了解所有盐业遗址的基本情况，并应与勘探相结合，对各类遗址的地下堆积与地上遗物相结合，努力区分不同功能和类型的盐业遗址。这套工作方法为以后的田野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可推广到其他地区，汉代以后的制盐遗址也部分适用。当然，汉代以后的盐业遗址地表陶瓷器较少，而铜盘和盘铁也因回收利用而发现不多，所以遗址内涵与陶器煮盐的遗址有很大不同，田野方法还需要继续摸索和积累。







以上是二十年来学界对海盐考古研究较多的方面，也是达成共识较多的方面，有些则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当然，还存在很多不足和尚待深化之处，如工作的时空范围不平衡、对历史记载的重视不够、对盐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待加强等。另外，学术交流也有待加强，二十年来国内只举行过三次盐业考古专题研讨会，规模逐渐扩大，与盐业考古的发展步伐密切相关。

最近十年来，海盐考古的发展明显加快，新发现不断出现，所以2021年在河北黄骅召开了第三次盐业考古研讨会，集中展示了近些年我国盐业考古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历史后期的海盐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格外丰富，这是海盐考古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次会议共收到正式的论文和简报32篇，论文集将尽快出版。我们相信，今后我国海盐考古和整个盐业考古将有更大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系、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4月22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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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刘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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