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 | 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

中国内陆空间广阔，自成地理单元。中华民族主体肇兴于中原腹地，可供开发的陆地潜能几近无限，很自然地塑造国人对于周边地理的认知局限在陆域近海。多朝撰修“九域志”基本是中国政区的囊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是对中原本体外围居民的目力所及，正史“四裔传”只是以中国大陆为轴心的位向排列。国人对特大海的认识用“洋”来指称，不算太早（战国人邹衍对特远大的海称为“大瀛海”，也有“四海”之谓）。有学者指出“洋名起于两宋之际”，当是确论。不过，宋代对“洋”的表意仍含混，忽大忽小，有时称“今谓海之中心为洋，亦水之众多处”，又称“海深无际曰洋”，仿佛“洋”比“海”大。有时却又是“洋”比“海”小，宋代将许多近海再细分为“洋”。之后，“洋”是更大“海”的词意确定。“东西南北洋”渐成对海外地理的指向统称。此概念是主观对客观的定位表述，既是以中国为本位的物理空间的客观存在，又是国人对地理区划的主观认知，本体具实在的地理范围属性，观体则随着人们认知有时空嬗变的属性。观念是与时俱进流动易变的，古代与近代转换之际，划时代的推陈出新频生，国人对这些概念的演变，有过不同程度的重构反思；同时，概念演变又与国人对自身的认知和定位密切关联。因之发生外延与内涵的不断衍变，发生名与实的相继改易，发生单纯地理概念融入政治文化内涵的演绎。

一、“西域”与“西洋”的来龙去脉

东西南北四“洋”之中，西洋变易最多。首先是从西域到西洋的转义。古代的中国人由于东边洋海的隔断，“凿空”只能朝向西方，步履只能向西面延伸，汉代是大规模经略“西边”的时期，《汉书》《后汉书》因之专列《西域传》等，“西戎”“西胡”“西极”“西天”等词汇遥指远方。直至宋代，随着海外贸易的兴发，国人的眼界略开，不仅限于陆域，稍多关注海上。因此生成“西洋”用词，从“西域”到“西洋”，两“西”之间有着某种承继关联，均含“极远”的表意。然匪夷所思的是，如以中原为本位，“西域”与“西洋”的方向完全相反，“西域”确在西边，“西洋”实在东边。两“西”非但混不搭界，简直还是东西反向。“西域”与“西洋”一字之差，却反映出国人的行迹从陆地更多迈向了海洋，于此，自西徂东的传教士曾言及：所谓的“大西洋者……犹言极西耳，以自别于回回之西域也”。之后，“西洋”多指海上来，“西域”多指陆上来。

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究，“西洋”范围的初义形成和转义变换日渐清楚。一般认为，被后朝名实沿袭的“西洋”大致出现在元朝。元人曾述及“附舶东西洋”；“故自元以前，尚不知有西洋诸国”。自元代“始有东西洋一名”，“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甚至专门列出“西洋国”条目，指的却是马八儿（位于今印度东南海岸）。可见，此时的“西洋”实指南亚或东南亚。明代建朝仍袭用元代指称，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西洋之迹，著自郑和”。由是，“西洋”用词不为稀见。不过，行踪还是限制了眼界，根据随同人员留下的《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记述，当时所谓“西洋”实是后来的“南洋”，“而一部分为印度洋也”，离后来指称的“西洋”相距仍远。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宣布民间私人“准贩东西二洋”，是为历史上有名的“隆庆开关”，只是，此“东西二洋”仍不脱前朝范围。与后世的“西洋”大相径庭。

明朝中叶以后，来华西人对中国“西洋”概念有了借用和换用，更准确地说是校正和重构，是旧用名的新解释。此前国人的“西洋”主要局限于亚洲范围，西人将“西洋”与欧洲相联，所谓“西洋欧逻巴国人也”，而且定名为“大西洋”。据学者考订，中文语境之“大西洋”名词最晚出现在明朝嘉靖年间，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的黄衷《海语》中首先提及，但此“大西洋”地界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一带，与此前的“西洋”范围相近，只是添加了一个“大”字。随后的指称却是另一番新天地，嘉靖四十四年叶权所撰《游岭南记》称佛郎机（今葡萄牙等）为“大西洋之一国”，所指已然是欧洲。待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西方传教士批量来华，有意识地多方援引“大西洋”用词，使此词由生僻冷词转成习见熟词，还使“大西洋”除了形而下的地理概念外，另多了些形而上的政治文化潜意。利玛窦初入京师，自称从“大西洋”来，明廷对所称来路进行核查，礼部向皇帝报告，《会典》上只有“西洋琐里国”[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得耳（Coromandel）海岸一带]，没有“大西洋”。二者似乎不是一地。由此，在明朝官方文献中也出现了“大西洋”名词。利玛窦的身份证明和来路说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却引入了一种新观念，导入了一个新世界，将中国人与前所未见的真正的全球形象相联结，“然当利玛窦之来，礼臣据《会典》，但知有西洋琐里，尚未知有大西洋……逮奉圣化覃敷，南洋开禁，重译旅来……入市之有合省国，即新辟亚墨利加之旷野。而若荷兰，若佛兰西，若英吉唎，若喘，若连，则统逮于西洋”。不仅对人，而且对物。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01年1月27日）在向万历皇帝进献“土物”的清单中便不厌其烦地开列了诸多以“大西洋”命名的物品，如“大西洋琴”“大西洋各色锁袱”“大西洋布并葛”，甚至还有“大西洋行使大银钱肆个”。利玛窦自称“大西洋”，是利用已有汉语词汇，以壮行色，力求中国人高看而已。有人便指出此乃“诳世”之言：“彼诡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怀疑归怀疑，可以确认的是，通过利氏，中国人逐渐明确外宾来自的“大西洋”与中国人以前认知的“西洋”迥不相同，而要愈发远大。接续利玛窦，后来的天主教士们也异口同声地以“大西洋”标榜来处，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i de Ursis）尽管国别不同，也纷纷以“大西洋国陪臣”自认。利氏辈传入的“大西洋”被某些中国人接受，时人羡赞“有大西洋国士姓利讳玛窦实号西泰，友辈数十，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并至庙堂之上，新认识已传播至社会上下各阶层。利玛窦逝后，墓碑镌刻“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此处的“大西洋”是大概念，“意大里亚”是其中的某个国，宏观微观兼备，指意更加具象。此新观念放大转移了中国旧有的“西洋”范围，“西洋在西南海，去中国极远，于古无可称”。过去的“西洋”确乎离中国太近，从此起步，“然自中国及小西洋，道途两万余里……若由小西洋以达大西洋，尚隔四万里余”。

然而，利玛窦辈的称“大”在当时语境下被众多中国人认为是狂妄自大，是企图将“大西洋”与“大明”对等。南礼部侍郎沈就指责“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王，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 对此，庞迪我、熊三拔辩解“大”系常用字，中国郡县中即有大兴、大同、大足等，周边国家也有称大食等。鉴于大西洋称谓的较大敏感性，“大西洋”一词在明清之际有被“西洋”替换的趋势。特别是清朝鼎立后，1678年10月，康熙帝发出《康熙致西洋国王阿丰肃敕谕稿》，此处的“西洋国王”是葡萄牙国王阿丰肃六世（Alfonso VI），不用“大西洋”字样。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二者龃龉由来已久，康熙末年，教廷特使多罗到北京，提出所谓八条禁约，引致清廷的强烈反弹。1720年底，康熙帝传旨：“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最高当局明确将“西洋人”与“洋教”联系，在很多场合成为对中华抱有企图，中国官民需严加防范的负面字词，“西洋”因教背负恶名，何敢妄自尊大。清朝当局于1746年禁止西洋妇女进入中国大陆，只能停留澳门。1757年关闭厦门、云台山、舟山口岸，除了广州口岸以外，西洋人不得进入中国内地，全面实行闭关政策。此间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流变线索——对西洋人的防范愈来愈收紧。清廷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唯见“西洋”，不见“大西洋”。似乎是朝廷有意而为，也不尽然。乾隆年间刊印《皇清职贡图》，其中有《大西洋国夷人》《大西洋合勒未祭亚省夷妇》《大西洋国女尼》等。民间的“大西洋”和“西洋”更见混用。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山西平阳人樊守义随西人辗转往欧洲，五十八年三月初回国，此长期游历一举结束欧人之东来者不绝如缕的背景下，中国行人不复往西的历史。樊守义于五十九年九月十一日（1720年10月12日）至热河觐见康熙帝，以淹留异域13年的亲身见闻著《身见录》，被誉“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书中提及“大西洋人物风土”“北眺大西洋”等。同样有海外经历的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雍正八年（1730）成书，内中的《大西洋记》叙述非洲及欧洲。略后再有被誉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卤洋外大西洋，自谢清高始”的《海录》。直到鸦片战后，魏源付梓《海国图志》，其中的“大西洋”所指仍是欧洲各国，较有新意的是增列“外大西洋”多卷，专论美洲各国。继承魏源瞩目世界地理者不绝如缕。徐继畬1848年推出《瀛寰志略》，同样指认“凡中国之所谓‘大西洋’者”就是“欧罗巴”。但将“西洋”混指“大西洋”的现象的确被国人逐渐回避。道光年间成书具有某些官方背景的《粤海关志》列名的“小西洋”包括印度、伊朗、乌兹别克、西伯利亚以及里海和死海周边诸国等，似乎并不“小”。而作为海洋专称的大西洋概念却生发开来，渐至形成所谓的“大西洋”专指海洋（此意至今沿用），“大西洋者，对小西洋而言。海有大小，非国大小”。而“西洋”主要指欧洲。其实，在西方，“大西洋”（Atlantic Ocean）与“欧洲”（Europe）本有清楚的界划和各自的名实，来华西人借助中文名称后转义混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然而，国人对其冒用予以修订，更显现出对西方人文的有意识区隔和选择性认同，亦使历史地理概念回归本义正解，中西一致，实乃科学正义。

伴随“西洋来宾”和来货的增多，“西洋”即“西方”的词意不仅与人事相连，还与物事串结，出现许多以“西洋”冠名的物件，较早出现的有“西洋布”。另如“西洋炮”“西洋楼”“西洋教”“西洋钟”“西洋镜”“西洋历法”等，还有略后一些的“西洋参”，即北美洲产的人参，虽然不是欧洲产出，但是最早由法国人发现，由西方人运来中国却是不差。到这个时候，真可谓“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从方位到方物，从地理位置到海外货品，洋洋大观，不一而足，个中变化可谓是微言大义，足堪管中窥豹。

鸦片战争前夕，“西洋”词汇在西方人口中愈来愈具有意识形态的包含，西人借此汲汲追求西方与中国的平等。英国驻华商务代表德庇时（J. F. Davis）的《中国人》1836年在伦敦出版，其中对中土与西洋的物事人文进行多方比较：“中国之画，惟重写意，虚多实少，不如西洋之工细。而洋画人物，又是一片黑影”；“西洋医不诊脉，而中国及回回医皆信脉理”；“中国钦天监凡举事必择吉日，西洋绝无此说”；英国“国都街市皆以煤火通于墙筒，互相贯通，光明如昼，绝无纱灯纸灯”。互见优长之中潜在中西持平，暗含推崇西方。

在此前后，又出现了“西洋”到“洋”的再次演绎。这次变易和前几次不存在时间上的递进，而是重叠时序并时流行，“西洋”行用愈益减少，“洋”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洋”的代名词，“洋人”也更多地专指西人。此次变易有地理范围扩大的原因，过去的“西洋”主指欧洲，后来的“洋”泛指欧洲、美洲、澳洲等；也有见多不怪逐渐省词的因由；还有以俯视的“夷”换成平视的“洋”的格物致知，在西人的抗议下，“夷”等带有文化贬损的字眼不再常用，而换成了中性的“洋”等字词。鸦片战争爆发，西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门户，以血火的残暴方式强迫中国人正视敌人的同时也更大程度地开放自我。“洋”愈发具有了文化价值判断的意义，一方面，大洋彼岸的欧风美雨吹拂之下，洋风愈炽，“西方”与“中国”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置，突出表现是“西”成了“洋”，“中”成了“土”，“洋”与“土”之间形成大众意识中的前高后低、前好后差的感觉，“洋”成了“高级”的代名词，浸透于衣食住行玩乐等生活的基本面，“洋服”“洋面”“洋房”“洋车”“洋船”“洋油”“洋灯”“洋乐”等成了坊间俗语。以至于人们开始追求莫名其妙又随处可闻的“洋气”：“民间喜寿庆吊，陈设繁华，室宇器用侈靡，佥曰洋气”。而坚船利炮更是国人“师夷长技”时甚为推崇的“洋器”。另一方面，近代中国毕竟遭到西方侵略，面对“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的惨象。侵略者的烧杀掳掠占我家园更使“洋”沾染了价值定性的意念，“洋玩意”等习称便带有不屑一顾不入法眼的况味；“洋鬼”“洋奴”更是对“洋人”或依附“洋人”者的咒骂。褒贬之间，人们对“洋”的观感也呈现两极化，亲疏爱恨泾渭分明，更与传统的家国情怀联结。如此这般，具象实指中性的名词，变成模糊抽象见仁见智的观念，进而有了某种意识形态上无所不包的含意。

二、此“东洋”非彼“东洋”

从用词搭配来说“东”“西”每每联在一起，“东洋”一词当与“西洋”同时生成，这与汉语的惯用词序有关；东洋的转义频率却不如西洋。《后汉书》设《东夷列传》，记高句丽、三韩和日本等国的风土人情。但“东夷”并非“东洋”。“东洋”一词，同样初见于宋代，福建等地官民将闽省以东的海域称为“东洋”。很明显，这主要指近海。又有宋人史料称永宁寨“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迄元代，大德年间陈大露的《南海志》提到的“东洋”扩及南亚或东南亚以远，已是远洋。“明代之东西洋而言……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天启年间，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撰成《职方外纪》，将赤道以北的北亚墨利加以东海域标注为“大东洋”。入清以后，“东洋”内涵续有变迁，1678年10月，康熙帝颁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此处的“东洋”，指的却是葡萄牙、西班牙在东方的殖民地。显然，所指仍待调整。

之后，“东洋”指向变得清晰，康熙四十年，清廷派杭州织造属下莫尔森前往“东洋”进行调研，该员回国后，进京向康熙帝报告，康熙帝决定重开中日海上贸易。此处的“东洋”专指日本。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的《实录》中记载：“朕昨问投诚海贼陈尚义，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只，惧其火器不敢逼近。惟遇东洋商船，则掠取其银米，亦不尽取。以此商船仍往来不绝也。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可见，对“东西洋”的区划已经比较明晰。五十六年正月《实录》中载：“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 ，也大致指向日本。康熙年间绘制的《东洋南洋海道图》里面标示的“东洋针路”包含厦门往日本的航道（但此“东洋”不仅指日本，还包括菲律宾、文莱等）。雍正年间，前揭陈伦炯的著录专辟《东洋记》章节，特指日本与琉球两地，因作者到过日本，描写贴切真实。“东洋”即日本的新说渐次流行。到乾隆年间就更详细了，官方人士主修的书云：“日本，古倭奴国，亦称东洋。在台海东北，由大鸡笼经关潼、白畎，过尽山、花鸟屿，放船，水程五十九更可至长岐（崎），或作畸港，长岐（崎）者，日本互市地也，有上将军主之。王则住京城，称为东洋，去长岐（崎）极远，不干政事，为上将军守府而已，故历代止争将军，无有争王者。其民白晰，刚劲好勇，视死如归，男子生则授一利刃，出入佩之，遇有所争，辄以死相期；其黠者先刺仇家，然后自割其腹，国法独许殓自割者以其勇也。凡屋地铺厚褥方广与室，称名曰毯踏绵，入必脱履。”描述日本行状历历在目。但同书又谓“盖海外，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诸国……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话语又糊涂了。

名实的确立与普及要不断重复重申，方才约定俗成。刊行于道光初年的《海录》设有“东洋八岛”专章，“因以上八岛俱在东海”，但此“东洋”反倒不如前述的“东洋”来得到位，所指系西南太平洋诸岛（今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以及澳大利亚等，愈发漫无边际。这是私人撰述，见识有限。道光十八年（1838）的“官书”仍是将朝鲜、日本等列入“东洋记”内。传播略广的《海国图志》则将日本与东南亚以及澳洲多国同列于“东南洋·海岛之国”。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尽管认同西人将地球划分为欧、亚、美、非、澳等大洲，又不以为然，援引佛经考据，认为地球只有四个洲，其中的“南赡部洲”（亚非欧洲）为“四洲之冠”，中国又是其中最尊贵的“东人主”。唯我独尊的东方意念超乎其上。1848年推出的《瀛寰志略》复将日本归为“东洋二国”，“东洋浩渺一水，直抵亚墨利加之西海，数万里别无大土，附近中国者止有日本、琉球二国”。

中国的“东洋”概念在外人中间引出不同反应，不一样的站位格物后的致知自然有所差异。欧洲人对“东洋”的文论更多地纠结于东高西低的观点。旧时国人执着于中国位于世界之中，西方人不认同“中央之国”的观念，他们以欧洲为基准，认为中国、印度等均在东方。从《马可波罗行纪》问世以来，西方人将东方视为发达的财富之地。但届19世纪初叶，在西人眼中，“东方”的地位已然降低。1833年8月1日，西方来华传教士出版了最早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名径直揭橥“东西洋”，其意已不再是向中国人介绍早已流行的世界地理指南，而是有意将“东西洋”并列，此处的“东洋”不指日本，而指与“西洋”相对的东方中国。本意在强调东西洋的平等，“夫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对外国人“何可称之夷人，比较之与禽兽待之……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批评“东洋”天朝对待“西洋”的不平等，这在办刊“缘起”中有所表述：中国人“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这里，地理概念不再重要，反而是地缘政治文化意义凸显，这是较早将地理词汇换用政治文化词意的作法。该刊从第一期即辟《东西史记和合》栏目，断断续续刊登了11期，其中“东史”便是中国史，“西史”便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洋史，目的是进行“东西洋”历史的“较量”。不仅追溯过往，更关注当下，刊物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洋国”时兴的各种科技和“新法”。非但寻求对等，还要“西洋”居上居重，目的是“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言词间掩藏不住的是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是学生摇身变成先生的乜斜低瞧，用优势强力侵入中国的气息已经翕然可闻。

同理，对西方人提出的某些“东洋”或“东方”的概念，东方人也不完全接受，典型者如“东印度”（the East India），为了消除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等造成的误解，欧洲人遂将“印度”分为东西两部分，在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里，就分别成为“东印度”和“西印度”。自此以后至19世纪，欧洲多国成立了类似“东印度公司”“东印度舰队”等以“东印度”命名的在亚洲活动的组织。而中国人和日本人等则不接受“东印度”这个西方的地理名词，概因西方人的“东”反而是东方人的“西”，此“东印度”定向乃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人自古就知晓印度（天竺等）的方位所在是“西”。此错误的带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的地理称谓在1874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而成为历史名词。

中国的“东洋”概念传输日本后，反响尤大，且有与中国不同取向的意义转换。中国是从泛指东边大洋到具体指陈日本，从模糊到明晰；传入日本后，却从单指到多指，从狭义到广义。转义特别发生在明治维新开始以后，式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好与日本从崛起到战败的历史时期相始终。此间，日本“东洋”的空间范围从单指日本扩延整个亚洲，此义的“东洋”实为“东方”，与意指西方的“西洋”一词相对应、对立、对抗。随着日本国势的增强，其所用的放大的“东洋”概念还含有“东方霸主”的意味。故此，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接受日本人放大的“东洋”划分，并不自认中国是“东洋国”，并不自称是“东洋人”。在近代中国，“东洋”就是指日本。日方的扩大指称，还含有从不服气中国到称霸亚洲的历史背景和一脉相承的意识流，此表达在日本的风行，绝非偶然，从中似见“大东亚共荣圈”的影子。还要补充的是，日本的“东洋”概念沿着两条思路演绎，一是以日本为本位，将自诩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亦纳入东洋范畴之内；另一是以中国为本位，范围只包括中国及周边地区，却不包括日本（其中似乎也有“脱亚入欧”的思想作祟）。这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表现较为明显（“日本史”和“东洋史”分立）。即或是以中国为本位的“东洋史”，也是为了方便侵略中国而要了解中国。1941年春，日方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概念不符合以日本为中心的国家理念，故而放弃，仍旧坚持包含日、中等国的大“东洋”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后的日本将“东洋”概念收缩，侧重单指日本。

名实的来回转换别有意趣。“东洋”从中国转义日本，有些意思又从日本回传中国，呈现文化意义上的泛用。随着日本的发迹，“东洋”中的“洋”与“西洋”中的“洋”有了某种同义，含有了发达国家物事的意蕴，成了国人包含醋意不便明说而又暗自艳羡的“东西”。有趣的例子如“东京人铃木德次郎轫意制人力车代竹兜，众便之，数年遍全国。遂及清国，清国人称东洋车”。伴随日本对华侵略加剧，“东洋”在中国更生发恨意，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顶点，“东洋鬼子”成了日本侵略者的代名词，《打东洋》的歌曲响彻中华大地。

三、“南洋”的变迁

“南洋”概指隔南海相望的东南亚各国，是较早和中国发生海上交通的地区，“中国与南海之交通为时应甚古”。凡事多是先有“实”，才有形容此“实”的“名”，“南洋”一词晚出于海交实践，约起自宋代，初义也不是后来的“南洋”，而是广东潮州及以南海域。元代又有所指，“淮海本东海，地于东，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东，南洋入江南”。是处的“南洋”应指与苏州洋相接的淮东南部海域。此时期的“南洋”飘忽不定，却都属近海，与后世的“南洋”名称相同，实指则异。至元明两朝，为之一变，由近海延展远洋，此期的“东西洋”成为后来所指的“南洋”。至晚明，“西洋”改指欧洲，先前的“西洋”地界（东南亚等）需用另外的符号指称，被后世沿袭“南洋”的新版概念行用，“明之所谓西洋，即今南洋”。到清代前期，“南洋”一词的使用业已普遍。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实录》：“其南洋吕宋、噶啰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雍正年间的《海国闻见录》专辟《南洋记》，记述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等。“南洋”所指即隔“南中国海”的邻国成为定论。道光年间的《粤海关志》直接称呼“东南洋”，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等；而其“南洋”名号下包括越南、暹罗、柬埔寨等。

继后，“南洋”概念续有版本，重大的变化除了地理名称以外，还成为政治官称。“南洋自五口通商，外洋麇集，换条约诸事交涉纷繁，咸丰八年，曾颁钦差大臣关防，或归两广总督，或归两江、江苏督抚兼管”，后来定归两江总督专责，有“南洋大臣”之称。1859年1月29日，咸丰帝上谕：“至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着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乃“南洋大臣”之设。1864年湖北官书局刻印《南北洋合图》，其中《南洋分图》覆盖范围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南至广东省与广西分界处，属“南洋大臣”界区。清朝长期实行地方外交，特别是对西方各国的外交每每交与疆臣办理，“南洋大臣”被朝廷授命“办理各国事务”，继承先前两广总督“总理五口大臣”的职掌，管理的事务自然不限于此界区。此处的“南洋”已经不是此前地理范围的南洋，而应该将“南洋”二字拆开诠释，“南”为“南洋大臣”驻地，“洋”为举凡涉外“洋务”均由其管理。“南洋大臣”之设还引出了“北洋大臣”的设立，“北洋”概念的转变与“南洋”用词的先行变化有着前因后果。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口岸，且条约口岸向北方延伸，若再由“南洋大臣”兼办全中国的通商口岸事务，范围过大，名实不副。故北方也设立管理三口通商的大臣，对此职任间或也称“北洋大臣”。但此时的“南洋大臣”一般放在“北洋大臣”之前，这一方面出于前南后北的汉语顺口，并且南洋大臣的设置在北洋大臣之先；另一方面，在称谓早期，南洋大臣比北洋大臣的职分要重，因为当时南方的开放口岸比北方多，比北方早，“南洋大臣”往往由两江总督兼理，前期的“北洋大臣”不过是专理三个口岸的大臣，由侍郎级别的官员充任，并没有属地辖区。此间，外洋情事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愈益凸显，南洋大臣即外洋见重的产物，“自道光以来，海疆日辟，于是始置北洋、南洋通商大臣，关道及监督隶之”。朝廷也声明“南洋”等为地方督臣中特重的职分：“泰西各邦工商并重，特设专部经理其事，故利权独揽。中国虽无商部之设，南北洋两大臣均有通商兼衔，宜由两大臣饬令各省海关道，于年终时会同税务司将此一年内贸易情事详加考核。”

至此，“南洋”出现多义，一是指中国国内南方近海区域特别是通商口岸，“南洋大臣”便据此义而来；再是指中国南海等地，“惟中国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更多的指国外的“南洋各埠”。比较起来，各洋之中，“南洋”的概念较早出现，较晚固化，其间有所曲折，印证国人的视域从近到远，复从远到近，随着其他“洋”的相继确立而对“南洋”再下定语。东西南北洋的内涵之间多有互动，彼此交叉，前后挪位，动态扩延，这些概念的演变中，体现出古代与近世、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

四、屡有变化的“北洋”概念

四“洋”之中，以“北洋”定格略晚，却变化极大。宋代，将两浙路温州及以北海域唤作“北洋”。元代的“北洋”应是淮东路沿海与京东路密州海域相接的部位，“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也就是说，至宋朝，东西南北洋的名词均已出现，各“洋”之间具备了逻辑上的完整性，这也是中国人的目光从陆地更多投注海洋的重要时期。不过，比较起来，四“洋”之中，“北洋”的边际仍较混沌。此亦正常，中国的极北多为广袤的内陆腹地，距“洋”较远，《荀子·王制篇》有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注曰：“海，谓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古人又说：“北洋，路极险恶。”“洋”的范围颇不确定，“中国之外，四海维之，海外夷国以万计，唯北海以风恶不可入”，显见对向北之海比较陌生。

至明朝，北洋向北方转移，形成了后世袭用的“北洋”地理概念，万历年间印刻的书云：“去岁天津遭风，五船飘入北洋”，指的是北方渤海。此概念却未固化。此间来华的传教士较多引介的是与其相关的“西洋”，并未关注“北洋”，晚明后，“西洋”一词多见，“北洋”用语却少，甚至到清代前期，地域仍含混。乾隆年间，“春汛巡洋会哨一折，内称前往南洋、北洋会哨，至交界地方，缘温州镇、定海镇兵船尚未到汛”。此处的北洋在浙江等南方地界。嘉庆年间，“上海、崇明、海门、通州有熟悉北洋，专载客货往来关东、天津、登莱、胶州”。道光年间，“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又兜转北方地界。“上海各项船只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戳记，南洋闽粤各船归行户专管。”可证，嘉道年间的“北洋”已经趋向专指中国北方近海——更多的是渤海、黄海。反倒是《海国图志》将“北洋”的周边极度扩大，包括了北冰洋及南面各海连接欧、亚二洲的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部分海域，丹麦以西的北海东部及北美洲的格陵兰岛周围海域，还有挪威、俄罗斯、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的海域。该书的“北洋”范围时而指上述地区，时而又单指俄罗斯。考订出处，当与《四洲志》有关，《四洲志》中将“与蒙古、满洲相毗连之地”的俄国亚洲部分称为“北洋俄罗斯东新藩在阿细亚洲内地”，是处的“北洋”当对魏源有所启发。吕调阳也附“北洋俄罗斯国”，干脆称“《四洲志》俄罗斯”，袭用可证。颠来倒去，以至于近人说到北洋，虽然“已成近代史上习见名词，但多忘其语源”。

不料，“北洋”概念在近世出现了最大变化，一下子成为四“洋”之中最为流行的词汇。但这已经主要不是地理称谓（不完全排除地理指称的因子），而是政治官称，其间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表里转变，名称“脱胎”于前，内里却已置换，名似而实不同。1861年1月20日清廷谕令将北方的牛庄、天津、登州划归新设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此为“北洋”概念的演变缘起。之前，“普噜嘶与夷商公议，先遣两轮船赴北洋听信，拦阻漕船”。又报：“探闻夷船赴北洋窥探，以津沽防堵严密，欲用兵船一二十只虚攻大沽。”显见得，此时仍是地理概念，指北部沿海，趋近天津。之后，“北洋”开始有了并非前词前意的转换，1867年10月12日上谕：“请饬南北洋通商大臣于熟悉洋务各员中，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此处的“北洋通商大臣”便指“三口通商大臣”，与南北洋大臣呼应，这里使用的“北洋”显明已不是地理概念，而成了官称。惟此时，一般是“南北洋”并提，“北洋”不单独使用，只偶见于少量官书中。1864年当局将从江苏省北部淤黄河口以北至俄罗斯希鲁河（锡林河）河口，归属“北洋大臣”界区，即三口通商大臣界区，这只是徒有其名，三口大臣只管北方三口的通商事务等，并无实在辖区。

1870年，鉴于三口通商大臣没有辖属地面，地方官员不听节制，导致“天津教案”激化的教训。查案大员奏请将“三口通商大臣一缺即行裁撤”。上谕照准。由是任命直隶总督兼理通商大臣，行用“北洋通商大臣”名号。考虑到“天津为畿辅屏蔽，海疆咽喉”，遂将直隶总督的常驻地从保定移到天津。朝廷原规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分驻保定、天津，“半岁一移节”。但李鸿章就任“北洋”后，久驻天津成“北洋”常态。从保定迁移天津，有地缘上的重要意义，反映君臣关注点的转移，从省防到国防，从河防到海防，从内部到外部，从内陆到海疆的移步。保定更多关注于“内”，关注于“省”，天津更多关照于“外”，关照于外洋世界，“又议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必近驻天津，方资镇定”。明确在京城必经之途近距离地对外洋使臣设一道屏障的意思，不仅办理通商事务，而且办理整个中央外交。由此，北洋大臣的权限扩张，“并因直隶、江南为南北洋总汇，以曾国藩、李鸿章分任其事，该督等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想必能先事图维”。清廷简重臣担重任的意思很明确。《清史稿》曰：“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廖平的层级比喻更形象：“以今制喻之，京师如周，南北洋大臣如二伯，行省督抚如方伯，各省道员如卒正。”表面上看，南洋与北洋大臣并列，实际上，外国使臣对南洋大臣认可度较低，该职初设时，试图与外使交涉，外使认为该职如同前设的广州五口通商大臣一样，是想将外国驻华使臣推至远离北京之地，故而拒绝与南洋大臣接洽。致使南洋大臣的作用较小，而“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势较他行省为要，体制亦较他行省为肃”。

北洋大臣的事业多与“外洋”有关，以中外交往为出发点，广涉各种“洋务”新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商贸、文教、宗教等等均有涉猎。军事方面，1874年，清廷筹议海防，提出“先就北洋创设水军一师”，翌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1888年制定《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设于光绪中叶，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另有购买洋枪、洋炮、洋舰及聘请洋教习之类，“北洋”事务从外交扩及军界。经济方面，有“北洋机器制造局”“北洋官铁路局”等的兴办，“北洋大臣李初统淮军至津，立有行营军械所，旋以北洋经办海防，广置船炮，所有水陆马步各营需用军器，悉归储存支发，因改名曰‘北洋军械总局’”。随着与“外洋”交往的增多，涉外事务愈来愈繁，权限管辖愈来愈宽。先谓“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后呼“北洋大臣”，末了干脆简称“北洋”，用语日渐简化，说明词语的使用已经众所周知，蔚然普及。于是乎，北洋冠名趋时涌现。“北洋”某种程度上还成了新式“洋范”的代名词，模仿西学西制设办的新学堂有“北洋水师学堂”“北洋陆军讲武堂”“北洋武备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师学堂”“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习得西医药的名曰“北洋医院”“北洋大药房”等；以此为报刊名称的有《北洋学生》《北洋半月刊》《北洋理工季刊》《北洋大学校季刊》《北洋月刊》《北洋周刊》《北洋画报》《北洋官报》《北洋校刊》《北洋学报》《北洋法政学报》等。如此不一而足。称谓还不断链接，由“北洋大学”派生出“北洋桥”，由“北洋桥”派生出“北洋里”，由“北洋里”派生出“北洋纱厂”，再生出“北洋工房”“北洋新里”等名词。从“北洋”生发繁衍极多，名实较前相去甚远。

随着甲午中日战事急转直下，李鸿章的“北洋”外交戛然而止。战时，袁世凯等编练新军，“北洋军阀”于此建基，“盖清末编练正式陆军，始于小站，北洋系（亦曰小站系）之名于是乎产生”。主含义有了再变，此前外事的意味淡去，而成了国内派系名称，“北洋”的用语呈现某种“内卷”，摒弃此前的向外取向，主要是向内伸义。李鸿章的“北洋”，侧重外交或与外事有关的“洋务”；袁世凯的“北洋”，更多地具有了国内军事政治派系的含义，“北洋”成为20世纪初叶政坛重要派系集团的称谓。到民国，直隶的地域含义索性略去，地缘政治文化的初义淡去，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简称，有“北洋”“北洋派”“北洋系”等通行代称，此时已没有多少先前北洋（the Northern Ocean）的本义，而是新概念意思上的“北洋”（Bei Yang）。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用词出现。“北洋”与“军阀”联结，确凿无疑地成为一个负面名词，这当以“洪宪帝制”垮台，袁世凯死后军头割据民不聊生的舆情有关。从地域到官职，再到派系，从外交到内政的各方各面，汪洋恣肆，洋洋盈耳，逐波溢出，名实的变化与放大，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某些轨迹，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五、从观世界到世界观

国人的观世界一定程度上随着东西南北洋的变意而扩容，并逐步形成容纳（融入）全球的世界观。在漫长年月中，深海是人类难以逾越的物理距离，“大海洪波，止分顺逆，凡往异域，顺势而行”。届“大航海”来临，无边无际的海洋方才成为无遮无拦的通途。中国虽属大陆型国家，却也有广阔的海洋和绵长的海岸线，沿海居民自来“以海为田”，擅长舟楫。中国人定然不会单向度地观察，汉唐丝绸海路便远及波斯湾、红海、印度洋乃至地中海等。东西南北洋观念至晚在宋元出现，正是内外海交不再断篇而持续发展的朝代；明朝中期以降，不仅对旧有的地理范围进行了全新的区域整合，而且在“心理”层面上逐渐接受了各“洋”的名实存在，说明历史进程在此节点有了转型特质。国人的认知突破了区域界限向全世界进化，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被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不仅仅是知识精英）或被动或主动地普遍接纳。

“东西南北洋”转义的结果是名实离间，名称依旧，实在远去，内含随视野的放大而不时变换意思。中国人的观世界受到外国人世界观的影响，是中外交流融合的产物，交流打开了锢蔽的眼界，融合加强了相互借鉴，人类文明赖此趋向同步和进步。东西南北洋以中国作为基点来分野，古时人们视域受限，只能各以自己所处来看视，先观“本体”，才是“他体”，说不上以“谁”为中心，只是也只能是以“己”而非“他”为中心，穷高极远而有所归，这是很自然的。届欧洲人发现“新航路”与中国人“下西洋”，在时空上不约而同而又若相符合，从不同方向同为开辟大航海时代的滥觞。自此以还，全人类的世界观开始交流互动。对明清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多元融合实以中西交流为主调，既有潜移默化地“代出”“代入”，又有文化的强力输入；既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双向交流，较多的是西学的单向输华，国人认识新世界尤其是接引新西学的结果。利玛窦辈导入了全球洲际的概念，“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逻巴，曰利未亚，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曰墨瓦蜡尼加”。一下子使中国人放眼世界，进而开启中国人新的“地理大发现”。同时，也不应妄自菲薄“中国元素”，在重塑中国人全世界观的进程中，既有外方移植的革故鼎新，也有中方自觉的吐故纳新。

伴随中国人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外贸对象从陆域转向海域，“历代边备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海洋与海国方才成为中国人的关注重点，“洋”也成为国人形容大海、大洲和大区域的常用冠词。东西南北洋的概念变迁印证着国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逐段进路，传统的“西洋”解构成了“南洋”，新的“西洋”重构为更远方的“泰西”；“东洋”“北洋”也不断望远。如此一步步地将地球上的陆海包罗无遗地尽收眼底，进而形塑着中国人的全球观。前近代的中国人但知“天下”（“天下”是有高低、尊卑、贵贱的，强调等级秩序），不知“世界”（世界相对“平面”），从而修正着中国人的新世界观。

中西交冲，语意转换，从地理概念的特指到凡与外洋有关人文物事的泛指。由此引申，名实皆有某种程度的转义。欧美来客泛称“洋人”，海外舶来习称“洋货”，中国赴外国者简称“出洋”。各种泛指最初含义似为中庸，转义后蔑视里有高看或不服，“开洋荤”“出洋相”“受洋罪”等习用词更隐含国人似褒还贬的复杂情绪。鸦片战争爆发，洋人以洋枪洋炮打开中国门户，国人观感异化再版，“夷人”变成了“洋人”，“夷务”变成了“洋务”，不仅是从周边放眼远方，从陆域展视大洋，而且蕴含着从低瞧变平视，乃至高看。

东西洋之间，西洋转义较早；南北洋之间，南洋官称在先。此顺序与接触“洋人”先后的中国地理分布有关，与外洋形势层级递进有关，也与触碰外洋利便的沿海地带较早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情况有关，开放与先进相联，此义充分说明了开放的价值。东西南北洋范围不断刷新，观念不断调整，至晚清基本定形，这也与近代国家概念、全球观念的形成保持同一步调。李鸿章尝有后人经常引述的“大变局”言说：“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随着人们能够无所遗漏地观世界，中国人也逐步放弃“东西南北洋”的传统表意，而愈来愈多地行用亚、非、欧、澳、南北美、南北极等举世通用名词。伴随种族平等理念和国别知识的深入人心，“洋人”等词汇也愈发少用，而以准确的国别冠名人等。“洋”字也回归本义，从陆地退入海洋，越来越多地用于极大海的特定冠词。此类关键词汇的不断趋新改易，印证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处在日渐放眼的格局，既是代际之间、东西方之间观念代谢的结果，又具演生变动未有穷期的特质。其时其间，中华民族表现出持续革新的意识，中国文化表征了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大气，中华文明保持着愈益开放的姿态。中国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国度，为因应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时亦出现闭关锁国的状况，但都是暂时的；从长时段来看，开放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中国人民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