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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2-20

想象异域悲情:朝鲜使臣关于季文兰的两百年遐想

撰文:葛兆光,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各位读者新春快乐!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号:ohistory)编辑部邀请多位学者、作家共同为您推荐2014年度图书。春节假期,我们将陆续推送年度榜单上部分书目的精彩选摘。如需查看年度书单,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今天推送的是史学家葛兆光所著的《想象异域》选摘。学者唐小兵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通过对保留在朝鲜的这批文献的细致爬梳与史实重建,从衣冠变迁、对吴三桂之态度、对一个普通江南女子季文兰的心情等角度钩沉,将明清之际朝鲜文人对待明清易代之后的‘中国及其文人’的复杂心理纠葛,细腻精彩地呈现了出来。历史如同一幅幅画卷在读者面前展开,历史人物亦纤毫毕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周边看中国’的特殊视角。此书对历史理解真切、对人物性情拿捏准确,文字清新流丽,真是一本可以常读常新的典范之作。”

引子:江南女子季文兰的题诗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自关外的满人打败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不仅原来中国的汉族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异族新政权,就连一直相当固执地认定满洲人是蛮夷的朝鲜人,尽管心底里始终还怀念大明王朝,但对这个日渐稳定的新帝国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转输给了新朝。这一年初冬,朝鲜使者金锡胄(1634—1684)奉命出使清国,经过多日跋涉后,进了山海关,有一天,使团一行到了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歇息时,金锡胄无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户人家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

红裙换着越罗裳。

爷娘生死知何处,

痛杀春风上沈阳。

诗下还有小序,记载着这个题诗者的经历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书” 。

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得并带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越罗裳换了蛮衣衫,江南繁华换了关外荒凉,爷娘亲人换了陌生人,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象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唯应夜月鸣环珮,魂梦依依到吉阳。”(下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象,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明清易代,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尘”,他们很难想象这个一直被当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会在数年之间,就一下子变成了“蛮夷”。在一直坚持奉皇明正朔、书崇祯年号的朝鲜人心里,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季文兰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难者,在季文兰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剧。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抒发朝代兴衰、华夷变态的感慨。在现存的几百种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记、笔记和诗集中,留下了好多对此事发感慨的诗文。金锡胄路过之后两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为到清国贺岁兼谢恩副使的崔锡鼎(1646—1715)路过此地,也写了一首和诗:“纤眉宝髻为谁妆,染泪潇湘六幅裳。却羡春鸿归塞远,秋来犹得更随阳。” 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个象征,朝鲜人只要路过,就会想起这个弱女子来 。偏偏这里又是清帝国规定的朝鲜朝贡使必经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忆季文兰的诗歌就不断出现。他们想象季文兰的题诗,仿佛是献给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间,李(1737—1795)路过榛子店,就遥想当年说:“此店原有江南女子季文兰壁上所题诗,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语云,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只诵天下有心人见此之句,而为之兴感。” 嘉庆年间,徐有闻(1762—?)想起季文兰的故事,也说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兰被虏向沈阳时所作也” ,而另一个姜浚钦(1768—?)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兰”。

在朝鲜人的想象中,季文兰被当成一种历史回忆,她就是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她的诗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汉族人在战乱中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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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象中总是以夷乱华的离散悲剧

国破与家亡总是连在一起,兵荒马乱的时代常常上演家庭离散的悲剧,这些悲剧总是引出对战争的悲情,传为元代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戏《幽闺怨佳人拜月记》写的是同一个故事,记载那个改朝换代的战争里面人们的凄惶:“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恓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 这个故事后来在《六十种曲》里面改名作《幽闺记》,唱词里也说:“怎忍见夫掣其妻,兄携其弟,母抱其儿。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间哭哭啼啼。可惜车驾奔驰,生民涂炭,宗庙丘墟。” 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这出悲剧原来写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汉族中国人看来也是蛮人,但是,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的战乱离散,好像只是属于汉族人的,只有以夷乱华才会演出如此凄惨的故事,所以在记忆中,战乱仿佛总是被置于“蛮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闺记》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来也是“番邦”,倒把骑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尔番兵”,把虎狼扰乱大金朝的情势叫做“势压中华”,说是“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因贪财宝到中华” 。所以,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华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虏的白玉娘,后来被改成《生死恨》京剧中的韩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历史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元朝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 ,而清朝替代了大明,薙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放进了博物馆,除了还记得沧桑的人看到会唏嘘一番之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种惨痛淡忘到脑后。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看到季文兰的题诗,就会想到:“海内丧乱,生民罹毒,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最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召回现实。

二、季文兰题诗故事:成为典故与象征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最早听说这首诗的申晸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它,而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漶漫不清,仅仅七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1634—1709)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患无存”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藉着当年的回忆,在想象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1720),在李宜显(1669—1745)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乃至泯灭云” 。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象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象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 。到了乾隆年间的李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象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1724—1802)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

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

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

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尽管那个时候,榛子店的墙壁上早就没有季文兰的题诗了,就连当地人,也已经记不得有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这里早已经是“数株垂杨,摇曳春风。欲觅壁上题字,了不可得,且举其事问诸店人,漠然无知者” 。

“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 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1786),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1739—1799),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就要想象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 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谢恩副使李在学(1745—1806)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

尚忆征车泪染裳。

壁上芳诗无觅处,

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1828),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

尚忆阿娘作嫁裳。

梦里江南春草绿,

芳心应羡雁随阳。

三、凭想象改塑历史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象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在,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从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 有意无意中,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 ,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象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 。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 。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 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 。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 。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 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 ,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四、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 ,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 。

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壁上新诗掩泪题,

天涯归梦楚云西。

春风无限伤心事,

欲奏琵琶响转凄。

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江南江北鹧鸪啼,

风雨惊飞失旧栖。

日暮天涯归不得,

沈阳城外草萋萋。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 。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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