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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8-26

顾诚:一位大师的坚持与遗憾

论斤吃安眠药 最讨厌看历史剧

顾诚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1957年9月,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其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

不知不觉间,顾诚先生辞世已整整8年了。在学术圈外,鲜有人再提起这位史学大师的名字。

先生的传世名著《南明史》即将再版,凡用心读过它的人,都不免惊叹于它的厚重与丰富,其中爬梳的资料,许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它们却是先生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中抄出来的。

所谓朴学,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无信不征”说起来容易,但有多少人真的肯燃尽自己的生命,去为后学铺路呢?

顾诚先生默默地坚持着,耕耘者,当他油尽灯枯时,尚不足70岁。

怀念顾诚先生,就是怀念一种真诚,怀念一代学人的风范与节操,不论世事怎样纷纭,不论时代如何浮躁,一个民族必须记住那些真正的建设者,因为繁华总会落尽,潮流终将退去,时光最终留下的,只能是精神与传统,如果没有它们的滋养,我们的骄傲与尊严,又该靠什么来支撑?

在人们的印象中,顾诚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不苟言笑,有些拘谨,但在家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适逢先生忌日,《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顾先生的夫人何龙素老师。

顾家子弟多才俊

我和顾诚结婚时,他已经40多岁了,他偶尔谈起年轻时的事,比较零散。

顾诚是南昌人,生于1934年,1950年参加工作,在监察局当干部。那时有文化的人不多,顾家书香门第,明代似乎做过高官,父亲是校长,“文革”后学校还给他竖了一个铜像,母亲是老师,家教基础相对好一点,所以单位招人,他一考就考上了。

顾诚兄弟姐妹11人,活下来8个,可惜的是,顾诚是他们中第一个走的,他家孩子的文化程度都不低,大哥曾任江西省儿童医院院长,四哥在301医院当博导。

1957年9月,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师范院校,他说毛泽东也是师范毕业的。

刚上大学时,顾诚学习并不好,后来老师不断督促,他才变得认真起来,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顾诚从小体质弱,高中时还休学过,他自己检讨原因,认为与排行老六有关,一般父母喜欢老大,疼爱老小,排在中间的往往被忽略,从小吃得不好,抗战时又东奔西跑,自然影响了身体。他的肺一直不太好,到发现有问题时,差不多已全都钙化了。

比别人多争取了5年时间

“文革”时,顾诚也受到了一些冲击,那时只要是读书人,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他还下农村去搞过“四清”。

“9·13事件”(指林彪坠机温都尔汗)后,他对“文革”开始怀疑,对各种运动只是消极应付,不肯出头露面,为此被划为“三类分子”,说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那时不积极都不行,因为单位分两派,人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从1971年冬天起,顾诚开始偷偷摸摸做学问,他后来庆幸说,自己比别人多争取了5年的时间,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写出《南明史》。

那时想做学问不容易,借书太难了,“文革”时,学校资料都被封了,幸亏资料室一位老先生非常好,帮助了顾诚,他们约晚6点见面,他打开资料室,让顾诚去挑书,看完了再借新的。

“文革”后,各图书馆开放,顾诚常骑车去北京图书馆,冬天冷,手都冻僵了,只能骑一段,找家商店呆会儿,那时商店用煤炉取暖,可以烤烤手。去图书馆, 有时只是带一个馒头,中午靠它果腹。那时顾诚生活条件清苦极了,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只有13平米,煤气罐放楼道,在那里做饭,此前连煤气灶都没有,只能用电炉。

为手抄资料自己印稿纸

那时看书很难,也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只能手抄。顾诚不用卡片,因为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纸抄,后来他嫌普通稿纸不方便,就联系印厂专门印了一种稿纸,至今家里还剩不少。

有几年暑假,我们在南京度过,因为他五哥在南京当干部,给他联系了一家图书馆,他就去那里抄资料。

整天埋头读书、抄书,顾诚最大的乐趣就是学术,有了新发现,他就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上世纪80年代,珠市口自然博物馆在介绍熊猫时,说古代称其为“貘”,顾诚让我把相关介绍抄回来,通过查资料,否定了这个说法。

能写完《南明史》,也比较幸运,他一度被借调到外国问题研究所,看看外报外刊,写写分析报告,不用坐班,比较轻松,工作之余天天读《明史》。顾诚原来学俄语,后来自学了英语。后来住院时,护士称赞他英语好,他忙摆手,说不算太好。

顾诚喜欢学问,但做学问的条件太差了,如果有今天的条件,他会做出更多贡献。写完《南明史》后,他准备再写一部书,但后来得了重病,无法实现。

最讨厌看历史剧

和顾诚谈恋爱时,身边人都说,这么个老学究,性格上怎么合得来?其实真的一接触,就会发现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刚结婚时,我们两地分居,我到北京来看他,他喜欢京剧,就买票让我去看,晚上回来时,正下大雪,一下公交车,才发现他一直站在雪地里等我。

他话不多,但很少说废话。每次卖废品时,他总是嘱咐我不要都给卖了,要给捡破烂的留一点。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缺水问题日益严重,他让家里把洗碗洗菜的水都存好,冲厕所用。他不仅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

他出差时,所有东西都自己整理,先在纸上列出单子,往箱子里放一样,勾掉一条,他最怕麻烦别人。

我出差时,他也这么帮我收拾东西,每次还要为我准备零食,说这样路上就不寂寞了,电视里有我爱看的节目,如果我不在家,他就会录下来,他自己喜欢看《新闻联播》和京剧,但最讨厌看历史剧,说都是胡编乱造。

教育孩子方法有问题

顾诚也发脾气,孩子不听话时,他容易着急。

有时我们也吵架,一生气,我说要离婚,他不以为然,说:“气头上的话也当真?”有一次他错怪了我,我们又吵了架,女儿说他错了,应该道歉,他说我这不正给你妈解释吗?这不就是道歉了?女儿说不行,必须下跪。他不同意,说:男子汉怎能随便下跪?

在孩子教育上,顾诚的方法有问题,他太严格,有时也打孩子,这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孩子最终没搞历史,说学历史太苦了。但孩子后来学外语,是顾诚给选的专业,他觉得学外语生活能好一些。

顾诚平时没时间,他只是看看成绩单,我是学教育的,会给孩子留些课外作业。顾家希望孩子有出息,所以要求严,顾诚哥哥的女儿最终也学了其他专业,现在看来,对孩子教育应该放开一点,还是宽松教育比较好。

论斤吃安眠药

顾诚身体一直不好,因为他高中休学过一段,为了追上功课,他只好开夜车,这个习惯一生未改,每天4-5点钟才睡觉,靠浓茶、吸烟来支持。他后来各种活动多了,要早起应酬,晚上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睡不着,他就加量。学校一度控制安眠药,需院长同意才能开,但顾诚例外,因为他实在离不开,用同事们的话说,他吃的安眠药可以论斤约。

有时吃的量太大,早上起来去参加活动,依然昏昏沉沉,他在床头写了个“已经吃了安眠药”的纸条,吃完了就翻过来,怕记不住再吃。

顾诚对生活要求很简单,国外邀他去讲学,他总是拒绝,日本学者来说:您的同行都去过日本了,您为何不来呢?一年也行,半年也行,实在不行,就三个月,我全程陪同。顾诚说我生活习惯不一样,黑白颠倒,太麻烦别人了,还是算了吧。

后来台湾学者来邀请,他答应了,他觉得都是中国,应该去看看。为了访台,他专门做了一身新衣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

最后的遗憾

没能让家人住上大房子

顾诚的《南明史》出版后,声名鹊起,有一位大官的遗孀希望顾诚给他写个传,愿意给很多钱,但必须按定下来的基调来写。顾诚说写历史必须有独立见解,别人定好了调子,我写不了,因为我有我的看法,便拒绝了。

顾诚晚年,市场经济大潮对校园的冲击越来越大,他对此很淡泊,说别人有挣钱的本事,我没有,我只有做学问的本事。

一次某外地学校有问题来咨询顾诚他们,请吃了饭,还给了一点费用,顾诚很不安,忙问别人这钱能不能拿。因为这样的活动,他一般不参与。

顾诚病重去医院前,他特别交代,要我把借学校的书立刻还掉。在医院,他留下最后的遗言是:花了学校这么多钱,我于心不忍。其实在今天看,那些钱不算太多。

顾诚很少和我说他有什么遗憾,病倒前,他曾对朋友说:希望家人能过得好一些,能有个大房子,可惜自己没有做到,实在遗憾。

本版撰文 陈辉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勿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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