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白银问题一直是个引人瞩目的国际性话题。20世纪中期前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诸如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汉昇等对此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本世纪之交，美国“加州学派”学者不无争议性地对白银问题进行一番新诠释之后，学界对于白银在明清中国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期待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在这方面，台湾学者林满红论著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书。
本书英文原名是《China Upside Down:Currency,Society,and Ideologies,1808－1856》。作者林满红在台湾社会经济史领域素有成就，后转入清代的经济、思想史领域，希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该书即是其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因该书是 “一个以银串联世界和中国、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社会实况与思想潮流的论述”，故最后定名为《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以为简洁。实际上通观本书而言，“银线”一词未必能够涵盖本书所论及的话题，直译或许更为符合文意。据作者称该书的写作费时近25年，自2006年出版之后，曾在英文世界激起广泛的讨论，已有十多篇英文评论及全球史会议的专场次讨论，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相比之下，该书自译介国内两年多以来，只有两篇介绍性的短文章，显得冷清。或许是由于该书内容博宏庞杂，涉及领域众多，学者应接不暇难以应付; 亦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成果新见叠出，大陆学者见怪不怪，逐渐失去了昔日兴致来与之对话而归于沉寂。无论怎样，笔者甘冒浅陋之险，对该书进行一番评介，恰当与否，敬请方家指正。
该书构成的三个维度
林著全书由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三部分内容所组成，构成了本书的三个维度。以下简单回顾之。
1.货币——社会的维度
作者在开篇谢辞中引用1842年发生于湖北省一个边远山区的历史事实——农民因纳赋白银不足而不惜孤注一掷毁县城、杀县官——来向读者展示此一阶段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现象的严重性。对于这个问题几十年的孜孜探索使得作者最终写就此书。在导论中，作者开宗明义阐明主旨，叙述了为何货币的因素在近世中国的衰落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尤以白银为最。作者指出19世纪中国整体秩序的变迁，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世界经济的变迁导致白银价格的高昂。
正如作者所言，在清代的银铜货币体系中，对制钱的强化管理是中央权威的体现，故清政府在立国前期十分重视制钱的铸造。但是在1775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白银的使用大大超过了铜钱，大额交易无不使用白银，民间市场上白银交易的比重占至90% 以上。至19世纪前期，白银的广泛使用及其来源途径的单一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面临着来自白银供应方面的潜在危机。据作者考证，也是1775年前后，中国国内的白银来源几乎全部仰赖拉美地区的供应。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作者首先利用了19世纪之前清代北京宝泉局和宝源局制钱铸造数额及乾隆时期各省铸局制钱铸造数量等资料，旨在说明清代市场上铜钱存量规模的日渐缩减。而允许旧钱、私票、私伪铸钱的存在及对于银钱比价的不断调试，表明中国一向货币主权意识淡薄，货币秩序紊乱不堪。虽然货币状况在南北方地区存在着差异，但清朝自18世纪后期重用白银的倾向使得商人逐步分享甚至控制了国家的货币权，并直接助长了多元权威的产生。作者分析了16——19世纪中国白银的使用状况和供应状况，意在通过长时段揭示来自民间的白银的深入流通，不仅导致政府控制能力的逐步下降，而且由于海外白银供应途径的日益狭窄使中国深度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关键的时间点便是1775年( 乾隆四十年) 。这一年，来自琉球、朝鲜、缅甸、日本、越南的白银供应全部戛然而止。
在提出白银外流新成因这个问题上，作者利用Messenger、Morse、严中平等前人辑成的数据并结合她新挖掘的英国国会文书资料，表明白银外流大体始于19世纪10年代，持续性外流的时间点为1827年，通过计算指出1808——1856年中国白银大体流出3.68亿银元。同时期鸦片大量进口的现实很容易使人误认为白银外流是鸦片流入所致，但作者通过拉长时段考证1857——1886年更大数额的白银内流(数量6.91亿元)状况及这一时期鸦片不断增长的进口，并结合中国茶叶、生丝及鸦片的进出口数据，联系到拉美独立运动之金银减产等方面，最终得出美洲白银的减产和中国出口的不景气(非鸦片流入)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罪魁祸首。
“银贵钱贱”问题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扰乱了社会秩序，对政府及各个阶层形成强烈的冲击。其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堪比一场重大的动乱，难怪作者称之为“社会整体性秩序的变动”。因此问题文中论述较详且前人多有所论，故此不赘述。
2.货币——思想的维度
围绕着银贵钱贱的严峻现实及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时贤提出了许多争议性极大的货币对策和思想。如何辨清他们主张所隐含的真正意义及其凭借的思想来源便是本书展示的第二个维度。
尽管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家诸如胡寄窗、萧清、赵靖、叶世昌等人对晚清的货币思想史早已有所梳理，并给予了评价，但作者似乎并不满意。在导论当中，林氏批评了这些经济史学者对于19世纪上半叶这场空前激烈争论的忽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场货币思想的交锋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作者认为，以往关于货币名目主义和货币金属主义的划分方法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再度细致地回顾了王鎏、包世臣、陈鱣、魏源、许楣兄弟及其追随者、反对者的货币主张，并且动态地展示了他们著作的反响、对话及争议的焦点，甚至政府的具体行为也被纳入文中，体现了作者细腻的笔法。在论述中，作者具有新意的地方莫过于以干预派、放任派及温和派的概念来对这些货币争论者予以重新的划定。她的分析也尽量避免过分地以今度古。例如在对待王鎏的纸币主张时，中国以往的经济史家总是不无色彩地认为“他代表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顽固分子的利益，是货币名目主义的大家”。而林氏在仔细分析其主张后平和地指出王鎏的建议因缺少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要素的支撑，故难以有所成效，但其货币思想中至少体现了强化国家货币主权的意识。内中此类精彩之论，难以一一详述。
另外一个具有新意的角度便是作者将19世纪中国的货币思想与同时期西方的货币思想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的货币思想很少受外来的影响而独具特色。中西方货币思想家在防止通胀、政府干预、财富观、货币价值等方面有诸多的不同。在与西方20世纪的经济理论相比较时，作者把中国的干预派与放任派之争类比为凯恩斯主义者与哈耶克主义者之间的交锋。但无论是干预派还是放任派所提出的药方，其背后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及更为广阔的文化和学术争论，这便是作者要论述的第三个维度。
3.经学——文化的维度
从货币到社会经济变化再到货币思想的争议，这些内容的论述对于一部货币经济史著作而言，并非“不可理喻”，但从经济史领域跨入思想文化、经今古文学之争，则难免给人以唐突生涩之感。诚然，有人曾建议作者将经济面和思想面分成两本书来撰写，但作者显然更想突出经济面与思想面的复合。
作者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观点之前，还是延续着上篇的两派划分来加深读者对经世学派的新认识，或许这是一种明智的方式，给人以清晰之感。关于这一篇的大体内容读者或许可以通过189页的“两类经济学派的主要学者”及278页“不同思想流派间的比较”两表便可窥其大略，但是隐含在作者字里行间的灵感和深意值得注意。例如论述到两派学者关于人性的话题中，作者认为干预派把白银问题和人性衰败联系在一起，放任派则认为私利乃人之常情，并关注到制度层面的安排有所缺失，显得差异较大。当然两派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得那么泾渭分明。在国家观上，二者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如此，在对世俗权力与上天、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商业、消费、私产、历史变革等方面，两派学者还是存在许多的不同。作者寻根溯源的探究使我们明白，导致两派产生诸多争议的原因并非出自其地位、年龄、地域( 似乎有所关联) 、利益关系的差异，而是根植于他们脑中的传统思想观念及其对古文经典的不同解读。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古文学派强调拟古，重视文章的结构，对圣贤义理、古礼、古代的典章制度十分重视。其所属的几个支派也表现了对词义文法的钟情。体现在经世思想中，他们更容易主张国家干预、强调政府权威。今文经学者虽然也重视经典音韵的研究，但其更强调创新的意义。表现在经世思想中，他们更容易主张少干预和自由的思想。学界关于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论述较多，讨论的程度甚至超过本书，但作者通过时贤货币思想的不同挖掘到其背后文化学术观念的不同，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反观历史现实得出了19世纪两派学者交锋的结果：受制于观念和现实的困境，19世纪上半叶放任派似乎在矿政、漕运、盐销等经济领域中取得暂时的胜利，随着19世纪晚期自强运动的开展，干预思想则逐步抬头。以往认为经世思想在整个近代中国一脉相承的看法并不成立。此外作者还提醒我们，19世纪晚期出现的干预政策并非中国历史的长期传统。
综上所述，全书从19世纪之前中国特有的货币结构特点出发展开论述，结合国际背景分析“银贵钱贱”问题的产生，并对19世纪上半叶白银外流的时间、空间、数量、成因和影响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得出了与学界以往不同的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深入剖析此种状况对社会秩序的解构及对货币思想领域的冲击。具有经世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于“银贵钱贱”的不同看法和争议，背后凭借的文化资源承自古代灵活的货币思想传统。作者通过深入挖掘这些经世学者的背景和思想来源及其对人性、社会等方面的不同体悟，发现隐藏在他们思想争论背后的是今古文经之争的更大学术背景; 通过分析今古文两学派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现实、叙述风格、经典研究等方面诸多的不同，作者将其归纳为放任派和干预派。凡此种种，足表明此著非短时之功。
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
1.关于白银流通问题的论述略有矛盾
作为本书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础，16——19世纪白银的实际流通状况一直是作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但纵观作者前后的论述来看，逻辑似乎显得有点矛盾。
在导论中，作者明确地指出16世纪一条鞭法的改革并没有导致白银的广泛使用，铜钱仍是省内大规模商业交易的媒介。白银要到18世纪末才在国内的大规模贸易中广泛应用。但是作者后来似乎又推翻了此结论。在第一章论述16世纪晚期白银的使用状况时，她引援全汉昇的论述，铜钱在税收中只占0.5%，大量银元、银锭似乎在更大范围内普遍流行。按照作者自己的推算，到了19世纪前期，白银在赋税和民间市场的比重大体占到80——90%以上。而据学界研究明代晚期白银在赋税中使用的比例至少80——90%，且在大宗贸易中鲜见铜钱的使用，这与作者上述的结论显然有所矛盾。在其后的论述中，作者又引述了清代官员的一个估计，即在1650年，各省普遍使用外国银元。这似乎又违背了作者自己的判断，各省银元普遍到何种地步，作者并没有予以分析。在小结中，作者又指出16世纪以来白银在市面上用多用少不断变动，清代禁海之前，普遍使用白银。在笔者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须苛责作者的前后不一，原因是迄今为止学界在16——19世纪白银实际流通状况的问题上其实是有所忽视和含混的。尽管学界关于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估算、赋役折银化、白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及其对中外社会的影响等宏观命题讨论较多，但在白银流入中国后的实际流通问题上一直模糊不清。如此大规模的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流通状况，白银的流通机制，白银与铜钱在经济层次中的复杂关系，白银的使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论题，至今鲜有成果予以解答。正如著名史学家阿谢德在论述明清时期的白银问题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们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一点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2.关于白银是否来自民间的争议
关于白银是否来自民间市场这个问题，国内学界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要想辨清此论原委，我们必须回溯至16世纪白银逐渐兴起时的情景方能一探究竟。明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为什么逐步大规模使用白银？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宝钞贬值和铜钱铸量稀少、管理不善两个因素之外，另有深因。具体而言，学界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以学者万明为代表的“白银货币化”观点。万氏坚持用“白银货币化”的概念来表明白银走向货币化的过程是民间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结果，并非国家法令推动的结果，而最后国计、民生的合流使得中国社会走向了使用白银的这条道路。万氏认为白银源于民间的货币化趋势，市场的发展是其前提条件。V. G. Richard(中文名万志英)也认为自宋至明民间市场在与国家力量角逐中逐步取胜使得白银的使用有所抬头。白银代表民间力量和商业经济的兴起。很显然，他也认为白银逐步发轫于民间。尽管关于白银来自民间的观点广为人知，但因其带有鲜明的货币经济进步论色彩而正遭受质疑。
二是以梁方仲、刘志伟等学者为代表的“贡赋体制”观点。与白银来自民间的观点有所不同，刘氏等认为16——18世纪赋役变革的改变才是白银占据重要地位的主因。尽管该论学者并不否认白银在赋役变革之前有所使用，但是他们认为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通过赋役对民间白银的汲取才是造成白银大规模使用的根本性原因。在笔者看来，要理解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须知晓明代复杂的赋役折银过程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明晰赋役变革导致的对白银的需求与民间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存在何种关联，殊非易事。
三是以刘光临为代表的“需求稳定通货说”。刘氏在其最新的一篇论文中挑战了以往认识的一个成见，即贵金属白银必然代替铜钱说是错误的。在分析16世纪白银为什么会兴起这个问题上，刘氏细致考证后发现此时期明代的市场不仅零碎化严重，私伪钱充斥基层市场，并作为民间通货需求的主要补充大大增加了交易的成本。货币制度的缺失与通货的严重不足使得民间对于稳定通货的需求才是导致白银取代劣钱的真正原因。初看起来，这个论述与白银来自民间的观点并无冲突之处。实际上，二者的解释框架十分不同，与白银来自民间的说法相对，刘氏更相信白银的使用源自明代货币制度的固有缺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
因此，把白银归为货币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或者自发来自民间的观点未必站得住脚，当然此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3.干预派和放任派的划分问题
关于干预派和放任派在19世纪货币思想领域和经世学派的划分，或许是该书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对此岸本美绪在本书的英文评论中也曾提及。岸本赞赏该书不是以线性式的进步来评定各类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待各知识分子对待货币问题的试验和错误。作为一种新方法，该书对学者思想进行分组是其特色之一。但是岸本对清代学者的经济思想被贴上“干预”和“非干预”的标签甚是担心，因为她认为各类学者的思想如果首先被贴上标签而必将缺乏对其复杂思想体系的真正了解，尽管她并不想讨论该书如此划分是否合适。如何对学者进行分组? 岸本在其文中讨论了对学者思想进行归纳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实际上，岸本本人也曾对清康熙年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划分，但其划分原则更多的是对学者相似观点的归纳。
林著关于学者的派别划分来自清代学者不同的货币思想和主张，她认为主张国家发行纸币来干预市场抑或发行大额面值的铜钱是强烈干预主义的象征。甚至对铸币系统进行重新管理和整顿也被视作干预主义，因为铜钱体系代表中央的权威，而坚持现状或对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则被视作放任派。显然，作者依据的经验也源自西方，而干预主义和放任主义的划分也很难囊括学者多层次的思想。例如包世臣是个温和的纸币发行主张者，但因其对纸币的功能有所限定并承认部分现状则被作者视为放任派。好像这个判断的标尺是由读者自己进行掌握，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这两个概念尽管明晰，但很难说非常适合前近代学者复杂而又多层次的思想和主张。后文论及经世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时，作者也依据了这两重的划分，如文中所述干预派专指那些倾向于谴责人性自私自利和鼓吹干预的学者; 放任派指的是那些主张人性自私、应减少政府干预的学者，但作者论述的领域远远超过了人性概念的限定，并扩展至国家观、对商业的态度、财富观、消费观、写作风格及对经典的态度方面，很难说不是有所矛盾。
4.其他问题
（1）“卯”的诠释过于简单。作者在凡例中认同“卯”是指清廷一年内所铸造铜钱数额的定义。实际上，据学者的有关研究表明，卯的概念远比此要复杂。卯是清廷控制与核算铸钱数量的标准。清代官方的解释是开铸之期曰卯，一期一卯，常以一年为期，但遇闰年有时会加铸一卯。具体而言，清代的卯大体有三种含义: 一是作为次数词，指铸局所有炉座铸造一期的数量，或者每炉铸造一期的数量; 二是作为币材投放量的标准; 三是作为工匠工资和铸钱成本核算的基本单位标准。总体而言，卯是清廷控制铜钱铸造数量与质量的一个重要基准单位。
（2）个别表格注释不规范。书中表2.6“清朝的银钱比价表(1644——1911)”梳理了自1644——1911年的银钱比价数据，可谓贯穿整个清代。但此表有两个问题亟待说明: 一是此表后没有列举资料与数据来源；二是表格中没有注明银钱比价是特定区域的状况还是选取的平均数，因为我们知道清代的银钱比价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
（3）关于“货币主权”概念的争论。“货币主权”这个概念确有探讨的余地。作者在文中使用“货币主权”概念如伏流一般隐藏于文中并没有专门地探讨，但在中西货币分流的这个问题上，“货币主权”概念的提出显得颇为重要。诚然，这个概念因本身并没有很清晰的定义，且能否用于分析中西货币思想的分流及中国货币思想的独特性问题确值得争论。正如林氏本人所言，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货币思想极少受外来的影响而独成一格，面对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时，中国货币思想家最后一次凭借传统的思想资源来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比较中西方的货币思想，尤其是将中国独特的货币思想置于何种框架来理解确实是个问题，值得注意。
三、评价及启示
针对这本极富新意的论著，罗斯基指出林氏始终没有回答其最初设定的“是什么塑造着中国从盛清转向近代”的问题；同时关于在东亚地区，中国和日本地位发生转变的问题，作者亦需进一步的探索。不过罗斯基还是赞赏该著为分析中国晚近代历史提供了地域和全球的背景。Elisabeth批评林著三部分内容连贯得不够流畅，但也称道该书加深了大家对帝制晚期的中国由于制度结构性的衰落造成经济恢复的缓慢及对工业化进程和建立现代金融的阻碍的认识。岸本美绪指出林氏文中数据表格的统计失误( 作者在中文版中已更正) 及对学者谱系划分是否恰当等问题，同时也表示该书的叙述手法令人震惊，启发颇多。此外，宋汉理、王玉茹等学者也对该书评价较高。
从明清时期白银研究来看，如果说万志英以严谨的态度驳斥了“17 世纪中国货币危机”说，表明东亚市场欠整合的现实，那么沿着时间序列，林满红通过此著则给出了中国在何时经历了真正意义的“货币危机”，又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之中。林氏此著给人强烈的震撼冲击之感，不仅是由于作者大胆地挑战了以往学界认为鸦片是白银外流及近代中国危机根源的说法; 而且在于作者通过多维度写法与全球的视野构架，引领我们重新认识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变迁。新观点的提出固然值得赞赏，新方法的运用才是研究历史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该书给人以下三点启示和收获。
1.多学科多视角的运用
林氏此书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来解析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货币、经济、社会和思想等问题，给人印象深刻，这也是该书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从全篇的分析来看，作者不仅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也涉及货币金融、国际贸易、经济思想、今古文经学等多维视角。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观”思想也为作者本书所吸收。例如在分析白银外流成因这个问题上，作者实以历史实证的态度考察了中外的国际贸易收支情况，收罗了目前可以获取的中西所有相关资料，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并从多学科角度综合地分析了白银外流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在分析“银贵钱贱”这个问题时，作者注意从全球史的角度运用最新的货币理论阐释了此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深入货币思想领域，动态地呈现了学者间的争议与思想来源。此外，作者在分析中国的货币思想传统时还注意中西对比，注重多学科、多视角的运用。当前，中国史学逐步走入多元化和细部化的发展阶段，多学科交叉和多视野的方法论应用显得迫切而实际。恰逢此机，该书的出版必将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2.新材料、新观点及问题意识
历史学一贯重视和倡导新材料的使用、新理论的运用与新观点的提出。在这个方面，本书的作者实有建树。在材料方面，作者注意整理利用了英国国会文书中关于伦敦海关报告白银收支的数据记载来分析白银流动问题，重建了19世纪上半叶白银流动的完整数据。在理论方面，作者在分析白银外流的成因及影响时，发现美洲白银的减产是导致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引发中国“银贵钱贱”的现象，不难发现新货币数量理论的运用。尽管至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解释货币数量与物价波动之间关系的新货币数量理论一直存有争议,但作者力图以此理论来解释白银的内外流动所引发的的社会问题，至少表明作者对于西方货币理论的重视和吸纳。在观点方面，作者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长时段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白银外流的新观点。正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者在前人耕耘较多的领域中尚能发现问题，成一家之言，足以值得学习借鉴。此外，通观全文，作者旁征博引，触类旁通，围绕货币及现实经济问题的不同思想主张来揭示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复杂面相，欲构建一套解释系统和理论方法; 并直指资本主义为何没能兴起，中日之间地位为何发生转变，传统政治、经济思想在未来如何汲取等重大问题。
3.经济史与思想史的结合
本质而言，林氏此著是一部结合思想史分析的经济史著作，尽管作者探讨了经济、社会、思想到文化等多层次的内容，但经济史的论述无疑是作者的立足所在。因此，分析作者从经济史到思想史的叙述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学者在叙述经济史方面向来忽略把思想文化等因素纳入进来进行一番综合性地考察。即使就货币史的论著而言，货币史与货币思想史往往分别加以叙述，这难以展现动态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多维画面，因此林著的出版有助于打破历史叙述单一的局面。据说林氏博士期间曾深入研究过19世纪中国经世学派的思想特点，对于经世学者在诸多方面争议的谙熟驱使着作者不断寻找切入点来解析当时社会的整体变迁。为何选择货币白银呢? 如布罗代尔所言:“谈到货币，我们就登上了高级的层次……无论何地，货币莫不介入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故选择货币的视角十分恰当。何况19世纪上半叶的晚清中国面临着主币白银大量外流、货币思想的争议空前激烈的局面，这给了作者广阔的叙述和组织空间。故作者最后以白银为线索将经济史与思想史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可谓恰到好处，在这个方面，作者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简介：
邱永志：江西上饶人，2016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现担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兼任《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
主持课题：
1.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明变革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研究”（17CZS019）；
2.主持2010—2011年度云南大学笹川基金校级课题项目“明清东南沿海商族群体研究——以白银资本为分析中心”，已结项。
发表论文：
1.邱永志：《“钱王”王炽》，《云南史志》2010年第6期；
2.邱永志、马召会：《明代白银的货币性质及其流通—基于市场的角度来考察》，《学术理论与探索》2011年第12期；
3.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及其原因——以白银的货币性质为分析视角》，《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该文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经济史》全文转载
4.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之述评》，《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该文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全文转载、《经济学文摘》部分转摘
5.邱永志、陈志宏：《白银波动下的多维世界——读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6.邱永志、仲伟民：《从货币主权的视角看近世中日间的“货币分流”》，《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南大学，2014年10月；
7.龙登高、温方方、邱永志：《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8.邱永志：《变革视野下的货币转型——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9.邱永志：《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10.邱永志：《朱棣憧憬的君主梦为何是忽必烈时代》，《读书》2017年第8期；
11.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体制及流通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待刊）。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