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献目录 > 英国的清史研究资源(朱政惠)
2015
08-06

英国的清史研究资源(朱政惠)

2005年7月,我有幸应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刘陶陶教授的邀请访问英国,以主要的时间,考察了解在英国的与我国清史有关的资料及其研究状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走访了英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博物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研究单位。我的印象是,英国关于中国的清史研究资料很丰富,许多资料值得我们专门的发掘和研究。

英国国家档案馆是英国国家重要档案的所在地,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特。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档案资料,关于清代的部分,主要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这套档案原来在外交部,后转存国家档案馆。这套档案很丰富,分类很细。例如关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宗卷,分别有大使馆的资料和领事馆的资料。大使馆的资料中,又有文件、信件、杂录以及各种主管记录等;在领事馆的档案里,分地区列案卷,有北京卷、上海卷、广东卷、厦门卷、天津卷等。而每一个子卷,又是大量的具体档案,按年代排列下来。例如关于广东的案卷,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从1835年到1853年,就有案卷1954件。而每一卷,或一信,或一盒资料,或几大盒不等。这些档案,中英文的资料都有,都是当时原物,所以大都有相当可观历史文献价值。我索要了一些卷宗,看个大概。例如1835年6月23日的一个案卷(档案号:682/327/5[11]),是当时清廷关于严禁鸦片的档案。这个文件写到鸦片的危害,称其“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文件也警告外国商人,谓“鸦片系违禁之物,不得私行夹带进口”,“倘敢抗玩不遵……均严究不贷”云。这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对鸦片的基本态度,是很鲜明的禁烟立场。

关于义和团事件后各国在华北的军事力量,我也看了有关的卷宗,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包括重武器和轻武器数字。例如一个至1914年2月的数据表明,当时在北京的军事人员有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等多国军队,总计1946名,军官66名;加上驻天津等其他地区的军队在内,整个华北地区有军事人员8708名,军官328名。其中,最多的是英国部队,其次是日本,其三是法国,美国居第四。

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非常关注中国的政治,档案表明,像光绪皇帝去世这一类的事件,英国外交部和驻华使馆更加关注。档案中,从1908年11月10日至1909年4月,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诸种文件,目录就有五个大张。从病危到葬礼,整个过程的文件、电报、信件往来,包括袁世凯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条件非常好,可以复印、允许拍照,还有茶水和饭点供应,所以在里面坐一整天也不觉累。如果有可能将其中的重要资料拿到国内研究,那对弄清这段时期的历史细节,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国家档案馆不一样,英国国家图书馆在伦敦市中心。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文献和绘画丰富的地方,汉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推动促成了中英双方合作编印大型图录《英藏敦煌文献》。英国并正在努力把英国乃至世界所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斯坦因在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照片。

国家图书馆是藏有与清朝有关资料的重镇。这方面资料的大头,是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这套资料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中英贸易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它是仅次于外交部档案的重要文献,也是了解1834年以前这方面情况的关键史料。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的组成主要有:东印度公司档案(1600-1858)、海外公司事务机构档案(1784-1858)、在印度公司档案(1858-1947)、缅甸机构档案(1937-1948)。这些档案组成目前国家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档案。大量的资料和文件估计总数在两万卷。据知,最早的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在十七世纪初,散见于当时的“商务信息”、“急件”、“原始文本”等类目的档案中,内容是关于英国人在台湾、厦门以及泰国等地贸易和开厂的情况。文件表明,当时他们试图在广东开厂(1626-1753)的努力失败了。在这套档案中,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的贸易的资料相当多。1721年以后的案卷中,有315卷与此有关,包括当事人在广东的日记(1779-1834)72卷、当事人来往中国的信件(1779-1834)46卷,等等。

吴芳思主任强调,英国国家图书馆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相当全,关于边界商业和政治情况的都有。相当部分档案涉及1721年至1833年在广东的贸易。不过,由于商业对政治的影响,以及中国作为印度的一个正在发展的邻邦,包括在世界商业界的出现,这些文件也渐偏向政治的记载。有数千个案卷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其中有关中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等关系的文件很多。

她还提及档案馆收藏的绘画和照片的情况。她说,当时马噶尔尼使团到中国,专门有人绘画,中国贸易和边疆的很多情况被绘制了下来。图书馆还有很多照片,包括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图片、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照片等。图书馆所保存的资料,还有如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戈登将军的资料,这是一套1881年至1887年的文献,包括有当时清政府的信件、官员李鸿章的信件,以及若干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件。

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相距很近,所以一般去国家图书馆,总会再访伦敦大学。在伦敦大学,我抓紧时间访问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这是驰名世界东方问题教学研究机构。学院就设在一个大楼内,各个与东方有关的系和研究所都设在这个大楼里。大楼外观很简朴,但就是这个不很起眼的大楼,却是世界上研究东方问题的相当高级、闻名的机构。这说明学校的声望不在外观的豪气,关键还是内涵。

这个学院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图书馆。这个上下四层的图书馆,专业书籍相当全,各种阅读和复印条件相当好。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亚非学院的狄德满博士(Dr. R. Gary Tiedemann)见了面,和他聊清史资料问题。他是义和团问题研究专家,和我谈了关于英国清史资料的想法。他认为应该十分关注传教士的情况。他说当年传教士到中国,在中国呆的时间比较长,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留下很多书信、日记,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这些资料有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他说,英国传教士的资料保持非常好,每个城市都有相关的协会。传教士的档案都专门保存。他希望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能关心这批资料,有可能发现很多新的、重要的历史线索。

伦敦大学就有很多这样的档案资料,如英国传教士协会、世界传教士委员会等传教士组织的集体档案。英国著名传教士马里逊(Robert Morrison)的有关档案资料就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图书馆还有理雅阁(James Legge)的资料,包括信件和照片。我在馆里查看了一批档案,发现还是相当有趣的。有的现在看来是“大牌”的传教士,家信中“妈妈长、妈妈短”地叫得很亲热,仔细想来,那时候他们也是青年人。有关的家信确实很多,谈的大都是中国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还有不少当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图书馆的档案室,有多本传教士档案的目录,可见所藏这方面的档案数量不菲。

说起传教士档案,牛津大学也藏量不小。该校有多个宗教学院,很多学院都设有传教士的档案资料室。我有机会在这里看到了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全部资料。他的资料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有出版的著作,还有一部分是他个人资料,好多盒。这当中有他的日记,几十本,手掌大小,有的略大,不一样规格,字写得密密麻麻。估计他一生的日记都在了。还有他的往来信件,很多。再有就是他的剪报,基本是有关他个人的情况的报道,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有。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当时写给欧洲传教士的一封信,谈的是李鸿章访问欧洲的事情。信的手迹显然不是他的(估计是谁抄的),编在书信集中,谈的是请对方在李鸿章访问欧洲期间,帮助做好接待工作,安排好他在欧洲的访问事项。他强调李是当时清朝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到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访问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所以欧洲教会应该重视对他的安排,而这样的努力也是为了教会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扩大。李提摩太曾经写过一本《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最近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我翻了一下,里面提到李鸿章,但篇幅很少,好象他和李没有什么太多的接触。但这封信的内容说明,他很重视和李鸿章之间的交往。

在英国,像李提摩太这样一类和清朝社会上层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档案还有很多,从中可以了解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以及中英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

不过牛津大学与清史有关的资料收藏,还在有一些清代的地图收藏。学校图书馆收藏有一幅《今古舆地图》,此图是名叫弗里德里克•皮根(Frederick Pigon)的人于1750年8月1日赠送的,而这画又是在江户时代从日本辗转到英国,所以专家估计这是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9)的一幅画。在牛津大学,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的刻印的全国总图多幅。

剑桥大学以唐史研究见长,离牛津又远,我在那里查资料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我有一个很深印象,就是那里的东亚馆的资料索引很全,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有关汉学研究的资料收藏情况。当然、伦敦、牛津几所大学的资料索引书籍也相当不错。有两本著作反映这里图书馆所收藏中文资料的情况。一本是由Robert Kennaway Douglas编辑的Chinese Pring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英国博物馆1877年出版。序撰写于1887年2月17日。全书344页,大概有20000卷的中文著作。目录以英文字母排列,所以关于清代的著作,可以从目录中具体寻找。还有一本是1903年5月编纂,也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编写的,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224页。1887年出版。这是对上本书出版以后的补充。

我还看到过一份关于丹麦的有关中国清代手稿档案,分别收藏在丹麦的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有关资料馆。这套档案的情况已经制成目录,共522个文件。上限1644年,下限1911年,完全按年代为序。每个文件都标名来何方,去何处,具体内容也很详细。这份材料对了解当时清代与丹麦、清朝与北欧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在剑桥大学,我有幸拜见了著名唐史专家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他是现在剑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带头人,也是这个学校的第八位中国学教授。他的办公室设在亚非研究院的大楼里。进了这个办公室,我才知道他绝对是一位废寝忘食、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人。办公室大概20平方米大小,但桌上、窗台上甚至地板上全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和稿子。我不得不踮着脚,从这儿跳到那儿,找个可以驻足的地方。老先生非常和蔼,他亲切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还亲自带我去图书馆查书,送给我他新近的著作。先生精神很好,在英国人气很旺,由于他的学术声望,连金庸老先生也在他那儿摆桌子撰写博士论文了。

在剑桥大学,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唐史专家,就是崔瑞德(Denis C. Twichett)教授,他和费正清一起,主编《剑桥中国史》;他的史学史研究也很棒,撰有《唐代官修史学》、《历史学家、读者和过去》,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拜见他。不过,我倒是在牛津大学拜见了杜德桥(Glen Dudbridge)先生。他是英国的院士,也是老资格的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与地方方言文学有极深兴趣,于唐传奇着力尤多。80年代初,《李娃传》英译曾以细致的注疏、校勘、考证、评论和翻译而引起广泛注意。后又出版《唐代的宗教体验与世俗社会》,以“几种口吻”、“当时的看法”等七个大章,再现唐代世俗的生活画面。他见到我很是高兴,把他书架上的著作一本本拿下来,介绍他的新近研究成果。与麦大维教授一样,也是十分慈祥的老学者,不过他西装领带,风度翩翩,书房的书也摆放得井井有条。我这次访问英国,主要是在他的关照下落实的,我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和支持。我说,期待先生有机会访问华东师范大学,他愉快地说:有机会一定去,那里还有亲戚呢。

写到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这个国家的清史研究情况。从总体上看,英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是唐史比较强,唐史研究专家主要集中在剑桥大学。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也有,但相对平些,尤其与美国相比。目前在英国做清史研究的学者。在牛津大学,柯大卫(David Faure)教授做的研究与此有关,他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尤其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认同问题,城镇和跨地方经济发展史,以及殖民主义与香港经济发展史研究不过主要是在研究香港的问题。劳拉(Laura Newby)博士也有涉及,她的主攻方向是中国边疆史,中国与中亚关系研究。她为我安排了访英行程。她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马大正先生有合作研究。我非常感谢她的帮助。在剑桥大学,与此有关的学者,主要是H. van de Ven教授,他进行民国历史研究,上及清代问题探讨。在伦敦大学也有几位,其中狄德满是义和团问题研究专家,他有比较突出的研究著作,目前正与美国加州大学合作研究传教士问题,与中国也有合作项目。他是位很热心的学者。在北方的爱丁堡大学,也有强的清史研究专家。在国家图书馆,吴芳思主任是突出的一位。因为篇幅关系,不多鳌述。

我浏览了各个图书馆的书架,发现近20年来,英国出版的关于清史的著作还是不少,如克拉克和格里高利的《西方对太平天国的报道》(1982)、辛格的《龙与狮:第一个英国使团到北京的乾隆朝廷,1792-1794》(1992)、比格斯的《礼仪与外交:马噶尔尼使团去中国:1792-1794》(1993)、皮瑞菲特的《两种文明的碰撞:1792-1794年的英国远征中国》(1993)、普里斯通的《被困扰的北京:1900年义和团时期的故事》(1999)、素珊娜的《1900年北京被围期间的女人》(2000)、曼得西的《1820-1920年间的鸦片贸易和禁烟斗争》(2003)等。其中,《1900年北京被围期间的女人》一书很有意思,以女性的眼光,谈义和团期间传教士夫人的生活,以及她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用的全是一手资料。我想,这本书的撰写,大概与女性主义也有点关系。目前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当然,我也注意了书架上其他时期的著作,大体的印象是,英国学者的著作,关于马噶尔尼使团访问中国、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义和团时期的研究著作好像略多。当然书架上的情况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访问了英国以后,很自然地把这里的图书馆与国内的图书馆作比较的思索。应该承认,在这里的图书馆读书、查资料,是一种惬意,一种放心,一般不会担忧有什么书看不到。更无法抗拒一些书架上所排列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著作、文献的魅力。一个学校坚持这样的收藏多么不容易,最聪明的校长莫过于对图书馆资料建设的长线关注,这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大事。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学术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对外的学术交往,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对清史的研究,确实有个面向世界的问题,了解其他国家与清史有关的资料,了解人家对清史的研究。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研究人才多,有的是研究资料多。英国的特点就是资料多,所以要有针对性地做好这方面探索工作。不过了解研究人家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学者守住自己的根,坚持自己的主心骨,对自己的传统史学、自己的基本状况要有清醒的把握,这样找外面的资料,也会心中有数。

 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留下一个回复

你的email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