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研究

一、前人对澳门出洋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的推算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采用的是彭文的有关数据和说法并据之作进一步的推论。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的相关统计数据影响较大，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文即据之重新编制了《1856-1878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秘鲁苦力人数表》，而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部分）》一书，根据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的42条资料重新编制了《澳门出洋的苦力船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参见表1），并相应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1873年）的19年中，有12个年头苦力船由澳门开出，每年平均华工出洋的死亡率高达49.99%。最高的一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开往秘鲁的‘多·乌加特’号和同治十年（1871年）开往秘鲁的‘唐璜’号。两船都装运华工650人，途中死亡600人，死亡率高达92.46%。”[4]还有人根据彭文中的《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47-1873）》中有关古巴和秘鲁的两组数据，认为从1854年至1873年从澳门航行至古巴和秘鲁的苦力船43艘，输出苦力21137人，而到岸时只有13732人，祭途中死亡率达35%。[5]甚至还有研究者依据彭文中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中所提供的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资料并且仿照其制表思路，相应制作了只涉及从澳门出洋的苦力船的《苦力船死亡率示例（1854-1873）》、《按输入苦力的国别计算的海上死亡率示例（1854-1873）》、《按苦力船籍计算的死亡率（1854-1873）》和《按年份计算的死亡率（1854-1873）》等多种表格。[6]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彭家礼本人实际上对自己所编制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的可信度却是持谨慎态度的，他曾客观地说明“示例表所列的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不是根据全部情况通盘计算的，因为无法找到这样系统的资料，只能从示例表看一个梗概。”[7]为此，彭家礼又根据1860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苦力贸易的报告提到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统计表中总额栏的数字另行制作了一个统计表格即《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参见表2），并且据之分析说：“从1847-1859这八年中（引者按：实际上当是这个时间段中1847年和1853-1859年的八个年份），每年平均有14.5船次到达古巴；掠往古巴的苦力每年平均为6265人；海上死亡数每年平均953人；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1859年以后，关于输入古巴的苦力就没有别的完整的统计了。有人查过古巴国家档案，据说，以后的几年只有一些不完全的数字，同这个表的比例相近。即使根据古巴这个通盘计算的统计表，15.21%的海上死亡率也足够惊人了！”[8]从这一段论述可知，彭家礼也深知根据“通盘计算的统计表”得出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的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这个统计数据，更为可信一些。然后，参考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掳掠》一文的研究者们，大多更倾向于采用彭文中《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示例表（1847-1873）》的有关数据，而置《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于不顾，只有个别学者采用了后一表格中的数据。[9]

当然，关于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问题，还有其他的相关统计数据。如美国学者瓦特·斯图凡特《秘鲁华工史》一书就根据相关统计资料认为，1860年至1870年间，从澳门出发抵达秘鲁卡亚俄的华工，途中死亡率年平均为10.74%，其中1862年离澳人数为1716人，抵达时只有1003人，死亡率高达41.55%。[10]这一组数据也有学者征引。[11]

总的来看，关于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航行途中年平均死亡率，目前至少有49.99%（至少古巴、秘鲁和旧金山的平均情况）、36.84%（至古巴）、35.18%（至秘鲁）、35%（至古巴和秘鲁的平均情况）、15.21%（至古巴）和10.74%（至秘鲁）等诸多说法。歧说并见，令人莫衷一是，相关问题显然还需要再作深入的研究。

表4统计了46条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情况，其中第1条只有途中丧生人数，没有载运人数和抵岸人数，所以无法计算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第2条只有死亡率数据，没有载运人数、抵岸人数和途中丧生人数，其死亡率数据的可信度有待证实。除去这两组统计数据，表4中实际的有效数据为44组。

据表4可知，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的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是3.83%，只是略高于澳门辅政司署文件所见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22艘船的华工死亡率（约为3.69%）

另据彭家礼根据1860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苦力贸易的报告提到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统计表中总额栏的数字另行制作的《1847-1859年从中国开往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人数表》，从1847-1859年这个时间段中1847年和1853-1859年的八个年份，每年平均死亡率为15.21%。这个数字也远远高于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数字，其可信度同样也令人怀疑。

四、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文件所见从澳门出洋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

表5共统计出58组1866—1871年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情况。从表中可知，就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而言，死亡率最小的是1871年2月从澳门出洋、1871年5月31日抵达秘鲁卡亚俄的法国籍船塞西莉亚号所运华工，当时载运人数为370人，抵岸人数为369人，途中丧生人数仅为1人，据之推算出的死亡率只有0.27%；死亡率最大的是1871年3月从澳门出洋、1871年7月13日抵达秘鲁卡亚俄的萨尔瓦多籍船若亚敬·里高号所运华工，当时载运人数为245人，抵岸人数为195人，途中丧生人数为50人，据之推算出的死亡率只有20.41%；至于这六年间58船次的平均死亡率则大约为4.30%，略高于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的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而与1865年8月7日的澳门辅政司署统计的从澳门前往秘鲁的2艘船的死亡率（接近4.5%）这个数据相近，显然也是比较可信的。

五、简短的结论

其一，根据澳门辅政司署的有关文件，1864年10月至1865年5月这八个月期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3.69%。

其二，根据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可知，1863年10月至1871年8月将近八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是3.83%。

其三，根据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可知，1866-1871年这六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秘鲁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4.30%。

其四，根据以上三组数据，大致可以推定1863-1871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大约为3.69%—4.30%，或者说是4%左右。

其五，澳门辅政司署、葡萄牙驻哈瓦那总领事馆和葡萄牙驻秘鲁总领事馆的相关文件，所记运载华工的时间段、到达港口不尽相同，但均有某一时间段的载运人数、抵岸人数和途中丧生人数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均属于彭家礼先生认为十分重要而且他本人并未看到的可以据之进行“全部情况通盘计算的”的“系统的资料”，因而据之统计推算出来的1863-1871年间从澳门出洋前往古巴哈瓦那和秘鲁卡亚俄的华工航行途中死亡率数据是大致可信的，以往彭家礼先生制作的“示例表”和相关推论以及其他学者进一步的推论数据，均只可视作是19世纪中后期从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在航行途中因各种原因而发生严重事件时的死亡率情况，而不能视作是一般意义上的平均死亡率数据。

(原文载《澳门历史研究》第17辑，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