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

“西方中心论”是伴随近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概念，因其与殖民侵略等相关联，以及对后发国家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和种族主义歧视等，而经常遭至后发国家的批评。在中国，“西方中心论”同样难有立足之地，因为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不仅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主角，而且受地理概念认知的局限，历史上国人长期自认为中国就是宇宙的中心，“中国即天下”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认知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即前人感叹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战争，虽然艰难探索，但始终没有走上繁荣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直到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中国才终于开始了经济腾飞，并初步实现了现代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打破“西方中心论”逐渐成为重要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仲伟民认为，“西方中心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喊出口号不难，但真正推翻却不易，取而代之则更难。如果回归历史现场，则不难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中心”实际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即欧洲许多国家及后来的美国等先后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就是这一时期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如仅就此而言，则“西方中心论”有其合理之处。随着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西方中心论”再次遇到挑战，而且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中心论”的命题，这既背离了历史实际，也与现实世界不相符合，需要我们特别警惕。尤为重要的是，“西方中心论”有没有合理成分？批判“西方中心论”是为了构建“中国中心论”的命题么？

“西方中心论”的本质及批判

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中，“欧洲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是同一含义，但如果追寻这个概念的起源，显然“欧洲中心论”更早，这个概念是伴随欧洲的扩张及近代化过程而产生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开始之后，在东西文明交流以及冲突过程中所生发的概念。因此，“西方中心论”的源头应该是“欧洲中心论”，这不仅因为近代化、全球化源发于欧洲，而且最初美国所在的北美洲也是反欧洲中心的。

再进一步，即使是“欧洲中心论”，也绝非指全部的欧洲，这就涉及“西方”这个概念的深层问题。在欧洲，西方的概念是有特指的，在地域上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道分界线的前身，就是以前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宗教上的分野。西方的概念，对一个原则上是同质化的欧洲概念产生了内部差异化和彼此隔绝的影响。在西方的概念里，蕴含了一个同样棘手的‘文明’概念，更准确地说是‘文明化的’概念”。简单说，源出于“欧洲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不仅有鲜明的地域上的特指，而且其本质上就包含文明程度的差异；如果没有文明的反差，就没有西方的概念。

“西方中心论”的潜在意识中，常把美国与欧洲看作一体。其实，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不仅存在极大的隔阂，而且即使与其母国英国也同样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一战和二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没有为支持英国等国而主动加入战争。尤其是二战，如果没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很难保证美国会直接参与同法西斯的战争。正是二战时期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使欧美长期形成了同盟关系，形成了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西方”。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比“欧洲中心论”更为确切，也更为切合历史实际，因为19世纪之前的二三百年，是欧洲（主要指西欧）主导世界，而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至今欧美同盟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

如果更进一步严格界定的话，那么“西方”实际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它既不包含欧洲全部，比如东欧就被排除在西方体系之外；更不包含全部的美洲，在众多的美洲国家中只有美国算是“西方中心论”中的“西方”部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西方”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指历史时期的西欧和美国。

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西方”国家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进行殖民活动。他们不仅侵略“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而且迫使很多国家和地区服从他们的统治，成为他们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他们抱持“西方优越”的态度，将其他非西方文明视为“他者”，甚至抹杀改变当地的文化传统。全球史学者奥斯特哈默认为，“西方”这个概念的内核中“嵌入了一种对自身优越的想象。非西方的，始终被视为低劣的。因此‘西方’是一个充满傲慢的概念”。文明等级论是“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理论基础，近代很多欧洲学者都是在文明等级论的立场上立论的。因为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的确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这种立论有现实的依据以及深厚的基础，或者说客观上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论走向极端，则无疑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了，必须受到批判。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中心论”往往打着科学的旗号，而本质上却往往是出自种族主义立场。种族主义在西方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但中国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一说起西方近代文明的典型特征和内容，似乎就是社会契约论、平等、自由，等等。其实，平等、自由等只是西方文明的一条显性主线，在这条主线之外还有一条隐性主线，这条隐性主线就是查尔斯·米尔斯所指出的：在以平等主义、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之外，另有一种由“白人至上主义”的话语体系所构筑的“种族契约”。这种契约涉及政治、伦理与认识论，是一个在哲学史中“未被命名”，因而不容易被关注，然而却是在社会现实中主导白人与非白人社会种族关系的政治思想体系。洛克、休谟、伏尔泰、康德、密尔等著名思想家，都提出过这种思想，他们都是“种族契约”的主张者。这两条主线一明一暗，共同主导西方文明。我们只有深入了解西方思想的这两条显性及隐性的主线，才能对西方文明的本质有全面深入的把握，也才能理解为何种族主义思想在西方如此顽固。

以洛克为例，很多人都知道洛克是一位天赋权利论者，他主张坚决捍卫人的自由，反对压迫，保护私有财产，他的《政府论》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在论及黑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时，洛克却违背自己曾经提出过的自由平等原则，明确提出地球上生存的人类是分等级的，只有白人才可以享有全部自然权利；黑人则可以集体被剥夺权利，可以被奴役，甚至可以作为财产；印第安人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虽然其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但其主体地位不能与白人平等。再比如，康德的哲学贡献无人不知，但较少有人知道康德同时也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康德认为，因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气候，人类的肤色主要分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以及印度人、古铜色的印第安人，其中白种人的人性发展最为完善，黄种人在才能上略显不足，黑人更次，印第安人最差。因此，康德被称为种族概念之父，他的种族理论在西方文化的暗流中涌动，影响甚巨，就此而言，德国出现反犹运动并不是偶然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有明显的种族论色彩，也为西方殖民者找到了理论依据。所以，有学者指出：

可以说，二次大战结束前种族决定论是“西方中心论”最显著的特色，也是维护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二战结束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摆脱被殖民地位而独立，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随着冷战时代的到来，世界的割裂和矛盾不仅没有随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减少，分裂和冲突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世界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裹挟了很多中小国家不得不选择站队，这个阶段大约是“西方中心论”最低潮的时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再次加速分化，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加剧，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其二是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加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经济发展远超其他阵营，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经济发展普遍受挫。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因为苏联解体而再次导致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级世界重新回归到一级世界。在二战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西方中心论”的内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正如李怀印先生所说：

可见，“西方中心论”的立论基础是种族论、文明论或制度论，无论以哪种面目出现，无疑都是从自身优越论出发，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对这样的中心论当然要进行批判。

“西方中心论”的合理成分

上文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并非因为笔者是一位非西方学者，从本位立场出发，而是要从纯学术立场作出理性判断。因此，基于同一立场，笔者认为“西方中心论”同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现代化首先出现在欧洲，现代化的源头在欧洲，欧洲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不仅如此，全球化也是由欧洲首先推动的，起初带有原罪的全球化，同样成为全球共同进步的主要动力。

从近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事实看，是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先有“欧洲中心论”、继而有“西方中心论”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实际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他认为，“16世纪，欧洲如同一匹腾起的野马”，并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了影响后世几百年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欧洲自然成为中心区，其他地区则成为半边缘区或边缘区，并成为中心区的原材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他的观点当然可以批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体系论的合理性，因为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大约是沃勒斯坦所描述的模样。麦克法兰更是将现代化的原点直接定在了西北欧的核心区英格兰，他认为英格兰是世界上最早摆脱农业桎梏的国家，并且遥遥领先周边国家几十年，后来工业化才扩散到欧洲其他地区。带有浓厚老贵族心态的麦克法兰甚至也没有怎么高看后来居上的美国和日本，他认为“截至1960年代，这基本上仍是一个欧洲奇迹，只不过在日本和美国衍生了两条分支”。上述二位的观点曾遭到学术界非常激烈的批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沃勒斯坦、麦克法兰的观点实际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实判断和客观存在，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

这里涉及一个与“西方中心论”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怎样评价现代化理论的问题，这也是研究世界近现代史必然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盛行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影响很大的学术表述，更是冷战期间服务于超级大国美国在全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争夺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理论实际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说法，这种理论特别强调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典范意义和普遍适用性，尤其强调美国、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正是因为拷贝了欧洲的经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所有非西方国家如果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就必须以欧美为榜样，走欧美式的现代化道路。笔者不太同意把现代化理论作为与“西方中心论”相类似的意识形态的看法，二者的区别应该是显见的。

现代化源发于欧洲，并在欧美各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很容易把现代化理论与“西方中心论”完全捆绑在一起。现代化理论尽管源于西方，但含义上并不能等同于“西方中心论”，因为现代化理论基本是一个事实判断，基本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价值判断，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具体而言，现代化是指人类从几千年农业文明阶段发展到今天工业文明阶段的一种事实描述，生产力变革、科学技术进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是其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应把现代化理论视为一个中性概念。当然，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不仅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历史积淀的深层次影响，因此现代化在各国呈现的状态可能千差万别；但是，现代化的一些核心要素在全球范围不会有根本性的差异。

关于这个问题，何兆武先生有过精彩论述。他指出，现代化（即“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的潮流，一个普世的潮流，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代化，别的国家、民族也迟早要走这条路，这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关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非常认同何先生的观点，即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崇尚科学和民主的国家，而且也只有崇尚科学和民主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如果把现代化与“西方中心论”相提并论，或直接认为现代化就是欧美化，那么反对“西方中心论”就是盲目的、不合理的。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即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处理现代化与本国本民族历史的关系？在大航海时代之前，除亚欧大陆之间有较长时期的交往外，各大洲基本都是独立发展的，不仅发展程度差异大，而且在文化形态上各自有鲜明的特点。全球互联之后，彻底改变了各国各大洲原来孤立发展的态势，因为欧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有显性优势，这种示范作用暗示欧美的道路无疑就等于现代化的道路，在很多方面后发国家力所能及地将其拷贝过来即可。当然，各民族各国家毕竟又都有自己的历史特色和传统文化，这就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是要求传统服从现代化，还是要求现代化必须服从传统？

在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传统和特色似乎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从理论上讲，现代化与传统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既能成功建设现代化，又能很好保留与发扬传统，这当然两全其美，最为理想。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才是本，如果本末倒置，即过分强调特殊，现代化进程很可能受挫甚至夭折。比如一些国家曾经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甚至已经或即将步入发达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因为后来国内保守势力极力强调本国本民族特色，如南非、土耳其、伊朗等国家，结果导致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甚至出现了历史大倒退，成为现代化遇阻最多、最不成功的国家。所以，中国应该认真汲取教训，在适当范围和程度内强调特色。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护落后，甚至闭关锁国、开历史倒车，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笔者当然不同意把“西方”与“现代化”两个概念划等号，但必须承认，一旦我们涉及“西方中心论”这个概念，那么“西方”的含义指向是比较明确的，即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政治经济社会架构。因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适于全人类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有其合理的成分。如果避讳了这一点，我们就是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警惕“中国中心论”的陷阱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后发国家话语权的逐渐扩大，“西方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高潮应该在冷战时期，那时两极对立，社会主义及第三世界的阵营庞大，在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西方抗衡。随着苏联解体，原来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反西方阵营在短期内很快分崩离析，世界又暂时回到了只有一级的状态。但到了21世纪，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一些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反“西方中心论”也再次成为时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新的一波反“西方中心论”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不可小视。其客观背景当然是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的强势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似乎有重新回归世界中心的势头。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很多学者也从学术角度给予论证。在此，笔者仅以历史学科为例，简单谈谈相关研究中所存在的偏差及其影响。

根据常理推断，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历史新时期之所以能够崛起，一定有历史的深层原因，这应该没有太大异议。为此，历史学者似乎有责任挖掘这些历史资源，历史学者当然也有这样的冲动。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不仅不厌其烦地论证中国的历史久远，中国的文明史不止三千年，应该是五千年或更长；而且他们还要论证中国的崛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尤其是有历史的经济基础。与本文更相关的正是后一点。早在20世纪前期，部分史学家为了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历史学家围绕古代社会性质的社会史大论战，以及1949年后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当然不可否认，这些讨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客观上无疑都受到了民族主义的严重影响，以满足“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表面上反对“西方中心论”，实质上仍是在“西方中心论”泥潭里打转。

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我们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且也容易导致对现实的误解。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中国传统而顽固的华夏中心观念，不仅使中国走出“中世纪”非常艰难，而且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影响很大，突出表现为中国人对传统的依恋以及对西方的天然排斥，这往往导致我们对历史及时局的判断出现偏差。耶稣会士在晚明就把世界地理知识即“地球是圆的”观念带到了中国，试图纠正当时中国人的错误地理观念，但他们万万没想到除极少数学者外，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这些新知识，而斥之为异端邪说。历史上中国人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中国中心论”意识，客观原因之一是源于中国人自古就形成的“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宇宙观。这种地理知识和宇宙观几千年来直至海通之前都未曾改变过，我们先辈确信中国的国土加上周边奉贡的邻国就是全部的世界，即天下，也就是很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东亚朝贡体系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中国无疑就是世界的中心。在利玛窦来华之后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全世界都在发生巨变：地理大发现，殖民开拓，贸易互联，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创新“井喷式”爆发，等等。近代化的新世界开始形成，全球化几乎波及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的近代化及全球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却非常之小，在此期间中国人对外界的认知几乎毫无长进。甚至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依然不知道打败自己的是哪国人，坐在对面谈判的是何方神圣。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的耻辱和巨额的赔偿并没有让中国人惊醒，英国的炮舰离开中国海岸线后，国人又依然故我，酣然入睡。正是因为如此，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不止一次发出感慨：“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

蒋廷黻先生的感慨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但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中国人何止浪费了“二十年的光阴”，从明末算起，我们至少浪费了二三百年的光阴！因为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有部分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开始了一步步艰难的探索和改革，历经曲折，异常艰难地缓慢前行，直到最近几十年，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才真正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离现代化总目标还差很远。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有些人虚骄之心渐生，“中国中心论”也有回潮之势。这充分说明，我们只是接受了地理上的新知识，意识到中国只是全球众多国家中的一员，但心理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我国发展水平及综合国力与西方比尚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又迫不及待地开始做“天朝上国”的美梦，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世界的中心位置。有学者对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意义无限拔高，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完全可以建立在东亚朝贡体系之上，这样中国无疑就居于世界的中心了。赵汀阳就认为：

这种想法，是我们陷在历史泥潭里不能自拔的突出表现，这是引导中国人在无意识中为自己设置的陷阱。对此，葛兆光提出批评：

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实际是“自闭观”，这种知识和观念是不利于中国人走出去、妨碍中国人思想开放的历史负资产，而其经过乔装打扮后，变成高贵的历史遗产，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其二，部分海外学者尤其是欧美学者对前现代中国历史过分拔高的评价，助长了“中国中心论”的回潮。突出表现为，在中国强势崛起的大背景下，一批研究中国历史的欧美学者开始极力唱盛中国的前现代历史（大致时段为宋至清中期），他们的观点不仅在本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如相关著作屡屡获奖），而且在中国受到了更为热烈的欢迎。但是，其中不少学者或出于采信史料偏颇，或出于左倾立场及先入之见，如抱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或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等，这导致一些著作不仅无限拔高前现代中国历史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故意贬低欧洲的发展水平，这就让人们明显感觉到与历史实际的不符。这里笔者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安格斯·麦迪森关于GDP的系列研究。麦迪森是著名经济学家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在研究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际比较方面享有盛誉。他对过去两千年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估算以及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既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他对中国经济史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关注宋以后千余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麦迪森运用经济学的统计方法，对中国宋代以来的GDP发展趋势给出了系列数据：中国GDP在公元元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时占22.7%，公元1500年时占25%，公元1600年时占29.2%，公元1700年时占22.3%，1820年时达到历史顶点32.9%。根据这些数据，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的近两千年中，中国始终保持在GDP世界第一的位置，到19世纪更是成为了超级大国。上述数据明显有夸大的成分，并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为这些数据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尽管他另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学术界对他的批评也很多，但仍有很多中国学者喜欢引用他的这些数据。尤其是最后一个数据，即他认为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的GDP仍然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成为不少学者论证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良好、绝不比西欧落后的重要证据。麦迪森的结论与我们通常对前现代中国历史的印象截然不同，他告诉我们，尽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并不富裕，国力衰弱，但就综合实力而言，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结果，多数读者只留下了“中国GDP世界第一”的印象，造成了对中国历史真实经济发展水平的误判。这个数据之不可信，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费心去寻找更多的证据，只需要看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中如何不堪一击，以及此后清政府如何被列强肆意凌辱，就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个例子：弗兰克关于明代白银资本的研究。弗兰克提出了两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尖锐批评“西方中心论”，并明确提出了“中国中心论”。他开宗明义提出：“如果说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产生的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尤其是，这种观点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从西方学者的口中说出，这对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第二个核心观点是“白银资本”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他第一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明至清中期，中国在全球贸易及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中国巨大的白银需求证明了中国就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在1800年前的几百年，世界上只有一个经济体系，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他说，“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他推测，自有世界记录白银产量以来（1545年），大约一半的白银到了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此，王家范有过非常严厉而客观的批评：

第三个例子：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观点。与弗兰克的学术取向类似，彭慕兰也是从批评“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只不过彭慕兰提出了多中心论，不像弗兰克那样极端，他试图建立一个中西兼容而非中西对立的历史观。彭慕兰的基本逻辑大约是，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世界历史呈多中心或基本平行发展的特点，后来因为一些特殊或偶然原因，在18、19世纪之交东西方才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所谓“大分流”。彭慕兰认为，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并没有一个绝对中心，那时欧洲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是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的优势才逐渐表现明显，并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个观点极具震撼力，因为我们多年来的认识是英国率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最晚从17世纪就领先于世界，这些基本常识都写进了教科书，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谱系。对很多人来说，欧洲领先（实际上的“西方中心论”）是一个正确而普通的常识，并不是欧洲人强加给我们的。彭慕兰为了颠覆这种观点，在《大分流》中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论证在1800年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与欧洲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某些方面甚至中国的内生优势更加明显。《大分流》第一部分的总标题就是“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他提出，“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出1800年以前西欧积蓄资产存在数量上的优势，或存在一系列持久的能使欧洲资本积累获得明显优势的环境因素——人口或其他因素。欧洲人也不可能明显更为健康（即人力资本占优势）、有更高的生产力或在别的方面继承了多年缓慢自然增长的超过亚洲较为发达地区的优势”。

这段看似严谨其实有严重逻辑问题的话里包含很多含义，本来是欧洲与亚洲的比较，或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但此处彭慕兰却将其中的一个比较对象悄悄转移到了“亚洲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中国江南。他在书中所做的其实就是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局部地区的比较。与此前中国学术界经常发问的“中国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不同，彭慕兰发出了相反的疑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不同的发问实际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立场，所以中国学者很容易将他的发问当成反对“西方中心论”的证据。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加州学派”在中国学术界声名鹊起，以至于“大分流”几乎成为了前现代中国强盛的代名词。

以上通过近年历史研究的一些实例，简单阐述了史学研究领域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以及“中国中心论”兴起的过程，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说“西方中心论”之“非”易，说“西方中心论”之“是”难；同理，说“中国中心论”之“是”易，说“中国中心论”之“非”难。其实，简单的“是”与“非”都是不对的，都是非理性的。我们只有回到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中，抛开主导我们行动与思维的意识形态及情感因素，才能还“西方中心论”以真实面目，给“中国中心论”以确切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出客观的结论，我们的行动才可能更为理性。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05月（上）

原文标题：《“西方中心论”的“非”与“是”》（微信有删节）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仲伟民

原文责编：桂琰

新媒体责编：刘苏毅

视觉：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