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安徽枞 阳人。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战中的华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出版其英文版，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目前正致力于其“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享的历史》（已完成。哈佛大 学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该书的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其中文版）；目前正撰写《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共享的旅程》（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 出版社约稿，英文书稿当于2015年中旬完成）；其第三部《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之中。
蒲安臣使团照片（中立者为蒲安臣）
蒲安臣
1879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的中国人戈鲲化及其墨迹
从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角度，我们不仅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找到一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新范式及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的认识可能为我们目前和将来创造中美两国和谐外交关系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 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诚然，这些差别和分歧是历史事实，我并不否认其存在。但我今天向大家提 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即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我在这里将其笼统称为“共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
入江昭：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两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民族”
熟悉中美两国文化及社会、历史思 潮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把当代中国研究引入西方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一直汲汲于所谓汉学，实际上缺乏对中国现实关怀的研究传统，无真正意 义上的当代或近代中国研究，所存在的是侧重文字、哲学等范畴的汉学。费正清不仅是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鼻祖，更是从现实关怀角度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第一人。从 某种意义上说，费正清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该书的旨趣在于解读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遗憾的是，由于冷战思维在国际政 治及学术研究无所不在的影响，导致了中美两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即一味强调中美两国的分歧及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 然广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中美关系研究仍存在严重误区。一种新的冷战思维似乎仍方兴未艾。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学者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流传甚广的书籍都大力强调中美之间的巨大分歧及不可避免 与不可调和的冲突。绝大多数相关历史著作也未能跳出此窠臼。如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I.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不仅侧 重于美国单方面，更是以冲突为主线。国内学者陶文钊近年出版的三卷本《中美关系史》尽管在资料及观点上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还是没有彻底走出纠结于冲突和 矛盾的误区。质言之，中美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上奇怪地殊途同归，同样缺乏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求同存异，相反大都着眼于求异废同。
然而，纵观当前中美关系的方方面 面，两国间不仅经常要同舟共济（如在经济、环境、反恐等方面），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冲突方面也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游戏，亦即在许多竞争中并非此消 彼长。甚至在实力竞争方面，中美也许异梦，却经常是躺在同一张床上。换句话说，美国梦与中国梦也许并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做梦。美国学者理查 德·马德森（Richard Madsen）在其极有新意的一本书中曾表示，他希望在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而不是政客，会成为主导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并“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的 世界里”合力创造一个“共同家园”。时代呼唤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多年未变的传统方法需要新的思维。我今天在这里提出着眼于中美共同的历史经历及共享的 历史这一新视野，强调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要“求同存异”，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及背景考虑。
必须指出，一些学术巨人以其高瞻 远瞩的宏大视野早已意识到学术研究中发掘共性的重要性。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其《文化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一书中即 提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寻求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遇到挫折，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国际主义”还 是应运而生，在一战后的几十年里，“教育人士、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士跨越国界，促进文化层次的互相理解。这些有识之士期望在一个 新的世界里，学生、学者可以交换，学术事业可以合作，艺术展览及时事讨论会的互相交集应该取代军备竞赛及军事同盟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早在40多 年前，入江昭在其《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秘史》一书中就揭示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两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民族”。由于双方经常对两国关系的极其严重的误判 而导致灾难性冲突。他强调中美之间健康关系必须建立在双方真正的学术对话层面，通过学术对话来减少彼此的误解并增加理解。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 第一版中也写道，研究中美关系真实历史背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熟悉中国古籍《孙子兵法》的人都 知道，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已提出国际及外交关系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里的“彼”不仅指敌人或对手，甚至也应包括“朋友”。无论是敌或 友，只有相知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异，才能避免冲突。如果即使迫不得已时要对抗，要战争，唯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证“百战百胜”，甚至可以“不战而屈 人之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我之所以强调要重视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和旅程的研究，是因为这一视野有可能提供中美双方在外交及战略层面上做到彼此 相知的一个重要学术保证。难怪近来连美国国务院都已意识到研究中美关系中的共同足迹和共享历史的重要性。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美国 选择在这一天为其在北京的新大使馆大楼正式落成使用的日子。将其称之为“新时代的新使馆”。小布什总统亲自来到北京主持新馆揭幕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为纪念这一在中美关系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美国国务院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书籍，书名就叫《共同的旅程：中美两百年史》 （AJourneyShared:TheUnited States and China——TwoHundred YearsofHistory）。该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然而遗憾的是，它只有短短64页，更令人失望的是，尽管此书有着充满希望的书名，但书中内容仍 旧未能摆脱俗套，未能提供真正探究中美两百年历史的新视野及新思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伊斯雷尔（JohnIsrael）在为此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这本 书贬为“咖啡桌上的读物”。不过，无论如何，编辑者能够意识到该题目的重要性就已显示其不凡的眼光及视野了。这一本小书至少标志着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共享历 史及旅程学术价值的一个良好开端。
中美关系发展已达到两国必须经历“共享的旅程”或面临“共同的现实”之新境界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交往 后，两国关系目前已进入密不可分的时期。不管是“同床异梦”也好，“同舟共济”也罢，还是用“水火不相容”之类来形容两国的关系，至少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 实：两国根本无法“分道扬镳”，而是注定要成为所谓“利益共同体”，或者至少是各自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力求两国关系不致全面崩溃。
几年以前，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尼 尔·弗格森 （NiallFerguson）撰写文章，大声疾呼提醒世人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提醒世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名词“Chimerica” 来描述这一新型大国关系。遗憾的是，这位极其保守且有大英帝国主义情怀的学者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抄袭了其19世纪同胞的语言，因为早在1869年伦敦《泰晤 士报》在其攻击蒲安臣使团及中美之间密切关系的一篇文章时，即用了类似 “Chimerica”一词（“Americo-Chinese”）。尽管如此，弗格森有关新型中美关系的论述还是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现 象，即中美两国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已呈现“难舍难分”之势。当然这种“难舍难分”与情人之间的浓情蜜意大不一样，而是受双方共同利益及大环境驱使所 致。众所周知，中国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债权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钟爱美国，而是持有美国国债对中国来说属相当安全的投资。几年来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浪潮 波涛汹涌，在美国目前每四个外国学生中，至少有一人是中国人，而且增长的势头正一浪高过一浪。从中国人来说，这当然意味着对美国教育的认可及热衷，但许多 美国学校积极争取中国学生就读在相当大程度上实为被中国人的钱包所吸引。
中美两国学者间的合作更是蒸蒸日上。
2013年8月2日出版的《美国 高等教育纪事报》一篇文章中就写道，就美国高等教育而言，21世纪更可能是太平洋世纪。在2000年到2012年之间，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合作发表论文的数 量增长了700.3%。而在同期，美德学者联合发表的文章数量增加101.2%，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131.3%。当然我们可以说 中美学者合作论文的大幅度增长是因为起点低，但无论如何，这一巨大增长显示了中美两国学者合作势头的突飞猛进。这一点也同中国赴美高校读书的学生人数大幅 度增长相得益彰。与2000-2001年度相比，2011-2012年度中国在美攻读学位学生人数增长了223.7%。而同期英国在美学生人数仅增长 12.9%。德国在美学生人数甚至呈下降趋势，下降了7.7%。
如果说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的 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保持密切往来的话，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国力正不断上升的中国，同样要处理“剪不断，理还 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无法“分庭抗礼”或“分道扬镳”，因为许多重大国际局势与国际问题需要两国的密切合作方能解决。在朝鲜问题上如此，在叙利亚问 题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事上，中美之间的较量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两国在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近年来常常成为政治及国际关系学者甚或平民百姓解 读中美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座标或参照系。在2008年北京主办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奉献给世人的气势磅礴、美轮美奂的开幕及闭幕式和中国 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数量第一的精彩表现，让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新霸主。2008年重创美国的金融危机更为这种新美国衰落论提供了 一种肃杀气氛。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当美国重回金牌第一的宝座，中国再次“沦为”第二时，一些西方政评人士则将之解读为中美之间的“风水”尚未逆 转，美国还是霸主。这一从奥运金牌宝座的竞争看类似中美国际地位的相应讨论可能还要延续相当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甚至有越来 越深的瑜亮情节，经常拿对方做参照系或比较。难怪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并对中美关系走向发生影响的美国人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其近著 《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美两国因“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无法分道扬镳”之特质意味着中美两国 只能互相依存。
凡此种种，均说明中美两国关系发 展已经达到两国必须经历“共享的旅程”或面临“共同的现实”之新境界了。传统的解读中美关系史的冲突模式似乎已经过时，至少可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时代呼唤新的思路，新的解释模式。从文化及“共享的历史”这一思路来重新解读中美关系的“昨天”，对于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今天”，甚至指引中美两国人民共 创美好和谐的“明天”，都有重大学术及现实意义。我这里所指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中共享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沮丧。入江 昭教授所提的“文化国际主义”更是共享历史方法的一个重要界碑及路标。根据入江昭教授的定义，文化国际主义主要包括各国通过互派学生、学者，到对方国家讲 学等活动来建立和培养跨越国境的文化理解和合作，并分享不同价值等。
“文化国际主义”可以用作解读中 美关系的一个有效角度，帮助我们读出“庐山真面目”。综观一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共同的经历或共享的历史可谓比比皆是，我们对其缺乏了解并不意味着它们 不存在，充其量只能说我们视而不见。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学者近来开始注意到某些事件或人物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中可属共同的经历或共享的历史范畴。如中国 与美国小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总统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促成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强国之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即是一例。哈佛 大学年轻历史学者埃雷兹·马内拉（ErezManela）开始对这一个例很感兴趣并加以研究。本人有幸读过其目前尚属未定稿也没有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深 感马内拉的该课题研究有无限潜力。另一个在中美两国历史中具有不凡意义的个例是19世纪中国人在美铺设太平洋铁路及其对美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和作用，近来得 到国内历史学者黄安年先生的关注，其不久前发表的图文并茂的专著《沉默的道钉》在发掘华工于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 试。同样有鉴于本课题在研究共享历史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目前正式成立跨学科的北美中国铁路工人综合研究项目，该校华人历史学者张少书 （Gordon Chang）及英语学者费雪金（ShelleyFisherFishkin）等为该项目主要负责人。该项目目前主要致力于收集相关资料，推进中美学者及相 关机构在这一课题上的合作研究，特别侧重在华工对美国历史发展作出何种贡献方面的探讨。此外，有关美国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赛珍珠 （PearlBuck）、亨利·卢斯（HenryLuce）等传教士之背景或传教士以及燕京大学等个人或单位在中美共同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也开始日渐得到中 美学者的关注，并取得很好的成果。
我本人在近年来也一直钟情于中美 共同历史及经历的研究，如关注中国人与美国人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和平会议上，在众多问题上利益一致并为建立战后新世界秩序所作出的共同努力， 以及探讨中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如何利用体育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国际组织来增进相互了解，实现共同民族追求及外交战略。为深入研究共享的历史在中美关系中的作 用及影响，我最近还特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一本专门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共享之历史的学术著作。在这本书里，我特别强调充当中美两国的使臣美国人蒲 安臣（AnsonBurlingame）、120位中国留美幼童、第一个执掌美国大学中文教席的中国人戈鲲化、美国政治学者古德诺 （FrankJ.Goodnow）、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哲学家杜威（JohnDewey）等人在中美共享历史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除个人外，我也把体育作为 一个案例，来揭示中美两国人民如何利用体育及体育交流来为外交及建立世界新秩序服务。限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无法触及许多重要的个案并一一介绍。但我要强 调的是，尽管学术界可能尚未意识到共享的历史这一新视野，但在中外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并在时代大潮的逼迫下，本人认为“共享的历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 式可谓呼之欲出，甚至可用“瓜熟蒂落”来形容。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求同存异”，这一新范式的旨趣实在于此。
“共享的历史”由国际史方法发展而来
“共享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有下 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分享”，即着眼于两国人民共同历程及追求。其二，侧重文化范畴。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作用。第四，“共享的历 史”方法着眼求同存异，强调合作而非冲突的历史。换句话说，“共享的历史”方法同近年来在美国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 （transnational/international history）可谓相得益彰，甚至可以说是由国际史方法进一步发展而来。正如本人在2012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国际史是一种全 新的史学方法。其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也可以用于微观研 究。
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及不断完善、 发展中，但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 “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 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所以多国档案、多国多种不同资料的运用是国际史的一个重要特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 史、政治史着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共享的历史”方法可以说是国际史方法 的进一步提升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