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国社会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开始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时, 中国史学也与中国学术界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年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与中国史学发展同步, 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彷徨、探索之后, 走上了正常的、稳定的发展道路。
一
中国史学40年来的发展, 可以以1989年为界, 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78年到1989年, 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的彷徨、探索期, 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彷徨、探索期。1989年之后, 进入了一个正常的稳定发展时期。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解开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 史学界在兴奋中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复苏。对过往史学研究道路、研究课题与成果的评价和思考, 接连引起一场场热烈的、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影射史学”受到清算与批判, 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在讨论中进一步清晰, 以“五朵金花”为喻的农民战争、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过去研究的热点问题被重新提出和再讨论, 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民族融合问题、土地制度问题等一度成为研究热点。1981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 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 两个学术研究组织的建立, 集聚了一大批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 成为组织与开展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术活动的中坚。一批年近古稀的学者推出他们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一批中年学者奋发著述, 逐渐成为学术的领军;一批青年学人锐意进取, 开始崭露头角。一时间, 史学研究的热潮蓬蓬勃勃。在这史学研究的勃兴中, 一批中青年学人开始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思索并产生彷徨, 一些人则对史学由“文革”中的“庙堂之学”地位跌下感到失落, “史学危机”论随之而生, 其实作为一门学科, 一种学术, 史学本身并不存在危机, 但“危机”作为一种来自主观的感受, 其主流心态所表达的则是部分青年学人对新时期史学研究方向寻求的焦虑与彷徨。在彷徨中、讨论中, 人们开始了对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新领域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开始, “文化热”席卷史学领域, 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概率论、统计学等应用于史学研究领域, 成为史学方法革新的热门话题, 同时, “回到乾嘉去”的呼声, 也一再响起。正所谓“一致而百虑”, 这种新时期初期史学的百家争鸣, 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所反映的其实是史学探索中的繁荣, 而不是“危机”。
1989年迄今的近30年, 属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正常的稳定发展时期。1989年之后, 史学研究的队伍逐渐实现了新老交替, 在老一辈学者的关心培养下, 1978年之后入学的本科、研究生, 特别是1981年学位制度建立后毕业的硕士、博士, 逐渐加入史学研究队伍, 成为生力军;史学理论与方法探索的热情逐渐冷却、大规模讨论的热潮逐渐消退, 冷静的思索代替了热烈的争辩;史学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与课题选择的多样性, 取代了过去的统一与单调,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 在大浪淘沙中, 学者逐渐分化, 史学实现了由“庙堂之学”向“人文之学”本位的依归;务实、求真的学风回归于史学研究, 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正常的、稳定发展之路。这近30年来的史学, 无论从广度与深度上, 都超越以往,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亦呈现视野开阔、方法多元、领域宽广、成果丰硕等特点。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互联网的开通、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开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开发以及大数据的运用, 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使我们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运用大型古籍数据库, 例如利用《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 我们可以轻松实现史料的海量检索;运用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 我们可以快速了解学术研究动态;运用互联网, 我们可以与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国内外高校与学术研究机构链接, 检索与查找学术资源, 与地球任何一端的学者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互联网的开通与数据库的建设运用, 令我们学术研究的工具与手段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并深刻影响着史学研究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大规模的、热烈讨论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现象已不多见, 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已渐为常态, 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都有各自表达的空间, 传统史学考据法、二重证据法、系统论、统计学、制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乃至于近年来“史料批判”等研究方法, 在史学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运用, 呈现出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史学研究向着更宽广的领域拓展, 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之外, 更多的学者在社会史、生态史、历史人类学、宗教文化史领域开拓, 史学研究真正实现了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局面。
二
40年来,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 具体体现于以下诸方面:
(一) 简牍、碑刻、墓志等新材料的发现, 改变了传统研究严重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面。
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其他断代史研究领域不同,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成果的取得, 除学术环境的改善、研究方法的改变、工具与手段的进步之外, 还得益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受赐于简牍、碑刻、墓志等一系列考古资料的发现。
传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主要依赖于正史材料, 即秦汉史依赖于“前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 魏晋南北朝史依赖于“一志二史九书” (《三国志》《南史》《北史》《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 。1975年12月,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 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 是有史以来秦简的首次发现。在考古与史学界的努力下, 1978年11月, 文物出版社即率先推出了包含释文与译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简》 (平装本) , 此后, 又相继推出了包含图版的精装本及线装本。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后, 发表的第一批秦简, 这批秦简的整理效率之高、面世之快, 其所创造的时间记录之短, 至今没有能够被打破。秦简的研究带动秦汉史研究走向了热潮。继云梦秦简之后, 张家山汉简 (1983年) 、敦煌悬泉置汉简 (1990年) 、尹湾汉墓简牍 (1993年)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1996年) 、里耶秦简 (2002年) 、长沙走马楼汉简 (2003年) 等一大批重要简牍被发现, 以及《居延汉简甲乙编》 (中华书局, 1980年)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文物出版社, 1987年) 、《居延新简》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居延新简集释》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年) 、《张家山汉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2001年) 、《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尹湾汉墓简牍》 (中华书局, 1997年) 、《里耶秦简 (一) 》 (文物出版社, 2012年)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 (文物出版社, 1999年)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文物出版社, 2003—2015年) 、《岳麓书院藏秦简》 (壹至肆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2015年) 等一批重要简牍释文相继出版, 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改变了传统研究严重依赖传世文献的局面。据粗略估算, 目前发现的秦汉简牍数量有135000多枚 (据谢桂华等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所发表的《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统计, 2000年前发现的秦汉简牍有8万余枚。而2000年以来, 2002年发现的里耶秦简有36000余枚, 2003年发现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有1万余枚, 2006年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2100多枚,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收购秦简有2174枚。2015年发现的南昌海昏侯墓汉简有5000余枚, 零星发现的还有广州秦汉南越国遗址简、郴州汉晋简等, 21世纪初以来, 已发现秦汉简牍55000多枚)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有14万枚以上 (仅1996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就有14万枚) 。这些简牍如最终能够全部整理出版, 字数将达600万左右。在此, 我们应该向从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事业的学者表达敬意与衷心感谢。
简牍的发现与整理, 对秦汉史、三国史研究的影响巨大, 如今简牍材料已经成为秦汉三国史研究的必要参考, 没有简牍材料也就没有今天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的繁盛局面。在对秦汉简牍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方面, 代表性成果有陈梦家《汉简缀述》 (中华书局, 1980年)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年)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 (中华书局, 1981年)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 (文津出版社, 1998年)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 (文津出版社, 1994年)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等。吴简的研究有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 (文津出版社, 2004年) 、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 、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凌文超《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陈荣杰《走马楼吴简佃田、赋税词语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等。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学苑出版社, 2003年) 、骈宇骞与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则对近百年来主要的出土简帛资料进行了全面的疏理, 如《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分“资料篇”“论著目录篇”“综述篇”, 用90万字篇幅, 系统介绍了简牍发现与研究的历史。
简牍之外, 宝贵的考古资料当属石刻资料, 主要有碑刻与墓志。历史的原因, 汉代流行碑刻,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墓志, 由于碑刻立于地表, 难以保存, 近几十年来, 新发现的碑刻很少, 而墓志材料则随着墓葬考古有大量出土。尤其是河南洛阳的魏晋北朝墓、江苏南京的东晋南朝墓都有大量的墓志发现。高文《汉碑集释》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5年) 虽所收新碑不多, 但汇集作者多年对汉碑的研究成果。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 , 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科学出版社, 1956年) 的基础上补充收集了1949至1986年间全国出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中华书局, 2005年) 则收录了1986至2003年间全国出土的魏晋南北朝墓志, 2016年又出版了修订本。
(二) 断代史研究步入平稳发展期。
断代史研究, 属于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整体性研究, 1978至1989年,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 曾经一度出现过热烈的局面, 相继有多部断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问世。1989年之后, 断代史撰写之风慢慢平息, 断代史著作渐渐减少, 至今已进入平稳时期。全面的断代史研究, 对于学者来说, 属于难度较大的课题, 它不仅需要理论的修养, 需要具有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既需要传统史学所讲的“识断”, 还需要对史料的整体把握, 对史学研究前沿问题与进程的把握, 有赖于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继承。否则就会失之空疏, 流于浅薄。代表性的成果有以下几部:
翦伯赞《秦汉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是张传玺等对翦先生1946年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二卷进行整理校定的著作。作者长与理论, 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历史和解读史料, 语言富有文采, 可读性强。他以西周封建论的视野, 将秦汉社会放在中期封建社会的框架内解说, 曾产生重大影响。
林剑鸣《秦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是1978年后出版的第一部秦史, 该书将秦人的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史分为三个阶段, 论述了秦兴盛、衰亡的全过程, 是少有的秦史专著。但今天来看, 不免时代的局限, 当时史学的热点在书中留下了些许遗痕。马非百《秦集史》 (中华书局, 1982年) 上下二册, 是马先生于1979年84岁时所抄录完成的、近80万字的秦史专题资料集。马先生少年立志编写秦史, 想在史学史上留下一段“三马 (马端临、马骕、马非百) 三史 (《文献通考》《绎史》《秦书》) 的嘉话”, 无奈1957年被打成右派, 研究中断, 待到平反时, 已80多岁高龄, 无力写作, 梦想化为泡影。因此, 只得在编辑的建议下, 将毕生所收集的资料抄录出版。其体例依纪传体史书, 分纪、传、志、表, 对涉秦文献进行了系统全面整理, 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还包含了1978年刚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它虽然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断代史专著, 但其体例与思路还是可以为我们参考的。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对秦文明的认识, 富有启发。林剑鸣《秦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上下册, 注意吸收20世纪80年代以前秦汉史研究成果, 重视简牍等考古资料, 对秦汉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张金光《秦制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是作者有关秦代制度研究的论文结集, 利用出土资料和文献, 对秦的土地田制、租赋徭役、乡里户籍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提出秦为官社经济体制, 其基础是土地国有的普遍授田制, 特点是政社合一等看法。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1980年) 上、下册, 是作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结晶, 全书近80万言, 体例完备、资料丰富, 属断代史领域的奠基之作。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汇集作者多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心得, 虽言史纲, 但有45万言, 其逻辑严密、疏而不漏, 承袭了作者史纲著作的一贯风格, 为纷乱复杂的魏晋南北朝史勾勒出清晰的线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中华书局, 1985年) 是一部运用札记体例考订魏晋南北朝史实、名物、制度的著作, 考订内容涉及《三国志》《晋书》等12部正史, 成札记340余篇。其征引之博, 考订之深, 涉及面之广, 为历年来所仅见, 可绍续乾嘉考史诸名著。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年) 是一部从宏观角度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发展变化的著作。该著由魏晋封建论的视角出发, 论证了魏晋时期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 分析了南北朝时期北南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 揭示魏晋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主要是“奴隶社会开始转变为封建社会”。“魏晋时期作为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 一是“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 二是“门阀制度的形成和九品官人法的确立”, 三是“玄学兴起”。《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深化了唐长孺的旧有观点, 也深化了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由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的《中国通史》第5卷和第6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约110余万字, 是目前篇幅较大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 该书力图在编写体例与方法上有所创新, 其兼采传统纪传体与近代章节体史学编纂之长, 改变了近代以来历史著作重理性概括、轻人物描述的趋势。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 时间性的断代史与区域性的断代史有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 、胡守为《岭南古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何兹全《三国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马植杰《三国史》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张大可《三国史》 (华文出版社, 2003年) 以及杜士铎主编《北魏史》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年) 、张承宗等主编《六朝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年) 、简修炜等《六朝史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等。
(三) 政治史研究取得明显突破。
政治史研究, 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题, 无论是发表论文、著作的数量、质量, 还是涉及问题的广度、深度方面, 都前所未有。政治过程、政治事件、社会性质、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豪族、门阀世族、贵族制、寒人政治研究都积累了大量成果。政治制度史研究, 在秦汉三公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军功爵制、郡县制度、乡亭制度、察举制、秩俸制度、九品官人法、官品起源研究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突破。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的认识, 学者多从社会形态学理论出发, 考察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性质, 如林甘泉从战国封建论观点出发, 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何兹全、唐长孺、王仲荦主张魏晋封建说, 认为秦汉属奴隶社会, 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冯天瑜《封建考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则认为, 现行“封建”概念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 为概念的误植, 秦以后没有封建社会。
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点。近40年门阀政治研究在唐长孺、宫崎市定、王伊同等人的基础上成果不少。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无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归纳为士族政治、门阀政治或贵族政治, 通过对东晋一朝重要家族及政治史相关问题的考证, 认为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 是特定条件下士族利用皇权、驾驭皇权以控制政局产生的特殊政治形态。这就突破了以往的认识, 为重新解释魏晋南北朝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李凭《北魏平城时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以细腻的笔触, 刻画了北魏定都平城时代的历史。张金龙《北魏政治史》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8年) 洋洋数百万言, 是目前最为详赡的一部北魏政治史。
在政治制度研究方面, 综合性的研究有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齐鲁书社, 1984年、1985年) 上、下册, 全书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三编, 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秦汉官僚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总结。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讨论了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渊源、流变和运作的基本形式, 揭示了秦制、楚制对汉制形成的影响。
专题研究, 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军功爵制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军功爵制考论》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三部著作, 深入考证了军功爵萌芽、确立、发展、鼎盛到衰亡的全过程。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的构成及变化、宰相与皇权、秘书咨询机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 以缜密的考证为基础, 梳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察举制的演变过程。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2002年) 以“品位—职位”分析框架, 讨论了这一时期官阶制的变迁, 认为汉代禄秩从属于职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出现的九品官品制度, 继承秦汉禄秩等级, 开启了传统官僚等级制的又一阶段。陈长琦《官品的起源》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认为官品起源于九品官人法, 原本属于任官所需的“官才之品”, 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孝文帝改革、南朝的梁武帝改革使官品实现了向官阶性质的转化。
九品官人法或曰九品中正制的研究, 是制度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年) 运用系统论, 将九品中正制纳入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 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认为, 九品中正制“仅仅是诸选官系统这一母系统之下考核子系统中的一个考核环节、考核层次”, 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选士功能, 更没有授官功能”。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 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 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 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 (《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 (《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 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 (《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九品中正制略论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年) 等集中讨论了概念的确定、官品的性质、官品与资品的关系等问题, 推动了九品官人法或九品中正制研究的深入。
40年来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制的许多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成绩斐然。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 (学苑出版社, 2002年) 、陈仲安与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1993年) 、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7年) , 以及牟发松关于行台的研究, 均对各自领域有深入的开拓。
(四) 法律史研究改写了旧认识。
传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 受材料的局限, 一直难以突破, 如程树德的经典名著《九朝律考》, 对秦律的研究只能付之阙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简等大批法律文书的出土, 使法制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 秦汉法制史研究长期沉寂的局面被打破, 围绕着秦简、汉简而出现了秦汉法制史研究的热潮, 一些新论著、新观点不断产生, 旧认识被改写。栗劲《秦律通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年) 、高恒《秦汉法制论考》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 、刘海年《战国秦代法制管窥》 (法律出版社, 2006年) 、安作璋与陈乃华《秦汉官吏法研究》 (齐鲁书社, 1993年) 、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 (法律出版社, 1999年) 、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 、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 (中华书局, 2005年) 、张功《秦汉逃亡犯罪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等一大批著作纷纷涌现, 改写了对秦汉法律的旧认识。
传统的认识中, 秦律是由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六篇改编而来, 汉律是在秦律六篇的基础上, 由萧何增加三章而成, 故汉律亦称之为九章律。但在张家山汉简中, 我们所看到的汉律之名, 远远不止于九。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 我们所看到的秦律之名, 也远不止六。对此学术界产生热烈讨论, 李振宏《萧何“作律九章”说质疑》 (《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均主张九章律的“九”为虚数, 汉律篇章不限于九章。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 (《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提出了新解读, 认为秦律、汉律篇章存在一、二两级分类, 简牍中不见于九章的律篇实为其下的二级律篇。
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 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论述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的著作, 该书从过往学者关注不多的敕例入手, 梳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发展过程, 通过讨论魏晋南北朝的敕例与法律体系的关系, 澄清了唐代《律》《令》《格》《式》体系的源流。
(五) 民族史研究获得丰硕成果。
拓跋鲜卑的起源与早期居住地问题, 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早在20世纪60年代,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就根据文献, 推测鲜卑得名的大鲜卑山所在地, 提出“大鲜卑山当在今大兴安岭的北段”的论断。1980年在内蒙古鄂伦春旗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 使马长寿的推论得以证实, 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著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 ,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 (《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对此有进一步的廓清, 解答了学术界的疑惑。这应该是20世纪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林幹《匈奴通史》 (人民出版社, 1986年) 、《突厥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年) 、《东胡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年) 三部著作, 是该时期民族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 匈奴、东胡、突厥是古代北方民族三大系统, 特别是匈奴与东胡,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影响巨大, 突厥虽然后起, 其影响主要在隋唐, 但在北朝后期已对北朝历史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穷毕生精力, 完成了这三大民族史研究“工程”, 部分成果还填补了民族史研究中的空白。另外他还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年) 、《东胡乌桓鲜卑研究与附论》 (与再思合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5年) 等著作出版。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提出了自己对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他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分导论、上编、下编三部分, 是作者所发论文修改、充实并系统化的结集。其上编对羌族、氐族、南匈奴、乌桓、鲜卑、卢水胡等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 下编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民族政权、民族战争、民族观念等问题了进行讨论。周伟洲《敕勒与柔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吐谷浑史》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 、《汉赵国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南凉与西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年) 、《西北民族史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 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与民族政权进行了系统的考述。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年) 从通史的角度, 系统论述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的关系。田余庆《拓跋史探》 (三联书店, 2003年) 是作者关于拓跋鲜卑研究的结集。该书以缜密的考证, 论述了拓跋早期历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如代北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离散诸部、子贵母死制的建立等问题, 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 (《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认为拓跋一词和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tabγa一词, 都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的音译, 这个北族名号原来是由两个词联合构成的复合词。其性质及两个部分的功能, 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名称有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曹永年《古代北方民族史丛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收录了作者关于拓跋鲜卑源流研究、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等重要论文, 提出了富有启发的学术观点。
(六) 经济史研究摆脱了旧的束缚。
以往的经济史研究, 偏重于农业经济, 偏重于农业生产中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研究, 显得单一和薄弱。1978年之后, 这一状况得以改变, 旧的研究观念、研究模式的束缚被摆脱, 区域经济、部门经济、产业结构等过去很少研究的问题得到重视, 课题选择的多元化渐成趋势, 经济史研究出现繁荣局面。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 是一部20世纪秦汉经济史研究的总结之作, 体例宏大、结构完整, 系统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生产单位、产业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经济形态, 讨论了过去研究薄弱的财富分配、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经济等问题, 提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不是自给自足, 而是自给性生产, 封建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可以在同一经济单位中并存, 互相补充等观点。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对秦汉土地制度、土地经营方式以及劳动者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提出辕田 (受田) 制属于国家向农民授田, 名田制是国家向立有军功者的赐田等观点。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对秦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土地所有制形态进行了系统论述。
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 (《云梦秦简研究》, 中华书局, 1981年) 对秦从中央到地方的手工业管理组织与模式、将作与工官等生产部门、工匠等劳动者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揭示了一些过去忽视的问题。宋治民《汉代手工业》 (巴蜀书社, 1992年) 对汉代手工业生产诸部门如冶铁、陶瓷、铜器、玉器、盐业等行业的生产状况、工艺技术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齐涛《汉唐盐政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4年) 涉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盐业起源与盐铁专卖制度。此外还有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 (人民出版社, 1997年) 。货币研究方面, 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对秦汉货币制度、货币流通与经济的关系、货币政策与货币思想等问题作了系统考述。
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 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及发展水平。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 主要集中研究了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及区域经济诸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主要有三国屯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年) 较全面地研究了这一时期土地制度中的主要问题, 如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 讨论了户籍制度与阶级关系等问题。西晋的占田与课田在学术界聚讼纷纭, 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赵向群《西晋课田法新议》 (《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 指出, 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 而是与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 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 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童超《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则认为, 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 也不属于限田制, 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 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 只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高敏《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 (《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则从“占”字的含义角度, 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黎虎《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 (《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认为, 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 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 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 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 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 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
涉及北朝均田制的成果主要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年) 、武建国《均田制研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 等。
(七) 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在更宽阔的领域展开。
在新史学看来, 社会生活才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 历史并非只是王侯将相的历史, 关注民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近40年来, 在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之下,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也逐渐关注社会生活的研究, 关注下层民众的历史, 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社会风俗中具体习俗的形成, 大多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近年来学者们在关注社会风俗时, 首先重点关注的就是布罗代尔提出的中时段的社会风俗的具体情形及其转变,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 (三秦出版社, 1988年) 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将汉代婚姻关系置于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综合研究, 具有开拓性与创新性。区域社会史探索中,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 (中西书局, 2015年) 亦有可贵的收获。王子今《秦汉社会史论考》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涉及秦汉社会史的诸多方面, 多有创见;他的《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一书和该领域多种研究论著, 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考察秦汉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的关系, 发人深省。
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系统展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基本状况, 如衣冠服饰、饮食习俗、城市宫苑、园宅、交通、婚姻、丧葬、宗教信仰、鬼神崇拜、巫卜、节日、文娱、教育、医药等, 搜罗宏富, 考证严谨。
礼制的研究拓展了文化史的内容,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将传统的礼制, 纳入礼文化的角度考察, 区分礼学、礼制、礼行、礼俗等概念, 在细致考证的基础上, 建立了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研究的框架。
经学研究。章权才《两汉经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是作者中国经学史系列著作 (共4册) 中的第一、第二册, 以汇通的视野, 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史进行了深入考察。一些学者将视野转向经学、儒学对政治、社会的影响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如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广州出版社, 2001年) 、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齐鲁书社, 2002年)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等。
玄学的研究。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将魏晋玄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正始、竹林、元康、东晋四个时期, 讨论玄学与佛教、玄学与道教的关系, 以《庄子注》解剖郭象的哲学思想, 提出郭象是玄学发展的高峰代表。王葆玹《正始玄学》 (齐鲁书社, 1987年) 不同意郭象为玄学发展的高峰代表之说, 认为“在玄学史上, 正始玄学既是初创期, 又是高峰期”。与上述从哲学角度研究玄学论著不同, 从史学角度研究玄学的则有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 (中华书局, 2003年) 、《中国文化的清流———正始之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 等。
汉代是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创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正在进行着中国化的历程, 道教在此时也才大体完成经教体系的构建。总体论述宗教的有许抗生等《六朝宗教》 (南京出版社, 2004年) 。
佛教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 的前两卷和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 (齐鲁书社, 1986年) 都是继汤用彤之后, 研究汉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系统著作。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 (中华书局, 1982年) 对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等重要的佛教人物均有专论。道教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 、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等。
思想史研究方面,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等, 是40年来这一领域成果的突出代表。
三
40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取得了超迈既往的成绩, 限于篇幅, 特别是囿于自己的视野, 难免挂一漏万, 错误百出, 很多成果没有谈到, 恳请方家谅解。在肯定所取得成绩的同时, 还有一些待努力改进之处。
我们应该清醒看到, 在史学研究繁荣的表象背后, 还存在着深深的隐忧。一是论著的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伴随着论文、著作出版的大量增长, 泥沙俱下。许多没有创新、不具备学术价值、低水平、重复性的论著混迹其中, 这不仅影响学术研究的价值、影响历史研究的社会评价, 还深深影响着一代学风。二是严谨、扎实的学风亟待阐扬。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 20世纪是一个大师与名家辈出的时代。王国维、陈寅恪等不仅开创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良好基础, 也显示了严谨扎实的学风。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计算机检索手段的开发与利用, 便捷的文献检索极大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 过去需几年才能通读一遍的古籍丛书, 如今短时间内即可翻检完毕,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研究工具的进步, 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助长了人们过分依赖工具、浮躁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人读书不认真、系统, 靠检索软件写论文的状况。有经验的学者都知道, 单靠电脑检索, 没有系统读书的人, 不仅缺乏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甚至缺乏基本的历史感悟, 难以进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大量电脑炮制的论文, 助长了浮躁的学风, 也是垃圾论文产生之源。在工业信息文明迅猛发展之今, 我们应正确利用工业信息文明发展带来的便利, 发扬认真读书、严谨治学之风, 惟此, 才是学术长进之福。展望未来, 我们可能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
1.敬畏学术。史学的本质是求真, 是传承人类文化的精神活动。我们当怀抱敬畏之心研究史学, 不能亵渎它, 不能视之为服务于某种价值观的工具, 也不能用之为谋取名利的手段。40年来, 学术环境的改善与稳定, 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不折腾”, 即学术不受非法干扰之贵。试想1978年之后, 如果仍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史学为某某服务的口号天天喊, 批判“右派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棍子天天打, 怎能有今天的史学发展局面?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追求。
2.加强史学理论学习与探讨。史学属综合性的人文学科, 它涉及面广, 包罗万象。从事史学研究, 既需要掌握人类认识的一般理论与方法, 亦需掌握具体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史学研究的分工、细化, 使研究方向趋于断代与专门史的方面增强, 对研究者知识体系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未来的研究者不仅需要一般的史学训练, 更需要解读历史的专业学科素养。广义的史学理论, 应该包含具体的学科理论。譬如从事政治史研究的一定要懂政治学理论, 经济史研究要懂经济学理论, 文化史研究起码要懂文化人类学理论, 思想史研究起码要懂哲学。这使我想起前几年前, 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封建”问题, 从所发表的论著与观点来看, 许多置身其中、热烈表达意见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理论掌握并不充分, 往往不能准确的使用和区分政治学的基本概念, 如国体、政体、国家结构概念, 以及把握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如, 中国古代的“封建”概念, 用现代政治学来看属于国家结构的范畴, 封邦建国所出现的封国林立局面, 使国家的整体与部分间形成松散的结合, 而近代以来翻译和借用的“封建”一词, 则属于“国体”范畴, 往往在描述社会性质的范围内使用, 属旧词新用, 已经脱离了其旧有的内涵。又如, 现在普遍使用的“经济”一词, 古代“经济”指“经邦济世”, 属政治范畴, 而今天的经济则泛指人类物质生产生活以及交换活动。只有准确地运用政治学的范畴, 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 才能深化政治史的研究, 同理, 只有准确把握具体的学科理论, 我们才能深化各专门史研究。
3.经典文献与基本文献的掌握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 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 构建新时代的史学?很多人已经思考和讨论了这一问题, 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我在此只是想强调, 面临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功。传统史学研究强调经典文献、基本文献的阅读与掌握, 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者来说, 从《史记》到《隋书》这15部正史, 应该是我们需要精读的基本文献。这些基本文献为我们保存了较为系统的史料, 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文献, 把握这些史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掌握基本的文献, 我们才可能具有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 否则研究者不可能在具体问题上获得深刻的认识。计算机能够使我们快速地获得史料, 但不能使我们快速获得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靠电脑检索写出来的论文与靠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体悟写出来的著作有天壤之别, 浅薄与深刻, 立马可判。譬如我们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那种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刻体悟、史料的融会贯通, 是透过文字跃上纸面的, 是有生命的。而一些靠电脑检索写出来的论著, 缺乏对历史的总体把握, 更缺乏时代的体悟, 因而议论浅薄、语言苍白、没有生命力。所以, 我想强调, 秦汉魏晋南北朝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积极运用出土简牍、碑刻、墓志等考古材料, 在善于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工具的同时, 不可忽视对基本文献的系统阅读与掌握。
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