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
16—17世纪梅毒良药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
早在唐宋之际，土茯苓已作为药用植物，借由丝绸之路流播波斯、印度等地。但可能由于市场需求不大，其流通规模较小，史料留存也较少，至今并无学者专述，仅见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张星烺等学者略有提及。至16世纪初，随着早期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土茯苓逐步进入欧洲人的视野，成为治疗梅毒、痛风等症的良药，其流播的历史也随之大量载入西文文献。
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引导下，以往研究所呈现的物种与技术的流播过程大多具有“单方向”特性，土茯苓在海外的流播却与此大为不同。虽然2014年温特伯顿（Anna E.Winterbottom）在论文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但是她已经简要勾勒出“梅毒东传”与“土茯苓西传”的交互现象。另外，由于不谙中文文献，她并未发现中国医师采用土茯苓治疗梅毒的内在缘由，也未留意到隐藏在物种交换背后更深层次的医药文化交流及其影响。就商品层面而言，波许博格（Peter Borschberg）和蔡郁苹先后撷取相关贸易数据，初步讨论了土茯苓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数量和价格。只是，两者搜集的数据很不完整，而且没有将数据放置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土茯苓的销售数量、价格变迁和流通链条，以致论述存有零星化、碎片化等诸多不足之处。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就以上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学者普遍认为，紧随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启，东、西半球之间的农作物、生物、人种和疾病亦开始了一场突发性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在此背景下，梅毒作为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在15世纪末开始肆虐欧洲，并于16世纪初传至东方，随后又以葡萄牙人、 东南亚人等为载体, 自西向东辗转流传于葡属东印度航线的各个港口, 且先于葡萄牙人的船只抵达中国沿海。
因为梅毒不见于此前的古方, 所以中国医师根据其外在症状, 将这种新疾病归入 “疮” 类,命名为 “杨梅疮”、“广东疮” 等。较早以土茯苓治疗梅毒的, 可能是明代的医家俞弁。在刊于嘉靖元年 (1522) 的《续医说》 中, 俞弁在 “萆薢” 一节记曰:
近医家以萆薢鲜肥者,四五两为君,佐以风药,随上下加减,服者多效 (按: 《本草元命苞》 云: 萆薢,味甘平、无毒,主腰背骨节疼痛,治风湿瘅不仁,疗瘫痪软风,治恶疮久不愈)……一名仙遗粮,一名土茯苓,俗谓之“冷饭团”是也。
俞弁所言《本草元命苞》，乃元人尚从善所著, 年代不详。从文中论述推断, 时人已对土茯苓的药性、疗效多有了解, 还特别指出其有 “治恶疮久不愈” 的功效。 因之, 晚明医家采用土茯苓治疗同为疮疾的梅毒, 当为非常自然的选择。数年后, 名医薛己又在 《口齿类要》 (约刊于1528年) 中提供了病者服用萆薢汤 (土茯苓汤) 且 “多效” 的若干实例。稍后, 汪机所著《外科理例》 (成书于1531年) 更详细解说了 “萆薢汤” 的炮制方法：
萆薢汤，治杨梅疮不问新旧, 溃烂筋骨作痛并效。川萆薢, 俗呼土茯苓, 每用二两,水三钟, 煎二钟，去查 (渣)。
或因土茯苓汤治疗梅毒简便有效, 此种治疗手段多为此后医家所袭用。其中尤以《本草纲目》记述最详。李时珍称土茯苓还可以健脾胃、祛风湿, “故诸证多愈”; 前引《本草元命苞》亦称其 “主腰背骨节疼痛, 治风湿瘅不仁, 疗瘫痪软风”。因此，土茯苓的功效并非仅限于治疗疮毒, 它在治疗痛风、腰关节疼痛等诸多病症上也有良效。在随后的流播过程中, 这些功效也为土茯苓平添了传奇色彩。
由于缺乏证据, 我们尚无法确定西方人初见土茯苓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但可以推想的是, 当同样苦于病痛的葡萄牙人获悉这一东方良药后, 无论是源自治疗恶疾的医学需求, 还是出于赢取利益的商业动机,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搜寻这种植物根茎, 并将其带回欧洲。在1563年出版于果阿的 《印度香药谈》 一书中, 居留印度数十年的葡籍医师奥尔塔 (Garcia da Orta) 明确指出土茯苓传入葡属印度的大致年份:
那不勒斯病 (梅毒——引者注) 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盛行, 天主所愿, 将这种根赐给良医, 以便他们用来治疗梅毒。……用中国根 (Raiz da China) 能治疗梅毒, 这种根是中国人带来的。在1535年, 这里就开始用它治病。
按照奥尔塔的说法, 由于东亚地区盛行梅毒, 当地医师率先使用土茯苓加以治疗。其后, 又有中国人将此良药携至葡属印度。由此看来, 这一传播事件应该发生在1535年或此前不久, 否则印度当地不可能已在此年“开始用它治病”。 由于土茯苓 “生长在中国”, 奥尔塔也称之为“中国根”,它因此成为西方文献中的标准名称。或因“中国根”治疗梅毒的特殊效果，抑或根据自己从医经验，奥尔塔对其推崇备至，甚至将它视为一种万能良药，称它对于“其他由体液引发的疾病皆适用，对麻痹、寒颤有效”，又称用它治疗过“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痛风……结石和膀胱溃烂”等症。值得关注的是，奥尔塔还在书中描绘了土茯苓的形状，称它是一种灌木，“冒出地面3—4掌高,根部有差不多1掌长，一端宽大，一端细小”，“根部会长出一些细细的须”，须上面长出的叶子“形似青橘的叶子”。而且，他还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土茯苓在粤语中的发音：Lampatam。
时至今日，还没有可靠文献能说明土茯苓经印度辗转至欧洲的具体时间。不过近代解剖学创始人、佛兰德斯 (今比利时) 人维萨里 (Andreas Vesalius) 在《有关土茯苓的书信》(1546)一书中提到一个含混不清的传说：
有人称其 (指土茯苓——引者注) 为Chyna，也有些人称Chynna和Cyna，正如你只将其写作 Echina那样，亦可简单地称之为 Achyna。看起来它好像是生长在印度或新近发现的世界的某个地方。土茯苓是由那些将胡椒、丁香、生姜和肉桂带来的人引进的，即那些葡萄牙人和得到我们皇帝授权航行的人。这些人声称，土茯苓是从海边收集而来，看似生长在海边沼泽地带, 就如我们所知的芦苇等其他植物的根一样。
从上述有关土茯苓名称的混乱拼写，以及 “看似生长在海边沼泽地带” 的离奇描述推断，这位从未远涉重洋的佛兰德斯人对土茯苓还缺乏完整、准确的认识。所谓“土茯苓是从海边收集而来”一句，抑或是葡萄牙人从广东等地采购土茯苓的讹传。另外，在当时的语境中，任何人都会明白那些得到“授权航行”、进而将土茯苓引进欧洲的人，就是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大帆船船长。关于这一点，葡籍医师布兰卡 (João Rodrigues de Castelo Branco) 将首次携带土茯苓到欧洲的名誉桂冠赋予一位名为特里斯唐（Vincentius Gilius à Tristanis）的葡萄牙商人。他在1551年的著作中明确告诉读者：“最初，常与印度人做生意的伟大探险家特里斯唐将土茯苓 (radix Sinarum) 带至葡萄牙，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布兰卡并没有指明土茯苓最初传入的时间，然而如果前述土茯苓于1535年传至印度一说成立的话，那么特里斯唐获得 “巨额利润” 的商业行为应当发生在此后不久。同时期的另一份文献可以佐证以上猜想。西班牙人莫纳德斯 (Nicolás Monardes) 在1565年出版的 《西印度医药》 一书中为 “土茯苓” (rayzes de China) 专辟一章，明确记曰：“大概在30年前, 葡萄牙人将这种评价极高的药材带到西班牙治疗所有疾病, 特别是在治疗梅毒上有奇效。”
若说莫纳德斯所记年份尚需稍加计算，那么西班牙解剖学家弗拉戈索 (Juan Fragoso) 的记录就更为明晰。他在1572年出版的《东印度香药、树木、花草等药物》中指出，土茯苓（Chyna）为西班牙所知是在1535年，“由那个省 (指葡属东印度——引者注) 的人带到葡萄牙治病，并出售到我们这里。我开始相信这一药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Emperador Carlos Quinto）也使它在疗效上具有了很大权威。”简言之，土茯苓传至印度的当年就已流传至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而依据葡属东印度航线上定期商船的航行规律，这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能的。
二
前引弗拉戈索的记述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引起重视：即反向传入欧洲的中国草药，曾用于治疗长期困于痛风之苦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并非巧合的是，这位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就是1543年开始担任宫廷医师、写下《有关土茯苓的书信》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关于自己使用土茯苓的缘起，维萨里在书中写道：
人们对土茯苓的传奇药效极尽赞美之词。甚至数位西班牙贵族和众多权贵还向皇帝宣称，在治疗所有的疾病上，没有任何药物比土茯苓更好。……为此，他们还援引朋友和其他人的信函加以说明这一观点。
既然尚需权贵进言，并 “援引朋友和其他人的信函” 证明土茯苓确有奇效，说明还有不少西方人对新药物仍持保守、观望的态度。有证据表明，土茯苓在引进欧洲之初可谓毁誉参半，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不见于1546年前的植物学著作。深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土茯苓传入欧洲不久，尚不为大多数植物学家知晓；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因为欧洲医师尚不得炮制土茯苓的要领。而维萨里之所以敢于采用新药治疗查理五世，或与他已掌握炮制之法有重要关联。这种炮制方法又与中国医药理论相关。在《有关土茯苓的书信》中，维萨里首次向西方公众详细描述了他的 “炮制土茯苓汤的方法” (Chynae decocti apparandi modus)：
炮制的方法详细记载在一份意大利文书中。……尽量使用厚实、尚未虫蛀和腐烂的土茯苓，我尽可能选取看起来不太干燥、新鲜的。取一盎司的土茯苓，用锋利的刀片横向切为尽可能细小的薄片……将薄片放置到一个陶罐，或者我们称为的inuitrato。这个罐子约能装16磅的水熬制药物。罐子的开口不能太大，还需一个与之匹配的盖子。向罐子内注入12磅水，应当用泉水或差不多的清水，水质应是公认好的。……土茯苓在水中煎24小时。其间药罐需维持热度，不能熄火。汤药需要在持续的无烟小火上煎，直到水分蒸发掉三分之一。……煎好后，汤药应该用麻布过滤，然后倒入另一个罐中。
细读上述文字，读者或许会惊叹于维萨里对汤剂制作的描述如此详备、细微；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土茯苓的选材、切制、熬药的药罐、水源乃至熬制的时间及注意事项的记述，无不与中药的传统制作过程和方式高度相似。维萨里没有注明这一切是否源自文中提及的那份“意大利文书”，更没有说明这份神秘文件的记述源于何处，但如果将这些记载与前引《外科理例》《续医说》等中医文献对比分析，两者的高度相似便一目了然。例如，维萨里所注重的“厚实、尚未虫蛀和腐烂”、 “不太干燥、新鲜” 等，正与《续医说》中 “鲜肥” 二字相匹配；而“罐子的开口不能太大，还需一个与之匹配的盖子”，则应当是对中国传统药罐的描述；又“持续的无烟小火”，无疑是煎熬汤剂时常用的 “文火”；至于“直到水分蒸发掉三分之一……煎好后，汤药应该用麻布过滤” 等语，则显然与《外科理例》所言 “水三钟，煎二钟，去查” 一一对应。综合以上各点，维萨里所记药方及其炮制过程，很可能参照或直接搬用了中国医师炮制中药汤剂的方法。维萨里的药方一经公布，洛阳纸贵。同年，《有关土茯苓的书信》在威尼斯再版，1547年里昂刊行第三版，1548年乌兹堡刊行德文版，而拉丁文版又在1566、1599等年份一再刊印发行。继而，维萨里沿袭而来的土茯苓炮制方法，又陆续收入欧洲各大医师的专著之中。例如，1551年布兰卡的《医药治疗》，1565年莫纳德斯的《西印度医药》，1565年奥尔塔的《印度香药谈》，1572年弗拉戈索的《东印度香药、树木、花草等药物》和1578年科斯塔的《东印度医药》等。
正如前文已述，身处印度的奥尔塔可能与中国商人有过直接交流，因而其著作中也多次谈到他所获知的中医疗法，这些记载为“东学西渐”下的中医药知识西传提供了明证。譬如，他批判性地继承了土茯苓的炮制方法，根据中国与印度的纬度不同，调整了用药剂量，称：“在中国, 他们习惯服用更大量的土茯苓，有些人就想学习中国人，煎制2盎司或者1.5盎司的土茯苓，然而我们发现这会造成伤害，因为这里 (即印度——引者注) 温度太高。”不仅如此，奥尔塔甚至还注意到中国用土茯苓炖鸡的“食疗”方法，他的一个朋友也服用此方得到痊愈。
土茯苓药方由东向西的传播，并不局限于欧洲或葡属印度，还影响到莫卧儿王朝治下的印度，以及波斯第三帝国。据印度医师有圣 (Bhāvamis＇ra) 大约撰于1558年的著作《明解集》（Bhāvaprakāsa）记载，莫卧儿王朝大约在16世纪中期开始使用土茯苓治疗梅毒：“土茯苓（Cōpacīnī）， 又以dvīpāntara vacā之名为人熟知。……在治疗‘佛郎机病’(即梅毒——引者注) 上颇有成效。”相较之，波斯名医哈基姆·穆罕默德 (Hakím Imád-ul-Dín Maḥmúd Ibn Mascúd bin Maḥmúd)则在1550年左右撰写了一份《土茯苓药方》，不仅记有土茯苓的使用方法，还提到另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方式：
他们用10磅的水煎制土茯苓，直到一半的水蒸发掉。而后滤干。药渣留在药罐中，被拿走加热。他们在病人的头上敷上一块棉毛巾，以此，药罐中的蒸汽都被传导给病人的躯干、头部和脸部，直到病人出汗。之后再拧干，喝下2杯土茯苓汤药，在随后24小时内将剩下的喝完。之后用同样的汤药清洗身体，就是把一些汤药倒入干净的澡盆中。
从引文中一再提到“他们”一词推测，这份波斯文献亦不过是在转述别国医师的治疗经验。无独有偶，在陈实功的《外科正宗》(1617) 一书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煎制和熏洗方法相结合的治疗案例。由于文本制作上的时差，尚不能确定前引波斯文献与《外科正宗》或其他中国医书间是否有某种关联。然而，考虑到波斯药方中用以治疗梅毒的基本药物同为声名在外的土茯苓，以及中国传统医学和波斯医学的早先联系，两者的类似或许属于相似医学理论在实践中的不谋而合，抑或波斯人确曾参考过中国医家使用土茯苓的某些方法。
或因中药在治疗梅毒上所拥有的特效，至清代，在华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仍在研究梅毒在中国的起源、性质和治疗方法等。由于中俄关系密切，巴多明还趁俄国使节朗格（L.Lange）来华之际，致信圣彼得堡的科学家，答复他们有关中医治疗梅毒的询问，并随信寄去了《外科正宗》中治疗梅毒的 “解毒天浆散”、“翠云散”、“金蝉脱甲油”等药方。
综合以上两节所述，几乎在葡萄牙人沿着东印度航线到来的同时，土茯苓及其炮制方法就已沿着同一航线反向西传，最后在1535年左右开始流播欧洲、美洲各地。而梅毒的传入与土茯苓的外播所呈现出的双向流动现象，说明以往我们对物种与技术流播的“单向性”论述存在不足。另外，以往学界对中药植物以及中医知识在欧洲传播的研究和认识，大多集中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16世纪的中药流播史极少得到关注。实际上，在中国与葡萄牙的官方交往尚处于 “浅尝辄止” 的阶段且与西班牙没有任何深入接触之时，土茯苓及其带动的医药文化传播就已在全球展开，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以葡、西、德、拉丁等各种文字记入西方文献。中医知识的大范围西传，或滥觞于此。因而，疾病、物种的“大交换”及其伴生的文化交流远在传统意义上的 “交往” 之前就已发生。只是该时期欧洲医师的著述止步于单纯介绍新物种、新药方，尚未像他们的后继者那般对中医的医理展开深入讨论。
三
梅毒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在欧洲非常流行。法国瓦卢瓦王朝和英国都铎王朝的绝嗣都与之有关。法王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死于梅毒，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亦曾患过先天性梅毒。那个时代梅毒普遍流行的程度可见一斑。既然欧洲、印度和波斯的医师认为土茯苓在治疗梅毒上有效，那么土茯苓自然也就从一种物种演变成商品。然而，早期运抵葡属印度市场的土茯苓数量很有限、价格奇高，几乎只有权贵才能承担。据奥尔塔的记录，在1534年抵达印度后不久，当地人曾给他带去已经煎煮过的土茯苓，其价格为 “每阿拉特尔 (arratel) 5克鲁扎多 (crusados) ”；又说，自马六甲驶来的船只上，新鲜土茯苓的售价为“每24盎司10克鲁扎多”。由于多种原因，已很难将上述数据准确换算成我们熟知的重量及货币单位。不过，即便采用较为保守的计算方式，煎煮过的和新鲜的土茯苓价值仍分别高达每担1,000两和1,700两，几乎是同期其他香料价格的数十倍。在如此大量需求和巨大利润的驱使下，早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就曾尝试在美洲种植土茯苓。1557年9月30日，第一任新西班牙副王之子门多萨（Don Francisco de Mendoça）发现将香料等物移植到美洲的巨大商机，遂请求主管海外贸易事务的印地亚斯委员会 (Consejo de Indias)授权他在西印度 “种植胡椒、丁香、肉桂、生姜 (gengibre)、土茯苓 (china) 和檀木” 等植物。经过激烈讨论，委员会在1558年12月批准门多萨的申请，并与其签订 “协议” (asiento)，授权他独享在新西班牙培植以上作物的特权。早期的移植活动似乎不太成功，这些美洲的土茯苓很可能产量有限，质量亦不尽如人意。因为在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的数年后1574年，菲律宾总督拉维萨利斯(Guido de Lavezaris) 仍在试图就近搜购土茯苓种苗移植到美洲。不过，随着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入租澳门，葡萄牙远东航线以及定期商船制度渐趋稳定，中国土茯苓外售的数量不断增加，价格也随之下降。大约在1572年，西班牙解剖学家弗拉戈索称土茯苓 “每磅价值10里亚尔 (reales)，在东印度的售价则为每磅5—6杜卡多(ducados)”。按照相关换算方法，在东印度土茯苓已从早先的动辄每担千两的价位，降至每担733—880两。又过了二十余年，随着输往印度的土茯苓数量进一步增长，价格亦随之猛跌。荷兰人林斯霍腾在1596年的著作中告诉我们：“土茯苓(wortel china)的数量已经很多，得到了广泛利用，价格低廉，每磅售价还不到0.5帕德乌 (约合每担50两——引者注)。”
因此，经葡萄牙商人数十年的贸易尝试，最晚到1596年，从中国销往印度的土茯苓“数量已经很多”，“价格低廉”、下降到早先的三十四分之一，得到广泛利用。换言之，土茯苓已经从一种仅能满足少数人需求的奇缺物品，演变成普罗大众皆可消费的一般性商品，具有了大范围流动的可能性。有关价格渐次递减的趋势，一份大致作于1600年的西班牙文商品清单可以提供进一步的佐证。虽然这份清单显示从澳门返回印度的船只 “运送土茯苓2,000担，资本可增长到2—3倍”，但依据同一清单中 “每担土茯苓在广州售价0.8—1两”的情况估算，即便它的价格因运输成本和关税而有所上升，也不可能达到林斯霍腾所说的价格水准 (每担50两)。
关于其大宗商品属性，或可做进一步分析。在以往的16—17世纪中外贸易史研究中，生丝因其价格昂贵、销量巨大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然而，根据这份1600年左右的清单，从中国运往印度的白色生丝有1,000担，仅为土茯苓数量的一半。另外，这批白丝在广州的进价为80两每担, 在印度的售价为200两每担；若除去其中的运输成本，白丝在利润率方面甚至还不如前者。这份清单还显示，葡萄牙商船载运的所有货物中，无论是货物重量，还是利润率，土茯苓皆能排在前位。由此可见，土茯苓在当时的商品贸易中业已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商品的“大宗化”还带来一定的“溢出效应”。16世纪中后期，土茯苓已开始向葡属东印度航线的周边地区扩散，用途亦出现了多样化。例如，法籍方济各会神父安德烈·泰韦（André Thévet）在1575年的著作中还告诉我们土茯苓当时沿着葡属东印度航线西进，已从印度流传至非洲：
那个国家 (指中国——引者注) 的偶像崇拜者称土茯苓为 Negina。……土茯苓的使用方法为拉丁民族知道是在1535年，它由两名中国籍商人 Nacmach和 Makal转运至非洲。
由于泰韦没有指出土茯苓传入非洲的具体地点，也没有说明从何处得知土茯苓是由两名中国商人转运至非洲，这使得很多人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土茯苓在非洲已经不再是只用于治疗梅毒。1591年威尼斯植物学家阿尔皮尼(Prosperi Alpini) 在《论埃及药物》一书中指出：埃及的土茯苓自“邻近的印度” 传来, 对梅毒和很多其他疾病皆有疗效，而且还被妇女用来美肤。17世纪初，桑托斯（João de Santos）观察到，基林巴群岛（Lilhas de Quirimba）风急、刺骨，老人小孩多因此染病，当地的原住民就在炮制汤药时加入差不多四分之一盎司的土茯苓（páo da China）碎片用以治疗“风病”。
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东西方海运不畅，土茯苓这类体积和重量较大，单位价值不太高的商品受制于高额的运费和风险，难以长距离、大宗的运输。15、16世纪以后则不同，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人已经构建出自里斯本出发，经由印度果阿和马六甲，连接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网络，即便是明矾这类货物的大宗跨洋运输已经不再是难事。正是得益于此，土茯苓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物种到大宗商品的演化。
四
从土茯苓海外流播及16—17世纪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日本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区域。一方面，日本与中国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中药土茯苓之流传日本，最早亦可追溯至唐代；另一方面，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日本市场位于葡属东印度的东端、西属西印度的西端，又是我们以往考察生丝、白银等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一环。
土茯苓大量外销日本，要稍晚于其在前述网络中的流通。随着16世纪50年代葡日贸易的常态化，土茯苓外销日本的情况才开始频繁见于西文文献。早在1555年12 月23日的信件中，耶稣会神父巴莱多 (Mestre Belchior)就已指出，每年从上川岛运往日本的货物除生丝、瓷器之外，还有土茯苓 (pao da China)。1589年，另一位耶稣会神父孟三德 (Eduard de Sande) 也在著作中提道：“除了其他商品外，土茯苓(raiz da china)在排出引发传染病的体液上，具有明显的效果，是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等地的重要商品。”不过，土茯苓外销的历史极少见于中文文献，其自广东（包括澳门）外销海外一事，也几乎不见明代史籍载录，唯见王以宁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初二所呈《条陈海防疏》简要提及：
澳夷仰我濡沬，一应酒米食物，官与之市，乃怀柔中之驾驭，岂容奸民私济，干我戎索！……宜画定海面分界，越入界内，方是济夷。又宜注定货物，除律例所载军器等物外，他如冷饭头之类，方是济倭，必罪无赦。
王以宁提到的“冷饭头”，当即土茯苓。广东当局考虑在军器等禁运物品之外，又将土茯苓列入禁品，足见走私土茯苓至澳门的事件多有发生，走私数量也一定不小，否则不会引起官员警觉，将其列为“济倭”的重罪。
相对于以上中西文献的一笔带过，前文已提及的清单 (约1600年) 还记有土茯苓在 “澳 (门) 日(本) 航线” 上的具体交易数据。在名为“商品在广州的交易价格” 一节中，这份清单记曰“土茯苓每担0.8—1两白银”。另外，清单作者在“从中国驶往日本的船只所载货物” 一节中又称：“每年从澳门运送土茯苓 (Palo de la China) 500—600担到日本，每担成本为1—1.2两，在日本可以卖到 4—5 两，获利大约一倍。”与之相比，同列于清单中的未捻白丝有500—600担，在广州的进价为80两每担，在日本的售价为140—150 两每担；有色生丝400—500担，质量上乘的进价140两每担，售价370—400两每担；大黄也不过100担，进价2.5两每担，售价5两每担。“不难发现，土茯苓的数量基本与白丝或有色生丝持平，利润率则远胜之；至于同属中药的大黄，销往日本的数量仅为土茯苓的五分之一，土茯苓应是澳门与日本贸易中最重要的中药材。 在此后的商业记录中，以上交易价格亦可得到印证。比如，英国人萨里斯 (John Saris) 在写于1613年的报告中提到土茯苓 (China roots) 在日本的售价为 “每100斤 (或1担) 40钱”。又如，1618年由澳门耶稣会士运往日本的货物中，土茯苓在澳门的采购数量和价格为 “11担22斤，其中7担的单价为1两8钱，另外4担22斤的单价为1两1钱1分”。据此看来，17世纪前20年间土茯苓的价格大致稳定，成本价基本保持在每担1—1.2两，在日本的售价也维持在每担4—5两。若按照1600年清单提供的数据计算，这批输往日本的土茯苓所获利润不会低于100%。
可能由于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此后输往日本的土茯苓数量略有增长。根据荷兰人留下的商业情报，1636年葡萄牙商人运至日本的土茯苓数量为45,177.5斤，总价6,393两5钱9分，每担14两1钱5分；1637年的运送数量为70,526斤，总价4,231两6钱，每担价值6两；1638年的运送数量为4万斤，总价2,400两，每担价值8两。可见，此时经由葡萄牙人输入日本的土茯苓数量当在400—700担之间，售价低至6两，最高则达14两。虽然尚不清楚这些土茯苓的成本价，但攀升的售价至少表明，日本市场迫切需求土茯苓，且利润可观。与此同时，这三年间葡商输入日本的没药、肉桂、牛黄等香药，总计尚不足万斤；即便与诸如生丝、纱绫、苏木等数十种货物相比，土茯苓在数量上也能跻身前列。
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澳日贸易因政治、宗教原因中断，由其他渠道输往日本的中国土茯苓依然保持着较高数量。依据上述荷兰商人的情报，在澳日贸易中断后的翌年即1639年，由中国商人运往日本的土茯苓数量依然有35,800斤，白丝与黄丝的数量分别为21,100斤和24,120斤，皆少于前者。这份情报还唯独将土茯苓单独列出，其他中药材甚至不得其详，仅说明其他上百余种药材总共71,390斤。足见土茯苓在中药贸易中的重要性。
澳门葡商的中介作用削弱之后，中国海商逐渐夺取了中日私贸的垄断权，其中最大的海商即郑芝龙。土茯苓是郑芝龙等海商运往日本的重要药材，如荷文史料载仅1641年郑芝龙的6艘船只运到日本的土茯苓数量就达到6,500斤，1642年7月4日同是郑芝龙的1艘船只又运去土茯苓1,500斤。类似的数据，数以百计，只是史料中并未注明其他船长的姓名，如1641年7月27日，1艘来自广东的船载有土茯苓3万斤，1艘来自漳州的船载有1,200斤；1641年7月30日，1艘来自漳州的船载有土茯苓4,000斤；1642年10月16日，三四艘中国船载运土茯苓21,720斤，一同运去的其他药物却只有1万余斤等。日本学者永积洋子曾对中国船只输入日本的货物做过较为详尽的整理，借此可一窥土茯苓贸易数量的大致规模。撷取其中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至1662年南明王朝覆灭，以 “山归来” 之名输往日本的土茯苓仍然是中日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其中，1641年运送的数量为59,450斤，1646年15,400斤，1648年300斤，1649年2,200斤，1650年144,150 斤，1651年58,450 斤，1653年105,150斤又152包，1654年76,600斤又2,595包，1655年运送数量达到空前的344,630斤又155箱、237包， 1656年24,210斤，1657年87,880斤，1658年15,080斤。如果忽略内装数量不详的2,984包、 155箱，这些年运往日本的土茯苓总数高达933,500斤。若按前述每担100斤的常规计量方式，这12年运至日本的土茯苓数量年均达778担，已远超澳日贸易时期的年均运载量。至于同时期的其他药材，相对土茯苓而言，其数量和价值仍未引起记账人员的注意，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单独胪列，仅记为“各种草药4笼”、“各种草药150包”、“药种243笼”等。
纵观16—17世纪的中日贸易史，无论运输者为葡萄牙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土茯苓的交易数量在所有商品中长期位居前列，甚至在药材类位列第一，堪称 “药材之冠”。
五
16世纪的全球贸易，特别是亚洲海域的贸易几乎完全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天主教国家垄断，直到17世纪初才受到荷兰、英国等新教势力的有力威胁，因而土茯苓进入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网也相对较晚。
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力图打入由东、西印度构成的全球贸易网络。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 “巴达维亚” 城，使之成为公司在远东的总部。随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四处出击，拓展新的贸易网络，1641年、1658年和1613—1663年，相继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锡兰海岸和马拉巴尔海岸。全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网已然扩展到波斯、孟加拉、马六甲、 暹罗、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广大区域，接管并整合了葡属东印度贸易网的绝大部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占领我国台湾大员 (今台南市) 是一个尤为关键的举措，使得荷兰人可以直接根据公司上层下发的需求清单向福建商人“订购”土茯苓。例如，1624年11月5日，长官宋克 (Martinus Sonck) 就在大员商馆中写道：“至于那些各类的生丝和精制丝货、黄金、土茯苓 (radix china)、瓷器和其他货物，我们已经将样品交给中国人甲必丹 (李旦) 去订购，还在等候他的消息。”福建商人收到荷兰人的“订单”之后，一般需要到广东市场采购所需之土茯苓，再经由海路将货物运至福建海岸，而后运往台湾。以此，土茯苓完成了“广州—福建海岸—台湾大员”从产地到中转地的区域性贸易和运输。
土茯苓在该区域的转运数据，《热兰遮城日记》有不太完整的记录：1637年运抵大员的土茯苓数量为30担又6篮；1643年为201担又126篮；1644年184担、17篮、 29桶、86罐；1645年14担；1646年7担；1647年53担；1650年2 担、28篮；1651年3担、12 篮；1654年21篮；1655年13担、74篮；1657年15篮。在这类文献中，“篮”、“桶” 等量词对应的具体数量模糊不清、不够准确，若只考察以 “担” 为单位的数据，可以发现，1643年运入大员的土茯苓不少于200担，而1650年只有2担，两者之间相差竟达百倍之多。然而，对于全球贸易，甚至对于东亚的区域贸易而言，台湾当地并无显著消费能力，它只是一个“中转港”。至于转运的方向，或进入传统的东亚海贸网，北上日本；或进入荷兰人新打造的全球贸易网，南下巴达维亚。
北上方面，受制于货源以及来自葡萄牙商人的竞争，荷兰人从大员转运至日本的土茯苓数量有较大起伏。据1638年12月22日巴达维亚总督范·迪门 (Antonio van Diemen) 的记录：“自大员，由上述海船、货船和快船装运以下货物前往日本： ……8,550斤土茯苓，价值685荷兰盾 (guilder) 15斯多佛 (stuiver)。”若以每3.5荷兰盾合1两白银计算，这批土茯苓在大员的成本价约为2.3两每担。与此同时，1638年12月29日的《热兰遮城日记》 记录下这批土茯苓在日本的售价：“由于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大量运去长崎，所以只卖到7两8钱5分。”对比同年度葡萄牙人所运4万斤、每担售价8两的情况可知，该年荷兰人运往日本的土茯苓不仅数量不占优势，利润也较低。可能正因本年交易失利，1639年8月荷兰商人运往日本的数量骤降至2,009斤。
南下方面，巴达维亚商馆则承担了第二次“中转和分销”的角色。经由巴达维亚，再“西进”、分销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和波斯等地的重要商馆。关于运往上述地区的数量，荷文史料亦有所载：1638年运至苏拉特1,907斤，价值191荷兰盾2斯多佛；1639年运至科罗曼德尔6,000磅；1647年11月装载供应科罗曼德尔、苏拉特和波斯的货物中有3,224斤土茯苓; 1650年12月，货船为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运去2,381斤土茯苓，为波斯运去1,032斤土茯苓等。其中，苏拉特是荷兰人在西亚海域航行的网络中心，理论上而言苏拉特商馆的部分土茯苓会随后分销至地处西亚的阿拉伯和波斯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受到学界重视的中国生丝等货物，虽然在“北上”和“南下”的网络中也有较大市场和流通，但是却很少输往苏拉特商馆。《巴达维亚城日记》1661年7月21日中记有一份荷兰东印度公司次年的商品需求清单，内容如下：
扰乱之际，进行贸易的希望渺微，但为本国 (指荷兰——引者注) 及印度各地方之需求，仍对长官等通知1662年所应订购中国货物。
输往本国：土茯苓4,000 磅，红色染料（Galiga）8,000—10,000磅，价值10万荷兰盾的中国生丝及丝织品。
输往苏拉特：白蜡2万磅，土茯苓5,000磅，红色染料5,000磅，胡椒5,000磅。
输往科罗曼德尔：价值5,000—6,000荷兰盾的高级瓷器，价值2,000—3,000荷兰盾的彩缎及襦珍，中国生丝500磅，土茯苓15,000磅，明矾6万磅，价值8,000—10,000荷兰盾的中国金丝，白蜡2万磅，最上等茶40斤，磁制水甕40个，煤30—40拉斯特（last）。
这份清单是巴达维亚总督向台湾大员长官下达的采购清单，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网对中国货物的需求。据此不难发现，其采购货物主要为土茯苓、丝织品、染料、白蜡和瓷器等物。而土茯苓却是唯一一种本国（荷兰）、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商馆及其分销网络皆需要的大宗商品，需求量分别为4,000磅、5,000磅和15,000磅。中国的土茯苓之所以能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每个商站皆需要的货物，一方面是因为梅毒肆虐全球所带来的治疗需求，相对人们对生丝、瓷器等的日常需求更为急切和广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到此时，中国作为土茯苓的生产地，几乎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而诸如生丝，中国早已不是唯一的产地，苏拉特每年能从波斯获得高达数万乃至十余万公斤的波斯生丝，数量上并不少于中国生丝。由于史料欠缺，尚未见到执行1661年清单的记录, 不过《巴达维亚城日记》中留有一份公司执行类似计划的详细报告，其中1663年5月22日记曰：号角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孟加拉，土茯苓10担；卡贝拉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科罗曼德尔，土茯苓9担89斤；海豚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苏拉特，土茯苓20担；福格尔桑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波斯，土茯苓5担；福格尔桑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锡兰，土茯苓20担；福格尔桑号自马六甲装货运往温古尔拉 (Wingurla)，土茯苓10担。
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对需求、预订、采购、转运和分销各个环节的管控，土茯苓北上、南下和西进，几乎流转于东印度公司的每个商馆，销往全球各地，成为东西方贸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商品。另外，购买土茯苓的白银主要产自日本或美洲，而这些白银并非开采后就直接用于购买土茯苓。在此之前，它们通常已经在印度的棉布商，东南亚的香料商，波斯和中国的生丝商，非洲的黄金和象牙商，以及欧洲的葡萄酒和钟表商之间数易其手。因此可说，中药土茯苓曾与其他商品一同流转世界各地，加强了各地的商品和人员流动，使地理大发现之前相对独立和割裂的地区贸易网紧密勾连，共同塑造了早期的世界市场。
土茯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网中的流通虽然也留有记录，但是因为17世纪英国在东印度的殖民势力远不如荷兰，又长期未能在中国市场获得立足之地，此类记录相对较少。直到1637年8月获准前往广州贸易，他们才有机会直接从中国采购土茯苓100担。不过，据英国学者瓦里斯 (Patrick Wallis)的统计，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输入英格兰的土茯苓数量已经上升到年均1万至2万磅，名列英格兰药材贸易的前茅。而且，鸦片战争之后，土茯苓名列《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之中，到19世纪末期仍然是英国人在华中药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种。
结语
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的政治史、制度史、国家交往史等通常存在这样的缺陷：即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传播、疾病蔓延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史学研究常常受到“现实制约历史”的束缚，诸如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因为在全球历史中确曾风靡一时，且在现实中留有诸多考古证据，其历史往往容易得到重视，也较易追溯；相反，土茯苓这类消耗品，极易腐坏，难以存留于考古现场，即便在现实世界也已淡出，仅为中药学界提及。或因以上两点，在以往中外贸易史研究中，学者的目光大都为生丝、瓷器等吸引，中药土茯苓在全球的流播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土茯苓在15世纪之前或许也曾偶有输往印度、波斯，但其数量极少，影响也很小。然而，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影响至今的全球化，全球各大洲之间新的身体接触开始出现革命性的增长。伴随之，动物、植物以及疾病也开始长距离和高频率的迁徙、传播与交互影响，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所谓的 “哥伦布大交换”或“物种大交换”由此揭开。物种大交换及其关联的全球史观，强调的是“社会空间”之间的交互关系，而非传统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强调的单向关系。在此种视野下就可以发现，土茯苓向海外的流播与梅毒传入中国之间构成了互动关系：正因为梅毒的传入，才挖掘出中药土茯苓更多的治疗功能，促成土茯苓反向流播至全球各地。另外，由于土茯苓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种药物，其向海外的流播也就自然带动中医的西传，使得中药的传统炮制方法大规模载入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西文医学经典，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疾病治疗做出了贡献。
与玉米、甘薯等物种在流播过程中很快实现本土化不同，全球各地的市场长期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土茯苓。这使得土茯苓具有了国际商品的属性，流转于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等亚、欧港口之间。得益于日趋完善的葡属东印度贸易网，土茯苓的外销数量逐渐上升，销售价格随之下跌，在16世纪末从奢侈品演化为大宗流通的货物；随后又在17世纪成为诸多市场上不可或缺之物。由此可见，土茯苓海外流播史这一案例，较为完整地反映出近代早期区域性物种进入全球视野，而后成为重要国际商品的历史进程。而其作为生丝、瓷器之外又一种东西方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对其流播史的考察，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商品在塑造世界市场雏形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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