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新史料，推动澳门史研究的深入——访汤开建先生
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问：汤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本次采访是受《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委托，特请您就“澳门学”研究的理论和前沿问题谈一谈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学者提出“澳门学”后，“澳门学”有了长足发展。然而，针对“澳门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学术界似乎有不同意见。不知道您怎样认识“澳门学”。
答：总是有人问我什么是“澳门学”，我认为澳门学就是澳门历史与文化，包括文字层面的历史文化和物质层面的历史文化。我更应强调的是，在澳门历史文化中，其核心内涵就是指一切历史遗存下来的文献和档案，这有一个极好的参照系，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驰誉于国际学术界的“敦煌学”。“敦煌学”之所以能成为“敦煌学”，其基础就是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敦煌经卷和大量敦煌壁画，以及相关的考古材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经卷总数达七万余件，散布于世界各地，其内容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语言、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其语种也较多，包括汉、蒙、藏、梵、回鹘、西夏、粟特、于阗、吐火罗、叙利亚、八思巴等。“澳门学”所包含的历史文献与档案与“敦煌学”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澳门学”所包含的历史文献与档案，不论是涵盖地域及内容之广泛，还是档案存积之规模与数量，均远远超过“敦煌学”，形成了一座足够令今天的历史学家穷数十年之力亦难以开采罄尽的丰富的历史档案与文献的宝山。
问：我们都知道，您一直提倡历史研究应对史料“竭泽而渔”。澳门相关的历史资料汗牛充栋。您能简单介绍下其大致藏量吗?
答：我是2008年进入澳门的，从2008年至今的十余年时间内，我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行全球“澳门学”文献调查和对全球汉文澳门历史文献档案进行收集、挖掘与整理。通过十余年各种数据库的网络搜寻和世界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的实地调查、访问，我们收获颇丰，从澳门历史文献档案搜集的角度而言，不仅是仓廪丰足，甚至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我对我们所搜集到的澳门汉文历史文献档案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仅鸦片战争之前的文献档案就有3000余种（其中有四五百种为日本、朝鲜、越南文献），内中记载了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资料，其中大部分见于现在已经出版的各类丛书中，但还有一部分并未出版，国内主要庋藏地包括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澳门历史档案馆，国外有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内阁文库、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越南河内国立图书馆及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等地。
关于这一类汉文澳门文献档案，如果从1999年我们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算起，我已经工作了23年。1999年整理出版的这部著作，只是凭着手工劳动、个人记忆和爬梳所得的有限资料。现在，“大数据时代”网络搜寻办法加个人经验的积累所获得的3000余种澳门历史文献档案，则以10余倍的速度增加，史料数量大大超过了以前。
问：您之前已经陆续整理和发表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澳门史料，听闻您最近又发现了一批新的史料，是否方便先透露一些?
答：在很多海外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我们寻获和发现的有关澳门问题的新文献和新档案数量极为庞大，其中多数文献档案是为以往学者所不知，而且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之重要信息。可以说，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我都是在惊喜与兴奋中度过，因为在众多同行、朋友、学生的协助下，几乎每天都有新材料出现和新问题发现。据我初步统计，这十余年来由我们发现的有关澳门史的重要文献档案不下千种，有一部分我已经向学术界进行了公布。最近，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兹举几例。
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康熙时期档案中，有一份档案十分重要，即《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澳门理事官唩嚟哆等上粤海关监督吴礼善等书》。
继自吴、存二公下车之始，乃恤商爱民，兴利除弊，为念不已。具呈三吁仁恩，蒙准请旨题减，荷蒙皇上洞悉商困，敕部恤免，于七万余两之中减为四万，将西洋比照东洋船例征收。而货税摘其重者，比照闽、浙例从轻科饷，已税之货，凭其出海，不复再征。又以我𡒃商在粤多年，与外来洋船不同，并将𡒃门洋船比照内港东洋船旧例征收，永为定额。从此远商复苏，饷无旷缺，圣朝之德意，覃被无疆，二公之惠泽，亦长播于无穷矣。聊述其概，永竖千秋。奉旨准定计开：
内港东洋旧例：一等阔二丈二尺以上，长七丈三尺以上，每丈十五两；二等阔二丈以上，长七丈以上，每丈十三两；三等阔一丈八尺以上，长六丈以上，每丈十一两；四等阔一丈六尺以上，长五丈以上，每丈九两。长阔相乘算。
这份档案公布了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澳门分关成立以后，清政府对澳门船只及外来船只的税饷规定，其中很多史实为其他文献不载。夏燮《中西纪事》称：“国朝康熙二十二年，灭郑氏，台湾平。越二年，疆臣请开海禁，报可。于是设榷关四，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夏燮《中西纪事》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2册，第532页）这可以反映出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最早设立是在澳门。第一任粤海关满监督为宜尔格图，汉监督为成克大。宜尔格图和成克大抵达澳门后，随即颁布了新的税例。档案称“东洋船例甚轻”，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公布的粤海关船税，康熙二十四年前：东洋第一等大夹板船征税银1400两，第二等夹板船及乌白艚船税1100两，第三等税600两，第四等税400两；而西洋船税第一等船原征银3500两，第二等船原征银3000两，第三等船原征银2500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三五《户部八四·关税》，中华书局，1991年，第777页）。康熙二十四年后，东、西洋船税酌减二分，即减掉原征税额的20%，之后一直沿袭此例。档文称“惟我𡒃门船项独重”，据葡文资料称，清朝收复台湾后，全国开放海禁，并在澳门设立海关，专事税收。葡萄牙人称粤海关是“近来本城最大的灾难，因为它强迫我们支付即便是过去也难以支付的款项”（金国平、吴志良《Hopo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第350页）。这就是说，澳门葡萄牙人对酌减二分后的澳门税额仍然感到繁重，而且不满。据该档文可知，到康熙三十七年时，粤海关监督吴礼善为了减轻西洋船只的负担，西洋船比照东洋船例征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亦称：
在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颁布了规则，规定澳门的船钞按福建、浙江和其他东路航线的税率征收。按此办法，澳门的船只分为三等，停泊税开始按各自的负载物并按比例征收。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一艘船在被丈量后，通常豁免原来数目的2/3。除在中国登记注册的澳门船只外，其他欧洲船只都得不到这种恩惠。
可见，康熙三十七年，澳门的船税再次削减，削减后澳门内港的东洋船征收税额折算后为：一等船240.9两，二等船182两，三等船118.8两，四等船72两。这应该是粤海关澳门分关对进入澳门内港东洋船的征税税则，可见澳门征收的东洋船税又比原征收的东洋船税少很多，约为原来的17%。康熙三十七年进入澳门的西洋船亦比照进入澳门的东洋船，同样征收税额，大大减轻了西洋船只的税额。那就是说康熙三十七年后，不管是东洋船还是西洋船，均按同一标准征税。据龙思泰公布的资料，1831年以来，从欧洲或澳门来的葡萄牙船的丈量，其积为154丈的一等船，每丈付银6.223两（共交958.34两）；其积为120丈的二等船，每丈付银5.72两（共交686.4两）；90丈或以上的三等船，每丈付银4两（共交360两），另加37%的各种火耗、折实及规银等费和70两的钞金。这应该是指欧洲来的非葡萄牙船，而对从欧洲来的葡萄牙船，海关征税为：一等船征250两，二等船征240两，三等船征170两；对从澳门或马尼拉来的额船，一等船征50两，二等船征40两，三等船征30两（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240页）。因为葡萄牙人拥有仅为在广州购买运往澳门的各类货物，交纳比别国人少三分之二税款的特权，这应该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中国政府对澳门葡萄牙人的优惠政策，也是清代粤海关建立后，对澳门葡萄牙人进出口船只税额的重大优惠，亦是清政府对澳门经济管理的重要政策，依靠此档案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这一政策的变化。
问：您发现了那么多新史料，能否再给我们介绍一则?
答：好。我们在《故宫珍本丛刊》明代诗文别集中找到了崇祯刻本喻安性的《喻氏疏议诗文稿》。该书不仅记录了万历四十一年喻安性到澳门驱逐日本人而给澳门葡萄牙人订立《海道五禁》的详细情况，而且还记录了当时葡萄牙人与喻安性反复商讨双方条件的详细细节，这些细节与当时的葡文材料所提到的葡萄牙人向明朝政府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辩驳，完全可以互证。这份史料记录了喻安性所立的“五禁”的情况，但每一“禁”都分为两段文字，上一部分为喻安性所立“禁令”的内容，而下一部分则是著名的葡萄牙商人劳伦索·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对各条“禁令”的回答和辩护。例如，针对“禁擅自兴作”的禁令，喻安性对葡人的辩说作了记录：
夷等贸易来澳，搭寮栖址，因暴风雨扬茅露宿苦楚，隆冬火灾，货命焚丧，哀告怜准，盖瓦存身。讵遭红毛贼㓂连至，三次劫杀夷等，缩首就刃不已，筑闸关，拦铳台，防惧红毛，非敢他奸。其三吧嚧寺，通澳安供天主神佛，男女受戒礼拜，设于高山，以洁香火，戒恶劝善，并训幼夷道理书字，专为福事，可查可勘。况且澳地独山，四边洋海，又无田地，澳夷童叟，靠赖省城官票给商运米，得足日食。敢怀奸轨，自取父母、妻儿、亲族灭门大祸，自后除旧房屋朽坏，告乞给发木瓦等料修葺，其新来贸易夷商，澳中原无妻室，并不许新建房屋等情。
劳伦索·卡瓦略的辩护原词长篇大论，记录在葡萄牙人安东尼奥·朴加罗（António Bocarro）《印度旬年史之十三》第2卷中，可以反映广东海道副使喻安性在澳门订立《海道五禁》时双方斗争的激烈，几乎每一条禁令葡方都进行了大量的辩解和掩饰，但最终由于喻安性始终坚持原议，而且十分严厉地告诫澳门葡萄牙人称：“澳中万千生命，仰给天朝，若有叛志，是自绝其生命也。诚如明谕，百凡惟明谕是听。”（喻安性《喻氏疏议诗文稿》卷六，《故宫珍本丛刊》第535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80—181页。）最后澳门葡萄牙人在明政府强大威慑下，订下了《海道五禁》。正如《澳门记略》所言：“复条具五事，勒石永禁，与澳夷约，惟海防同知命。”（印光任等《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如果我们比较康熙《香山县志》中记载的《海道五禁》，就可以看出，《香山县志》中记录的五禁为293字，而《喻氏疏议诗文稿》中的《海道五禁》为2063字，是前者的将近十倍，可以反映这一新发现的史料比我们原来所知道的《海道五禁》内容要丰富得多，大大地超越了我们原来的认识。这应该是澳门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发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四十一年喻安性在澳门订立的《海道五禁》，应该是澳门开埠后，明朝政府为保卫国家安全，对居住澳门之葡萄牙人进行有效管理最为重要的文献记录，亦可称之为明王朝在当时葡萄牙人侨居的“海外特区”颁布的第一部国家安全法，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此外，还有新发现的第一首关于澳门的诗歌《夜泊濠镜澳》、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许孚远《敬和堂集》、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香山知县陈常为恳恩禁饬积弊以杜后患以广皇仁事》、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卢骥《长崎先民传》、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笔写本张汉喆《漂海录》、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维新八年刻本黄高启《越史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嘉庆时期学者姚衡的《寒秀草堂笔记》、道光时期佚名《洋事杂录》手稿本等一批新史料，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问：最近，您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汉文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500—1840）》。您能谈一谈该项目的启动背景和主要内容吗?
答：目前，海内外学术界虽然对大航海时代三百余年澳门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取得了为量甚巨的研究成果，其中还出现了一批极具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故此也突显了本项目在历史学专业领域中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澳门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特殊性，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研究的难度极为艰深。从时间跨度而言，大航海时代前后跨明清两代近三百年；从空间跨度而言，当时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几乎涉及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国家；从档案文献资料的复杂性而言，涉及中、日、葡、西、法、荷、英、意及拉丁等多国语言；从研究的内容而言，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文化、语言及社会风俗各个方面。因此，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不论是所整理的资料，已经出版的专著，还是公开发表的专业论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些研究作品还远非具有深度，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不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补充和完善，还要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甚至错误进行订正，另有若干并无专人专题涉及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对1500—1840年间澳门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文献档案进行收集、整理、建库、研究。该项目将覆盖关于此时段内各种涉及澳门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日、琉、朝、越及海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文献、档案、碑刻、图册、谱牒等。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各类文献、研究成果的资料库，出版相关文献汇编集。将同时期的汉文与多国外文资料结合起来研究，以期刷新若干主题的认识，拓展旧的研究视域，充分克服以往研究中中国学者利用外文资料不足、外国学者较少利用中文资料的单方视角所形成的认识局限性。在广泛收集散存在各国的资料基础上，我们将对这些汉文档案文献资料展开总体研究，并分别对这一时期以澳门为中心参与东方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欧美国家展开研究。在研究主体上，既包括对商人和传教士群体的活动研究，也包括对商人和传教士个体的具象研究；在研究客体上，则对贸易网络、贸易商团、贸易商品、贸易中介、贸易服务、贸易冲突及由东西方贸易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化与影响等方面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在研究范围上，既包括对集中在澳门展开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活动，也包括对以澳门为中心、澳门作为贸易网络节点的东亚海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行研究。
该项目将对所有该时期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汉文文献档案进行汇释和校对，并在此基础上分地区和国别进行系统研究，最终形成一个主课题（形成资料汇编）、四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课题是“1500—1840年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汉文文献档案全编”。全编共分为十册，约500万字。主要是对数千种明清时期的汉文档案文献进行辑录，将其中有关澳门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从这些档案文献中辑出，并按照文献类别、档案类别分别予以编纂，各编均以文献档案产生的时间为序，每一份文献均考明作者的生卒年及生平。对所录文献作一定的版本校勘，改正其中的错讹脱衍，对于文中交代不清的时间分别予以注释，每一份文献详细地注明出处，包括卷数、篇名、版本、出版时间、收藏地及页码。本编还要完成一项最为艰难的工作，就是要对全部档案文献中出现的当时用中文翻译的外国人名字进行考证，并作出注释，注明其外文名、生卒年、与中国的关系及大略的生平。这一项工作极为艰难，需要参考大量西文档案资料和工具书，但完成这一项工作就为当时中西交流史的中西互证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外还有“以澳门为中心的伊比利亚国家在东亚海域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研究（1500—1840）”“澳门的经济文化交流（1620—1840）”“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澳门的经济文化交流（1600—1840）”“鸦片战争前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澳门的经济文化交流（1700—1840）”四个子课题。
问：最近，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刚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您作为该中心的首席专家、澳门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最近是否有新的重点研究计划?
答：该中心的设立，体现了国家对澳门历史文化的重视，将有力促进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推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我们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加强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包括整理近千万字的全球汉文澳门文献、澳门华人族谱的调查研究、推动《澳门通史》的编撰等。此外，计划编制《郑观应读本》等辅助性教材，介绍世遗历史和澳门乡土文化等，通过与中学合作，进一步让澳门青少年了解中国历史和澳门历史。
目前，我正在做“清代广州十三行汉文档案文献编年校注”项目，成果即将出版。本项目是首次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及所出版各类有关清代中西贸易与广州十三行汉文档案进行全面搜集并予以编年整理，同时又对葡、英、美、法、德、荷兰、瑞典、丹麦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各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清代中西贸易及广州十三行汉文档案全面系统地按年代顺序进行整理，收录各种档案文献近5000件，总字数达200余万字，其中有一部分档案文献并不被学界所知，还有很大一部分档案没有被学界利用。对于国际学术界来说，本项研究将以其独特的极为丰富的清代中西贸易及广州十三行汉文档案文献史料弥补西方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而对于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以往研究而言，由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搜集了海内外有关这一领域的档案史料，并以史料编年校注的形式，且结合中西文史料配校，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填补了以往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某些空白点，而且以其极其细腻的中西文史料考订，纠正以往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力图清晰准确地表现鸦片战争前清代中西贸易及广州十三行发展的全部历史。这是一项以前没有的、规模较大的对鸦片战争前清代中西贸易及广州十三行历史资料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因此，无论从档案文献搜集的数量上，还是从档案文献所反映的丰富内容上，其史料价值很高。
问：您已经从教治学40余年，能否给从事澳门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提供一些经验和寄语?
答：澳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离不开新史料的发现，一个时代的新史学更离不开人们对新资料、新文献、新档案的开掘和利用。过去我们用这种方法投身于澳门历史研究，今后我们仍一如既往，继续沿着不断开掘新史料的道路前行，以求深入澳门历史研究的更高境界，而入其学术研究之堂奥。
责任编辑：李成燕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2期，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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