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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05

三十年来域外汉籍整理概况述略

《形象史学研究》(2011年),许林平、孙晓

在我们看来,所谓汉籍,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以汉字为主要著录符号的各类文献,包括书册、简帛、金石等物质载体。而狭义概念上的汉籍,则为汉字书籍。当然,在过去,汉籍的概念特指由中国本土产生并流播的汉字书籍。这里,我们暂取广义的说法。众所周知,汉籍的形成悠长久远,数量浩如烟海,流布遍及五洲。所谓域外汉籍,通常认为是流传到海外或在海外地区产生的汉字文献。具体来说,其一为中国版汉籍,即中国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流传到海外的,由中国人撰写、抄录、刊刻的汉籍;其二则是域外人士在中国版汉籍的基础上翻刻、抄录或注释的汉籍,也包括域外学人用汉字撰写的著述。这些域外人士不仅包括华人华侨,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明清以降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著述,也归属于第二类。

当然,关于域外汉籍概念的认定,学界尚有分歧。籍,《说文解字•竹部》释为“簿书也。从竹,耤声”。而“耤”,《说文•耒部》云:“耤,帝耕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为耤。”故“籍”之本义为用以记录人名户口之简册,与赋税徭役相关。而后则泛指书籍。孔安国《尚书序》“睹史籍之烦文”句有孔颖达疏:“籍者,古书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谓之文籍。因史而书,谓之史籍;可以为常,故曰典籍。义亦相通也。”而“汉籍”二字一起出现则在汉代以后,其初义即为“汉代书籍”。《宋书•志第三》“远考唐典,近征汉籍”,正为此义。

作为版本学术语的“汉籍”最初由日本学者提出,指的是流传于日本的中国版汉文古籍。而把日本刊刻的汉籍称之为“和刻本汉籍”,将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著述称之为“准汉籍”。历史上,日本称呼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来自中国的古籍便可称之为汉籍,相对于在本土产生并使用本土文字的“和书”而言,这个名称带有明显的民族或地域色彩。但在日本翻刻的汉文古籍以及用汉文撰写的本民族作品与汉文化的渊源颇深,故又称其为“和刻本汉籍”和“准汉籍”,这又是从文化的角度所做的命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关于“域外汉籍”的定义大致分为三派,第一派承袭日本学者的观念,只将中国版的古籍称为汉籍,将留存于海外的中国古籍称为“域外汉籍”。第二派认为“域外汉籍”为域外机构或个人以汉文写印的古籍,而不把域外机构或个人收藏的中国古籍包括在内。(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8页。)这些域外机构或个人不仅有中国周边国家的人们,也包括欧美来到远东的传教士,也包括由中国走向海外的唐土移民。而第三派则将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统称为“域外汉籍”。这类观点比较而言,前两种说法着重点均着眼于“域外”,相对于中国而言,有着明显的地域意识,均是排他性较强的观点。由此看来,最后一派的说法外延较大。就民族范畴而言,这种观点将汉籍视为现在或过去使用汉字的诸民族的共同财产,是基于汉字文化而产生的精神财富。就地域范畴而言,这种观点不仅包括在海外各国所藏的各类版本汉籍,也包括中国境内所藏的域外人士用汉文写就的著述。这就说明,汉字文化的传播并不只是单向的发散性的,也包括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有益接受。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超越民族和地域的范畴,而以文化为背景,统一定义世界各地的汉字文献。这种定义有利于将东亚文化圈以及远东欧美传教士的汉字文化遗存即汉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有利于在统一的文化语境(CulturalContext)下关注汉文文献的缘起和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近年来才有“中国版(本)”“日本版(本)”“韩国版(本)”“越南版(本)”以及“华刻本”“和刻本”等一系列汉籍分类术语的诞生,使得汉文古籍的版本体系更趋完整,超越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认识,也丰富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近年来,又有学者倡议建立“国际汉籍文献学”,(严绍璗《关于创立“国际汉籍文献学”的思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这又在更高的层面上处理世界范围内的汉字文化遗存,内外结合,可谓是参与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们将来所努力的方向。

一、大陆地区的域外汉籍整理现状

(一)中国整理域外汉籍的起源和发展

对域外汉籍的整理,不单单是海外各国学者的努力对象,更是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对基础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我国文化界的优良传统。据文献记载,南北朝时期即有汉籍流传海外,而域外汉籍的回传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北宋太宗时,日僧奝然出使中国,便携来中土已佚的郑玄注《孝经》等书籍,给中土士人造成极大震动,从此引起宋朝廷对域外汉籍的重视。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宋朝向高丽访求佚书,得到积极回应。晚清民国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诸多学人赴日访书,曾兴起一波整理域外汉籍的高潮。我国有识之士如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陈榘、张元济、王古鲁等人,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搜求海外中土佚书、汉文珍本,多有斩获,收录于《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籑喜庐丛书》等影印丛书中,曾在知识界掀起巨大反响。

但新中国前三十年里则重又转为沉寂。不过,仍有零星的汉籍被影印面世。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郑振铎、傅惜华等学者的努力下,《古本戏曲丛刊》收录了部分原藏于海外的戏曲文献。文学古籍刊行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两社也曾刊印诸如元明刊本《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水浒志传评林》以及日本刊本《又玄集》《佚存丛书》等一批日本所藏汉籍。吴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利用域外史料辑录有关中国明朝的史料,包括中国明朝史书中缺失的史料,他的整理工作从民国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域外汉籍的整理工作陷于停滞状态,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渐复苏并升温。

之所以以近三十年为参照,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逐步走向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渐次成熟,各类成果层出不穷。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局势趋于和平安定,文献的整理和保护成为全球学界的共识,多国学者之间的相互合作日益紧密。这三十年来,无论在学术理念,还是在学术成果上都有突飞猛进的表现。

(二)近三十年大陆地区域外汉籍整理的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贸易、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域外汉籍的整理取得了累累硕果。

首先是访书活动的大大增多。一大批学者奔赴韩国、日本、越南以及欧美各国图书收藏机构访求汉籍善本,创作了许多访书记录和书目书志,为域外汉籍的追踪和整理留下了可供按图索骥的宝贵线索,如蒋寅《东瀛读书记》(《文献》,1999),崔建英《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李锐清《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王小盾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02),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岳麓书社,2004),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郑金生《李约瑟研究所(剑桥大学)收藏中医线装书目录》(未刊)等等。访书活动次数的增加带来了国内学者对海外存藏汉籍概况的了解,与以往多数的走马观花式的访书不同,他们的访书次数多、时间久,往往针对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汉籍做地毯式的调查,因而带来的介绍更为详尽全面。这种活动也促成了国内的古籍编目工作和数据库建设的发展。近些年来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了部分海外图书馆所藏的汉文古籍,计有日本96家、美国9家、英国5家、韩国3家、法国2家、俄罗斯2家、马来西亚2家、西班牙1家、加拿大1家、梵蒂冈1家、丹麦1家、奥地利1家。国家图书馆还联合海外数家图书馆开发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著录了多个图书馆所藏的汉籍善本,并将书目数字化,方便读者检索查询;又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数字化汉籍免费提供给国内的读者使用。

其次是研究著作的不断涌现。陆坚、王勇《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中华书局,2007),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张伯伟《清代东传诗话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陆凌霄《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谢必震、胡新《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海洋出版社,2010),黄仕忠《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等等,表明我国学者不满足于对域外文献的一般性的了解,而开始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著述往往是结合自己的访书经验而作,包含了很有价值的线索,成为后来学者的学术津梁,而且有些还编有目录,比如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书后附录《西方来华传教士汉文小说书目简编》,对现行的文学史料起到了拾遗补缺的功用。当然,更多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利用现有的引介回归的资料基础上做出的学术成果,兹不赘言。

其后,有关各方的联合,汉籍善本陆续得到影印出版,出版方式大都以丛书为主,共分三类。第一类为综合性丛书,即其中所选的文献资料兼容多门学科,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1993~2000),出版有《日藏古抄李峤咏物诗注》《日藏宋本庄子音义》《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等书。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籍海外珍本丛书”,其下又以藏书地为标准分成数辑,目前第一辑《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已经出版,收录了67种国内无馆藏的汉籍稀见本,共37册。再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则参考四库分类法,将海外汉籍善本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目前第一辑、第二辑已经面世,上下双栏影印,收录汉籍已达376种,出版规模已达108册。第二类为专题性丛书,即以某藏书地或以某学科为主题收集珍本汉籍并汇编成书,如《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含正续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003),《和刻本类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日本藏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日本现存中国稀见古医籍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含第一辑、第二辑,线装书局,2001~2003),《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等等。第三类为非域外汉籍主题丛书的个别收录者,如《古本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87~1991)、《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四库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1997)、《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纂)等大型丛书中均有域外汉籍被选入。此外,其余均为零星单出的影印古籍。如中华书局的《龙龛手镜(高丽本)》(1985),巴蜀书社的日藏蜀刊本《李太白文集》(1986),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2003)、《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2004),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翁方纲经学手稿五种》(2006),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2008)等等。

部分汉文文献则是通过学者们的整理、校勘、考证之后方与国内读者见面的,通常采用排印出版的方式,其成果多为专题性的单行图书,如戴可来、杨宝筠《〈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包括《岭南摭怪》、《嘉定通志》、《鄚氏家谱》三种越南重要的汉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涉及英、美、俄、日多国所藏汉文史料,武汉出版社,1998),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正》(中华书局,2001),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方氏文献为底本,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收日本版《冷斋夜话》、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等诗话著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吕浩《〈篆隶万象名义〉校释》(所据底本源自高山寺藏本,学林出版社,2007),尚志均《绍兴本草校注》(以日本神谷克桢氏抄本为底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吴旻、韩琦《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陈文新(与韩国学者闵宽东合著)《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等等,这些著述对文献的保存和回归同样有重要的价值,且方便了读者的深度利用和再加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所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丛书则辑录了10种韩国汉文小说,整理、校注均较为审慎,采用简体横排的方式,可适用为普及读物。此外还有对域外史料按一定的主题摘抄、择录、汇编而成的类书性著述,比如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的系列图书《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等三种著作辑录了朝鲜半岛大臣诗文中有关中国的资料。

随着域外汉籍被引介回归的数目不断增多,有关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也不断升温,国内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基地,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2月,学术成员有张伯伟、金程宇、卞东波等人,主办有《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现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至第六辑,出版“域外汉籍研究丛书”达十二种,拟出和已出的“域外汉籍资料丛书”达千万字以上。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月,以域外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和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向。成员有郝春文、孙逊、严明、翁敏华等人。近年来与海外学者合作编纂《域外汉文小说大系》,总字数近千万字,包括《越南汉文小说集成》《朝鲜汉文小说集成》《日本汉文小说集成》以及《传教士汉文小说集成》,预计2015年出齐。其中《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已于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中心还有《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朝鲜汉文小说研究》《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著述问世。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原属浙江大学,2004年8月后迁至浙江工商大学。2006年该所被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指定为“海外日本研究重点支持机构”,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现成员有王勇、王宝平、陈小法等人,学术成果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中日“书籍之路”研究》《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等著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3月,近年来在葛兆光、周振鹤等学者的推动下,以“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等主题为研究方向,致力于推动东亚汉文文献的整理工作,与越南、韩国学者合作编纂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两套重要图书,拟继续编纂《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当然,其他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机构中也有不少学者参与到了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热潮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主持编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过程中,积极与韩国、越南、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合作,为国内学界带来一大批新的汉文文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近年来国内有关域外汉籍的各类学术研讨会渐渐增多。2007年8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日、韩、美80多位学者与会。2007年10月,浙江湖州市政府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皕宋楼暨江南藏书文化国际研讨会”,有海内外90多位专家出席会议,涉及皕宋楼去国原委、中日书籍交流等议题。

另外,还有一种不应忽略的情况,即在拍卖会场屡屡出现的海外回流文献。当然,这是一种商业性的文化活动,以较高的物质代价获得较高价值的文献原件。或可视为特殊的域外汉籍整理活动。查2009年至2011年北京保利公司古籍拍卖图录,涉及海外回归汉籍达200余种,呈逐年递增态势,其中不乏未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稀见本。2000年,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斥巨资购买流传美国的翁同龢藏书,使其叶落归根,后择取432件翁氏未刊手稿,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成为新时代域外汉籍整理和保护的标志性事件。2011年,北京卓德拍卖公司又将一部海外回流稀见善本——南宋麻沙镇南刘仕隆宅刊本《钜宋广韵》拍出高价,引起学界、文化界共瞩。此本阿部隆一《日本现存宋元版志•经部》著录,原为日本福井氏崇兰馆藏本,存世极罕,当为孤本。(见《北京卓德2011年首届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拍卖图录,2011年6月10日,拍品号2051。)([韩]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三)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域外汉籍整理的特点及不足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内的开放,一大批学者的去国访书,使得域外汉籍的整理不再是前辈学者学术活动的简单延续,也不再是个别学者的踽踽独行。从过去较注重域外汉籍的版本价值到兼顾域外汉籍的研究价值和版本价值是域外汉籍整理观念上的一大转折。正因为如此,域外中文档案、碑刻等过去涉猎较少但颇具研究价值的文献被逐步整理出来。以往,人们多数关注中国版古籍在海外的流传和散布,少量涉及域外翻刻、抄录的中国古籍,而对域外学人的汉字著述则鲜有问津。但在以“异域之眼”反观中国的研究理念下,大量的域外学人汉文著述被引介到中国国内,一批影印丛书得以出版。仅以外国使臣燕行文献的整理为例,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第一辑),拟继续出版,基本囊括传世朝鲜燕行文献,比之韩国林基中所编100卷本《燕行录全集》更为详备。以古代外国人的眼睛观察中国历史,史料翔实可信,与中国传世文献形成互证。此外,复旦大学对越南燕行文献的整理、浙江工商大学对日人来华汉文游记的整理,使得东亚地区的燕行文献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这恰是域外汉籍整理摆脱过去零散整理的不足,使由点及面、全面开花的格局逐渐显现,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利。

同时,在域外汉籍整理的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学者们就汉籍流传的轨迹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创见。其一,王勇于2003年提出了“书籍之路”的概念,用以概括汉籍东传日本的历史存在。(王勇《“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王勇等编《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其二,柳斌杰于2008年提出“汉籍之路”的说法,这是为《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出版工作所做出的总结性创见,是在汉文化历史背景下对汉字典籍传播路线的概括性定义。诚然,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由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提出。但它并不能涵盖中外文化的所有交流模式。中外文化交流理论方面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沟通;也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他各国的交流;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这就很有必要为中外精神文明的交流模式下一个合理的定义或总结。无论“书籍之路”或“汉籍之路”都体现了学者们在完善中外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两相比较,“汉籍之路”的外延更宽,定义更准。它不仅指称中日之间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也指称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汉字文化典籍交流,甚至也指代这些国家之间以汉籍为载体的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柳斌杰《汉籍之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序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经部》(第二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但是,我们在取得累累硕果之时,不应忽略这项工作存在着诸多不足,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首先,国内尚无有关世界各地馆藏域外汉籍的总体性的目录。要把握域外汉籍的整体分布,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目录,要遴选出最优最善的版本,也离不开一个完整的目录。众所周知,域外汉籍的分布十分广泛,总体数量也十分惊人。以越南为例,2002年,中越合作编纂出版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汉喃文献共五千多种,一万六千多册及神敕、社志等地方文献两千二百多册,其中中国重抄重印本即有五百余种。这还不包括汉喃院馆藏的近三万件汉文碑文拓片,也未包括越南社科院历史院、胡志明市社科院、顺化王宫、大叻市第三档案馆等其他单位的馆藏汉籍。如果在各国各学科专家学者调查域外汉籍存藏概况的基础上编纂一套《域外汉籍国际联合目录》或《域外汉籍善本总目》,将使我们的域外汉籍整理事业拥有全局观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韩国、日本、越南、美国等国的主要馆藏机构均有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汉籍,获取并非难事,欧洲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亦可获得,只需翻译和整理便可。但少量私人机构或宗教场所存藏汉籍的调查相对较难,这得通过多方渠道沟通努力方可完成。

其次,东亚各国以汉字为媒介的文献交流古已有之,这种活动并非是单方面,而是双方面的。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学者们在调查域外汉籍的同时,对中国境内所藏域外版汉籍(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刻本、抄本)的调查和研究则颇显不足。刚刚完成了史部和丛部编纂出版计划的《中国古籍总目》也未能关注到这批文献,仅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原杭州大学的王宝平、黄建国等学者编纂《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等著述,所涉范围较为有限。《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中国68家图书馆所藏和刻汉籍3063种,其中稿抄本306种,正保元年(1644)以前的刊本136种,其中有中国佚书。这说明其他国家创造的汉籍在中国的流传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如将国内所藏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刊刻、抄录的汉籍排查清楚,那么不仅将填补空白,也为其他国家的汉籍整理和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

再次,随着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队伍的扩大,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关注度也随之增长。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典籍的整理与发掘的成果层出不穷,上乘之作比比皆是,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译介和利用稍显不足。像《阿部隆一遗稿集》《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等海外汉学家的经典著述都未见国内出版,读者利用起来很不方便。(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事实上,海外学者的成果同样是域外汉籍整理的有益组成部分,而且往往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率先发掘和研究域外汉籍。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这部分的学术资源,那么对于中国学者的学术活动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将视角延伸至更远、更深的角落。

二、港澳台地区的域外汉籍整理现状

港澳台由于其在历史上与其他国家的交流较为密切,因此其在域外汉籍方面的探求未曾间断。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台湾文献学家屈万里曾两度去美国,编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台湾大学于1971年影印出版琉球文献《历代宝案》,将其所藏的最完善的抄本公诸于众。

近三十年来,在影印汉籍方面,最为瞩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中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天一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续编),其中部分入选的古籍来自海外。1987年,陈庆浩先生与台湾学者合作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后来又出版了第二辑。2003年,陈庆浩先生又在台湾出版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另外,王秋桂先生从海内外收集善本戏曲文献,编纂《善本戏曲丛刊》并由台湾学生书局从1985年开始刊行,目前已刊行六集。

在标点本汉籍方面,王秋桂先生与陈庆浩先生合作主编了《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同样从海内外各地收罗优秀艳情小说版本,经过精点精校,排印出版。又有其中的抽印本,汇编为《中国女性三大奇书》刊行于世。古杭艳艳生所编的丛书《中国历代禁毁小说集萃》,也以广集海内外珍藏秘本为任。再有《台湾文献丛刊》作为目前收集最完备的台湾史料,其中也有不少原藏海外的有关台湾的汉文文献,且校订精审。

在目录学方面,林庆彰、刘春银与大陆学者、越南学者共同编纂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并制作上网;张宝三编纂了《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台大出版中心,2005),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汉籍与准汉籍,第二部分为日本人撰述汉语文献,书后附录日治时期台湾人及朝鲜人的著作5部。周彦文编纂了《日本九州岛大学文学部书库汉籍目录》(文史哲出版社,1995)一书。

此外,还有一系列著作或论文涉及域外汉籍,如吴哲夫的《海外中国古代书迹之探寻》(《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8),潘美月、夏丽月的《台湾大学图书馆和刻本汉籍的收藏与整理》(第三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2001),周彦文的《日本九州地区所藏汉籍述论》(第三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2001),金荣华的《新德里印度博物馆藏敦煌残册张延锷题记跋》(《华冈文科学报》,2002),黄一农的《奎章阁明清军事史重要文献过眼录》(《奎章阁》,2008),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方豪的《明万历间马尼拉刊行之汉文书籍》(《方豪六十自定稿》,1969)等等,为域外汉籍的存藏和利用情况提供了线索和实证。方豪的《明万历间马尼拉刊行之汉文书籍》一文,指出现藏于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梵蒂冈等国的四部明代菲律宾马尼拉华人天主教徒刊刻的汉文古籍,也是中国印刷术外传的典型见证。(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域外汉籍的整理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台湾学者很早就注重与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由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发起的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从1985年到1995年,共举办过十届,并出版了若干论文集。台湾大学还于2002年11月成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下设东亚文献研究室、东亚教育研究室、东亚儒学研究室等分支机构,关注东亚各国所藏的汉籍资源。台北大学近年来主办“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颇受业内关注,2008年举办了第一届,2011年底又举办第二届。

台湾各公立图书馆十分注意蒐集或复制海外汉籍文献,成绩斐然。傅斯年图书馆为配合“中研院”史语所“明代史”研究计划,自1976年起,陆续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等处复制珍贵汉籍文献,截止2001年,计有546种3538册。(吴政上《傅斯年图书馆域外汉籍之蒐集与利用》,第三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2001年,第4页。)台湾“国家图书馆”自2001年起利用“国家数位典藏计划”及“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获得1144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汉籍电子数据和128种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电子数据,并开放给读者使用。

港澳也曾影印或整理出版过汉文文献,如陈荆和教授在香港出版《国史遗编》(香港新亚研究所,1965)、编注阮述《往津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及主持《大越史记全书》的校勘工作等。又如澳门文化司署《汉文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1997),澳门基金会《中葡澳门交涉史料》(1998)等。

潘重规、邓思平等学者均曾关注过域外汉文文献,但以敦煌文献为主,如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敦煌研究会,1983),潘重规、金荣华等《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福记文化图书公司,1993)等等。又邓思平《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的中文史料》(《文化杂志》,1994)、韦庆远《清葡关系史的珍贵资料:谈〈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子汇编〉》(《澳门杂志》,1998)等文则让人们觅到了藏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汉文史料的踪迹。

三、海外各国的汉籍整理

域外汉籍的流布历史悠久,存藏规模巨大,现今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海外各国汉学家及华人学者对汉籍的整理亦由来已久,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一)韩国和朝鲜的汉籍整理

在韩国,人们对古典文献的保护较为重视,大多数馆藏地都编有汉籍目录和解题。比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解题》(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1975),《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首尔大学图书馆,1981),《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首尔大学图书馆,1982),《韩国古小说目录》(精神文化研究院,1983),《18世纪奎章阁所藏文集解说》(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2009)等书。对于古籍的区分,当地学者将韩国学人在历史上用汉文所写的著述视为“韩国本”,而将中国流传到韩国的文献视为“中国本”。目前,该国对韩国本古籍的整理较为完善,比较有名的影印丛书有《韩国学古辞典丛书》(亚细亚文化社,1975)、《韩国近代思想丛书》(亚细亚文化社,1978~1985)、《韩国野谈史话集成》(泰东图书出版社,1989)、《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奎章阁资料丛书》(含法典篇、语学篇、文学篇、儒学篇、地理志篇等,奎章阁,1991~2011)、《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1996)、《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景仁文化社,1999)等。其中景仁文化社出版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收录了韩国历史上逾1000位学人的著作,共3000册,堪称集大成之作。其余单行影印图书则数目众多,篇幅较大的有如《备边司誊录》(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事文类聚》(学民文化社,2000)等。又有校勘、择录摘编类图书行世,如《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韩国经学资料集成》(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96)《朝鲜王朝实录分类集》(含变乱篇、交通篇、风俗篇、军事篇、思想篇、历史篇等,国史编纂委员会,1987~1994)、《韩国思想史资料选集》(含高丽篇、古代篇,亚细亚文化社,1982)等等。其中《燕行录全集》收录约500余种历史上朝鲜使臣来往燕京时的纪行录,很多史料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对了解中国社会史、东亚外交史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韩国学者对海外所存韩国古籍的状况也有所关注,如沈喁俊《日本访书志》(精神文化研究院,1988)、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文史哲出版社,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韩国海外典籍调查硏究会,2001)以及尹忠南、金成焕等《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景仁文化社,2005)等,表明韩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韩国本汉籍亦给予了重视。

对于中国本的整理,韩国取得的成就较为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学者以他们较为熟悉的韩国本汉籍为优先整理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韩国学者的汉学水平已不如前辈学者。因此中国本汉籍通常是由中国学者前往韩国整理,并在中国出版,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文献在韩国得到整理并出版。如《至正条格》残本,系存世孤本,由韩国文献学者南权熙发现于庆州,今藏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此书对元史和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2007年8月,该院公布了《至正条格》(残本)的影印本与校注本,后附四篇研究论文。2005年,韩国学古房出版社还出版全寅初编纂的六大册《韩国所藏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书目12500多种,基本反映了韩国现藏的中国古籍的概貌。

相比较而言,朝鲜的古籍整理则成就不多,多数是将其历史上的汉文古籍翻译成谚文出版。不过,1945年至1960年间,在尹世平等文艺学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春香传》《沈清传》《兴夫传》《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等一批汉文小说被整理出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朝鲜古典文学作品选》丛书,为目前朝鲜古籍整理最大的成果。同时,朝鲜又出版了《古典小说集解》用于介绍这些古典小说。(崔雄权《解放后朝鲜对古典小说的收集、整理》,《东疆学刊》,2003年第1期。)

(二)日本的汉籍整理

近邻日本是海外各国收藏汉籍数量最多、质量最好、整理和保存最完善的国家。近代以来,我国掀起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热潮,就肇始于日本存藏的汉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曾有过脱亚入欧的文化思潮,因此对汉籍的保存不够重视,相当多的汉籍流散到市面上,为当时旅日的清朝官员或学者所回购,许多原藏于日本的汉籍回流到中国。其后,日本逐步认识到这批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保护力度渐渐加强,更有甚者,他们又利用各种渠道从中国购买、掠夺汉籍到日本。如皕宋楼藏书被整体购买,去国东往,今天的静嘉堂文库即是在原皕宋楼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现在,大多数的日本汉籍馆藏机构都有目录、图录,其中一部分编纂年代较为久远,而近三十年来编纂的目录有如《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1987)、《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199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1995)、《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1996)等。有些机构的藏品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等处,部分汉籍被制成了数字影像,可以直接在网上浏览查阅。全国性的书目则有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1989)以及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2000年开始编纂的“全国汉籍资料库”等,后者也已上网,名为“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数十家图书收藏机构参与,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当然,日本学者在近数十年来对汉籍的整理校勘和影印出版的成果都是十分丰富的,这是在其一以贯之的汉学传统的支撑下取得的。比如专门成立的贵重古典籍刊行会刊印了《史记集解》《白氏长庆集》《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知恩院藏》等一批珍贵汉籍;静嘉堂文库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主持刊印《静嘉堂秘籍》丛刊,有十多种宋元珍本重见世人;天理大学图书馆主编有《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影印善本汉籍近30种。此外,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的《入明记》等单行本得以出版。又有《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游摩尼书房,1997)、《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游摩尼书房,1999)等校勘精审的图书梓行,可谓成果颇丰。

目前,日本多所大学成立了汉籍的研究机构,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等。这些机构都是在原有的研究中国汉籍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近年来,有关和刻汉籍、日人汉文著述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比如二松学舍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构筑世界性的日本汉学研究基地”(即二十一世纪COE计划),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该计划是针对目前日本学术界对于日本汉籍、准汉籍、和刻汉籍这一庞大的资源尚未获得充分整合研究的现状而提出的,目的是对日本汉字文献做总括性、综合性研究。

(三)东南亚的汉籍整理

越南所藏的汉籍文献近些年来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有一批成果问诸于世。在越南独立之前,法国远东学院曾对越南汉喃文献做了较为详备的编目工作,后来,越南学者陈义与台湾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一道将其翻译为中文,即《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又越南学者吴德寿编有《河内国家图书馆所藏汉籍书目》(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2002)。现在,有关越南汉籍的整理和研究,在越南国内主要由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主持,取得的成果也最多。越南文献学家陈文玾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即著有《汉喃书库考》(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92年,汉喃院与法国远东学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合作出版了12册《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有详细的作品解题,有校勘和新式标点,为汉籍整理的优秀成果。1993年,又与法国远东学院、台湾成功大学合作出版了三本《越南汉文碑铭集》(第一、二辑);2005年,又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编纂《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共计22册,并附有提要书六册。2010年,该院又与复旦大学合作出版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集现存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及越南国家图书馆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予以出版。越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则影印出版了该院所藏《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续编》(越南教育出版社,2004)。近年来,越南国家图书馆也将其所藏的汉文文献做了数据影像处理,迈出了越南汉籍信息化的第一步,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浏览和查询。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在当地民间广罗汉籍,目前已有3000多册,计划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整理。

据了解,越南学者不仅关注本国存藏的汉喃文献,也关注海外存藏的汉喃文献,如张文平《荷兰莱顿大学所藏的汉喃古籍》(《汉喃研究杂志》,1992),陈义《英国图书馆所藏的汉喃书籍》(《汉喃研究杂志》,1995),陈义、阮氏莺《日本四大书馆所藏的越南本总目录》(《汉喃研究杂志》,1999)等等,而且他们与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的学术往来较为频繁,在不远的将来,当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新加坡华人学者也在汉文文献领域做出过自己的成就,其成果主要集中在碑铭领域。碑铭是一种足为征信的史料,中华民族刻碑立传的传统,广及海内外。海外华人所居之地,通常也有碑铭文献传世,年代可上溯至明代。上世纪七十年代,饶宗颐先生供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收集明清以来碑目102种,著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一文;同时,陈育崧、陈荆和合作编纂了《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共得碑铭119篇。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对二陈的著作进行校雠增补,又撰写了《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铭辑录》(《民族所研究资料汇编》,1998)一文,新得碑铭文献123种,这些资料可补充正史文献或档案文献之不足,对新马地区华人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四)欧美地区的汉籍整理

北美是汉籍存藏的另一个较为丰富的地域。历史上王重民、朱士嘉、屈万里等学者长期访学美国,把握北美馆藏文献的真实情况,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艺文印书馆,1975)、《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国会图书馆,1942)、《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国会图书馆,1975)等一批重要的成果问世。近年来,在沈津、李国庆、周欣平、乔晓勤等美加华人学者的努力下,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机构的善本书志也得以出版。另外,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汉籍目录加入了国内国家图书馆开发的“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国内读者均可查阅。沈津《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十种题记》(《书城风弦录》,2006),杨光辉《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初探》(《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2009)等文则让人管窥到了其他知名大学的汉籍收藏情况。

遵循“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传统,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国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67种藏在哈佛而中国大陆无馆藏的善本中文古籍,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丛刊》(2003)之中。2010年,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启动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特藏资源库”网站,让一批中华珍贵典籍以数字化的方式与国内读者分享。

在欧洲,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均有一批汉学家从事汉籍的整理和研究。

在法国,汉学家魏丕信教授曾著有《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中华书局,2002),该书由田涛翻译并在国内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也编制了《伯希和所获敦煌汉籍写本目录》(罗福苌译,《国学季刊》,1923,1932)。近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华人学者陈庆浩先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与日本、韩国、越南学者及中国学者合作编纂《东亚汉文小说丛刊》(包含《日本汉文小说丛刊》《韩国汉文小说丛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三种),又与王秋桂先生合作编纂《思无邪汇宝——明清艳情小说丛刊》(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4~1997),而且他在传教士汉文小说的研究领域用力甚勤,撰有《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第二届中国小说与戏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等文,使得该课题逐渐为人们所关注。陈庆浩先生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的观念,区别于以往只注重“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思路。对中国学者而言,要求研究者不单关注中国的汉文化,也要将研究的领域扩大到域外汉文化区,即朝鲜、日本(包括琉球)和越南,以及使用汉文的其他地区(如海外华人社会、传教士和汉学家等)。他将汉文化所存在的区域看成一个整体,将各个组成区域看成平等的个体。只有对各国、各地充分研究,才能看到汉文化的整体状况;而也只有对汉文化的整体有了了解,才能真正了解到各部分的特色。他认为,不论是原生或引进的文化,重要在看到文化的应用而非历史。文化一旦被吸收,被应用,就有新的面目和生命。(陈庆浩《汉文化整体研究三十年感言》,陈益源《越南汉籍文献述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页。)这也是整体研究的文化观,有别于其他研究观点的地方。这一研究理念逐渐为从事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学者所接受。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一生潜心研究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主编有《泰国华文铭刻萃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萃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5)等,对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史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年,俄罗斯学者孟列夫教授曾著有《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丘古耶夫斯基曾为《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提供部份文字解说,这是建立在俄罗斯有丰富的汉籍馆藏的基础上的,尤其是敦煌吐鲁番及黑水城文献的存藏。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李福清先生多年来辗转于俄国和欧洲各图书馆,寻找稀见中国善本古籍,他发现的列藏本《石头记》、清刻《聊斋志异图》、清嘉庆间刻《红楼梦图》等都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曾著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台湾学生书局,1991),《四十年海外汉籍的调查研究》(《中国学研究》,2006)等著述。在他的努力下,列藏本《石头记》被引介回国内并影印出版;原藏于奥地利的三种珍稀戏曲文献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余欧洲国家的汉籍整理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就。荷兰学者钟鸣旦、杜鼎克等人共同合作,选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文部”尚未发表的文献,汇编为《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包括重出、重印与不同版本的书籍,约有580种,其中约有520种是中文书籍;之后钟鸣旦、杜鼎克与法国学者蒙曦共同整理编辑《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9),是当代最完整的历史文献之一。莱顿大学图书馆是欧洲除柏林国立图书馆之外最大的中文图书收藏图书馆,近年来已开始着手将馆藏中文善本数字化。

在英国,翟林奈所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于1957年出版。吴芳思与中国学者合作编纂有《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999),《英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在梵蒂冈,有日本学者校订并补编了伯希和所撰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与中国学者开展“梵蒂冈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文献研究”项目,使我们了解到该国所藏的汉籍和传教士中西文著作的基本情况;在葡萄牙,有伊莎贝希德《葡萄牙埃沃拉市档案馆保存有关澳门和中国的文件》(王复山译,《文化杂志》,1992),辛耀华《在异乡葡萄牙的澳门史料》(祁滢译,《文化杂志》,1994)等文章提供重要的汉籍线索。

另外,其他大陆上也有汉籍整理的成果出现。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作为几个太平天国文献收藏中心之一,部分存世太平天国文献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在南美巴西,莫罗《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之澳门史档案》(吕平义译,《文化杂志》,1995)告诉我们在陌生的大陆上也有汉籍的存在。

四结语

总体而言,域外汉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汉文化的珍贵遗产,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首先,域外所藏的中国版汉籍常有稀善版本流传。仅以日本为例,宋元版汉籍就有700种以上。这其中许多不见于中国馆藏,极为珍贵。(卢伟《美国公藏宋元版汉籍概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比如,宫内厅书陵部藏宋金州军刊本《集韵》、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宋明州刊本《文选》、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等。另外,日本现藏近70种明刊日用类书,为研究明代社会史的重要文献,多数不见藏于中国,如《刻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新锲重订补遗音释大字日记故事大成》《新刻类辑故事通考旁训》等等,日益为中日两国学界所重视。

其次,中国版汉籍的域外抄录、翻刻、注释本,在文献保存、版本校勘等方面均有难以忽视的作用。比如,《古文真宝》一书曾作为元明两代庶民社会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诗文选本,但在现今的中国已经难觅踪迹。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浙江绍兴图书馆所藏的元刊残本《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而日本有一种翻刻于江户时代的版本,书名也叫《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与绍兴图书馆藏本相互比勘发现,二者在篇目、编次、内容绝大部分相通,仅注释文辞有所增删,可见该书是以元刊本为底本翻刻的,由此可据以补足元刊残本。(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序说——以印本为中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8页。)

另外,海外学人或传教士的汉文著述,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著作一方面展现汉文化在异域的深层次影响,另一方面,其中保存着以旁观者视角所记录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各类丰富信息。在中国的传世文献里面,出于对皇帝威仪的犯怵,很少有直接描写皇帝长相的文字。可是,我们在朝鲜使节的燕行文献中能看到皇帝相貌的真切描写。比如康熙“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长相与高大威武的意象相去甚远。而道光“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可以称得上丑陋了。(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朝鲜使节出于对异国他乡的好奇,通常会详细记载他们的所见所闻,于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献所难以触及的方面,为全方位观察明清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窗口。

域外汉籍的广泛存在,恰恰体现了汉文化向外传播的历史过程,也显示出各国在有选择的基础上长期吸收、改造汉文化并使之符合本民族需求的历史姻缘。我们以为,整理域外汉籍是有效保护珍稀汉文典籍的有效手段。当我国学者逐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各国所藏的汉文文献中去,关注到过去未曾关注的材料。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文献具备了重新利用的价值,具备了保护和传承的可能性。

当然,过去文学、中医学、文献学等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域外汉籍整理领域,将中国版汉籍的收集视为重点,因此较注重文献的版本价值。而今,越来越多的诸如史学、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努力发掘稀见的汉文史料,关注域外机构或学人写印的文献,因此更侧重于文献的研究价值。目前,大量稀见的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尚未公诸于世,亟待人们的整理,因此影印出版是当前首要任务。也因为它们的内容稀见性,是未来学术的增长点之所在,所以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朝鲜燕行文献、越南燕行文献的大量出版正是反映这一现象。人们也更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藏在异国他乡的汉文文献被挖掘和利用。

总之,海外所藏的汉文文献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涉及到中国经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整理域外汉籍,也将为中外学者提供更多对话的平台,拓展双方学术交流的广度,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认知。双方可藉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共同出谋划策。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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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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