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东 潘剑芬
潘剑芬，女，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副研究馆员。
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集中系统反映了怡和洋行早期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深化研究十三行的文献宝库，拓展了鸦片问题研究的丰富史实，揭示了商馆区变迁原始契约，保留了广州珍贵图像资料，亟待进一步发掘利用。
一、海外三大中文档案文献利用现状
1.《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总数约有一千五百余件，是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近年来从葡萄牙东波搭档案馆(Instituto dos Arquivos Nacianais da Torre do Tombo) 缩微复制回来的清代官私中文文书编注而成的。这批档案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以迄19世纪中叶，即在中国清代乾隆朝初期到道光朝末期。既有反映当年在葡萄牙租居澳门的特殊情况下，清葡双方的公务往来文书（按照当时的规定，中文是双方文移往来的正式文字），更有反映着当时澳门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赋税差饷、与内地商馆如广州十三行等的财货往来，还有与中国各省的经济联系、华洋杂处以及引起的矛盾纠纷、与东西洋各国的航运交通和对外贸易，并因而产生的各种账目、信札、契约、合同等等。
2.英国国家档案馆FO/1048档案。这是英国国家档案馆关于广州商馆的中文史料，总数约有 一千二百余件，除一件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文献，其它文献涵括时段均介于嘉庆七年（1802）至道光十五年（1835）期间，凡此时段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各级官府、粤海、外洋行商人往来的谕令、禀文、信函、章程、名单、契约、债条等文件的正本、草稿、抄本、副本林林总总，文献价值极高。
英国怡和洋行（英文名称：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中文前名“查顿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洋行之一。该洋行的创办人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与合伙人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于公元1832年在广州开设了义和商馆和查顿洋行，通过与广州十三行密切的商务往来发展壮大，成为日后影响世界的著名财团怡和洋行。与此相关怡和洋行也保留了大量中文档案，后来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设立了《怡和洋行档案》资料室，中文档案总数约有六百余件。
此外还有《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所保存的与十三行行商及中国官方来往的函件、公文底稿，共有文件97篇，抄本原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上世纪20年代为许地山先生校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研究中英关系重要资料。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黄菊艳《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货物监管人特别委员会中文档案介绍》，杨国桢《洋商与大班：广州十三行文书初探》，杨国桢：《洋商与澳门：广州十三行文书续探》等论文，对海外各地收藏中文档案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但都不能与上述三大中文档案文献比肩。
在三大海外中文档案文献中，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已经公开出版，并有了非常详尽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招标项目“清代广州口岸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已经购买FO/1048档案全套缩微胶卷，计划在近年整理出版。此外吴义雄《海外文献与清代中叶的中西关系史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档案之价值》，游博清《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知见录》等论文，对FO/1048 档案的内容和意义做了详尽介绍分析，其它学者也有了较为详尽的专题研究成果。只有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还没有被学界熟知和查阅，更遑论出版和全面研究利用了，亟待发掘利用。
二、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基本内容
以及部分其它语言的档案。
其中编号MS JM/H系列中文档案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涵盖时间为1766–1935年。这一系列档案是由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上半期各种各样的商业、法律以及官方的中文档案组成的，目录及内容如下：
H1：贸易单据，年代1809-1914，合计577件。包括外国商人和十三行诸多商行商人的契约、收据和其他商业票据，其中许多盖有印章，许多文件上标注有描述其内容的英文注释。
H1系列中的天宝行贸易单据
H2系列中的房产买卖契约
H3：海关文件，年代1852–1866，合计17件。其中有粤海关签发的十余件各船户装载白糖等货物前往江浙地区出口关票，但有一件粤海关所发的“免钞专照”特点显著，成为研究清代粤海关船钞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依据。这是一件清代同治四年（1865）粤海关颁发的中英文船钞执照，牌照一页分为两折，正面上方为“免鈔專照”标题，在其上方盖有长方形英文印章，“TONNAGE DUES CERTIFICATE VALUABLE”，为“免鈔專照”英文，签发人为同治朝粤海关监督師曾。还有粤海关颁发禁止鸦片谕令，也有粤海关官员写给运输鸦片船只信函，通报鸦片征税有关规定。
此外为中国其它地方海关的资料，如黄冈海关签发各船户装载白糖等货物前往江浙地区出口关票；江南海关签发给怡和洋行属下轮船装载货物的完纳税钞红单；清朝道光十八年（1848），丹麦领事发给英国商人查颠带领十名人员前往香港的证明；台湾淡水海关禁止鸦片走私谕令（1861）；同治年间的京报多份，内容多为清朝政府禁止鸦片的谕令、奏折、往来书信等。
H4：本地银行文件，年代1877年，合计15件。在怡和洋行目录上注明“TitleNative bank documents”，应该理解为本地银行文件。但从实际收藏的文献来看，称之为“钱庄票据”更为合适。文件夹中既有往来款项账单，也有银行汇票，以黄字联票并系列编号的形式保存了大量金融业务的底账，而这些全部为中文字体和传统苏州码，反映了这些金融业务在中国社会流通的特点。说明清代后期的中国金融业以现金支票为代表的金融票据已经广泛使用，继白银成为结算手段之后，现金支票适应了国际金融大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近代银行和近代金融在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H4系列中的金融票据
H5：官方文件，年代1830–1935，合计41件。为中国和英国当局、领事馆和其他官员之间的文件。如1830年查顿发给粤海关的照会，要求立刻出具商船回国准许；1843年香港首席裁判发出的禁止在香港过度砍伐森林的中文公告；1853年福建茶帮的公告；1853年潮州向英国领事递交的处罚不法外国商人的请愿书；1855年上海道台发布的新货币取代旧外币的公告；1858年两广总督禁止鸦片的谕令；1859年4月10日福建当局发布的筹集军事资金而征收税的谕令；1859年福建漳州府允许怡和洋行继续经营鸦片生意的通知；1860年不知名粤海关官员向怡和洋行通报鸦片贸易事宜；一批各地海关颁发的出口关票、外交照会等。
H5系列中的官方护照
H6：其他文件，年代约1852-1885年，合计51件。例如怡和洋行商人查顿和马地臣与各方人士通信后保留的各式中文信封；不完整的信封碎片；各式收据；糖税名册收据；中英文对照中国鸦片名称；新发行货币信息；棉纱仓库发票；衣服盥洗收据；茶叶收据；信件碎片；香港药房收据；账户附注；房屋修缮收据；电报底稿；工资条；各式名片；运费账单；铁匠的设计图和付款单；杂货店收据；杂货清单；老式日历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H6系列中的铁匠铺订单
以上各类档案合计736件。
三、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文献价值
1.珍贵商业档案回归祖国
在17至19世纪，广州十三行在一百余年的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信函、公牍、凭信、票据等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由于时代更迭和两次鸦片战争的破坏，大多己被焚毁或散佚，少数分布收藏于国内外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之中，保存至今日者相当珍贵。因此，英国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既是十三行的历史见证，也是了解研究怡和洋行最重要的资料依据,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2.记录了怡和洋行早期在华发展
怡和洋行起源于19世纪初期的义和商行，凭借与广州十三行的贸易往来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其后成为著名国际财团。怡和洋行档案中一份道光十二年（1832年）义和馆租约（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档案，MS JM/H2/3/3），记录了怡和洋行在华发展的重要节点，迻录如下：
立批约洋行会馆，今有公受东生行义和馆一间，深进大陆，租与港脚美士渣典居住，每年租银六千五百元。言明递年十二月内交收清楚。租赁以三年为期。期满另议，再换新批。因东生行原欠美士渣典银陆万伍千元。今公议分限三年，各行代为清还。自道光十一年十二月起，头期还银贰万三千元，十二年十二月还银贰万壹千元，十三年十二月还银贰万壹千元。此馆递年即照还过银两数目交租，十二年十二月应交租银贰千叁百元，十三年十二月应交租银肆千肆百元，十四年十二月应全交租银陆千伍百元，毋得拖欠，俏期内拖欠租银，会馆即将此馆取回租与别人，不得占住。如美士渣典不租，先一个月通知会馆另租别人。馆内瓦面墙壁破烂，楼阁门扇被白蚁食烂。俱系会馆修整。馆内门扇，三年油一次，亦系会馆支理。其墙壁上盖年年粉饰，俱系美士渣典自行支理，与会馆无涉。自租之后，不得携带夷妇在馆内居住，又不得囤储违禁货物，如违，会馆立即取回，毋得异言。今立批约二纸，各执一纸为据。
道光拾贰年叁月
同孚行、怡和行、广利行、东裕行、中和行、万源行、天宝行、兴泰行、顺泰行
“美士渣典”为“Mr. Jardine”之译音，即为英商查顿洋行的创始人查顿。东生行为“十三行”之一，行商刘德章，号章官（Chunqua）。义和馆为东生行物业，租赁给查顿洋行作为商馆。为之担保的同孚行（行商潘有度）、怡和行（行商伍元华）、广利行（行商卢文锦）、中和行（行商潘文涛）、东裕行（行商谢嘉梧）、万源行（行商李应桂）、天宝行（行商梁经国）、兴泰行（行商严啓昌）、顺泰行（行商马佐良），则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存在的几家行商。正是凭借这份租约，义和馆成为怡和洋行前身在广州活动立足之地，开始了在华发展。而怡和洋行的其余近千份中文档案，则为怡和洋行在华事业由小到大、由义和馆到怡和洋行、由广州到全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具体资料。
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也有助于深化怡和人物研究。英国怡和洋行英文名称：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是由两个创办人创办人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与合伙人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合并而成，是中英近代关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二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多重角色 ，使他们的人生经历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可研究性。
查顿与马地臣堪称一对最佳生意拍档，共同创办了百年老店“怡和洋行”——鸦片战争前成立于中国的唯一延续至今的外资企业。二人都是年纪轻轻去国离乡，侨居中国开创商业帝国，最终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二人慷慨大方、惯于商战，一度程度上左右着英国对华政策的酝酿和制定，都是在中国臭名昭著、在英国享有盛誉的人物；二人热衷慈善事业，却罔顾中国人民健康，疯狂走私鸦片；二人狂热鼓吹对华鸦片战争，又是爱好文艺的绅士，细心保留下来的丰富档案成为今日研究的宝库。毫不夸张地说，二人一生充满了矛盾，体现了半部近代中英关系史，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进程，既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会，又带来了沉重灾难。
3、提供了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文献宝库
20世纪以来，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取得丰富成果，但是资料问题仍是制约十三行研究深入的瓶颈和障碍，影响对十三行运行体制、起源名称、行商研究等领域深入拓展。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的发掘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宝库，对促进十三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细化行商研究、填补印章空白。
- 细化行商研究
十三行是由诸多行商组成的商会组织，行商人物是十三行研究的主体内容。
在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的系列中，保留了丰富的契约、收据和其他商业票据，这些文献全部是与怡和洋行有关、得以清楚反映出与怡和洋行（义和馆）贸易的行商情况，极少与同孚行、怡和行等大行商的交易记录，而是集中在以下几个小行商：天宝行、西成行、同泰行、福隆行、广利行、东生行、顺泰行、东兴行、孚泰行、同顺行、广顺行、丽泉行、仁和行、东昌行。
在怡和洋行档案里，还发现了以往没有提及的新兴行、隆和行、昌顺行相关资料，为广州十三行商会组织增加了新的成员。
保商制度是行商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是将保甲制度移用于中西贸易，由行商承担缴纳税饷和管理约束外商的责任，贯彻清政府制“夷”防“夷”的政策。外商必须与保商进行贸易，保商必须对外商稽查管束。但从怡和洋行档案来看，外国商人除了与上诉保商进行贸易，还与众多的行外商人进行了广泛贸易。如安记、尘茂利记、成号瑞记、福和号、福泰号、高利治、广常泰、和栈、广真源记、焕记、金顺兴、祺记、权记、松盛、协成等诸多行外商人。这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广州中外贸易的实际运行体制，如同探讨英国散商对十三行体制的冲击一样，探讨这些中国行外商人对十三行体制的影响。
填补印章空白
印章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体现身份、权力的功能，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产生“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商会组织，即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普遍称谓的“十三行”。这一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贸制度和商会组织有无印章？学术界尚无证据和研究成果。恰恰是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使得消失数百年的十三行印章重现天日，而且在深化十三行研究方面大有裨益。
2017年5月，笔者在剑桥大学看到了怡和洋行保存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义和馆租约，辅以其它证据，我们得知“外洋会馆图记”是“十三行”商会组织的印章，得以辑录出广州十三行产生、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研究清代外贸制度重要的资料依据。
两份契约（笔者拍摄）
同样在怡和洋行档案中，我们还发现另一份1832年的文献，上边既有“外洋会馆图记”的印章，还有九家行商的画押印章。此次发现的行商画押印章，也是第一次发现。
印章及画押契约（笔者拍摄）
与FO 1048档案包括大量底稿、手稿、抄本不同，怡和洋行档案主要是怡和洋行保留的正式商业文书，印章是商业契约的重要特征，因此怡和洋行档案简直成了印章集大成者，除了“外洋会馆图记”的印章，里边还发现诸多行商的印章，如同文（孚）行、怡和行、天宝行、西成行、同泰行、福隆行、广利行、东生行、顺泰行、东兴行、孚泰行、同顺行、广顺行、丽泉行、仁和行、东昌行印章；新发现的新兴行、隆和行、昌顺行印章。此外还有怡和洋行发展过程中在广州、上海、福建、香港等地大量商铺如安记、尘茂利记、成号瑞记、福和号、福泰号、高利治、广常泰、和栈、广真源记、焕记、金顺兴、祺记、权记、松盛、协成等诸多行外商人的印章，简直成为一个印章博物馆。
4.拓展了鸦片问题研究的丰富史实
关于十三行行商与鸦片贸易的关系，历来见解颇有分歧。对于鸦片贸易及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行商既不能独任其咎，也不能独善其身。怡和洋行的创始人威廉·查顿与合伙人詹姆士·马地臣因从事鸦片贸易而臭名昭著，他们亲身经历和亲手保存的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中有关文献，这里有1828年一位中国鸦片商李结坤写的一封信，则为我们大大拓展了这个领域的详细史实，标点为笔者所加。
字禀
孖地臣大東家得知：兹唐人至到望咪所看，埠內上頂白盆鴉片甚少，番楂次貨甚多，是以貨來惡買，共成買得壹百壹拾伍件。再說白头行占時治知貨乃是上山買來的，不是埠頭挑損的，聞他說道叫我唐人挑損煙色標致煙未深濃，不論個頭皮殼好醜無訪，共成挑的陸百〇九件。是以本行貨來少，白头行貨來多，兩行合共得柒百二十件。箱外有千字文為號，內有圖書為記，便是我唐人所看的。信內併有貨單二紙付回東家親看，特字付來，以免疑惑可也。
李結坤付
写信人为中国鸦片商李结坤，以恭敬的口吻禀报走私贩运鸦片的情形和鸦片货单，而这位大东家就是詹姆士·马地臣，在信中写为“孖地臣”。
信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占时治”也需要费点笔墨，他就是著名而有点神秘的巴斯鸦片商人Jamsetjee，结尾（Jee）的巴斯人清代通常翻译为“治”。“占时治”开设的商行为“白头行”，“白頭”正是指19世纪在广州活跃一时的巴斯商人。
李结坤联袂巴斯鸦片商人，前往印度鸦片产地，购买并走私入境，打破了以往中国商人只是在中国境内接应销售鸦片的看法，对19世纪鸦片走私的模式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更多史料及内容阅读，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英国剑桥大学怡和洋行档案中还保留其它大量有关鸦片贸易的文献，例如巴斯商人的信函、怡和洋行与粤海关官员的往来书信、有关鸦片贸易的信函票据等等，发掘研究这批档案文献，一定会大大深化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等领域的研究。
5.揭示了商馆变迁原始契约
在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H2系列中，保留了年代1766–1868之间的法律文件35件，其中有广州十三行街洄澜桥房产物业系列买卖文件17件，年代1766至1828年；有关出售及出租广州十三行之东生行物业的文件4份，年代1827至1832年；福建闽县观音街土地、物业销售文书9件，年代1780至1855年；此外还有1853至1868年之间其它地区的房产契约5件。纵观其它系列档案皆与怡和洋行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为何H2系列保留了诸多房屋产权及买卖双方都是中国人的法律文件？不仅使人联系到外国资本与清代房产交易的关联之上。
洄澜桥房产物业系列买卖文件
在这些房产契约文件中，交易额最大、与怡和洋行前身义和行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是广州十三行街洄澜桥房产物业系列买卖文件17件，还有出售及出租广州十三行之东生行物业的文件4份。严格来讲，东生行物业也属于洄澜桥范围，但是却被怡和洋行单独划分。
回澜桥即是当年商馆区的核心位置，也是各国商行商人租赁的主要区域。而这些房产契约为商馆区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启示。
见证商馆建筑规格 保留珍贵商业文书
体现中外商业关系
这些回澜桥房屋买卖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契约原件保留在英国怡和洋行档案，说明外国商人和外国资本对广州商馆区的重视，也不排除怡和洋行以其它方式渗透进入商馆区房地产收购活动，即由行商们建造，产权归行商所有，但是西方商人带来了图纸，让行商按他们的意愿建造和装饰房子，甚至“行商遇到困难，公司资助行商建设夷馆。” 至于外国商人有无暗地操作进行买卖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保留了广州珍贵图像资料
除了丰富的文献档案，怡和洋行档案还在摄影术发明普及之前保留了许多图像资料。这些图像资料具备两个特征: 一是相对于文字史料而言，存世数量奇缺; 二是在照相术发明以前，证史及艺术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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