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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3-11

猜忌的同盟者:朝鲜王朝与明东江镇交涉史考论(1621—1637)

猜忌的同盟者:朝鲜王朝与明东江镇交涉史考论(1621—1637)

王桂东

提 要:明清鼎革之际东北亚地区处于局势持续剧烈动荡与新秩序的重建期,明、清(后金)与朝鲜三方逐渐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当后金攻陷明辽河以东地区之后,数十万的辽人避入朝鲜并组建东江军镇不时袭扰牵制后金,使得后金在与明朝激烈争夺辽西的同时不无东顾之忧。东江镇军民寄居朝鲜,便不免与朝鲜发生诸多交涉,而朝鲜王朝与东江镇的交涉亦是明末清初史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双方十七年来交涉中的某些长期模糊不清的史事给予考实,同时对前人的一些尚需商榷的观点予以厘正,从而在考证的基础上就双方的交涉这一论题进行深入论析。

关键词:明清鼎革之际 朝鲜王朝 东江镇 交涉

朝鲜王朝与明东江镇的交涉是明末清初史事中的重要一环,但长久以来由于受资料不足所限,一些问题却始终模糊不清;近年以来随着新资料的相继出现,一些学者对该议题的研究又有所推进,但缺憾是往往仅倚重某一方面的史料记载,而缺乏对明、清、朝鲜三方史料记载的比勘,故而其观点亦不无有待商榷之处;另外,学人们通常习惯于仅就某一阶段的双方交涉展开探讨,如多集中于前半段的毛文龙主镇东江时期,而对后半段则鲜有关注,至于将东江镇前、后两阶段与朝鲜的交涉进行整体研究更为罕见。

因此结合新旧资料并将明、清、朝鲜三方的文献记载综合比勘,进而对朝鲜与东江镇交涉的某些模糊不清的史事给予考实,对前人的一些尚需商榷的观点给予厘正,无疑将会深化对朝鲜王朝与东江镇交涉这一议题的研究,同时亦有助于加深对明清鼎革之际朝鲜同明、清的微妙关系以及东北亚地区新秩序建立前复杂国际局势的认识。

一、毛文龙主镇时期朝鲜与东江镇交涉略考

自明天启元年(1621)毛文龙率领辽人进入朝鲜至崇祯二年(1629)其为袁崇焕所斩杀,毛文龙在鲜前后历时八年,这期间朝鲜同以毛文龙为统帅的东江镇进行了错综复杂且又不乏紧张气氛的交涉。因该题前人已有所涉猎,如东江军对朝鲜朝廷及民间的侵夺扰害、毛文龙袭扰后金使朝鲜遭受后金报复,以及毛氏构陷朝鲜于明朝等问题,故而笔者无意于面面俱到从而有重复前人研究之嫌,而是仅就部分讹误的史料进行考订并发掘新史料,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史事给予考实,亦对以往学人的某些尚需商榷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不当之处,还恳请方家教正。

毛文龙,字振南,是明末乱世中涌现出来的一个较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明末至今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即明显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明史》未对其单独作传,而是将他的部分事迹零散地附记于《袁崇焕传》之中,

“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遂授文龙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

《光海君日记》记载曰,

“毛文龙,南方人,辽阳城陷时逸出,自旅顺口浮海东来,寄居龙义间,以为牵掣之计。始甚单微,其后入据椵岛,声势日盛,奴贼不能无东顾之忧。既而欺诳中朝,讬以接济辽民二三十万,岁发帑银二十万,潜结宦官魏忠贤辈,却不发包,入诸内珰。岛粮则专责我国,虚张捷报,至作毛大将传,铺张战伐之绩。蛰居孤岛,徒事张皇,转增功赏,官至后军都督。至戊辰,经略袁崇焕受命出关,稔知其状,召至双岛斩之”。

李善洪先生认为《光海君日记》中的这段关于毛文龙的评价比较客观,笔者亦基本赞同之,但仍认为其个别语句不免有失偏颇,如“岛粮则专责我国”即不符合史实,笔者将在下文中着重给予论述。

1.“劝毛入岛”与“林畔之变”

清太祖努尔哈齐起兵反明后,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至明熹宗即位时,辽河以东的大片国土悉被后金军占领。但是后金兵力有限,再加之辽东汉人对后金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后金对于辽东新占领区的统治并不稳固。时任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希图趁后金兵力不足且立足未稳之机,派遣小股部队潜入辽河以东地区,对敌人施行游击骚扰,“遂遣都司毛文龙率二百二十余人,由海东窥取镇江(今辽宁丹东——引者)”。毛文龙没有辜负王化贞的知遇之恩,凭借着一旅孤军不但收复了辽东沿岸诸海岛,还成功策反后金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里应外合,于天启元年七月十九日夜偷袭镇江得手,并擒缚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父子。“毛文龙驻镇江七日,辽民归者四万余人,度援兵不得至”,为躲避后金军队报复,遂“退守夹江,俄移林畔(在朝鲜境内——引者)”。

朝鲜方面是于七月二十五日得知毛文龙偷袭镇江得手的,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朝鲜国王光海君异常紧张,“以秘密传教曰:‘虽夜深,大臣及备边司堂上命招收议。’”朝鲜君臣连夜商讨对策,可见光海君并不认可毛文龙的“冒险”行为,并生怕后金借报复之机袭击朝鲜。而在毛文龙自镇江退入朝鲜林畔之后,这种危险性显然是进一步升级了,因此朝鲜方面多次力劝毛文龙撤离林畔,去海岛等偏僻处躲避后金军的报复。据《光海君日记》载:

(光海君)传曰:因毛将一衅之故,贼兵出来,方欲追逐云,极为可忧,速令毛将退屯弥串,而仍为下谕边臣,今后使勿交锋,如有(后金人)来问之事,十分善答。

其时后金军正陈兵境上,毛文龙军亦无退屯之意,朝鲜军队又在鸭绿江边放砲向后金军示强,且冬季将至“江水成陆”,便于后金骑兵驰突,这一切都令光海君感到事态紧急,为避免因毛文龙部而与后金军发生直接冲突,朝鲜内部甚至建议令毛文龙率部离开朝鲜去辽西广宁躲避敌锋。然而毛文龙毕竟是上国将官,劝其离开朝鲜显然有违主客之道以及朝鲜二百余年来对明朝忠诚事大之义,故而光海君令接伴使李馨远劝毛文龙避入地势险要且临海的铁山半岛:

李馨远谓总兵(毛文龙)曰:

“兹地逼近镇江,冰合又不远,此距铁山甚迩,又有仓舍山城,不比此邑之无城可守,愿老爷暂向铁山,与管参将相议军事如何”?总兵曰:“可进不可退,在此若闻义州有急,俺当领兵驰赴。天朝贵国自是一家,岂有越视而不救乎”?

毛文龙以协助朝鲜防守后金入侵义州为由,依然不肯退避。笔者以为,毛文龙不可能不知道留驻边境随时有遭到后金军报复的危险性,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其原因应正如他对时任朝鲜龙川府使李尚吉所言的那样:“俺既以身许国,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则天下之幸也,不成则天下之不幸也。”但是他却不曾顾及到由于他的缘故已经引发了光海君对于后金军东犯的强烈担忧,此后朝鲜又数次劝说毛文龙入岛,而毛文龙终不肯听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后金军突袭毛文龙部,“林畔之变”发生。对于“林畔之变”《光海君日记》记载曰:

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之人未及报知,贼兵如飚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仅免,接伴使李馨远踰墙跳窜。贼乱斫文龙手下之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府使李尚吉时在衙轩,不知所出,走入仆隶中以乱之。贼求之不得,开仓作食,俄而回军。时贼自义州深入至嘉山,回转龙川以还,一日所过,几二百余里云。

从朝鲜方面的记载来看,此次“林畔之变”属于后金军对毛文龙部采取的突袭行为,以至于朝鲜地方官员都来不及将此情报通知给毛文龙,不但毛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就连朝鲜义州、龙川等地方亦是仓促应对,极其狼狈。然而毛文龙向明朝发回的塘报对于“林畔之变”的记录却与《光海君日记》中的记载迥然有异:

奴自弃宽甸、叆阳后,恨职益甚。且朝鲜边官,见职招民大(太)多,恐虏移怨,以情形通之。十二月十四日夜,虏二万余骑,自丑至辰,从鳞山渡江。十三日,已有女直通事黄连海过送食物,不报卑职,更令金姓者三人为之引路。且传鲜民绑拿卑职,引围龙川,入城纵取寄贮龙川狱中真夷叛党七名……鲜民仍绑就食乡兵一百四十五名献虏,杀于馆前……复引虏贼一千余骑,直犯林畔。官兵皆散远村寻贸米豆,卑职率领中军丁文礼等官兵拒敌,一日七战,胜败相当……(奴)自败去宽甸、叆阳,将倾国大举,攻朝鲜义州各城。故边官惧其攻城,而以情形通之也……假令贼虽入犯,鲜人不至绑献,解官少肯报知,不有此杀掠之惨矣。

分析毛氏此份塘报的内容,至少有三处与《光海君日记》的记载存有较大差异,参见表1—1:

表1—1 关于“林畔之变”双方的记载差异

差异之一 差异之二 差异之三
《光海君日记》 渡江后金军人数为数千骑 毛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中仅以身免,毛之下人皆延颈就戮 朝鲜边臣来不及通报毛文龙,地方官员仓促应对,狼狈逃命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渡江后金军人数为二万余骑 毛文龙率部拒敌,一日七战,胜败相当 朝鲜边臣惧虏移怨,以毛之情形通于后金,却不肯向毛告知“虏”情,并派人为后金军引路来攻林畔

笔者以为:关于差异之一,《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持的后金军渡江人数为二万余骑的说法,似有夸大之嫌,其时后金兵力尚有限,且毛文龙同样实力较弱,后金很难也犯不上一次即派出二万余军队来突袭毛文龙麾下的一群“乌合之众”,然而《光海君日记》所持的“数千骑”之说又是否可信呢?后金一方的文献《满文老档》则对此次出兵的数目载之甚明,“共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人,击败居于朝鲜之汉人毛文龙”。至于差异之二亦不难看出《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的记载有毛文龙掩饰军事失利之企图,但《光海君日记》所言的毛兵主帅脱逃,士兵延颈就戮等狼狈之象似乎亦有所夸张。而差异之三则是应该重点论及的一个问题,朝鲜边臣到底有没有导引后金军引来袭,笔者于朝鲜王朝官修文献《承政院日记》中发现了一封延平府院君李贵上仁祖国王的札子,应该可以证实《光海君日记》的相关记载严重失实,其文曰:

……顷年林畔之变,我国边臣诱贼而来,其意不在于我国,故不杀东人(朝鲜人——引者),而便即渡江。

上引资料虽是“林畔之变”发生四年之后的追述,但李贵作为仁祖时期朝鲜的元老重臣,断不至于在上国王的札子中信口雌黄,因此其可信度较高。而且毛文龙率领数十万辽人寄居朝鲜,致使朝鲜西路丽、汉杂处,久客累主,矛盾丛生,毛文龙本人亦是与朝鲜西路边臣摩擦不断,彼此恼恨。而且《承政院日记》中另有一条记载颇值得注意,在朝鲜仁祖国王李倧废掉光海君的当日,即

“下谕于都元帅韩浚谦诛平安监司朴烨、义州府尹郑遵于境上”

此二人为光海君时期朝鲜西路的重要边臣,同时也是毛文龙所痛恨的“林畔之变”引“虏”之人,他们的被杀似乎也验证了其“导虏”之罪。再加之后金军于此役只杀汉人,不杀朝鲜人,其中奥妙也颇值得玩味。故而笔者综合分析《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载录的毛文龙塘报与朝鲜《承政院日记》中收录的李贵的札子后认为:后金发动“林畔之变”之际,朝鲜边臣“导虏来袭”应是事实。

朝鲜边臣“导虏来袭”究竟是其个人行为还是有朝鲜最高决策层的授意,在此试做探讨。在“林畔之变”发生后的次年七月朝鲜国王光海君曾向明熹宗上奏辩诬曰:

又有华人蜚辞妄说,乃以引贼等事诋诬小邦地方员役,此则正堕伊贼(指后金——引者)奸套。已经申饬镇道等官,凡事俱禀毛、管二将,听候整理,如遇贼差,据义斥绝。

光海君不但撇清了自己,还极力为朝鲜边臣开脱罪责,认为这是一些汉人没有凭据的诬陷之辞,甚至指出这是后金方面施行的的离间之计。然而当天启三年“仁祖反正”光海君被迫退位后,朝鲜昭敬王妃等向明朝为仁祖请封的奏文中却数次提及光海君与“林畔之变”难脱干系。《明熹宗实录》记载曰:

礼部尚书林尧俞等言:……今据昭敬王妃之奏,深可异者宣川(林畔)之役,李珲(即光海君——引者)降奴引贼,不谓二心通奴可乎?宣川之警,潜寇猝袭,褊尘鏖死,生将几获,边吏引入,其迹莫掩,不惩其罪,犹奖其奸……贼退,涓尊以国汗,取媚乞怜,无所不至。

毛文龙为了促成仁祖李倧得到明朝之册封,亦于天启四年二月十五日上奏明熹宗曰:

(李珲)与虏通谋,奉书乞和,尊以国汗,深河之役,径泄师期,龙川之警,几获主将,则君臣之义灭矣。

关于光海君李珲对于明朝和后金持“两端外交”的立场,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当的共识。上引史料中的奏请者,虽各有私心,亦不能完全排除“成王败寇”局面下欲加之罪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光海君与“林畔之变”实在难脱干系,但至于说朝鲜边臣的导虏行为是出于光海君的事先授意,笔者广泛搜罗史料,仅见罗振玉先生自日本朝鲜史编修会所得的“朝鲜颂毛文龙碑”之“铭序”中载曰:

“奴酋惮之,阴使人抵义州府尹郑遵,谋杀公(指毛文龙——引者)。遵密告于废王,王许之。”

是为孤证。故而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该问题仍尚难定论。

“林畔之变”过后,毛文龙仍然不肯避入海岛,收拾残兵欲进驻平壤。对此朝鲜方面坚决反对,认为平壤乃通衢大镇,耳目极多,“不出数日,虏必知之。若以铁骑不意冲突,则毛将难免大祸”。实际上平壤距离朝鲜王京较近,一旦后金军再次对毛文龙部有所行动,则势必长驱直入至朝鲜内地甚至于京畿地区,朝鲜断不会答应毛文龙进驻平壤的要求,毛文龙无奈于天启二年冬率领辽人进入皮岛。

2.粮豆贸易问题

在毛、鲜双方的经济层面交涉中,粮豆换贸问题无疑是重中之重。对此问题前人已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仍有一些关键环节被遗漏,尚需进一步考实。如毛文龙部所需的粮豆是“专责于鲜国”,还是亦有其他来源;朝鲜向毛文龙部提供的粮豆是无偿赠与,还是贸易交换;其用于交换的物品及交换方式如何,是否为等价交换;朝鲜方面为何对粮豆换贸一事深恶痛绝等。

早在天启二年十一月光海君就曾上奏明熹宗曰:“小邦地硗米少,不能专饷天兵,恐有脱巾之患。乞依万历东征例,发山东粮米趁时舡运。”明熹宗同意所请。据毛文龙自称:“六七年来只受国家银一百五万两,米九十余万石。”前辈学者孟昭信先生在其论著中亦统计出自天启二年至七年,明朝共计运至东江米豆杂粮934577石。而当毛文龙被斩后,朝鲜方面统计得出其历年运至毛文龙处的米谷总数仅为268700余石。另据清人汪汝淳于《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载曰:

饷自朝鲜易主后,月助饷万石,天津岁三运,登莱岁二运,合船三百艘,每船可运米四五百石,则通岁共运米十余万,折色数万不等。

由此不难辨明,毛文龙部所需的粮豆并非是“专责于鲜国”,而相当部分是由登州、天津等地海运至东江诸岛的,此外东江军还于诸岛及朝鲜沿海一带屯田自产,故而笔者在前文已指出《光海君日记》中所载的“岛粮则专责我国”一句不符合史实。

朝鲜向毛文龙部所提供的粮豆除少部分为无偿赠与外,绝大部分还是通过贸易交换的。朝鲜的确曾多次无偿赠与毛文龙部粮米,但每次数量都不大,通常仅为几百石。而多达数十万石的粮豆则是通过白银、布匹、丝缎及其他杂货交换而来的,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载:

顷者解到银一万两,已将三千五百五十两给赏前功,余尽付差官李华先赍往朝鲜买米,接济兵众。

上年十月冰结断运,迄今已逾八月,津运颗粒未到。幸得去冬所存之货,换买丽粮十万余石,分给糊口。

此外《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等韩国史料亦多处记载粮豆贸易情况,在此略引之,其文曰:

辛酉,平安监司驰启,毛将送银子一万两换米,自本道计无所出,请令庙堂善处事。

十月癸酉,毛都督发银求买黄豆一万硕,接伴使李尚吉驰启以闻。

毛将到义州出银布等物,请贸种谷,又请小米一千石,黄豆三百石,以赈归顺辽民。

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确是通过贸易交换的方式从朝鲜获取粮豆的,并非是无偿征索。可是朝鲜却对与毛文龙部的粮豆贸易深恶痛绝,究其缘由,笔者以为其应有以下四个层面的因素。

首先,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多山地,可耕地不多又地力贫瘠,若遇年成失稔,粮食自给尚成问题,根本无力独自供应数十万辽民的口粮。恰如天启六年仁祖李倧上奏明熹宗奏文中所云:

顾以小邦封疆褊小,土瘠民贫,兵兴数载,外内骚动,四民失业,毛镇统兵民男妇数十万口,其明则支给,固已不资,即种种取资,动以贸迁为名……而藐尔之地,生谷有限,内以供本国之军饷,外以济毛兵之待哺,一人所耕,百人食之,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

明朝虽然从登州、天津等地海运粮米至东江,但运粮的数量却是以东江军镇军兵数额多少为标准的,而实际上东江诸岛寄居的辽人之数量远超“辽军”之数;更何况海运风涛难测,经常会有运粮船舶遭风败没于海底;再加之登、津等地还时常截留东江粮饷,因此东江镇所需粮米缺口很大。为了弥补这个缺口,毛文龙部除于各岛屯田自产外,很大程度上要仰藉与朝鲜的粮豆贸易。而毛文龙在鲜的八年,朝鲜尚未从“壬辰倭乱”及“丁酉再乱”中得到完全恢复,而后金又勃兴于其西侧,虎视眈眈终致发生“丁卯胡乱”;加之连年失稔,粮食尚难于自给,又岂会欣然应许与毛文龙部之间的贸易?

其次,朝鲜商品经济远不如明朝发达,国弱民贫,毛文龙部交易粮豆所使用的白银、布匹、丝缎等物,对于温饱尚成问题的朝鲜民众来说,均是华而不实的无用之物。朝鲜备边司遂建议仁祖国王致帖于毛文龙曰:

……乃若物货,本为有无相资之计,而本国地瘠民贫,不尚华饰,适增民间之疾怨,蓋非所求而强与者,不可以为德也。勉强而行,势且难久,则他日争斗之端,未必不由于此。

仁祖国王亦在上奏明熹宗的奏文中言曰:

“然其所用贸迁,皆难得之货,小邦谣俗所不须者”,“设令积货如山,奈无粟何”?其之无奈可见一斑。

再次,若是明朝海运粮米不继,毛文龙就唯有要求朝鲜贸易以解其急。朝鲜方面如因自顾不暇而不许其贸易,毛文龙部则不惜强行“贸易”,如同劫掠。据朝鲜方面史料载曰:

管饷使郑斗源驰启曰:

都督差官要换军粮于江边一带……所率兵马无一升粮,管饷及守令不肯给粮,则将欲扰害地方云云。本道些少之谷……人心物力,已极溃竭。加以归顺假鞑,万千为群,抢掠民生,甚至田畴付种之谷,尽掘而食之。以此百姓流离,一望萧然。

管饷使成俊耈驰启曰:

都督招臣于甲严曰:“奴贼已向广宁,今方渡江蹑后,昌城米太四千石须急急运送军前”。臣牢拒不许,则其所答,至有不可道之语。故不得已以昌城米二百石,太一百石出给。昌、义军饷,几尽被夺,罔知所措。

毛文龙部甚至还采取威胁、侮辱的手段逼迫朝鲜方面许其“贸易”:

督府差官王万才所持物货,该银几至万两价……臣(指朝鲜行副司直权帖——引者)据理辞之,万才发怒,抛积官舍而去……逮至经冬之后,万才率都督有权族人毛有华称名人,驰到营下,借重威胁之状,不一而足。臣以公私赤立,民方菜食……抵死拒绝,则怒气勃勃,攘臂跳踯……触事生怒,鞭扑狼藉。

接伴使尹毅立请督运兵粮,以救都督之急……都督送手帖于尹毅立曰,手下军兵四千余名,尽到衙门,击鼓索粮。若过数日,必至饿死。将遣散尔国,任意讨食云。毅立以闻,乃命平安道监司李尚吉、管饷使南以雄催运粮舡。

因此,朝鲜方面必然会对毛文龙的此般“无赖”行为反感至极。

最后,双方的粮豆贸易还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的现象,使得朝鲜朝廷和民间遭受了相当的经济损失。据《朝鲜王朝实录》载曰:

且彼之讨粮,专以贸易为名,故其恒言曰“只饮朝鲜水”,以此上欺天子,下诬本国,今年……所给之数,已至十四万。而其中七万余石,即是原价之外,此后责出者又不知其几万石。而天朝不以为多,本国无以为辞者,皆以贸易二字为彼口实故也。

毛文龙部以较低的价格从朝鲜交换粮豆,而且是打着贸易的旗号,还上奏明朝说不曾扰害责求属国,这便严重损害了朝鲜的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至于其不等价交换的程度,《承政院日记》载曰:

毛派遣差官于关西列邑(贸米)……两西民力殚竭,以至十分地头……私贸一开,则仍成年例,必为无穷后患。而差官辈投其物货于守宰,勒价过甚,青布一疋多至(米)七八斗,以此尤不能支吾,目前难堪之状,有不忍言。

据朝鲜开城府留守尹义立报告仁祖国王说,青布一疋折价五斗米较为适中,而毛之差官却勒价至一疋达七八斗之多。可见,双方粮豆贸易中因不等价交换致使朝鲜方面遭受了相当的经济损失。

此外,在双方粮豆贸易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即研究者通常只是关注到毛文龙部向朝鲜买米,殊不知毛文龙部还曾有过向朝鲜卖米之举动。《承政院日记》如是载曰:

上曰:“岛中多有粮饷云,所储几何云耶”?(特进官)曰:“前则所储甚多,自闻登州路阻之报,米价极高。李景稷力言西边饥馑之状而欲为贸米,都督不许,其后管饷使入往,然后始许三千石换贸”。

自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其粮饷就罕有充裕之时。而在朝鲜西路粮荒大炽之际,毛文龙尚能将其储粮卖给朝鲜方面救急,此事不应长久湮没于史籍之中而不得阐发。

二、“后毛文龙时代”朝鲜与东江镇交涉略考

明崇祯二年(1629)五月袁崇焕于双岛斩杀了毛文龙,从此东江镇进入了“后毛文龙时代”并一直存在至崇祯十年清军攻陷皮岛为止。其间陈继盛、刘兴治、黄龙、沈世魁先后担任东江镇主帅,且与朝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只是由于其存世史料远不如毛文龙主镇时期丰富,所以学术界对此时段的双方交涉关注并不多。然而它亦是明末清初史事的一环,不应被长久忽视,因此笔者广泛发覆史料,以期对此问题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1.陈继盛主镇时期与朝鲜的短暂交涉

毛文龙被杀后,袁崇焕“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副总兵毛承禄、中军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总兵陈继盛各领之;东江诸务,属继盛暂领之”。不久,又将四协合为东西两协,由陈继盛、刘兴祚领之。陈继盛虽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其对东江镇的控制力则远不如毛文龙。据朝鲜史料记载:“继盛性本善良,且其女为文龙之妾,故畏缩不敢自擅。刘海(刘兴祚)乘时恣横,岛中威权,皆归于海”。刘兴祚在后金第一次征讨朝鲜的“丁卯之役”中曾作为后金的谈判代表对促成金、鲜双方约和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当其掌控岛中时自谓有德于朝鲜,“望报太过,每有不满之色”。但不久刘兴祚即被召至辽西,陈继盛在岛中的地位则稍稍得到强化。

陈继盛主镇不足一年便被刘兴祚之弟刘兴治所杀,因此其与朝鲜的直接交涉并不多。然而崇祯三年的“截袭胡差”事件,尽管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但笔者揣测此事件极有可能引发了东江与朝鲜两方小规模的直接武装冲突。毛文龙在鲜八年,双方虽猜忌颇深,但事态也从未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据《朝鲜王朝实录》载曰:

三月丙戌,胡差仲男到顺安,将欲上京。副总陈继盛招我国舌官辟人言曰“胡人方在安州云,吾欲与尔国协力擒杀之,仍修义州城池以为关防,使傧臣启禀”云。接伴使李硕达以此驰启,上与庙堂诸臣议之。诸臣皆曰:“陈继盛密语舌官,虽非真实之言,然或不无此患。宜令兵使柳斐预探动兵之举,即驱胡人避入内地”。上从之。

陈继盛欲截杀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者,如若得手,必将严重损害后金与朝鲜的关系,甚至不排除后金再度兴“问罪”之师来讨伐朝鲜,因此朝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义州府尹李时英力劝后金使者避向朔州,致使陈继盛部下刘兴治堵截无果。故而刘兴治恼恨朝鲜方面帮助后金使者脱逃,“遂缚府尹乱捶之”,《朝鲜王朝实录》载曰:

“又见我人之奔走者,以为请兵于胡差。(故)再入城中,打破府库,乱射人民,府尹亦为矢所中。”

而《承政院日记》的记载则更为怪异,其文曰:

义州城中府尹以下,皆为逢箭,几至死域,而至于城中男妇,无不被伤……府尹李时英累度中箭,又被栈子之酷刑,两胫几至折伤,此外龙川前节制使池汝海逢四箭,臂又刃伤,竝皆命在晷刻。判官白光宗以下将官无不中箭,满城居民亦且酷被锋镝,疮痍狼藉,惨不忍见。

细读这段记载,不禁使人感到诧异。刘兴治已经如此之“妄为”,义州全城军民难道就任其所为,丝毫不采取反抗措施吗?因明朝史料对此次事件缺载,故而笔者依常理推测,朝鲜方面的记载恐难完全采信,朝鲜史官在记载此事时可能有所取舍。义州军民绝不至于这般延颈受戮,而必是有所反击,以致事态进一步被激化最终发展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事件发生后,朝鲜方面将引发冲突的责任完全推给东江一方,并要求陈继盛严格约束东江军兵,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然而时隔不久,陈继盛即被刘兴治所杀,此事亦不了了之,但此次冲突却为朝鲜方面与刘兴治的彼此交恶种下了业根。

2.朝鲜讨伐刘兴治之役再检讨

崇祯三年明朝重提皮岛撤镇之议,然而岛兵却多不愿撤离,岛中军心再度不稳。而此时又传出了刘兴祚并未战死而是降于后金的消息,故而陈继盛对刘兴治兄弟疑心大起。刘兴治兄弟遂趁岛中军心混乱之机抢先下手,以祭奠其兄刘兴祚为幌子,一举将陈继盛及其亲信部将擒杀,进而掌握了岛中实权。朝鲜方面因“王人见杀”,故派遣水陆大军讨伐刘兴治。

朝鲜此次讨伐刘兴治之役,出师仓促、军备不足,国内还不乏反对的声音;勉强出征后,又得知刘兴治已经率领岛中精锐离岛且不知其确切去向,如此朝鲜水陆军空等数月却无敌可战,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明朝派员招抚了刘兴治部“叛军”,朝鲜无由再战,只好狼狈撤军。陈昱良在其《明人刘兴治与朝鲜关系初探》一文中业已对此役的过程及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笔者无意于重复其研究,仅就朝鲜发动此役的缘由及此役过后的影响等层面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于陈文的见解。

依笔者看来朝鲜之所以发动此役,解除其现实的安全威胁应是主因;而作为属国助“天朝”征讨叛军,表明其二百余年来至诚事大的恭顺之意,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也应是朝鲜发动此役的重要原因。

前文已经论及朝鲜方面与刘兴治在兵变前即已交恶,彼此猜疑,难有互信。当刘兴治发动兵变的消息传至朝鲜庙堂,朝鲜君臣惊愕不已,认为刘兴治必要东抢而逞凶于朝鲜。平安监司金时让报告曰:

兴治非不欲即投胡中,而兴治所恃而作乱者降鞑,而降鞑皆得罪彼处,偸命而来,必不肯更入其地。故兴治北走之计,必以此迟延矣。天朝兵力不足,不能讨除兴治,则置之度外而已……不过四五日,兴治不北走,则东侵,事在不疑。

金时让认为岛中降鞑未必愿意随同刘兴治投降后金,因此更加倾向于刘兴治会东侵朝鲜。此外金时让还报告曰:

通事尹孝勇自岛中持伴臣状启,出来状启时,兴治取见草本,正书后又为取见,方许出送,启辞中皆是不得自由之言……(尹孝勇)且言(兴治)欲竝害伴臣一行,刘兴基以为吾等举事粮资皆倚朝鲜,鲜人不可轻易下手,兴治从之,而兴治深恶朝鲜,毕竟必遭其祸云。

金时让的状启无疑加重了朝鲜方面对刘兴治东抢的担忧,备局认为:

岛中之事,以形迹观之,则逆节昭著;以事势论之,则后患无穷。而与虏相结之后,则势难下手,故及其羽翼未成,急击勿失,可以声大义而绝后患。

仁祖君臣通过对时局的观察,过高的估计了刘兴治东抢朝鲜的危险性,认为近在塌下的刘兴治“叛军”是朝鲜严重的安全威胁,且一旦刘兴治与后金联合,朝鲜将后患无穷,因此仁祖更加坚定了讨伐刘兴治的决心。

促使朝鲜发动此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欲表明其二百余年来对明朝至诚事大的恭顺之意,从而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自后金兴起以后,明朝丧军失地,朝鲜作为明朝的属国与明朝“义则君臣,恩则父子”,无奈国小力弱,不足以助明朝袭灭后金;又配合毛文龙前后八年,虽曰牵制,亦不能恢复辽东之寸土,这无疑是仁祖国王及“亲明派”大臣的痛心之处。如兵变的前一年冬,清太宗皇太极率八旗劲旅进攻北京,“奴贼犯阙”,君父被围,仁祖曾慨叹曰:“我国若少有兵力,则往覆虏巢,此正其时。”其之无奈可见一斑。

刘兴治悍然戗杀主帅,且与后金私通有迹,正可谓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更何况朝鲜为二百余年的恭顺属国?加之刘兴治实力远逊于后金,且其通过兵变上台,岛中人心未必服之,朝鲜若趁其羽翼未丰之时果断出击,必将是报答明朝恩情的奇功一件。恰如仁祖所言:

我国以礼义之邦,力不足以辅中国,誓灭此贼,少答皇恩,是予之志。

仁祖国王的此番言论绝非是冠冕堂皇的空话,他曾对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正、副帅李曙、郑忠信言道:“兵凶器,战危事,予岂快于心而为哉?”战争是最具有风险性的政治行为,仁祖对此亦了然于胸。但他依然力主替明朝剿灭刘兴治,可见其对明朝之一片赤诚之心。

至于此役过后的影响,陈昱良认为明朝招抚刘兴治,并委以其合法“岛主”的职位,使朝鲜陷入尴尬的境地;又刘兴治因恼恨朝鲜出兵讨伐他而纵容部下肆意劫掠朝鲜,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朝鲜与明朝关系的恶化,“逼迫原本亲明、愿意为东江镇提供援助的朝鲜逐渐倒向后金”,“在‘事大’外交的原则下,朝鲜被迫疏远明朝,屈服于后金”,朝鲜的“小中华”意识也从而得以强化。

笔者钦佩陈文中阐发理论之精深,但参诸史实,又隐约以为其理论亦不无有待商榷之处。朝鲜固然不满于明朝招抚刘兴治,但也并非是完全不理解明朝的苦衷。当刘兴治戗杀陈继盛等据岛以叛的消息传到明廷,明朝已无力劳师远征、渡海平叛,因此兵部建议:

彼中精锐尽在此协,而兵船商舶又尽为所拘夺,此不南走登,西扣关,则纵横诸岛中,据为扶馀自王,是逆奴之外又生一敌国矣。为目前防御之计,当令总兵张可大速回登州严兵以待,龙武三营驻防觉华岛,速檄副将周文郁、刘应龙前往彼中相机招戢。

招抚刘兴治对明朝而言是无奈之举,一些主张招抚的大臣甚至希冀以此感化刘兴治使其能够“将功赎罪”。朝鲜对此情况也是了然于胸的,虽心有不满,但决不至于因此便疏远有厚恩与己的君父之国。另外刘兴治仅是一个个例,朝鲜即使对他恨之入骨,也不能由此即认为朝鲜移恨于整个明朝!笔者以为,尽管明朝招抚刘兴治一事对明鲜关系有消极影响,但是不主张将其消极影响人为地放大。

3.朝鲜配合东江镇及各部明军截击孔、耿叛军

崇祯四年,明朝派遣黄龙担任东江镇总兵官一职,刘兴治对此大为不满,再度叛明,并欲降于后金。但是其举动并未得到东江镇其他将领的一致支持,东江旧将张焘、沈世魁乘夜袭杀了刘兴治。刘兴治死后,黄龙“一袭毛文龙故套,且有贪墨之行,岛中无不唾骂之”,终于再度激发兵变,岛兵绑缚黄龙,瓜分了府库银货五万余两。朝鲜前度有讨刘兴治之义举,今番自然不能坐观,故以断绝岛粮供应相威胁,帮助黄龙平息了兵变。不久又恰逢孔有德、耿仲明乱起登莱,黄龙声称征剿孔、耿叛军率部分岛兵进驻旅顺口,沈世魁则留守岛中成为新“岛主”。

孔有德、耿仲明二人本为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被杀后,二人及所部被登莱巡抚孙元化招致麾下,“教以火器,试图将其变成精锐部队”。崇祯四年,后金军围攻大凌河城,孙元化派遣孔有德前去增援大凌河城,然孔军行至吴桥,天降大雪、粮饷断绝,孔有德极为不满,调转马头杀回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打开东门,崇祯五年正月,孔、耿叛军攻陷登州。海岛上的东江镇旧部如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毛文龙之继子)等听闻孔耿之乱后,亦率部前至登州响应,叛军势力达到极盛。明朝至此方意识到事态之严重,放弃招抚之策,部署周边各军全力围剿叛军,东江镇及朝鲜军队亦在联络之列。

孔、耿叛军抵挡不住各路明军的攻势,遂于崇祯六年二月十三日逃离登州,入海北走,大有投降后金之迹象,但也不无北抢朝鲜之患。朝鲜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又加之有明朝的授意,因此联络东江,合力阻击孔、耿叛军。

崇祯五年四月,沈世魁致揭帖向朝鲜方面通报了孔、耿发动“登莱事变”及明朝剿叛的情形。同年十月黄龙亦通报朝鲜曰:“西征振旅,岛兵蹙其东,大兵迫其西,畔(叛)逆已穷,即成擒矣。”可见其时叛军在明朝各路军队的追剿下,形势极为被动,尚未对朝鲜构成威胁。然而次年三月,叛军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仍做困兽之斗,而且逼近朝鲜近岸。沈世魁再次向朝鲜通报曰:

登州叛将孔有德、耿仲明被我大兵攻围,死亡居半,馀贼夺舡逃至旅顺,或恐奔投丽岸。加意防守,如有辽舡到彼,不容上岸。

至此,朝鲜方面也意识到了孔、耿叛军穷寇奔突,已对朝鲜形成了较大的安全威胁。因此备局向仁祖国王建议及时出兵剿灭这支叛军:

(备局启曰)登贼之东来,是固我国之所常忧者,而今果然矣。贼之停泊于獐子西近岸之地者,似是与虏相通之计。当及与虏未合之前,登时剿灭,除深患于本国,声大义于天下。而关西兵力,足以办此,元帅且在其处,宜与副帅及本道监兵使讲究进剿之策。以此下谕于都副元帅及平安监兵使处为当。上从之。

由此可见,朝鲜此次截击孔、耿叛军与前次讨伐刘兴治之役的原因极为相似,既是为了解除自身之安全威胁,又可以声大义于中国。所不同的是“讨刘”之役事先并未征得明朝之同意,而此次截击孔、耿叛军则是得到了明朝的授意。崇祯六年四月,明朝都督吴安邦、周文郁两将领移咨于朝鲜,要求朝鲜协力助剿,并严禁边臣粜卖物资于叛军。

朝鲜于此次截击孔、耿叛军之役主要有三项贡献:

其一,朝鲜直接出兵配合明军围剿叛军。据《边事小记》载曰:

十三日,合兵进攻蔴坨。朝鲜官兵列营于陆,舟师环攻于水。蚤晚两战,伤贼无算……十五日,余令鲜将林庆业等勒兵在岸,以该国所助鸟枪手三百分贴各船。与各镇将商榷,必于是日擒执渠凶。

周文郁曾专门致书仁祖褒扬朝鲜将领林庆业“忠义格天,临敌奋扬”。朝鲜大臣亦曾向仁祖国王报告:“上年春,天朝水兵与孔、耿贼相持于千家庄也,我国发兵助战,其时天朝将官所共目见……我国忠义大节,可以有辞于天下者也。”而从后金方面的反应观之亦可以得出朝鲜此役功绩不小,后金天聪七年(1633)清太宗皇太极致书仁祖国王,历数朝鲜“十宗罪”,其中有两宗罪是关于朝鲜助明围剿孔、耿。其书略曰:

孔有德、耿仲明航海归我,尔国截战二次,六也。孔有德、耿仲明来后,留我兵守船,尔国复攻击一次,似此攻击,岂非构兵?七也。

笔者以为,清太宗指责朝鲜两次截击孔、耿并不冤枉,至于说朝鲜在孔、耿投降后金后又攻击后金守船士兵一次,则应该不是朝鲜的本意。实际上朝鲜自“丁卯之乱”金鲜约和以后,自知远非后金的敌手,便坚定对后金奉行“羁縻”之策,因此不会贸然先向后金发起挑衅。仁祖国王曾对此向清太宗解释曰:

续得边臣所报,二叛已归沈阳,独贵国将帅,仍在船所,颇有乏粮之患,即令边臣发粟接济……当登州叛党出獐子岛时,敝邦把守沿海地方,又发舟师数只,同明将计欲截杀于江中。及闻孔、耿果归贵国,水陆兵并令罢还。陆兵闻命即罢,独水兵随明将仍在后队。明主诘其由,报称孔、耿虽归,舟楫尚在,其再来不难,海路之备,未宜遽罢。且被明将逼胁,进退不得自由。孤深以贵国见责为虑,业已再申罢还之令。

以上虽是仁祖国王向皇太极的辩解之辞,后金方面也未完全采信。但笔者认为仁祖此言并非完全是推脱责任,倘若没有明军的“裹挟”,朝鲜断不敢直接进攻后金守船士兵。后金方面之所以不完全相信仁祖的解释,那是因为双方虽表面上互称“兄弟之国”,但是私下里仍然视对方为敌国,原本就严重缺乏互信的结果。

其二,朝鲜向东江镇明军提供粮饷、军需物资补充,保存了东江镇军兵的战斗力。东江镇的粮饷、军需物资相当部分依赖于自登州、天津等地海运,自孔、耿乱起登州以后,海上交通大受影响,东江日渐困顿,唯有取资于朝鲜。崇祯五年黄龙率岛中精锐赴旅顺口截击叛军,临行前黄龙与沈世魁分别致揭帖于仁祖国王请求接济,可见岛中确已困顿不堪,而一旦东江镇因后勤供应不济而瓦解则不利于阻截孔、耿叛军的大局,因此朝鲜的援助就显得格外重要。

崇祯六年,沈世魁派遣差官向朝鲜“请得粮饷及战舡、枪手、鸟铳”。朝鲜“令饷臣将宣铁所储及海边各邑军粮参半运送”,“又将鸟铳一百柄以送之”,但战舡、枪手两项朝鲜自顾不及,婉拒之。朝鲜虽不能满足东江镇的所有需求,但东江镇若是没有朝鲜的援助,恐怕又不知要生出几场变乱,即使有幸不自行瓦解,也很难再有战斗力参与阻截孔、耿叛军。

其三,朝鲜顶住后金方面的压力拒不支援叛军物资,使得叛军困顿海上,狼狈不堪。孔、耿叛军自登州入海后,一路上遭到明军及朝鲜军队截杀,又无可靠的后勤保障,故计欲投降后金。由于叛军携有后金军队最为欠缺的舟师和红夷大砲,皇太极自然对其欢迎备至。只是后金虽派“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贝勒,各率兵往迎”,但对于孔、耿的现实困境却鞭长莫及,因此便要求“兄弟之国”朝鲜向孔、耿提供物资补给。天聪七年四月皇太极致书仁祖国王曰:

前者山东来降官员,乃朕已得之人,后皆叛逃入岛,彼时贵国给粮接济。今仰赖天佑,伊等复携船百艘,兵二万来归,其协济粮饷,似宜仍仰资于贵国也。若附明则予,归朕则否,恐非兄弟之道!贵国务敦邻好,相为助给。特此致书,余令去臣英俄尔岱口陈。

皇太极此书虽表面客气,实际上不无威胁之意。朝鲜方面顶住了后金的压力,以孔、耿为毛文龙故将与朝鲜有仇为借口,婉拒了后金的要求,并将此事通报给了黄龙。据《朝鲜王朝实录》载曰:

(朝鲜勾管所官员言于后金使臣曰)所谓毛兵,无乃孔、耿两贼耶?此是天朝叛将,我国仇贼,方严兵待变,宁有给饷之理。

朝鲜官员还出于“善意”告诫后金使臣,孔、耿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势穷投金,后金应加意提防之。总之,任凭后金使者英俄尔岱如何威逼,朝鲜顶住压力执意不肯为孔、耿叛军提供物资补给。

4.朝鲜“协助”清军攻陷皮岛

崇祯六年八月,“孔有德等导虏兵潛袭旅顺,杀都督黄龙”。东江镇镇主战殁军心再度不稳,为尽快稳定局势,明朝于同年九月“命沈世魁为总兵,固守皮岛”,并檄谕朝鲜配合沈世魁继续合力抵抗后金。然而在朝鲜君臣眼中,沈世魁与毛文龙实为一丘之貉,无益于牵制后金而只会扰害朝鲜。接伴使韩明勗向仁祖国王报告曰:

“(沈世魁)本辽东商贾,状貌狞恶,言语凶悖,加以目不知书……兵不过五千,而称以万余,瞒报朝廷。以顷日焚舟之事,自为己功”。

时后金使者商人往来朝鲜不绝,沈世魁致书于仁祖曰:

国家设镇岛中,所以控制虏夷。而迩来贵国不能绝虏,清北、安定之间,虏差往来如织,本镇与清北地方相去几何,伺虏所向,轻骑以袭之,杀一虏亦国家之仇也。若使奴往来而不禁,与边臣之职分谓何!万一朝廷下咫尺之书,责其不能制虏,而反纵虏,则罪其能逭乎?私计之,贵国之与虏,既难绝之;本镇之与虏,实难容之。况平壤以西,在在岛人畜牧,而虏出入若无人,我岂坐视焉。望贵国谕彼,或从昌城、满浦别取路径,使人踪马迹与本镇渺不相接,则本镇亦得以申朝廷之威令矣。

沈世魁此书表面上看处处是替朝鲜考量,表明其不想为朝鲜招惹麻烦,但也希望朝鲜方面体谅他的难处。然而在朝鲜君臣看来此乃沈世魁的“自为之道”,也使得朝鲜君臣更为坚信屡经变乱的东江镇至此已无掣肘后金的实力。

清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御驾亲征朝鲜,仁祖国王在被困南汉山城四十余日、粮尽援绝的窘境下,被迫于次年正月出城降清,并与清朝签订“丁丑约条”,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属国。皇太极班师回国前,特意敕谕仁祖派兵从征皮岛,其文曰:

朕若征明朝,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刻期会处,不得有误。朕今回兵,攻取椵岛,尔可发船五十只,各兵枪砲弓箭,俱宜自备。

朝鲜新经兵火,虽满心不愿助征椵岛(皮岛),但迫于清朝的威势,亦不得不部署残军、命将从征。岛上皆是天朝子民,朝鲜何忍征之?朝鲜平安监司南铣言于仁祖曰:“清人方欲袭椵岛,助兵则固出于不得已,而使岛中不知有此举,诚所不忍。臣闻本道沿海居人多有与岛人相识者云,或令流传于岛中如何”?,仁祖答曰:“随便通报则大善,而事或洩漏,祸且不测,然亦安忍不通也。”于此,朝鲜君臣之矛盾心态可见一斑。

崇祯十年四月,清军裹挟朝鲜军队攻陷皮岛,“都督沈世魁不屈而死,军兵死者万余人”。关于皮岛之役中朝鲜军队的表现,在此有必要进行一番考实。

从清朝方面的文献记载看,此役朝鲜军队似乎颇有战功。《清史稿》载曰:“(崇德二年)五月,以朝鲜兵船助征皮岛功,赐倧银币、马匹”。

《清太宗实录》亦载道:

赏朝鲜国总兵林庆业彩缎、貂裘、鞍马、银两,以其从征皮岛有功也。是日,赐宴于礼部,遣还。并令赍颁敕谕一道及白金千两,绸缎百疋,马二匹,以赐其国王李倧。敕曰:宽温仁圣皇帝敕谕朝鲜国王李倧,近者岛孽荡平……虽借诸臣之宣力,实赖藩服之摅诚,助朕兵船,用张挞伐,勋劳聿著,忠顺可嘉,宜颁恩锡,以励有邦……钦哉!故谕。

但考诸朝鲜方面的官方记载,朝鲜军队于此役虽被迫参战,但进攻天朝兵民终究心怀不忍,处处消极怠战。攻岛之时,据问安使南斗瞻曰:“我兵初不下舡,而清人颇以此为言,故不得已下船以解其疑矣。”而且交战时朝鲜一艘战船甚至避战逃走,后来还因此引发了清鲜间的外交纠纷。《朝鲜王朝实录》亦载有清朝曾派遣龙骨大(即英俄尔岱)、范文程等至沈阳世子馆指摘朝鲜有“十二罪状”,其十一曰:

“椵岛之役,舟人之逃走者及汉舡之到铁山者潜自接济,终不捉送”。从清朝的指责中似乎亦可得出,此役朝鲜虽出舟师助战,但态度消极。故而右议政崔鸣吉向仁祖进言曰:“椵岛失守,极可惊惨。但我兵不与云,此其幸甚。”

笔者认为,崔鸣吉的上述言论似难完全采信。朝鲜军队尽管消极怠战,但迫于清军的威势,不会毫无动作,《朝鲜王朝实录》的撰者在记述此役时可能亦有所取舍。笔者从《承政院日记》(其记载较《朝鲜王朝实录》更为原始)发现了一条记载,其文曰:

上曰:“见平安监司状启,则我兵亦参(其)掳掠,兵使状启,则不言我兵掠财,未知何说是乎”?(南)斗瞻曰:“入岛之初,我兵终不下船矣,厥后清人,颇以此为疑,故不得已,暂掠其米斗、青布、曲子等若干物,以解其疑,而别无大段事云矣”。上曰:“然则我兵参掠之说,是矣。”

另据其时朝鲜的私家撰述《阳九记事》记载曰:

“而(清军)陷岛之谋,专出于(林)庆业,及入岛,我国之兵杀掠汉人甚于虏兵”,乃至于“方战杀时,汉人呼骂曰‘天朝于朝鲜有何仇乎?’”

皮岛被攻破前所储财物甚多,台湾学者刘家驹先生认为朝鲜士兵迫于清军的威势再加之对岛中财物的占有欲,因此《阳九记事》之记载基本可信。

笔者以为,朝鲜士兵于“皮岛一役”中消极避战者有之,杀掠岛中汉人者亦有之。而那些参与杀掠汉人的朝鲜士兵除了是迫于清军的威势及对岛中财物的垂涎外,还须知此役参战的朝鲜士兵多是征发于朝鲜的西路,而东江镇扰害朝鲜西路各道十余年,鲜人与辽人积怨亦深矣!另外,尤须提及的一点是,部分朝鲜士兵对汉人的杀掠行为并不是仁祖及亲明派大臣所乐意看到的。

“协助”清军进攻皮岛是朝鲜王朝与东江镇的最后一次交涉,东江镇因此而亡,但朝鲜出兵实属被逼无奈,且部分鲜军消极避战,不忍戕害“天朝”子民;清军撤走后,朝鲜又礼葬了东江镇末代镇主都督沈世魁及遇难岛兵,亦可见朝鲜之忠义!

三、朝鲜与东江镇“联盟”无果探因

如果按照明朝的意图,朝鲜应与东江镇形成紧密的联盟,在“东线”构建起抗击后金的“第二战场”,而且该战线即使不能深入后金腹地“直捣黄龙”,亦应起到在侧翼牵制后金从而配合“西线”主战场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朝鲜与东江镇从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联盟,在毛文龙主镇东江时期还尚能对后金有所牵制,而毛文龙被杀后,其牵制作用已微乎其微。皇太极称帝的当年清军再次挥师东进,一举压服朝鲜,并裹挟朝鲜舟师将东江镇彻底摧毁。

朝鲜和东江镇最终均败服于清朝,固然是因为其军事实力皆远逊于清朝,东江实为海外孤旅,朝鲜其时亦尚未从“壬辰倭乱”中得到完全恢复,又面临内外双重危机,国力甚为疲弱。同时也与明朝、朝鲜自身战略政策的失误有着莫大关联,在此因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故不做过多涉及。至于朝鲜与东江镇缘何无法建立起紧密的联盟最终反被清朝各个击破,则是本文将要着重探究的。

前辈学者们对此问题亦有所关注,且多是从东江军抗金无能、扰鲜有术,明朝的政策失误致使属国寒心等层面来论及。笔者赞同前辈学人的高见,但亦认为朝鲜与东江镇之所以无法建立起紧密的联盟尚有其他层面的原因。事实上朝鲜与东江镇自始至终均“貌合神离”,彼此猜疑、防范,互不信任。

1.朝鲜对东江镇的猜疑

朝鲜对东江镇的猜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朝鲜对东江军抗击后金的决心持怀疑态度,始终担心东江军“投虏”而逞凶于己;其次朝鲜对东江军的军事实力极不信任,因而对东江、朝鲜联盟对抗强大的后金明显缺乏信心。

朝鲜对毛文龙等东江将领本无好感,且认为东江士兵中不乏“剃头假鞑”,因此对东江军的抗金决心并不信任,一旦有风吹草动便会担心东江军降于后金而于己不利。“仁祖反正”之初为了表明其与废主光海君之顺逆有别,差“张晚为元帅,驻扎平壤,又以武将李适为之副,悉国中精锐以付之,进屯宁远(朝鲜地名),一听毛镇节制,以候协剿之期”。张晚言于毛文龙曰:“我殿下分付内,老爷若渡江,则当戮力同战……老爷若欲出战,则吾虽老不能督战,令将佐尽心助力。惟老爷分明说道师期,当进兵继援。”而毛文龙的反应则是“不复言及于战矣”。如此,朝鲜安能对东江镇抗“虏”的诚意持有信心?

天启六年,明朝的东江移镇之议引发毛文龙的不满,朝鲜因而担心毛文龙会叛明投“虏”。据《朝鲜王朝实录》载曰:

时毛镇中有士人倪汝听者密告于姜、王两诏使,极言毛将与虏交通,必叛中朝之事状。且毛将管下将官往来宣铁之间者亦多怨叛,故毛将颇有飞语。我国疑惧方深,适拦阻赵佑之说,撤兵移镇之举,皆涉殊常,故备局请送问安使兼察事机。

正当朝鲜君臣疑虑不安之时,倪汝听再度传来惊人的情报,其略曰:

毛帅已于本月初三日约大小将领,束牲载书,盟天誓地,假候阅二字加倍练兵,共发大乱……(其)谋叛无他,首因丽人进贡,谮疎毛帅,毛帅怒之。兼以武巡抚与毛帅仇雠,毛帅恶之。又各处上疏不止,毛帅益大不快,遂使诸将挑兵,先杀附近丽人,探其马匹弓矢器械,储粮蓄锐,直造王京,厮杀一场,令其降服,然后整顿诸备,攻败山东,到一处收一处,大事可图也。

这条毛文龙欲挟持诏使逞凶朝鲜的情报是从毛营内部传出的,其给朝鲜君臣带来的惊恐疑惧之深不难想象。领议政李元翼建议仁祖急速部署西路兵力,不惜与毛文龙一战,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虽然很快朝鲜方面即得知倪汝听之情报不实,但其对毛文龙投“虏”抢鲜的防备之心却不曾松懈。备边司认为毛文龙不得志于明朝,早晚必叛,“应变之策,宜急而不宜缓也”,仁祖国王亦认为“文龙与禽兽无异”,嘱咐边将郑忠信曰:“西路之事,非但胡也,毛将终必贻祸我国。其地将领,不可不预备以待(毛变)”。

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兵变频发,一些将领先后背明投金,朝鲜自然难对东江心怀信任。如刘兴治戗杀主将且通“虏”有迹,朝鲜一度掀起讨伐之役,即使是在明朝招抚刘兴治以后,朝鲜仍在西路留驻砲手防备之。

朝鲜方面对东江镇另一层面的不信任体现在东江镇军兵多是出身于辽东的矿徒、农民,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且其装备不但远逊于后金,甚至还不如朝鲜,因此朝鲜对东江军的战斗力持相当的怀疑态度。柳公亮自毛营还后言于仁祖曰:

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兵器只于杖头插铁,不比我国之精利矣。蓋都督为人,只是一慷慨人,自知与彼贼不相敌,万无出战之理,不过挟我国之势,为山海关之殿后耳。

另据都元帅张晚向仁祖报曰:

“(毛文龙)不务练兵一事,臣亦未晓其意也。鸟铳、刀枪等物,造之不难,柳柄小刀决无所用,而全不措置兵器,甚可怪矣”。

东江镇军兵不仅装备粗劣还不务练兵,故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东江军出击后金无异于羊入虎口。而当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兵变频发甚至不乏投降后金者,明朝又屡次削减东江兵额致使其实力更加弱小。崇祯七年,朝鲜听闻后金进攻明宣府等地,有传言道沈世魁“欲领兵出驻义州”,伺机从后方袭扰后金,而朝鲜方面则认为沈世魁“以孤军出陆屯驻,势必不敢,无乃故为声言者耶”,可见朝鲜已不再对与东江镇合力抗“虏”抱有幻想了。

2.东江镇对朝鲜的猜疑

现存史料对东江镇猜疑朝鲜的记载相对贫乏,但仍可从中窥探出东江镇对朝鲜同样猜疑颇深,恰如朝鲜特进官洪靌所言“渠(指毛文龙)之疑我国,甚于我之疑渠”。

毛文龙主镇东江时期,其对朝鲜的猜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毛文龙担心朝鲜边臣与后金勾结并引导金军来进攻东江。前文中着重考实的“林畔之变”即是其中一例,此外毛文龙还多次向明朝及朝鲜方面抱怨朝鲜边臣与后金勾结并图谋害他,如“丁卯之役”发生前夕,毛文龙曾两度向朝鲜通报边臣欲导虏来犯。另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载曰:

高丽更值多事,国王李倧素来忠顺,屹然不少动摇,卑职驻师其地,频年赖彼贾籴之殷。奈何逆臣韩明涟之子韩泽、韩润,郑遵之弟郑梅,欲报父兄之仇,降奴乞师,李适之党遍满国中,构变无时,卑职不得不为阴防而阳抚也。

其二:毛文龙主镇东江八年,其间欺瞒朝廷之事甚多,而朝鲜对此多又知晓,故而毛文龙对朝鲜向明朝告发其隐情不无担忧。如崇祯元年四月毛文龙言于鲜臣金起宗曰:“似闻国王将以俺之所失,欲奏天朝云,而语甚孟浪,吾不信也。”金起宗急忙辩白曰:“此言从何出乎!小邦粗识礼义,岂有此理。”笔者揣测,此言应是毛文龙的试探之辞,但也不无警告朝鲜的意味。

毛文龙之后的几位东江镇主将,也不乏猜疑朝鲜者。刘兴治自不必提,几乎与朝鲜兵戎相见,末代镇主沈世魁亦对朝鲜心存疑忌,据《朝鲜王朝实录》载道:“沈都督遣人于龙骨、凤凰等城驱逐我人之瞭望者,盖疑我也。”是时,后金使臣、商队频繁入境朝鲜,沈世魁亦因此对朝鲜心生疑虑。

余 论

自明天启元年毛文龙退驻朝鲜且于次年开镇东江至崇祯十年清军攻陷皮岛,东江镇存在的十七年的时间里与朝鲜王朝发生过诸多交涉,笔者已于前文中就双方交涉的一些模糊不清的史事进行了考实,并对以往学人的某些尚需商榷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现结合前文中的考述,就朝鲜与东江镇的交涉给予简短论析。

光海君在位时期,对明和后金奉行“两端外交”的政策力求自保,认为毛文龙终归会成为朝鲜的“祸根”,极度担忧后金以毛文龙为借口东抢朝鲜,对于毛文龙袭扰后金的举动亦持消极配合的态度,而“林畔之变”时朝鲜边臣“导虏来袭”,则有借后金之手除掉毛文龙的重大嫌疑,就连光海君本人对此似乎也难脱干系。亲明的“西人”势力拥立仁祖反正之初,朝鲜一度加大了对毛文龙部的援助力度,并在军事层面上亦给予东江镇一定支持;毛文龙出于结好朝鲜新君的考量,积极为仁祖国王向明朝请求封典,是为朝鲜与东江镇一次短暂的“蜜月期”。然而很快仁祖君臣即对东江镇的抗“虏”决心及其军事实力产生了深度地质疑,再加之毛文龙部军兵和流亡辽人严重扰害朝鲜西路,致使朝鲜民怨沸腾,主客关系日趋紧张,而毛文龙对此却无力制止甚至时而有意纵容之;毛文龙还动以“贸易”为幌子,向朝鲜征索无厌,朝鲜方面对东江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丁卯之变”时后金兵大举入侵,毛文龙率东江主力退岛自保,且向明朝构诬朝鲜,仁祖君臣亦不理睬毛文龙所建议的“坚壁清野”的拖延战术,而是最终同后金议和,双方在抵御后金入侵时各行其是,战略思想亦分歧严重,至此双方的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毛文龙被杀后明朝又不断削减东江兵额,东江镇变乱频仍,自相攻杀,甚至不乏投降后金者,实力更为弱小。而朝鲜方面对东江镇的猜疑却有增无减,一度兴起讨伐刘兴治之役。“丙子”一役,朝鲜被迫同清朝签订“城下之盟”从而成为清朝的属国,而东江镇则被清军彻底摧毁。可悲的是,东江镇曾经的盟友——朝鲜水军,亦被清军裹挟参与了“皮岛之战”。

朝鲜与东江镇的交涉是明清鼎革的产物,其初衷是欲组建一个共同抵御后金(清)的联盟,恰如台湾学者黄一农所言:“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来看,面对几无水军的后金,明军由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沿海诸岛屿所组成的‘海上长城’,很可以发挥‘进可攻,退可守’的积极作用。”如若再联络属国朝鲜互为犄角,合力抗“虏”,不但可以有力地牵制后金南下攻明,亦可以保全朝鲜不致沦为后金(清)的附庸。然而却事与愿违,双方自始至终也未能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联盟。

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双方的军事实力皆远逊于清朝,且与明朝、朝鲜战略政策的失误亦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朝鲜与东江镇始终“貌合神离”,彼此猜疑防范,互不信任;东江镇军兵抗金无能却扰鲜有术,使得双方矛盾激化才应是其联盟“无果”的主因。

但是笔者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最终朝鲜和东江镇均双双败服于清朝,但是双方的交涉亦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具体有着三方面的体现:其一,至少在毛文龙主镇东江的八年,双方的交涉对于牵制后金使其不能专意“西向”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的,不仅为西线“关宁锦”战场赢得了备战时间也分担了一部分的军事压力,客观上延缓了明王朝的灭亡。其二,“仁祖反正”毕竟是一场军事政变,其上台的合法性在朝鲜不乏质疑之声,而毛文龙为仁祖向明朝请封不遗余力,使得仁祖终于得到上国明朝的正式册封,这对于稳定政变后的朝鲜局势至关重要,不管毛文龙是否是出于私心,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氏于此颇有功劳。其三,辽东沦陷后,朝鲜与明朝的陆路交通断绝,朝鲜为表事大之诚惟有海路朝天,然而海上风涛难测,故朝鲜最初的朝天之船多有败没于海中者。东江诸岛几乎是“一”字排开于海中,是朝鲜朝天之船理想的避风及获取补给的所在,恰如鲜臣金寿贤所言:“使本国海路不阻,得伸其事大之礼者,亦毛将力也”。即使是毛文龙被杀之后,东江镇也仍然在执行着护送朝鲜朝天使臣的使命。可见东江镇与朝鲜的交涉对于联络明朝与属国,其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后,笔者拟以朝鲜与东江镇的交涉为切入点,就明清鼎革之际朝鲜对明朝“至诚事大”这一问题略抒管见。在双方交涉的十七年中,朝鲜虽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东江镇的诉求,其原因既有客观上的能力不及也有主观上的不愿配合,但是朝鲜还是在自身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向东江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若不是因为有朝鲜的援助,东江镇恐怕也绝对不会坚持这么久,因此朝鲜的援助之功不容抹杀。此外,朝鲜与东江镇存在矛盾而且程度颇深,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东江镇不能完全等同于明王朝!事实上,即使是在明朝内部也不完全信任东江,更何况与东江近在咫尺且颇知其内情的朝鲜?因此,笔者不赞成仅凭朝鲜对东江镇的某些举措就质疑朝鲜对明王朝的忠顺。

朝鲜虽然国破降清后曾协助清军进攻皮岛,后又助兵围攻锦州,但是其完全是被迫参与,且在战场上亦尽量消极避战。朝鲜被逼进攻有厚恩于己的君父之国,其内心忍受着何等的煎熬不难想象。另外崇祯十年四月初,当明朝得知朝鲜已经降服并派水军协同清军攻陷皮岛时,朝鲜最后一批朝天使臣尚滞留在北京,明朝并未因此而迁怒于使臣,据金堉《朝京日录》载曰:“皇上将有特赏,且差武官护送渡海……诚恐前径海岛将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意、维系属国之心。”可见明朝对属国的艰难处境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包容。因此,朝鲜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些貌似对明朝不忠顺的行为,实不宜厚责之!而且几乎终有清一代,朝鲜一直心存故明。仁祖之子孝宗国王还一度计划“北伐复明”,可惜英年早逝;后嗣国王设立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内部秘密行用“崇祯”年号等亦可见其对明朝之忠顺。一言以蔽之:朝鲜作为属国应无愧于明朝矣!

附记:本文在撰写及修改过程中,业师达力扎布教授给予诸多指导;奇文瑛教授、尚衍斌教授、钟焓副教授亦惠赐宝贵建议,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月。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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