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海洋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多少纠正了过去多以“大陆”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思路，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海洋是联系各国、各地区间的孔道，由此产生海上交通、贸易、海港、移民与区域开发、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一百多年来，上述对象一直都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仍“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
◎关注“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
海洋历史的主体是人，海洋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谭其骧在《禹贡·发刊词》中说：“历史好比是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离开了舞台，哪来得戏剧！”如果不了解海洋环境自身的变化以及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则建立海洋历史的体系，将缺少一个基本的维度。近年来，西方环境史学者已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海洋，南非环境史学家Lance Van Sittert呼吁重视“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W. J Bolster也提出海洋环境史将是环境史研究的下一个前沿。许多国家有研究海洋的传统，这为海洋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然而中国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却不容乐观，既有研究离建立系统的海洋环境史体系还相当遥远。
◎海平面与海岸线的变化
历史时期海岸变迁研究的成果集中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辽河海岸、渤海湾海岸、苏北海岸、长江河口和长江三角洲、钱塘江河口和杭州湾、珠江三角洲，以及基岩海岸的历史变迁，都得到系统梳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研究者是谭其骧和张修桂。谭其骧在1960—1982年连续发表五篇文章，对上海成陆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张修桂则在其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的几条关键岸线的确切位置和形成年代进行新的探讨。张修桂还关注岸线变迁研究的应用。例如金山岸线变迁和深槽形成的研究，可为海边滩涂之上建立工厂以及深水码头提供历史依据。
在海平面变动方面，谭其骧在20世纪60年代考证过西汉中叶发生在渤海湾西海岸的一次大海侵。这次海侵已得到考古、地质和后续历史地理研究的证实。如地震专家蔡克明认为，西汉后期的这次海侵活动，可能和本区地壳的缓慢沉降有关，沉降伴随着地震活动，从而加剧了这次海侵灾害的社会影响。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满志敏对宋元时期海平面变化对江浙地区影响的研究。满志敏提出北宋初期由于温度上升，海平面持续上升，导致太湖排水不畅，湖泊正常水位抬升，湖区面积相应增长，濒湖地区的低田相继沦为水泽，同时江浙沿海出现兴修海堤的人类响应。14世纪初期由于气温下降，海平面亦开始下降，太湖流域水系格局再次变化，东太湖地区湖泊水面大幅度减小，吴淞江迅速淤浅，苏北沿海滩地则开始出现淤涨。
◎风、洋流与航海
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的海上扩张，大量航海日志出现。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利用航海日志，重建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化。例如Rolando R.Garcia 发掘了西班牙东印度公司的航海日志，利用航船往返时间，建立了西风环流强度和北大西洋涛动的时间序列。Rolando R.Garcia 依靠16—18世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时代的航海日志，复原了热带太平洋地区大气环流的变化。
中国外海的洋流，主要由黑潮及其分支组成的外来流系和沿岸流系构成。日本学者Hideo Kawai梳理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对黑潮认识的历史。他的观点如下：鉴真东渡、7世纪和8世纪的遣唐使、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商船都曾受到黑潮的影响；然而日本的史料中却未提及黑潮，直到1614年西班牙航海家S.Vizcaino才首次指出位于房总半岛东部的强流，中国古籍中则很早就以“落漈”和“尾闾”指代黑潮。
中国学者关于大气、洋流和航海的研究，细致的工作仍集中在郑和下西洋上。如邓辉注意到了郑和下西洋和低纬度地区季风变化的联系，认为郑和船队在起航点、候风点、分船点、合船点的选择上，都考虑了低纬度地区季风变化的特点。葛云健、张忍顺的研究则从郑和船队出发返航的时间、航线和航速等方面，讨论了郑和下西洋对季风和洋流的利用。
16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了他们在全球航海的历史，西方学者依靠这些资料，在海洋环境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挖掘东印度公司档案中亚洲海域的史料，特别是海洋环境资料，是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洋生物种群历史
中国古代对于海洋渔业的丰歉变化，是非常注意的。如《汉书·食货志》载宣帝时御史萧望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明代万历《绍兴府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者曰：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者，谓之田荒，鱼不收者，谓之海荒。”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海洋生物史的研究，主要由一些海洋生物学家完成。丘书院梳理了古书中记载的海洋动物生态；齐钟彦分类整理了古籍中各种贝类的形态、生活习性、生活环境及利用的记载；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整理了南海诸岛动物的史料，最早的记录可上溯至2000年前。
2009年Micah S.Muscolino出版了《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场争战和环境变化》一书，主要观点是：在没有资源保护措施的时代，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向渔业的渗透，最终导致资源的衰竭。他从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两个角度研究渔业资源的变化，然而“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业已表明，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海洋生物和渔获量同样影响甚大。那么中国海域的情况如何？笔者对黄渤海鱼类资源变动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建立了1400年以降黄海鲱资源数量变动的时间序列，这一研究发现海洋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在鱼类资源数量的变动中起着一定作用。
◎海洋环境史：任重而道远
中国海洋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多少纠正了过去多以“大陆”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思路，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在海洋环境史方面，从整体来看，研究者常陷入探究海洋环境自身的变化而不能自拔。如果研究者对历史时期温盐、洋流、大气环流、海洋—大气的相互作用等内容所知甚少，那么对于这些变化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冲击和影响，就更无暇顾及了。
在历史上，宽阔的海洋、无法逾越的洋流、风云变幻的海洋气象，构成了巨大的地理障碍，正如喜马拉雅山脉一样，阻碍着人们进入其他地理单元。海洋其实是比沙漠更加恶劣的区域。非但如此，它们还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动。如洋流和季风的变动，有时会影响海上贸易，进而影响到港口和区域的兴衰起伏。虽然目前中国海洋环境史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极为薄弱，但基于中国悠久的典籍传统，未来它将和海洋历史共同重构新的历史体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5日第388期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