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关于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方面,学术界已对清代海疆总体政策、海权、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产业开发、清代盗匪、海盗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不足之处也很显著,表现为割裂清前期与清中后期,较忽略清代世界历史背景下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的差异未能得以充分展示,政策研究与开发实践研究存在明显断裂,对外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仍显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清代海疆政策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清代海疆政策对此前海疆政策的继承与更新、清代海疆开发中民间力量时常先于官方、取得成果后由官方接收等特征加以清晰的梳理;且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研究:清代移民政策与海疆开发、清代海防政策与海疆开发研究、清代海疆政策下的海洋产业评估、清代国家的海洋行为等。
【关键词】清代;海疆政策;海疆开发
本文所定义的清代是指1644-1911年间的整个清代,包含以往习惯所称的清前期和近代两个部分。中国的海疆区域则不只是中国领有和管辖的海域,还包括大陆海岸带、岛屿等陆地领土,以及中国人海洋活动所达的外海和地区。海疆政策所涉及范围包括沿海防御政策(海上巡哨制度、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建设与管理等)、产业政策(海洋农业、渔业、盐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文化推展政策(海洋移民政策、海岛政策、海外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
一、学术史的分类梳理
1.关于清代海疆政策的总体研究
近年来相关的论文对海洋政策的反思也很多。如范金民①、刘淼②均认为明清的海禁政策主要是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禁绝,官方的海洋贸易时常表现为朝贡贸易,而且数量巨大,海洋贸易的经济效益基本被官方所控制。范金民认为: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③也是这方面的论文。
暨南大学2007年侯俊云博士论文的《雍正朝东南海疆治理研究》把雍正朝朱批奏折作为切入点,既对以往典章制度研究为主,重视已成文的制度,而忽视未被中央认可的地方政策的研究,探讨在海疆治理中,地方官员在建设和维护区域社会经济利益的同时,执行和贯彻中央决策,维护国家安全时所扮演的角色,又通过奏折来管窥地方官员与雍正皇帝讨论海疆事务时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了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央决策在各地的落实,海疆治理政策的实施对后世的影响。
关于海疆政策方面的著作也较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④、张耀光《中国边疆地理(海疆)》⑤、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⑥、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⑦、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⑧、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⑨、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⑩、《清代边疆开发研究》(11)。以上研究成果从边疆史的视角,对海疆历史变迁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体现了将海疆纳入边疆史的思维范式。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12)、《台湾海疆史》(13)、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14)等从海疆主权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说明中国对沿海疆域的长期关注,将台湾纳入帝国体系是清朝政府海疆政策的一个重要亮点。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至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15)对明清两代的海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勾勒,认为明代在海外政策上有积极成果,对清代的海外政策则肯定较少。台湾学者郑永常对洪武、永乐朝的海外政策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明政府对建立东亚、东南亚朝贡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6)。
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17)在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东南诸海岛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共性与各自个性;探讨海疆政策演变中海岛的开发进程,突出海岛特色,尽可能寻找历史与现实联系,注重对当今社会问题有借鉴、启迪意义的方面;采用的资料包括正史、实录、政书、别集、方志等;又从东南海岛的地方志入手,将选取的资料进行归类、标点、辑注、评析,编成《明清东南海岛资料选编》;梳理这些史料,既为课题研究提供相对翔实的资料,也对挽救、保护这些资料作了些许努力。
2.关于海权、海防研究
郑永常从郑成功的成长过程分析海洋因素的产生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并透过若干具体事件分析了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及其从海洋性格走向海权实践的行为;最后用马汉的海权理论来证明郑成功的海权观念,揭示了郑成功的海权观念一点不比荷兰人落后(18)。杨国桢认为“海洋国家”实质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策略中的一个概念,麦金德则通过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组合,构建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对立。西方“海洋国家论”通过对历史上海洋国家从话语对象、陈述方式的“偏移”,重构“海洋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由自然性的概念完全变成了划分政治阵营的话语体系(19)。以上两篇论文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海权理论有了自我的深刻反思,觉悟到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的话语体系,而应该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建构自己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
关于海权的争夺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争端的重要方面,海洋史的研究可以为之提供足够的历史证据。厦门大学韩振华于上世纪50年代已开始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研究,其传人李金明《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20)则回顾了20世纪外国侵占我国南沙岛礁的历史,以国际法有关理论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批驳有关东南亚国家为占据我国南沙岛礁而编造的种种借口,分析今后的海洋政治走向。
傅崐成《南(中国)海法律地位的研究》(21)从国际海洋法视角对南海主权进行了历史学与法学相结合的阐述。马英九在1986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中更早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22)。
台湾学者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将台湾海防置于清朝东南海防的背景中来探讨,不孤立或特殊化台湾在清朝海防中的地位;也不忽视台湾处在中国边陲及列强环伺下的独特性。此外作者使用大量一手史料后制作翔实的表格支持其论点,使本书除具创建外也具有资料的参考价值(23)。
王宏斌《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与制度》对清代前期海防做了全面的阐述,《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通过对晚清不同时期海防思想、海防政策、海防体系以及军工修造制度的考察,理清其演变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既有促进近代中国海防史研究的理论意义,也可以为现代海防建设事业提供多层面的历史启示(24)。
关于晚清海军历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1977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海战史》,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玉田等人的《中国近代军事史》,1984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俭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这些著作既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进行重建的使命感,也呈现了晚清时期中国海军建设的诸多成就,纠正了过去一味指责晚清政府消极无为的偏颇。
3.关于海洋贸易研究
海洋贸易是既往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25)、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26)、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27)、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28)分别就传统社会海洋贸易的开展、官方或民间海洋贸易活动的规模、品种、所达国家和地区等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范金民研究中日间丝绸贸易的场景,李庆新关于南海贸易史的研究,张海英研究江南与世界各地的海外贸易等,都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29)。晁中辰、陈尚胜对明代海洋贸易深有研究(30),范金民重点研究了明清中日间的贸易状况,并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统计(31)。台湾“中研院”刘石吉对江南城镇建设与海洋发展(32)、张彬村对闽商往南洋贸易(33)等问题都有精彩的论文。
陈东有着重探讨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活跃在东南地区的商人与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分析商人在内层贸易带(内陆)与中层贸易带(海岸带)、中层贸易带与外层贸易带(海外)之间的互动行为(34)。广州口岸古有“天子南库”之称,清前期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制度,更凸显了广州口岸的地位。对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有过闭关与开放的争论。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35)探讨这一特定时空中西贸易的实况,认为广州制度是清朝应对西方海洋经济东进的保守措施,抑制和扭曲了中国海洋经济自然发展进程,但中西海洋经济在广州市场上的碰撞,在客观上又对广东和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不同层次的推动。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制度本身导致的,而是在执行中,中西贸易常常偏离制度的结果。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滨下武志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松浦章则从河海运输体系角度观照到清代海疆政策(36)。
王万盈认为:明清浙江商品经济较宋元有较大发展,此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浙江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则与世界海洋贸易发展大势互为因果。尤其是新航路开辟后,中西交通形势为之大变,全球海洋贸易开始出现频繁互动态势,欧洲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与中国对白银的渴望互动结果给浙江海洋贸易长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明代贡使贸易与走私贸易向清代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态势的转化,更是新航路开辟后浙江海洋贸易出现的新动态,从而把明清浙江社会进一步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同时也促进了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洋社会的形成(37)。
香港大学钱江分析了福建商人通过木帆船贸易于越南各港口的历史(3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分析了南洋各国的贸易流向与移民社区的关系(39)。王日根对海洋政策的开放与封闭影响东南沿海港市兴衰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探讨(40)。刘奇俊也探讨了海禁政策与海洋贸易的相连性(41)。
4.关于海洋移民研究
人口流动是海洋社会的特点和普遍现象。海洋移民是从海岸带移向岛屿、海外地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延伸性、发展性行为,是展现中国历史海洋性一面的重要社会群体。海洋移民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两种。传统的中国海洋移民主力来自闽粤,国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台湾岛,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是东洋航路的菲律宾群岛和西洋航路的印尼群岛、马来半岛。杨国桢主编的《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突破从区域史的角度研究国内的海洋移民、从华侨史的视野研究国际的海洋移民的局限,把它置于中国传统的海洋经济圈内,进行不同角度的专题考察。其中,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42)在分析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背景、过程和移民社会的实况之后,着重比较海洋移民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两种模式的异同及作用。林德荣对西洋航路移民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祖籍地的互动作了探讨,着重分析闽粤移民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英属海峡殖民地(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的不同遭际(43)。曾玲在“海洋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认为源自华人祖籍地的传统民间文化,是华人在海外再建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文化资源,同时也在新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形态(44)。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45)属于国内的海洋移民与陆地移民的比较研究。台湾与四川大规模移民基本始于清康熙二十年以后,移民潮长达百年之久。闽粤移民东渡台湾与西进四川均属在官府指导下的经济趋利性流动,但又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取向,所构建的移民社会因环境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从移民政策角度看,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46)、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47)、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48)分别就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的历史演变、海疆政策对海洋移民的影响、沿海区域在世界一体化形势下,居民被牵引加入到海洋移民行列的历程等进行了细致的讨论。香港大学钱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宏分别对华人移民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做了细致的个案考察,揭示了清代海疆政策下海洋移民与海外贸易港口的建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出若干具体的历史过程,丰富了有关海洋移民史的内涵。台湾“中研院”朱德兰致力于研究闽商移民日本的历史,搜集整理了若干金门商人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活动(49)。日本学者中岛乐章通过对长崎墓地的研究,复原了部分闽商的谱系。李明欢研究了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状况。朱国宏从人口学理论也考察了海外华人的基本流向、发展状况。吴凤斌、庄国土、聂德宁等编撰了巴达维亚的华人公庭资料。陈衍德、宋平出版了有关菲律宾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5.关于海疆产业开发研究
和海洋有依存关系的传统产业,包括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船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商业、海洋服务业,沿海外向型的手工业、农业等,都有必要和沿海社会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寻找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在动力。黄国信有关于盐界问题的研究成果,汪崇筼、吴滔、谢湜、周琍、吕小琴、杨培娜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刘淼出版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50)认为沿海荡地属于沿海区域的外缘,是濒海地带与海水相连的那一部分,在我国绵延万余公里的沿海地区对此有种种不同的称谓,如草荡、海荡、湖田、卤地、滩涂等。在这片区域可以从事农业、渔业、盐业等多种产业的开发。
欧阳宗书进行了渔民组织形态、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的细致考察,他将海洋渔业放入海洋社会经济大系统中,以渔业生产的主力和渔村社会人口的主体——渔民为基本的考察点,以渔民的海洋渔业经济开发活动为主线,以海洋渔业经济与其他海洋产业经济的相互关系为副线,力图从空间层面探讨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从时间层面探讨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的演进轨迹,认为明清海洋渔业已略具现代渔业的雏形,实际上已涵盖沿岸、近海、远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及运销,更正了渔业史学界关于明清海洋渔业是“向下的、倒退的”传统说法(51)。
海岛的开发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凡台湾、海南岛、崇明岛、舟山岛等的开发史都有专著或研究论文出版或发表。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52)以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的军事驻防、社会管理、经济开发、商业贸易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明清两代五百年的海疆政策演变对于东南海岛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李德元的《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53)介绍了中国海内移民史研究进展、明清以前的海内移民、明清海内移民的历史背景、明清海内移民的历史场景、明清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模式、明清海内移民的社会互动等。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54)以中国岛屿带开发的推进,中西海洋经济互动、两岸贸易需求的刺激,台湾岛内土地开发的启动为背景,探讨台湾海港的兴起与发展,功能和设施,指出陆岛网络的形成和扩张,促进了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开发,大陆沿海及近海岛屿经济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是中国岛屿带开发的突出成就。
杨国桢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中有多本讨论海疆开发的著作,其中,杨国桢的《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55)以东海海区及其两岸(今上海、浙江、福建、台湾)的海岸带为一个海洋区域单元,把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探讨历史上东南海洋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寻找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历史经验,为海洋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借鉴。福建的海洋区域历史上涵盖台湾,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杨国桢的《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56)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的人文信息,对福建海洋区域和航路变迁、海洋发展模式、航海与移民活动、内陆参与海洋发展等问题和个案作了专题探究。北方海洋区域史的研究,向来是个薄弱环节,“南船北马”的说法给人以北方不善用海的刻板印象。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57)以渤黄海区域为研究对象,勾勒该区域传统海洋经济的发展脉络,在古代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区社会、文化的影响,指出北方古代海洋经济虽不如南方普及和活跃,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张彩霞的《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58)从山东沿海地区的区位特征与海洋传统出发,考察清代山东沿海地区从海运到开埠的过程,揭示山东走向海洋时代的内在动力;论述开埠后山东经济重心从运河沿岸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揭示山东沿海地区对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与辐射作用;论述开埠后山东沿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说明沿海地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与适应过程。这种分区域的研究揭示了海疆开发中的地域差异。
周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59)从社会史的视角展开对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探讨清代广东私盐盛行的地域特征,以及私盐销售对百姓民生、商品经济、社会风气、地方财政的影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的政务、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均发生着广泛的联系,由官收盐而形成的盐产控制,不仅是政府治理地方的重要财政来源,而且也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功能,具有经济上的优势,集中体现了一种经济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盐业的发展也受到地方社会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
白斌的《明清浙江海洋渔业与制度变迁》(60)认为明清是中外海洋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中外海洋社会大碰撞时期,中国迈向海洋,沿海渔民是开路先锋。作为海洋经济的基础,海洋渔业发展与沿海社会稳定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而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形态更具有代表性。从国家对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管理制度的角度,不仅可以弥补渔业经济史料的不足,而且更能把握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特点。海洋渔业资源的公共性和生产的集体性,使任何时期的政府在管理海洋渔业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该文从国家管理制度的角度出发,在对浙江海洋渔业生产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来讨论明清中央和浙江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海洋渔业制度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包含哪些内容;二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演变路径及影响因素;三是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实施对地方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特别是渔业中介组织的影响。通过对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所出台的海洋渔业制度的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其内容与政府对内地农民的管理制度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特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按照其实施客体,可分为对渔民、渔船和渔业区域的管理制度,每项制度下面又可加以细分。(1)渔业制度的演变路径与影响因素。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进行横向分析可以看到其不同实施客体,而进行纵向分析,通过统计工具,按照时间顺序对制度出台的时间进行统计的话,发现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变化有非常明显的分期。通过对其中五个时期内浙江海洋渔业制度变化的分析发现,海洋气候的变化、浙江沿海经济的发展及政治军事冲突对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因素在这五个时期内单独、同时或者交替出现,影响着浙江海洋渔业制度的走向。(2)渔业制度与经济发展。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从渔帮到公所,从渔团到渔业公司的每一次变革当中,海洋渔业制度的规范作用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作为渔业非正式组织的行帮,在国家海洋渔业正式制度的扶持下逐渐发展壮大,行帮的升级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浙江海洋渔业制度通过行帮组织影响渔业生产方式及其规模。
6.关于清代盗匪、海盗研究
盗匪曾经是清代统治者深感头疼的事,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的河道、海道交会处,时常有盗匪活动的空间,刘平、冯贤亮、何文平等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海盗进行集中研究的有穆黛安、安乐博、李庆新、陈贤波、郑永常、李若文等。明代的倭寇是海防的主要对象,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61)侧重分析了为防御倭寇而推行的海禁政策。
日本学者松浦章著有《中国的海贼》(62)对从古代开始到近现代时期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海贼、海盗等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还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著船》(63)等书,对清代东亚海盗史进行了研究。
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64)挖掘海关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系统分析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的范围、规模、种类、内容、形式手段、组织结构及其性质特点与变化趋势,揭示产生走私这种复杂社会现象的地理、历史、社会等诸方面原因,探索走私与反走私相互消长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在清代海疆政策对海疆开发诸多领域进行了诸多拓展性的工作,形成了专题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岛屿开发、海军、海盗、海关等的研究成果为奠基于海权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出版了若干系统性、全面性的原始资料。因为新修《清史》的需要,若干汉文、外文资料被整理出版,这对纠正过去偏颇的史学观点将有所助益,便于多视角、更全面地审视处于世界史背景下的清朝海疆政策及其效果。再者,海外有关清代海疆政策研究的成果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加上近年来西方“中国中心观”的影响,重新审视清代海疆政策的端倪已经显露。
不足之处也是很显著的,表现为:(1)割裂清前期与清中后期的局面仍较普遍存在,多将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看作无所作为的政府,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较忽略清代世界历史背景下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民间力量在清代海疆开发中往往具有极强的开拓性,当遭遇海疆局势混乱、外力侵入或国际纠纷之时,清朝政府才进入,形成相应的处理对策。(3)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实践之间的差异未能得以充分展示,政策研究与开发实践研究存在明显断裂,政策与实践实际上是一个互相推进的过程,政策引导实践,实践催生政策及其变动。(4)对外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仍显不足。
二、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的可拓展空间
海权观念是近代西方首先树立起来的观念,清代正处在近代世界海权观念确立背景下,从自我的国家利益出发,在海防上将防御对象由海盗、海贼转向侵扰我国海洋利益的西方殖民者,在海洋贸易上区分中外贸易者,分别规定航路、船只大小、贸易商品、航行人数,推行海关制度等,在海洋移民上规定向岛屿乃至海外移民的政策等。这其中,清代海疆政策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清代海疆政策对此前海疆政策的继承与更新、清代海疆开发中民间力量时常先于官方、取得成果后由官方接收等特征均需加以清晰的梳理。
在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清代海疆政策的形成有其传统文化背景、海疆形势背景;凡海防、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农业、渔业、盐业等的开发政策均受制于此并不断发生着变化。清代海疆开发的地域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南洋”与“北洋”,亦即现代意义上的环渤海区域、长江三角洲、闽台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等。参与清代海疆开发的各种力量包括官方军事力量、行政力量、地方士绅、家族组织、普通民众乃至海盗、海贼,这些力量之间时常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17世纪起,清政府在建立之初,就面对着世界范围内海权的划分与争夺的形势,要确定自己的陆上疆界和海上疆界,康熙皇帝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沿海地理调查,到乾隆时期,有关内洋、外洋的确定已经在当时编修的地方志中显示出来。为捍卫自己的海疆国土,清政府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海防政策,在沿海、海岛和海域设置了相应的军事设施,因此,海防政策是清政府海疆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海疆贸易政策是推进海疆经济进一步成熟、增强海防财力的重要举措,清政府在港口开放、贸易航线、商品种类、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上形成了许多新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海洋贸易的秩序。开发海疆经济,进行海疆移民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往海岛的移民最初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包括海岛农业的开发、渔业的开发、贸易的开发乃至建立海盗基地谋求生计,清政府对这各类移民采取了“编户齐民”、纳入科举等措施。对于各类海洋产业如农业、渔业、盐业等,则引导它们往有利于王朝稳定、增强王朝和地方政府实力的方向发展。清代国家的海洋行为实践中,彰显了清政府力图在保卫海疆、发展海疆方面的成就与局限。
总体上看,清代的海疆政策并不是单纯的闭关自守,而是呈现出逐渐加深认识并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深化的趋势。清代建立以后,世界已呈现一体化趋势,开发利用海洋也逐渐由民间零散的状态转变为国家主权式的行为,因此,清政府有关海疆的国家行为尤其值得梳理。海防政策是建立在国家对海疆开发和海疆安全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因而成为海疆政策的机枢,保证海疆安全、保障海疆开发成果的安全是海防的基本任务。沿海区域(包括海岛)开发政策包含清政府对海疆区域的重视程度,海疆开发的方式则蕴含着清政府对海洋文化的接受程度和海洋经济对国家经济之意义的认识程度。举凡海疆农业、渔业、盐业的开发均体现出海洋经济在清朝经济中的分量以及国家“以海立国”的程度。海疆文化推展政策是逐渐冲破传统农耕文化的过程,譬如海洋移民政策经历的变化在清朝堪称具有质的飞跃之性质。传统文化中的“弃民”变成需要政府保护的“侨民”,这其中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进步倾向也是不可小觑的。今后的研究应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揭示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基础、立法根据、政策演变的机枢、政策演变的导向性及其效果,观察由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到制度落实效果的全过程,揭示由宫廷到海疆社会,由国内到国外的发散型特征,力求达到海洋史研究超越国界、突破传统国别史的框架、展示中国越来越涉足海洋的进程等目的。
由于受古代和近代史研究的时代局限、学术取向上过多揭示清政府的消极无为、无视海疆政策中民间因素的影响等,以往的研究尚未能将清朝海疆置于全球背景下予以充分考虑,如:
(1)清代海疆政策的形成过程。探究这些政策是始终如一的,还是在不断的调适之中?从世界范围看,清朝经历了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大变革,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天圆地方”向“地球”的转变,航海技术、造船技术、沿海开发技术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无论是海防、海疆开发,还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政策亦经历了不断地调整。以往过多地抹黑清政府的海疆政策的偏向需要加以纠正。
(2)清代海疆开发与当时乃至当代海权发生的关系探讨。海疆开发与海权如影随形,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海疆开发而产生海权诉求,海疆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是海权不断壮大的过程,而海权维护是海疆开发的首要保障。可选择个案,彰显开发与海权的关系。
(3)清代海疆开发的地域主要有哪些?以往较关注东南沿海地区,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南洋”和“北洋”均值得关注。地理环境的差异往往左右着政策的差异性,政策的差异性则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海疆开放程度与开发程度。在闽台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区域,清政府制定了差异明显的海疆政策。
(4)以往的研究存在政策与实际开发之间的脱节,今后的研究则应试图探明政策和开发之间的关系。参与清代海疆开发的力量有哪些?除了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清政府之外,还应包括沿海区域的各种社会力量,士绅集团、家族势力、普通民众甚至海盗海贼等。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表现也不一样。
(5)开发的程度如何?有何局限性?清代海疆开发的程度与清政府乃至全社会对海洋文明的认识程度、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官方海上力量与民间海上力量的配合程度等密切相关。初步研究显示,清代官方海上力量与民间海上力量不断经历着相互对立到相互合作的更替,这直接决定了海疆开发的程度,二者的断裂使海疆开发受到了严重的局限。
(6)关于清代海疆开发的情况,哪些类型的资料有比较集中的记载?今后的研究可通过全面检视《清实录》、《清经世文编》、清宫廷档案、地方志书和族谱等民间文献,广泛收集和解读海外各种中外文文献,包括朝天录、燕行录、中国行纪等,将清政府的海疆政策置于全球变迁的大视野中,客观、科学地分析清政府对现实危机的处置、对海疆安全的谋划与布局、对沿海、海岛区域农业、渔业、盐业开发的政策、对海外贸易的政策以及海外移民的政策等。
通过上述努力,应力图在学术层次上改变将清王朝硬性分割为古代与近代的现状,摆脱狭隘的民族情绪,冷静考察清政府在海疆政策上的进步性及其局限,阐明民间力量对清代海疆政策形成的影响以及其在海疆开发中的积极作用。清朝统治者从维持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本身就有经营、管理好海疆区域的内在要求,他们也在不断探索海疆治理的可行方略。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将清代海疆开发与海权观念及其实践相联系,将清代海疆开发与海权观念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重新评估清代海权观念。
海疆区域所包括的海岸带、海岛以及海域的开发与陆地农业、林业等的开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受技术条件、人口构成、政府财力等的限制,这些区域经历了在行政上逐渐内附、在人口管理上逐渐进入“编户齐民”系统、在文化教育上纳入科举体制的逐渐变化过程,体现了清王朝在继承中国传统边疆管理遗产,并积极作为的过程,也体现了清政府因应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逐渐产生海权观念,进而宣示海权的作为。梳理清晰这方面的脉络,对当下的海疆管理及海权维护仍有借鉴意义。
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西方文化日渐强势地主导着话语系统,中国被逐渐妖魔化,清政府也被贴上了“闭关自守”、“落后挨打”、“东亚病夫”的标签,民族的、文化的自信心逐渐丧失。这其中有殖民主义的强加因素,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自我毁弃。中华文明能够历久而更新,自有其优良的文化传统、处世原则,虽然在清代的诸多对外战争中反复败北,但这不是全体的历史,更无须否定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当今我们再度站到了世界大国的行列,我们不能再在文化上追随西方,人云亦云,而是应该客观地、自我地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考察清代的海疆政策与海疆开发,也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
三、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的展望
未来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的前景良好,一方面是因为新时代呼唤全民族海洋意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前的海洋史分散于各个专门的学科,需要进行整合和提升,主要可集中为:
(一)清代移民政策与海疆开发研究
清王朝的海疆政策始终影响着移民对海疆的开拓和开发,尽管王朝政策时有反复,但王朝最终又认可了移民对海疆开发的事实,并加以保护。移民开拓海疆的方式以及海疆社会的结构和特点,与内陆有所不同。
移民开发海疆是中国人通过海洋将陆地与海洋、岛屿联为一体互动发展的重要过程,清代移民对海疆的开发不仅解决了民众的生计问题,而且还捍卫了中国海疆国土权益。然而这一切又是在王朝海疆政策与移民开发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
(1)清初“迁海”政策下的海疆社会。顺治到康熙前期为取得东南沿海的控制权,施行迁界政策,将宋元以来的已经开发的海岛、海岸附近区域的“疆界”列为疆外,但沿海各地迁徙里数和执行程度不尽相同,政策经历反复,海疆地方大员不断呼吁展界,因而造成不同层级的官府对政策的执行存在偏差,为民众突破禁令开拓海疆也提供了便利。
(2)康熙中叶至嘉庆间王朝海防观念和政策调整下的移民开发海疆。清代平定台湾后,确立了一整套海疆防御体系,海岛被作为捍卫大陆屏障而被派兵镇守,这个过程其实是与民众对滨海及岛屿开发交相展开的,官、民共同推动了海疆的拓展。移民对海疆的开发从寄居到定居,王朝则通过军事戍守和一系列包括对海岛移民的编户、设立政区、划拨学额等行政手段,将岛民纳入国家的赋役体系内,海岛逐渐成为帝国疆土,乾嘉以后的地方志书多把海洋列入行政管辖版图内。
(3)晚清王朝对民众向海岛移民与海外移民态度和政策的转变。晚清王朝改变了前期鼓励民众在军事控制范围内的海域拓垦,限制民众向海外移民。晚清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清廷由早期限制民众向海外流动变为允许民众向海外流动,并开始保护海外侨民的利益。这一举措实际上加速了移民对海疆开发的进一步伸展,即由近海向远海岛屿进发。
(4)移民开发海疆的区域社会差异。我国海疆漫长而辽阔,官民开发海疆历史悠久,海疆社会限于自然环境的因素,民众亦耕亦渔、亦农亦商的生产方式,不仅与陆地社会不同,而且南北海疆也存在地域的差异,且海岛与滨海陆地开发亦存在差异。与此同时,海疆社会的习俗文化也与内陆多所不同。
(5)从移民开发海疆的政策管窥清王朝政策的变化,可以有力回应西方学界的中国停滞论之说。有清一代,王朝对海疆的移民政策尽管时有反复,但清廷和海疆有识之士能够根据当时时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王朝政策,保护移民海疆开发的利益,并最终奠定了中国王朝的版图。
清代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与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开发海疆的传统有关,也与清代人口压力有关。有清一代,我国人口由宋明时期的一亿突破了四亿大关,而生产方式仍沿袭着传统的农业模式,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向一切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方迁徙,因而人口迁徙在之前各朝代移民的基础上无疑是最为频繁活跃的时期,清代出现了“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等移民热潮。与此同时,移民还沿袭开拓海疆的传统,继续向更遥远的海洋拓展,而且海洋开发的模式也逐渐多元化,移民在海疆社会亦耕亦渔、亦农亦商,创造了多元的海洋经济模式。与此同时,清王朝适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在滨海及海岛增设行政区域,如台湾府、玉环厅等,对海洋民众进行管理,这其中既涉及传统的海洋船户又涉及岛民的编户,海洋已经成为王朝版图的进一步延伸空间。晚清以后,移民不断向远海进发,而且还跨越海洋向海外国家进发,中国与东亚、东南亚海洋经济圈和海外移民散居网相重叠。而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国家政策、移民主体的差异使得民众以各自不同方式开发海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王朝政策的变化,更多的海洋移民由暂居变为定居,清代社会经济开发上呈现出明显的陆海并重的特色。应该说,清代是我国海疆开发的高潮期,为我国海疆版图的最后划定奠定了最坚实的人文基础。将王朝在不同海域的军政设置、移民活动、经济开发、社区演变等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考察王朝海疆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海域的推行变化,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清代海疆复杂而曲折的形成历程。
(二)清代海防政策与海疆开发研究
清代海防政策是建立在国家对海疆开发和海疆安全认识的基础上的,以康熙统一台湾、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三大历史事件为节点,清代的海防政策呈现出从传统近海海岸防御向海岛开发、建设、防御为一体,再向建设新式海军、力求构建近代海防体系的发展演变趋势。这种发展演变表明清代中国的海洋发展在世界海洋发展的格局上,虽因工业化的迟缓和物质技术的落后而在总体上显现“中退西进”的态势,但却清晰地折射出清代海防政策转变的轨迹,即海防政策的制定不仅仅囿于传统意义上的“防海”,防范沿海海盗、海贼的骚扰和明郑残余政权的威胁,而是逐渐地开始考虑如何因应世界海洋发展的形势,保证国家海疆的安全、保障海疆开发成果的安全,正是基于此种变化的趋势使得海防政策成为清代国家海疆政策的机枢。
以往学界对晚清统治者因保守、蒙昧而导致落后挨打的强调,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整个清代海疆、海防政策的研究思维,一方面未能从汗牛充栋的史料典籍和民间文献中去认真爬梳、挖掘反映清代海洋历史发展真实面相的各种资料,并将此历史记忆的零星碎片连缀起来分析考察;另一方面在整个学术视野上也没能很好地将清代海疆、海防政策的演变放到世界海洋发展进程中加以探讨,只关注在物质技术上落后于近代西方的一面,而忽视了清廷在加强海防建设、设法应对日益严重的海防危机的另一面,因而也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海疆、海防政策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和理性的总结。具体而言:
(1)清康熙统一台湾前的海疆、海防政策。清顺治到康熙统一台湾前为应对明郑政权的威胁,取得东南沿海的控制权,实施“禁海”迁界政策,在海疆、海防政策的制定上基本沿袭明代“禁海”、“防海”的传统模式,即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但在与明郑海商军事政权的对峙中逐步转变对海疆战略地位的既有认识,身历其境的地方大员与沿海士人的不断呼吁,使清代海防政策显现演变的端倪。
(2)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至乾隆、嘉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来华,一方面围绕台湾弃留问题的讨论加深了清廷对台湾作为海防重镇地位的认识,并将海岛的开发、建设和防御联成一体,确立了一整套海疆防御体系,将清代的海防政策提升了一个层次;另一方面由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嘎尔尼和嘉庆二十年(1816)阿美士德的先后来华,引起清廷对来自西方海上威胁的警惕,在“保商靖盗”的目标下,主张“国家兵制,水师与陆路并重”,外海水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因清代盛世已过,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清代中期海疆、海防政策开始落后于世界海洋形势的发展,为后来鸦片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因。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沿海有识之士及部分地方海疆官员对海疆、海防的认识要远比当政者深刻得多、有远见得多,虽然他们的建议和呼吁未被采纳,但作为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挖掘、梳理和总结。
(3)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国土防御模式,“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鸦片战争后朝野对海防形势的认识和讨论不仅在思想认识范畴兴起一股颇具影响的海防思潮,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也开始将海防列为最重要的国防议题之一。由于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屡战屡败,晚清以后新式海军的建设、海防政策的演变,包括体现海疆、海防政策重要导向的海岛、海域拓垦、海外移民政策,以及从鄙视海外“弃民”到保护海外侨民的观念转变和政策制定,等等,都值得我们加以重新审视和探讨。如果一味将近代战争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清廷的腐败无能,而未能将问题提到当时国内外具体的历史场景并将之置于世界海洋发展进程中去考察,将难以梳理、认清晚清海防失败的缘由,也难以真正总结出积极的、适合国情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4)甲午战争失败后晚清朝野曾有“重建海军之议”的呼声和行动,其配合清末新政的开展本应有更为积极的效果,惜清廷因其他方面的倒行逆施而迅速垮台,“重建海军之议”未能如国人所愿,但晚清新式海军在辛亥革命及民初政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海防政策的深远影响。
清代海疆、海防政策的演变发展,与明代以来“开国禁海”的传统思维和基本国策既有传承沿袭的关系,又有因应世界海洋发展而不断调整的互动关系。有清一代,西方世界的面貌因社会性质、技术革命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清代中国则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尤其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上沿袭着基本的传统模式,导致了晚清中国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屡屡败北,但清廷在海疆、海防政策上也并非以往所过分强调的那样闭关锁国、蒙昧昏庸、裹足不前,而是因应世界海洋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做出调整,尤其沿海地区的海疆官员和沿海士人在海防建设问题上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对清代海疆、海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由于清代专制王权社会的痼疾,在海疆、海防建设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官绅之间、朝野之间的认识有相当大的落差。与此同时,清王朝海疆、海防政策的制定与地方官员的实施执行也有很大的差距,这种观念的落差和政策与实施的差距既反映了清代陆疆防御与海疆防御发展的不平衡,也折射出传统中国“重陆轻海”观念意识的深层影响。将清代在不同时期的海疆、海防政策与同一时期世界海洋发展的大趋势,以及相关的海疆防御体系、传统水师与新式海军建设、海岛、海域拓垦、移民和侨民政策、海洋社会经济和海外贸易、招商航运等联系起来考察,可厘清清代海疆、海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清代海疆、海防政策复杂而曲折的形成历程
(三)清代海洋贸易政策与海疆开发研究
清代海洋贸易政策呈现出很强的阶段性,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海洋贸易场景。清初,东南沿海不靖,清政府在海洋贸易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禁海措施;领台之后,海禁政策有所松动,设立粤闽江浙四海关;乾隆三十三年其他口岸封关,仅存广州一口进行海外贸易,实行商馆、公行制度;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继而开放更多口岸。纵观有清一代,以国际贸易为背景的与海外的物资交流总量较之明代大为增加,洋货成为大宗流通商品,国内农副产品也以海外为主要走向,海洋贸易在经济体系中占据日渐重要的位置。与此相适应的海洋贸易政策,虽则随着国家海疆形势的变化、国内外经济格局的变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且有区域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呈现出细密化趋势,对海洋贸易的政策管控越来越密实。具体来看:
(1)海洋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贸易政策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不仅止于中央政府的意愿,涉及西方对华贸易要求,日本、朝鲜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在海洋贸易中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合作,地方政府、地方社会及其代言人对海洋贸易的不同诉求,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对清朝海洋贸易政策产生不同影响。
(2)海洋贸易政策与政府开放度的关联。海洋贸易政策是清政府开放程度的度量计,开放港口的数量变化、船只规定、商品种类、航线等都可看出清政府开放度的变化曲线,选择其中某种特定因素,考察其变迁,仔细推敲海洋贸易政策的变化。
(3)海洋贸易政策的实际执行。政策与执行之间必定存在差距,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选取个案,具体分析。
(4)海洋贸易政策与海洋贸易成效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考察海洋贸易政策背景下的海洋贸易发展,清代海洋贸易成果值得重新思考,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清朝并未完全置身事外,海洋贸易力量在政策框架下的努力,使海洋贸易在国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趋突显;另一方面,海洋贸易的发展不断推动着海洋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合理化,贸易税收对政府尤具刺激作用。
(5)相关人群的表现。包括中央层面的海洋贸易政策制定者,地方海洋贸易利益的代言者,海洋贸易从事者等等。
在世界经济越加一体化的进程中,无论在贸易品种、贸易航线、所达区域,还是在参与贸易人数、覆盖内地区域等方面,清代海洋贸易均较前有着长足发展。与此相应,清代海洋贸易政策不能以“闭关锁国”、消极被动一言蔽之,它是变化的,是一个因应国内外各种形势变化的探索过程。将清代海洋贸易政策置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动的宏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关注海洋贸易政策的纵向发展脉络,注重不同地域的执行差异,重新认识海洋贸易政策及海洋贸易成果。
(四)清代海疆政策下的海洋产业评估
清代海疆政策下,海疆区域的经济开发随着政策的“禁”与“开”而起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政策对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清代的行政控制进一步进入基层社会,行政区划的调整、直隶州的设置等均标志着长期被忽视的海疆区域被纳入政府的行政控制视野,海疆地区基层社会各种力量的角力,往往决定了行政设置的具体地点以及主导地方行政的主要力量。海疆地区的生产方式多与这些主导力量贯彻、理解清朝政策的程度有关。各地农业、渔业、盐业的开发实态明显呈现出地区差异与阶段性特征。
清代海疆政策下,海洋区域各自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对开发方式与开发程度产生直接的制约作用;海岛、海域的开发程度差异巨大;有清一代267年间,海疆地区的开发也经历了若干阶段性的变化。具体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清代对海疆区域的控制与支配,主要是通过盐运司、屯军和沿海地方有司等组织机构以及制度体系实现的,由这些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可见清代在海疆开发过程中的趋强倾向;
(2)沿海、海岛、海域经济的形成与变化,海洋区域开发组织的建立与运行和沿海与海洋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伴随,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产权体制、国家政府机构对资源区控制力的强弱都是影响海洋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
(3)清代海洋区域开发研究,拟对海洋区域资源分布、开发的历史状况、开发形式与实态、开发要素、劳动力调配、开发组织、土地制度进行系统分析;
(4)清代海疆农业开发评估,清政府强烈的纳入企图、移民趋向都带动了沿海区域的农业化经营,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崇明岛的沙地农业开发均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沙基养鱼带动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丝织业)和商业的一体化发展;
(5)清代海疆地区渔业开发,海洋渔业随海洋区域的经济勃兴而兴盛,传统海上族群——疍民与承揽渔业的商人们相互支持,带动了沿海渔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作业能力增强、效益提升;
(6)清代海疆区域盐业开发评估,盐业是传统的国家垄断行业,但清代海盐无论从采集方式、盐业组织,还是行销办法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光时期的盐业改革对盐业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粤盐、闽盐、淮盐等的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既有若干宝贵的经验,又不乏管理过程中的纰漏,教训也是很深刻的。这表明海疆区域的管理往往面对许多与陆地管理不同的地方。而当时的统治者往往受到视野、固有文化观念的影响,难以实现政策的科学化。
在清代海疆农业、渔业、盐业的开发过程中,清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牵引性的作用,合适的政策可以激发开发者的积极性,也能产生必要的约束作用。海洋区域各种农业组织、渔业组织和盐业组织既具有自我管理的效能,也形成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海洋区域的经济开发与内陆地区有所差异,但亦有自己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从而推动着清代海疆开发事业的前行。
(五)清代国家的海洋行为研究
从法律角度立足清政府国家层面,考察其海洋行为,包括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对海岸带、海岛与海域的主权表述、军事与经济行为包括移民、设置军事设施等,可以纠正过去一味忽视清政府对海洋权益行为的弊端。可以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1)清代海疆水域与岛礁法律地位之确立,揭示海疆水域与岛礁“先占”之历史事实;
(2)清代海疆岛礁“有效占领”之证据,包括渔民长期使用、水师巡视、列入版图、载入官方地方志书、进行天文测量、治理盗匪、实施海上遇难船只及人员救助、经营海疆水域与海岛、阻止外国调查等;
(3)清代对海疆区域航海、航空之管制、对周边邻国航行管制之参与等;
(4)清代与海疆邻国的海上贸易法规,包括对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泰国、柬埔寨等的海疆划分等。
清代政府逐渐认识到海疆主权的意义,通过调动海疆区域军事力量、地方势力的积极性,积极谋划海疆区域的经营,为海疆主权的确立做了大量与国际接轨的努力,确定了诸多事项,梳理好这段历史,可以为我国当前解决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主权争端提供切实的历史依据。
清王朝建立以后,在许多方面均继承了明初建立的基本制度,加上当时东南沿海又有郑成功海上势力的对抗,使清王朝像明王朝刚建立之初一样面临海上威胁,故在海洋政策上也沿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但是当郑成功势力被消除之后,海禁政策便有了松动的迹象。清政府已经无须也无法再坚持固有的海禁政策,而是开始逐渐地“开眼看世界”。通过细致分析解读清代海洋活动中的国家行为、海防政策、海洋开发政策、海洋贸易政策、海洋移民政策,可以窥见清政府在面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断加深着对海洋世界的了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越加注重海权维护观念和宣示行为,并从而推进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总体上说,未来的研究既要观察官方的国家行为,亦须关注沿海区域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的海洋活动对海洋政策形成的影响;既要观察清代海洋政策的传统文化影响因素,亦须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对清代海疆政策演变的影响因素;既要观察清代海洋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亦须关注同时代其他国家海洋政策及其影响。
注释:
①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②刘淼:《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考古》2012年第4期。
③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
④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⑤张耀光:《中国边疆地理(海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⑥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⑦张炜、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⑧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⑨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⑩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1)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陈在正:《台湾海疆史》,台北: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14)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至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6)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南:台湾成功大学出版社,2006年。
(17)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18)郑永常:《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成功大学历史学报》2007年第5期。
(19)杨国桢:《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20)李金明:《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
(21)傅崐成:《南(中国)海法律地位的研究》,台湾123资讯有限公司,1995年。
(22)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台北:中正书局,1986年。
(23)许毓良:《清代台湾的海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4)王宏斌:《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与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5)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27)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李庆新:《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31)范金民:《16-19世纪前期中日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以生丝、丝绸贸易为中心》,《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
(32)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近代史学刊》第2辑,2005年。
(33)张彬村:《美洲白银与妇女贞节:1603年马尼拉(Manila)大屠杀的前因与后果》,朱德兰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8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34)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35)张晓宁:《天子南库——清前期广州制度下的中西贸易》,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
(36)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清代中国琉球贸易史的研究》(冲绳:榕树书林,2003年)、《中国的海商与海贼》(东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遐迩贯珍的研究》(与内田庆市、沈国威合编,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的研究》(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近代日本中国台湾航路的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05年)、《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著船》(台北:乐学书局,2002年)、《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日治时期台湾海运发展史》(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37)王万盈:《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
(38)钱江:《十七至十九世纪越南沿海的中国帆船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九),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2005年。
(39)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40)王日根:《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1)刘奇俊:《清初开放海禁考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4年第3期。
(42)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43)林德荣:《西洋航路移民——闽粤移民荷属东印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
(44)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45)刘正刚:《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46)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47)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8)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49)朱德兰:《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史的背景展开》,日本九州岛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0号。
(50)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51)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52)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53)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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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56)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57)杨强:《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58)张彩霞:《海上山东——山东沿海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59)周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60)白斌:《明清浙江海洋渔业与制度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61)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6年。
(62)松浦章:《中国的海贼》,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63)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东京: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著船》,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3年。
(64)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本文写作得到了课题组刘正刚、黄顺力、林枫、刘淼、傅崐成等的大力协助,谨致谢意)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4年3期第100～112页 作者：王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