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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14

钱茂伟:树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时间标杆

由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主编,陈峰、姜萌、郭震旦三位年轻干将编撰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201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新书发布会上,颇受学界好评。

此前,杨翼骧、乔治忠等人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先秦至清代,前后近三千年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才编成四巨册,而20世纪中国史学仅百年时间,就编撰出了煌煌四巨册。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就是不同。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呢?据王学典说法,“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前言)均不同。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史学完全是在“天下”中心在“中国”时代、前科学时代形成的中国式史学,而现代史学则是在“天下”中心在“四夷”时代、科学时代形成的中西合璧式史学。从参与人员来看,前者以职业史官与业余史家为主流,后者以职业史家为主流。从从业方式来看,前者以叙事、义理、考据为主流,而后者以专题研究为主、叙述为辅。从成果的表现方式来看,前者以著作札记为主,后者以论文专著为主。从体裁来说,前者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为主流,后者以章节体为主流。西方历史理论的引进,唯物史观的成长,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念,促进了全新的历史研究。历史学科化操作,职业研究机构、职业学术研究、职业人才培养、学术刊物、课题项目,这些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是历史学科细化、从业人员大为扩大、成果数量巨增。这些变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由史学史而史学学术史。杨翼骧以来治史学史专家做的史学编年,以史著为主,而此书由治史学学术史的专家编纂,专著、论文、事件三大块,内涵大为扩充。这体现出了现代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不同。由此的结果是内容的细化,上卷页561,张荫麟的书信、章太炎的演讲、罗香林《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也收入进来。收入大量论文的好处是,解决了某些时段专著不多的缺陷,譬如清末民初一段中国史学。

将史学编年细化到月日。将生活世界的零星事实系入一定的时间框架,是建构历史文本的核心手段。零星事实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排比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史学编年一般到编到年,而20世纪新史学细化到了月日。某人某书在某出版社出版或某杂志发表,这样的条目法颇为新颖。与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细化到月、偶尔到日相比,此书多数条目细化到日。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时间系年,它将不同空间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比起来,这是最大贡献所在。这些作品,以前只在中国史研究索引中读到,现在有人根据相关杂志,对这些作品作了一一的梳理,这是难能可贵之处。由此的结果是,此书内容非常详尽。譬如乔治忠等《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清代卷1900-1911年,用了79页篇幅,而此书用了156页篇幅,增加一倍,条目增加无数。就全书来说,《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才11万字,就是一个大事记而已,而此书近200万字,增加了近200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史学编年当然是越详细越有价值。

中心主线突出。作者长期关注史学理论史研究,近来关注国学发展史,于是史学理论史与国学发展史这两条主线,作为作者的研究强项,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笔者注意到去年刚故世的浙江史家董楚平有关农民起义的几篇论文,悉数开列条目。在笔者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初稿中,并没有这么高的位置。这样的判断,自然是建立在作者史学理论史研究视野之下的。又如上卷页560收入矛盾《子夜》这样的小说,让人不可思议。作者的理由是“矛盾以长篇小说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选择充分展示了作者的专业自信。

历史作品的历史定位清楚。前人的史学编年,多重资料编年。作者心中有一部史学学术史,将条目内容的编纂重点放在了作品的历史评判、历史定位上面。这样,能让人一阅即可粗知大概。如下卷页408“《外国中国研究》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条,下面称“该刊是改革开放后了最早介绍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发70年代以来汉学输入之先声”,一句话就作出了历史定位。有了这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某人占了多少时间段,有多少作品问世,一清二楚。史学编年可以说是史家成就的时间定位系统。

大大扩充了专业认知。譬如上卷页558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书,为早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代表,此前了解不多。由此可知,中国农战史研究并不始于解放后,早在30年代即展开了。本书列举的某些精辟观点,今天读来仍有启迪。如上卷页521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页523引王芸生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此书启迪来学,“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新手们面临着专业圈打开问题,所以老师要经常性地介绍一些同行专家。读一下《20世纪中国史家编年》,可以让他们对前辈名字与成就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树立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时间标杆。这是第一部详实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有了这部全国性史学编年参照系数,就为地方史学编年与专题史学编年提供了参照系数。各地与各专业,可以进一步编纂专题史学编年、断代史学编年、地方史学编年。笔者正在编纂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即可据此可修订。

此书编纂历经10年,复经十多位专家的审读,“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不可谓不认真。但笔者读后,感觉内容与体例仍有可议之处。在内容上,记事对象的选择与不选择,条目内容的展开与不展开,最容易受人诟病。前代史是当代人无轻重感觉的领域,所以20世纪上半期会好一些;但当代史是当代人有轻重感觉的领域,生活世界的感受会随时检验文本世界建构的合理程度。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80、90年代,是多数在世史家有历史感觉的时间段,所以引起的争议也会特别多。很多史学工作者会说,怎么上面没有谁谁,没有哪本书,某某人怎么成了失踪的教授,某某专著怎么成了失踪的专著。学科化建设的结果,史学不再是笼统的史学,而是二三级学科化的精细史学。重要与不重要的判断,多是放在二三级学科视野下论断的。在没有详尽的断代史编年、专门史编年、专题编年的情况下,由出身史学理论史研究的专家放眼一级学科,在历史学大海中披沙拣金,筛选出自认为重要的作品,建构为系统的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自然会捉襟见肘。这点,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某些事件条目实在太细了,细到齐思和燕京大学毕业、王绳祖赴牛津大学留学、陈垣一封私人信件、郑天挺开史料学课程也要立一个条目,感觉作者实在太“偏心”了。公开出版的史学编年,所选条目要全面展开,不能作选择性的展开或不展开。最后,笔者只能相信,没有上帝式全能史学编年,只有代表一家之言的史学编年,如此心态也就平和了。

(原载《博览群书》2015年第8期)原文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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