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溪鱼鳞图册：一座待开掘的学术富矿

《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图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成果之一，由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主编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正式面世了。

《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出版，很不容易。这种档案文书的编辑出版，看上去只需要将原文书编辑一下，排版付印就可以了，但实际操作起来，绝非那么简单。特别是像兰溪鱼鳞图册这样大宗的特殊的档案文书，特点十分突出。兰溪鱼鳞图册档案主要是在清同治年间攒造的，但其后又经过光绪年间补编以及民国时期补造，同一册籍之中却有不同时期攒造的记录，具有层累性之特点；兰溪鱼鳞图册在攒造之后一直在使用着，册中多有印章、夹条、批注等，属该档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这批档案达746册之多，总计20余万页，数量巨大，每一编辑小项都牵涉数万以上条目内容。因此，该书在编排过程中，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颇为棘手。《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编辑团队克服种种困难，高标准，严要求，精益求精，通过全面普查、科学修复、高清扫描、系统编目、正确定名、分层断代、撰写叙录、精准释文、编纂索引、影印汇刊等诸多环节，历经九载，才得以付梓。据我所知，该书编辑团队为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花费巨大心血，大大超出了最初设想。今天，高质量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面世，达250册之多，巨帙皇皇，硕果累累，这是文书档案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首次系统出版的以县为单位的基本完整的鱼鳞图册，实为我国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鱼鳞图册是中国古代独创的土地管理制度，从宋代一直延续至民国，其对田土的精细丈量，对业主产权的确认，对土地权属转移的记录等等，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善的登记管理制度，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南宋绍兴经界创制鱼鳞图册制度，开创了“按图核实”、从土地着手核实人户占有田土的机制；明万历通过清丈攒造鱼鳞册籍，首次基本查清了全国耕地面积；清代大力推广，对鱼鳞图册实行动态管理，长时段地登载土地流转与产权变动记录，使之更加完善。它的许多成就都远远早于西方近代相关文明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对于今天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坚定制度自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

时至今日，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走出以文献证文献的圈子，重视原始资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重视文书档案资料的运用。鱼鳞图册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对鱼鳞图册的研究当然离不开文献记载，但鱼鳞图册本身就是一种册籍。所以在鱼鳞图册制度的研究中，绝不能忽视鱼鳞图册文书档案本身。传统文献有关鱼鳞图册制度的记载十分有限，或含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多属宏观描述性的。若只根据文献上的某些记载就断言如何如何，就下结论，难免失之偏颇。这就必须依靠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进行发掘和利用。在鱼鳞图册之上，可看到按字号顺序登录的各号田土内容，其中有字号、土名、田土类别等则、田形、四至、丈量弓步、坵段面积，等等，可以说，与田土形态相关的种种信息多登录在册，这对于了解鱼鳞图册是如何攒造的，册籍上登载了怎样的内容，田土面积的计算方法等等，都是难得的原始资料。鱼鳞图册的攒造是鱼鳞图册制度实施的集中体现，是它的核心，是这一制度实施而产生的最后结果。鱼鳞图册文书档案是研究鱼鳞图册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研究价值。毫无疑问，《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出版，对中国古代鱼鳞图册制度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编辑过程中所实施的系统编目、正确定名、分层断代、撰写叙录、精准释文等这些环节，既是针对兰溪鱼鳞图册遗存特点而采取的整理措施，同时，它也构建了鱼鳞图册修复、数字化、整理、影印的完整工作链条和严密学术规范，对今后其他鱼鳞图册的整理刊行无疑具有示范和启迪意义。还应指出，其中的定名、断代、叙录与释文等项，既是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一种整理，同时也是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一种研究，如通过详细的分层断代，理清了各鱼鳞字号的编造时间，并撰写了有关叙录，毫无疑问，这是实实在在的研究。如果对鱼鳞图册攒造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搞清楚，那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研究的。所以，这是对鱼鳞图册文书档案的最基础性的研究，为该鱼鳞图册的进一步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我曾根据我们所里收藏的一本鱼鳞册文书写了一篇文章（《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这本鱼鳞册属于徽州府祁门县，是朱元璋在元末龙凤时期所攒造的。其所载为一个保的土地经理资料，保存相当完整。文章依据该册所载资料，对该保所载各种田土资料作了统计分析，然最后不无遗憾地说：“只就一个都保的鱼鳞册资料而进行统计与分析，其资料并不十分完全，因而在某些方面不免带有局限性，只是相对的。”南宋时，朱熹在漳州经界时曾言，当时业户占有土地已是“散漫参错，难以检计”。宋代以后，这种情形有增无减。古代中国土地占有的实际情况表明，只有依据县域范围以上的鱼鳞图册资料进行田土资料统计分析，才能比较接近历史实际。迄今为止，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土地占有与产权结构等方面，尚无依据县域范围的完整的地籍档案，对相关土地资料进行的统计分析，这方面研究应该说还是空白。其主要原因，即是因为相关文书档案资料的缺乏。今天，《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所刊布的资料即是属于一个县范围的，这种达到整个县域范围的鱼鳞图册资料，十分难得。目前这种遗存只有徽州休宁县鱼鳞图册和兰溪县鱼鳞册是这样的，而兰溪县域鱼鳞册的遗存，更为系统，较为完整，极为珍贵。这可以说是其最具特色的独有的研究价值。其为县域范围的土地资料统计分析，特别是在土地占有与产权结构等方面的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能，展现了广阔的前景。这种研究，对完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兰溪鱼鳞册的研究价值绝不止于此，其所涉及的重大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鱼鳞图册之上既登录了每块耕地的诸多自然属性，也记载了人地关系的种种信息；既有当时官府土地管理的原始记录，也留下了土地流转、桑田变迁的历史印记，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信息。通过鱼鳞总图和鱼鳞清册各号田土类别、等则、四至的记载，可在一定程度上复原耕地的田土自然形态；通过鱼鳞图册上业主与佃户的相关记载，可反映农村的租佃关系；通过鱼鳞图册“乡→都→图→庄→户”的编制序列，可反映农村基层组织单位的大小及其演变过程；通过鱼鳞册详细登记的业主姓氏及其住址情况，结合族谱等其他资料，可了解较大区域范围的宗族分布状况；通过鱼鳞图册详细登录的业主与分庄资料，可明了宗族之下的各人户的构成形态；通过鱼鳞册上登载的多种多样的会社组织，可开展会社类型、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特点的研究。而鱼鳞册上登录的长时段的土地流转与产权变动记录，更可为考察相关经济史的动态演变趋势做出有力的论证，等等。总之，鱼鳞图册可为土地流转、地权分配、社会结构、基层组织、赋役制度、民间会社、宗族社会、环境变迁等诸多问题，提供独特的研究素材，为社会经济史的深度研究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在《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出版之后，中外学者会利用鱼鳞图册所载珍贵资料，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这是值得期待的。

浙江师范大学胡铁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顺利完成，胡铁球、李义敏、张涌泉主编《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全250册）正式出版。几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一项目的进展，我为这一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高兴。

本项目开题之初，胡铁球就一再说，746册“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夹杂了一批“凭条”，或许就是突破之点。那时，他的研究尚未展开，讨论无法深入。四年过去了，回头再看，突破点之一，果然就在这批“凭条”以及后来发现的8万条“批注”上。关于“批注”的价值，我在另一篇评论中有专门论述。本文仅讨论“凭条”。

胡铁球认为，同治年间，兰溪县在鱼鳞图册的攒造过程中，颁发了一种“凭条”。凭条上写明业户姓名、住址、土地类别、面积、坐落字号、四至、土名等信息，有佃户的写明佃户。这些信息与鱼鳞图册的内容完全一致，故可将此类凭条视作鱼鳞图册的简本。实际上，将若干份凭条合在一起，便成为省略了土地简图的地籍册。

胡铁球等人在《同治兰溪鱼鳞图册》及民间搜寻到42张凭条，其中40张注明同治五年至六年由兰溪县清赋局发放。依原设计，鱼鳞图册绘制完成后，清赋局通知业主一个月内前来清赋总局核对地权信息，并将凭条换取“印单执照”，即正式的地权凭据。

胡铁球等人认为，绝大部分凭条并未按照这一设计缴回清赋总局。这是因为，兰溪一县有十几万号地块，用凭条换取印单执照，意味着十几万乡民需亲自赴县清赋总局办理核对地籍信息，等待有司填写并颁发印单诸事宜。如此多的乡民进城，是不可能的。因此，核对地籍的工作无法进行。

在我看来，这一算法可以再精确一些。据光绪《兰溪县志》卷二“丁口”记载，光绪元年（1875）兰溪进行保甲登记，当时本地城乡男丁共41557口，外来男丁4110口。保甲登记的可靠性高，可以据此作进一步分析。

假设是时兰溪本地人口性别比为105，则本地成年女性人口为39578（41557/1.05），本地成年总人口为81135（41557+39578）；设16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40%（《浙江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520-521页），本地总人口为135225[1+（0.4/0.6）]。假定外来人口多为男性青壮年，只有半数携带家眷，共有人口0.6万，那么，光绪元年兰溪县人口合计约为14.1万（13.5+0.6）。

洪武二十四年（1391）兰溪全县人口23.3万，在从1391-1851年的460年间，即便以1.5‰的低速增长，人口也翻了一倍，战前兰溪人口至少达到45万，战后本地人口只占战前人口的30%（13.5/45），70%的人口死于战争。1949年兰溪县人口35.9万（《兰溪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从1875至1949年，兰溪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2.7‰。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速度，既说明战后兰溪人口的补偿性增长，也说明光绪元年的兰溪户口不会高估。

以平均每户5口计，合计有户2.7万（13.5/5），即大约有2.7万个粮户，无论一个粮户有多少个地块的田地，办理登记，每户只需要1人。这样，一个月内每日赴县乡民多达900人（27000/30）；假使放宽至两个月，每日赴县乡民仍然多达450人。况且，这里的“每日人数”指的是经过合理安排才能达到均匀水平。也就是说，即便将每日赴县办理凭条核对的人口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也仍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之工作。

这一与“凭条”看似无关的数据分析，其实有关。它启发我们从县域的视野来考察兰溪的田赋征收。已知光绪元年兰溪县有大约2.7万个粮户，于是，有司必须每年印制2.7万件“上忙下忙执照”，发给已经交纳田赋的粮户。这是每年兰溪有司的日常工作，没有执行上的困难。

需要讨论的是围绕发放“上忙下忙执照”展开的程序。由于“上忙下忙执照”是印刷的，且都名是留给办事人员填写的空格，就说明“上忙下忙执照”一定是从县有司领取的。县户房依田赋征收册将“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下辖各都，各都董依各都之田赋征收册进行核实后，将“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下辖各图，各图正与册书依各图田赋征收册进行核实后，在收取各粮户当年田赋银两的同时，将填写好的“上忙下忙执照”发放到粮户手中。各级办事部门依以上程序办理后，再反方向，由图至都，由都至县，分别记录于各图田赋征收册、各都田赋征收册与县田赋征收册，核对无误后，是年田赋缴清，银两上缴县库。

既然存在这样一套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完备的田赋征收会计体系，县清赋总局就不可能设计一套绕过都、图，且直接与粮户打交道的机制。同治五年八月五庄的一件凭条如下：

凭条上的“五塘庄”三字是印章，应当是五塘庄的图董或册书盖上去的。至于业主所居住的屯坟庄，则是村庄之庄，而非图、庄之庄。本凭条的原意是说，如果还保留有土地买卖的契约，依凭条就可以在原契据上盖章。如果契据遗失，政府将凭条与鱼鳞图册校对过之后，就换给粮户印单。

胡铁球等认为：“图董（册书）会依据鱼鳞图册的信息填写凭条，发给业户，并盖用印章，以作凭据。凭条是按土地字号发放的，若某一土地字号为多个业户共同拥有，则按照各业户拥有的土地情况分别发给，也就是说一个土地字号可以发数张，甚至数十张凭条。”由此看来，凭条发放的量远远超过“上忙下忙执照”发放的量。不仅如此，从这一分析可知，所谓土地确权工作的凭证颁发，主要是在图即村庄一级进行的。

不过，由于涉及在旧契上盖上县印以确权，这事儿就不能让图正、册书替代，也不能让各都的清赋分局办理，而必须由粮户亲赴县局办理。需要追问的是，如果是在断卖契的白契上盖章，政府还要收取地价3%的契税吗？如果政府必须收取契税，战前农民不赴县办理契税手续，不领取契尾，为什么战后农民要多此一举呢？如果说不颁契尾，只是在白契上盖章，有谁见过这样的契约呢？至此，我们明白，所谓“有契据者盖用戳记”一句是制度层面的必要交待，因其数量有限，并不会造成行政资源的挤兑。对于大多数粮户而言，只要不办理产权的全部转让，就不需要有司颁发契尾，他们在村庄上就能完成土地的确权。这一确权过程的终端，就是《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上的批注。详见另文。

现在讨论“无契据者换给印单管业”一句。印单执照的模样是这样的：

由于田赋收据也称为“执照”，所以，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印单执照”是妥当的。这份印单执照钤有骑缝官印，表明不仅是有司印制的，而且有司钤印后发放的，即有司将乡民土地确权之权力下放到了图董册书手中。由于颁发印单执照并不需要收取契税，故有司也就不必将此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

胡铁球等人正确地指出，与凭条相比，印单执照无业户住址，无佃户信息；与鱼鳞图册相比，无业户住址信息。暂且不论这些信息的缺失是不是会对以后的土地交易产生影响，我们只知这种印制的“执照”也是按土地字号发放的，其数量应当与凭条一致。既然凭单与印单执照的填写与发放都是图正、册书操作的，且数量巨大，那么，在发放了凭条之后，再发放印单执照就显得毫无道理。据研究者统计，全县共发放印单执照4000余件。这一数据相对于全县数十万件凭条可谓微不足道。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印单执照大概就是制度设计不周密的代价。

可以计算一下这些代价的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民国《汤溪县志》卷十五记载，依同治五年兰溪清赋章程，“按亩捐钱十余文”，以当时全县20万亩土地计，以“十余文”为15文计，可得钱300万文。假定发放的4000余件暨4500件印单执照属于浪费，又假设每人日填45件，4500件印单执照的填写浪费了100个劳动日（4500/100），每人每日工资以120文计，则浪费1.2万文（100×120），占全部“捐钱”的0.4%（1.2/300）。从总体上看，兰溪县的土地确权工作流程的设计还是合理的，虽有浪费，但微乎其微。

总之，胡铁球等对于“凭条”的研究相当扎实，体现了他与他的研究团队考据史料的强大能力。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添足，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的出版，为我们打开了从县域角度研究清代田赋制度的新通道。以前乡村中留存于各家各户的契约文书，可以在县域的范围内得到整合，并赋予新的解释。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学术研究视角的下移，档案和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成为热点，各类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但由于档案和民间文书的整理出版是个“新鲜事”，缺少成熟的经验，加上整理者多非古籍整理行家，新手上路，率尔操觚，存在的问题不少，如规范缺失、观照不够、没有叙录、缺少索引、印刷不精，等等，导致整理质量良莠不齐，甚至乱象横生，已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2014年，受兰溪方面委托，我们开始了《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的编纂工作。所谓“鱼鳞图册”，就是官府为征收赋税而编造的土地簿册。宋代以后，赋税征收逐渐转向以土地为主，所以给每块土地建立档案就变得特别重要。浙江婺州（金华）是鱼鳞图册的创始地、样板地，据史书记载，自南宋嘉定八年（1215）开始，婺州曾经有过十多次鱼鳞图册编制的记录。而兰溪又是样板中的样板。然而世事沧桑，各地的鱼鳞图册大多已经失传了。幸运的是，兰溪市财政局（现存兰溪市档案馆）保存了746册主要为清同治年间编制的鱼鳞图册，当地民间也有少量保存，这是迄今国内外发现的以县为单位最完整、最系统的鱼鳞图册档案，是兰溪人民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如何不负兰溪人民的重托，把《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编印好，编出质量，编出特色，这是项目组念兹在兹、须臾未忘的大事。为此，项目组精心谋划，精心组织，在学术规范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努力打造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整理新的范式。

本文作者张涌泉教授在《兰溪鱼鳞图册合集》发布会上介绍该书编纂情况

建章立制，创新范式

由于档案和民间文书的整理出版缺少成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不少。最严重的就是规范缺失。本书课题组在全面普查官方机构和民间散藏的兰溪鱼鳞图册的基础上，吸收当今古籍整理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建立了严格的整理规范，包括全面普查、抢救性修复、高清彩色扫描、复原最初的编造系统、重新编目、分层断代、撰写叙录、彩色影印、精准释文、编制索引等10个环节，构建了鱼鳞图册修复、数字化、整理、影印、研究的完整工作链条和严密学术规范，纠正以往同类文献整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学界提供了可供复制的经验，建立起明清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新范式。

抢救保护，科学修复

以往出版的地方档案与民间文书，不少扫描出版前未经修复，难以展平，多有褶皱，致使有些关键性文字被遮挡，影印效果欠佳。兰溪鱼鳞图册历经多次流转，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也出现了虫蛀、鼠啮、霉变、酸化、脆化、撕裂、粘连等各种问题，流失在民间的散册甚至已经结成“方砖”，若不及时修复保护，很可能随时间而湮灭。官藏兰溪鱼鳞图册先前虽经修补，但由于方法不到位，修补又不彻底，也存在局部霉变、补纸过厚、修复时新加的封面纸张质量较差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扫描和制版影印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

为了追求最好的图版效果，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课题组在扫描前对全部鱼鳞图册逐册逐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仔细的修复。在资深古籍修复专家的指导下，修复团队吸收当今古籍修复先进的理念和方法，遵循“最小干预”“修旧如旧”“修复可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等原则，对鱼鳞图册的残破现状逐册进行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处理，摈弃传统的一律整卷、整页托裱的方法，尽可能采用局部修复的方式，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

正是秉持着对历史负责、对兰溪人民负责的精神，课题组一丝不苟，抢救性修复兰溪鱼鳞图册五万余叶，扫描后毫发无损地交还给原收藏单位，使这些珍贵的文献得到更妥善的保护，以一种更好的状态保存与流传下去。

高清扫描，全彩影印

在鱼鳞图册修复完成后，课题组采用分辨率600DPI、无压缩的TIF格式进行高清扫描，扫描的高清图版一式两份，一份供出版社影印制版之用；另一份提供给兰溪市档案馆永久保存，供研究者查阅之用，为以后有效避免翻阅原件造成损害创造了条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兰溪鱼鳞图册上面有大量的贴条等附加资料信息，这是鱼鳞图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以往鱼鳞图册的修复和扫描，往往将任务外包给商业公司，而外包公司由于员工缺乏相关的学术训练，又一味地追求工作效率，有意或无意地将记载重要信息的贴条丢弃，以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保留这些贴条信息的完整性，课题组制定严格的操作规范，修复和扫描前先给每张贴条编目，拆册时一一将其夹在原所属册叶的字号处，并采用多次扫描的方式：先将原始状态扫描一页，然后将贴条全部翻过，正文扫描一页，最后按照贴条先后顺序分别单独扫描。修复和扫描完成以后，又将每张贴条粘回原处。严格按此操作，确保没有一张贴条出现遗失或错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鱼鳞图册的历史信息。

粘有贴条的兰溪鱼鳞图册

数字化扫描完成后，进入印刷环节。由于图版索取不易，加上印制技术和经费的限制，以往多数档案和民间文书都是用黑白照片影印出版，图版的效果不够理想，特别是原件的朱笔文字和符号在黑白照片上几乎全不可见，从而对进一步的整理研究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攒造完成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使用之中，这是一份活的地籍档案。在使用过程中，有关信息需要核对、确认、落实、纠正、更改、补充，所以其中有大量红色或墨笔的印章、批注、贴条等等，名目繁多，色彩斑斓，它们是原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些后加的红色信息，呈现层累型特征，如果用黑白图版影印，就会模糊不清，无法对文本进行准确的信息分层，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在有关部门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所有图版全部高清彩色影印。这样做，虽然印制费用成倍增加，但为了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读者，也为了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原汁原味地传之久远，我们想，我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研究先行，深度整理

以往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的整理出版，存在问题较多，如没有分类，没有索引，甚至没有题名，等等，很多整理是初步的，粗犷式的。本书课题组在出版之前，对兰溪鱼鳞图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普查、搜集、整理和先行研究，对鱼鳞图册进行深度整理，并撰写了长达七万字的前言，详细考证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的攒造过程，深入解读贴条、批注、印章等核心内容，复原保护流传的整个过程，阐明其学术价值。本书的整理工作还包括：

（1）课题组对所有收入本书的兰溪鱼鳞图册都作了编目，彻底复原了最初的编造系统，纠正了原本存在的册籍顺序错乱、封题字号不清、贴条位置不确等疏误。

（2）《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文本呈现层累型特征，除了同治原本外，部分册籍系光绪、民国间修补或重编，课题组对其进行分层断代，确定了每一号的编制或修补时间。

（3）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按照千字文顺序编排，先城后乡，本书按此顺序每一坊一图各撰一文，撰写了149篇叙录，详细介绍各“坊”“图”的内容、形制、编造年代、补造字号、流转过程、遗存现状等等；释读重要贴条与批注的信息及功用，将粘贴位置有误的贴条复归原位；比勘县志所载内容，补充和纠正庄名信息等等。最长的一篇叙录达1868字，可以说就是一篇简要的学术论文。

（4）本书卷末附有100余万字的《兰溪鱼鳞图册土名索引》，把《兰溪鱼鳞图册合集》中的59万余条土名信息一一释读，汇聚成册，编成索引，为研究者准确、快速检寻所需信息打下了基础，也为方言学、地名学、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史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鱼鳞图册所登记的信息多为手写体，所载业户大多是小人物，所载土名大多是小地名，俗字别字盈纸满目，还有各类的印章，识读不易。课题组成员利用扎实的文字学、文献学、书法学等专业知识，不避繁难，力求准确识别出文本中的每一则信息。如《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三都三图中柰字77号有地名“大水推庄”，课题组通过形音分析、文献查证、实地调查等手段，指出“推”为“堆”字形误，而“堆”又为“碓”字音误，“大水推庄”实为“大水碓庄”，不但改正了鱼鳞图册本身存在的抄写疏失，同时还连带纠正了嘉庆《兰溪县志》和光绪《兰溪县志》皆作“大水推庄”的错误。

总之，本书在编目、定名、类聚、释读的基础上，对鱼鳞图册进行了深度整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同治兰溪鱼鳞图册研究最为深入全面的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既是一部整理影印著作，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感谢兰溪有关部门的信任，给了我们整理这批珍贵文化遗产的机会。现在差不多九年过去了，我们把经过精心修复的鱼鳞图册原件、扫描的高清图档和印制精美的250册《兰溪鱼鳞图册合集》还给了兰溪乡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兰溪人民的重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后续鱼鳞图册及其他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的整理出版起到一定的参考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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