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档案馆藏鸦片战争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原稿名为《官方中国战争史稿（1840-1842）》（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a War, 1840-1842），327页，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UK），编号WO 30/146。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原档封面及档案号

可以说，《史稿》是一本非常纯粹的战争史，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对鸦片战争主要的战役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很明显，这是因为它是由陆军部统筹编写的缘故。

《史稿》主要以前面两章来交代战争爆发前的历史背景以及开战的原因。毫无疑问，这是鸦片战争史主要的构成部分，在一般情况下，这应该会占去相当的篇幅，我们甚至见到一些专著来详细交代战前的背景和状况。[1]但在《史稿》中，这部分的比重很轻，第一章以“1834年以前的中外关系”为标题，从公元前1000年说起，直至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结束，才用上7页多的篇幅；然后第二章“英国商务监督任命后的事件：1834年至1839年”，共18页。可以预期，这两章的分析不会很深入细致。不过，尽管篇幅不多，但这两章要表达的讯息却异常明确，且能够充分体现《史稿》的官方身分。

在第一章“1834年以前中外关系＂里，七页的篇幅只有一个重点思想，就是强调自古至今中国人都十分抗拒与外国交往，整部《史稿》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说“大中华帝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年。据说在最久远的时代，中国人就一直反对与外国开放交往。”不过，《史稿》又接着简单罗列历史上外国商人到中国来的情况，只是这些描述都是负面的，包括葡属印度总督所派遣的特使皮莱资被处决，天主教士被逐等，然后就是英国由威德尔带领船队第一次的来华贸易，但作者的评论是“英国与中国的交往就在冲突中开始了”，就是马戛尔尼使团也“没有给英国商人带来任何重大好处”。在这一章里，行商制度和鸦片问题都给带出来了，只是篇幅很少，没有太多的评论，结论是“广州英商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始终不如人意”。必须指出，这种中外关系的论述和观点是当时英国的主流模式，其实从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大量出版回忆录以后便开始了。

▲“皇帝的传旨官”，威廉-亚历山大

（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团随团画师）绘

我们可以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那一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七版有关中国的条目来说明这问题。这条目在开首用上了近400字来描述自1807年1月即到广州，一直以各种方法进入中国内陆，最终成为第一位到达西藏拉萨的英国人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在中国的遭遇：他怎样付出努力，学会中文、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希望能进入内地，但尽管他的意图是非政治性的，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来的，只不过是纯粹出于一种追求知识的良好意愿，却一直被严拒于门外。显然，这条目借助万宁作为开场白，是要带出对中国的批判：中国是一个极度封闭的国度，所有外国人都没法自由在这国家活动，全都局限于一个口岸，贸易活动以至日常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不可以跟一般人民交往。条目的作者说，这不单说明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足以证明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采取敌对的态度。[2]虽然《史稿》没有作出这样明确的评论，但态度和精神上是一致的。

至于第二章所交代的则是英国派遣商务监督来华以后的事情，先交代律劳卑在广州的遭遇，然后是义律（Charles Elliot, 1801-1875）接替后怎样先以委曲求全的态度来跟广州官员交往，但最终也因为鸦片问题及林维喜案件而爆发冲突。在整个论述中，尤其有关律劳卑事件以及义律前期所采取的立场，尽管《史稿》作者没有用上国家荣耀之类的说法，但讯息也是很清晰的，就是中国要处于天朝上国的地位，作为英国官方代表的商务监督要以“禀”来跟中国地方官员沟通。这点是英国政府——通过外相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多次发给义律的指示——所不能接受的。不过，这一章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鸦片问题的交代。作者指出，鸦片问题从1836年再次突显出来，经过许乃济（1777-1839）的奏折，清廷加强禁烟，但鸦片买卖持续，原因是地方官员没有阻止，然后是林则徐（1785-1850）严厉执行，加上林维喜被杀案，中英双方爆发零星的冲突。应该同意，《史稿》的相关描述是平面的，也就是平铺直叙地把一些事件罗列出来，没有作太多的评论。这是全书的一种书写风格。

那么，战争爆发的原因呢？如果说第二章中有关鸦片问题的描述没有显示作者的立场，那么，在第三章开首有关英国政府决定派出远征军的描述，便是要把鸦片作为开战的原因抹掉。

▲北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虎门销烟”

这一章以英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 1819-1901）的一段话开始：“中国近期发生诸多事件，致使我的子民与对方的商业往来中断。凡此严重影响本人子民利益及皇家尊严的事情，我已给与严正关切，且会继续这样做。”这段引文来自维多利亚女皇在1840年1月16日在上议院所作的演讲，整个演讲中就只有这一段是涉及中国的，当中没有提及鸦片问题，强调的是国家尊严、国民利益，显然就是表达一种官方的立场，不要让战争与鸦片扯上任何关系。[3]作为官方史，《史稿》完全反映和表达了这样的一种立场。除以这一段引文开展有关战争的论述外，另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全书极少出现opium（鸦片）一词。全书中唯一一次提及鸦片与战争爆发的关系的是格雷厄姆爵士（James Graham, 1792-1861）在1840年4月7日在下议院的动议，他批评英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缺乏远见，并呼吁“要特别注意英国在鸦片贸易的军事行动”，但《史稿》马上接着说：“这项批评以262比271的票数被否决。”虽然确是史实的陈述，但也是说格雷厄尔的观点不成立。至于书中其他为数不多提到鸦片的部分，几乎全都只是有关收缴鸦片和鸦片买卖的情况、以至充公鸦片后的赔款等，从没有表述或暗示鸦片作为战争的导火线。这就是一部作为官方鸦片战争史的作品所要表达的讯息，或者更准确的是把它倒过来说：这是一部作为官方鸦片战争史的作品所不要表达的讯息，也就是尽可能把鸦片从战争中消失。由此可以明白，史稿以及不少的西方著作都会把这场战争称为中国战争，而不是鸦片战争了。

不过，尽管《史稿》在分析爆发战争的原因时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有关战争过程的交代则是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史实陈述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史稿》主要以报导历史事件和罗列历史材料为主要陈述模式，很少有评论的成份。当然，这些所谓史实陈述也无可避免地是从英国的视野出发。这固然是因为这是一部来自英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主持编写的官方史，代表的只能是英方的立场，因此全书出现大量“我方”、“我军”、“我们”等说法，充分展现英国官方史的定位。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上一节已指出过，史稿所运用的资料是全无例外地来自英方的。如果我们要求一本高水平的鸦片战争史学术著作，完全没有参考中文以至中方资料明显是不可取的。不过，对于一部由英国陆军部主持编写的官方史来说，这不但没有构成严重的问题，反成为书稿的最大特色，因为它要做的是从英国军方的角度去细述这场战争的过程。

▲史稿原稿档案的内页

（显示英文原标题的内封）

在《史稿》里，我们见到的是详细交代英国备战的过程、战争的部署、军队和舰艇的调动，以至每场重大战役的具体状况，包括英军进攻和防守的战略与安排、对战的过程、伤亡的数字、船只损毁的情况等。另一方面，在《史稿》中我们并不怎样见到交代中方的情况，诸如中方的部署、反应和态度，甚至连中英双方讨价还价的交涉细节也没有。举例说，重要如《南京条约》的谈判、内容和签署等，在整部《史稿》中只占去两页，实在不成比例。因此，与其说《史稿》是一部完整的鸦片战争史，倒不如说它是一部详细记录英国在鸦片战争各场战役的军事史。

▲1841年英军攻打定海

（British Troops At Tinghai）

在明确《史稿》的定位后，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见到《史稿》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肯定，在现在已出版的所有鸦片战争史中，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没有一种在战争过程上作出像《史稿》这样详细的描述。当中所交代的细节，只有陆军部内部的资料才可能提供，而《史稿》也不厌其烦地罗列。我们可以被视为鸦片战争第一役的舟山之战为例，《史稿》记录1840年7月5日下午半小时左右的战斗，那些舰艇参加了战役（“阿特兰特”号、“威里士厘”号、“康威”号、“鳄鱼”号和“响尾蛇”号）、它们开战前的部署（“英军战舰在距离码头约200码的位置排成一行，船舷朝着城镇的方向”）、正式开战的细节（“下午二时半”，“‘威里士厘’号瞄准前文提到的圆形塔楼，射出一发炮弹。”），然后炮击的情况（“英军舰队则以重炮回击，立即驱散码头和东岳山头的炮火，击穿四艘中国战船，并打散其余船只。这阵炮击仅仅持续七八分钟，岸上的中国士兵就从视野中消失。”），最后是登陆和占领舟山（“布耳利将军带领部下从‘威里士厘’号登上舰队的小船，在战舰的掩护下排成两排。半小时后，他和大部队先后上岸，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二时五十分，英国国旗就在舟山岛上升起。”）可以见到，无论是人物、舰只、时间、地点、过程等，《史稿》都详细记录下来。这些细节全是英军当时实际的观察和记录，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舟山之役的具体情况，而这些细节并不怎样见于其他的鸦片战争史中。

▲占领舟山前一日中英双方谈判 

Chusan Conference, 4 July 1840

▲英军首次占领舟山

这例子其实很好地说明《史稿》的价值，就是为我们提供鸦片战争中主要战役（主要是英方）的详细资料，这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军队的调配情况：在海面上，哪些舰艇参加了那一场战役，它们的吨位是多少，火力怎样，船上的人数有多少，是哪个部队的人员，谁是指挥官，它们什么时候开往什么地方参战，它们遭遇什么的问题，哪些是遭中方击中或击毁，哪些因为触礁而不能参战甚至沉没等；在陆地上，什么部队参与战役，人数多少，谁是指挥官，他们的装备怎样，用的是什么火枪等。这些资料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英军的实际战斗力量，更好地解释胜败的原因。

二是战役的状况：英军在战役中的部署，战斗的具体情况，包括什么时候开战，采取什么的战略，遇到怎样的反抗，英军怎样应对反抗，战役的结果，俘虏多少清兵，缴获的军械火炮数目和种类等。除了英军的部署和战略外，有时候《史稿》也会颇为详细地报导中方的要塞工事和军事装备情况，例如在哪里设置了多少大炮，型号是什么，射程怎样等。

三是英军伤亡数字。在《史稿》里，我们见到各场大小战役，甚至包括一些小规模冲突中英军具体的伤亡数字，而且，这些数字十分精准，往往是计算到个位数字，而不是大概的约数。这对于理解鸦片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虽然大家都明白当时虚报军情，夸大战功的情况非常严重，但由于缺乏更准确的资料（其实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号FO 17中的档案藏有不少当时战事的汇报，也有准确的伤亡数字），不少史家都以中方官员上奏朝廷的数字作准，这无法展示战争的真实状况。此外，这些具体伤亡数字也进一步反映出两军战斗力的悬殊，因为在不少战役中英军的伤亡极为轻微，甚至低至只有一人受伤的情况，例如上面提过的第一场舟山战役，“英军全天［1840年7月5日］唯一的伤情来自中方向战舰开出的第一炮，导致‘康威’号上的一名水手负伤”；而1840年8月19日在澳门关闸的一场战斗，“英军全天只有四人受伤，其中两人是军火库爆炸所伤。”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些数字的真诚性。但由于英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这本官方史稿是在战争后半个多世纪才编写的，对英国政治没有什么影响，没有造假的需要和动机；而且，上面刚指出过，《史稿》所提供的英军伤亡数字很多时候是计算到个位数字，如果是造假，大概以一个约数来含混过去会较容易。此外，对于个别战役英军有重大伤亡，《史稿》都直言不讳，详细报导，例如英军在1842年7月21日进攻镇江，受到城墙守军顽抗，《史稿》便明确说“英军伤亡惨重”；而派出的小船又遇到岸上猛烈的炮火，“24名船员中有16名受伤”，最后总结一天的战斗，“是日，英国军队的伤亡比其他任何战役都要严重。海陆两军共战死或中暑死亡37人，受伤128人，失踪3人，共计伤亡168人。”看不出有刻意隐瞒伤亡数字的情况。

▲伯克式燧发枪及其枪刺

事实上，《史稿》还有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数字，就是英军病亡的数字。《史稿》很明确地记下，英军在开战不久即面对疾病的严重威胁。1840年7月21日，也就是开战后第16天，“士兵们已饱受疟疾和痢疾的摧残”，“疾病就在英军中蔓延开来，情况不容乐观。最主要的疾病是间歇热和痢疾，特别是痢疾，给各级军官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史稿》还提供了随后几个月具体的病亡数字：在9月里，“三个英国步兵团中有一名军官和58名士兵病逝。10月1日的每月报告写道，部队中已有767名病员，仅1, 138人可以执勤”；然后在10月，“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26团的情况最严重，有79人死亡。欧洲步兵团的病情较轻，第18团仅有一名军官和11名士兵病逝，第49团有41人去世。整个10月，以上三个兵团的死亡总人数增加到1名军官和131名普通士兵。11月1日的每月报告记录，军队中有366名病员，仅1, 061人可以执勤”。11月的情况更严重：“到了11月，死亡率却高于以往任何时期。仅仅在11月，三个欧洲步兵团就有166名普通士官身亡。12月1日的每月报告反映，这批病员和刚刚病愈的士兵多达881人，舟山岛上只有874人可以执勤。”《史稿》作出总结：从1840年7月英军登上舟山到12月31日的5个月里，因病身亡的总人数达557人。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去世人数太多，他们甚至决定不再按军队仪式举行葬礼，改为土葬。舟山以外，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的其他战役里，也面对很严重的病亡情况。例如在1841年6月底，2, 900名陆军中，有542人染病；7月底，驻在香港的全体英军有3, 380人，但竟有783名病号。还有1842年9月在长江流域驻军的病患情况，在整个8, 524人的部队中，病患中数高达1, 437人。在这里，我们见到《史稿》非常精准地把英军病亡的情况如实报导，就像战争伤亡数字一样，记录具体到个位数，而且这个数字对当时英国远征军来说的确是很大的。

▲马德拉斯第2、第6、第14步兵团的棕贝丝步枪

其实，除了有关军事行动和战役的数据外，《史稿》还有一些资料细节颇为有意思，也许在别的地方不会看得到。举例说，英军在7月6日进占定海后，对定海作了这样的描述：

英军发现定海城呈不规则的五边形，南北之间最远达1, 200码，平均宽度为1, 000码。四周的城墙总长约有2英里，设四道门，每道门外约20码处还有一道外门。城墙高18英尺，厚15英尺，墙上还有高4英尺、厚2英尺的挡墙。城墙外约30码处是护城河，宽33英尺，几乎可绕全城一圈。从护城河中分出一条支流，经南侧的水闸流入城中。

在翻查过一些有关定海城的描写，暂时还见不到这些细节。

其实，《史稿》所提供有关鸦片战争的具体资料并不仅见于正文内，附录的部分更有重大的价值。全书共有7篇附录，共130页，当中也许附录G“中国职官表”对中国读者没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那主要是帮助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外国读者的。但其余6篇附录全都是鸦片战争的重要资料，值得稍作分析。

附录A是英方海陆军队在战争的分布情况，包括各主要参战军舰、部团和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参与的战役，在战役中的地理位置，人数，以至病号等。这是全面理解英国所调派参战军队的力量，每场战役的动员状况的重要资料。

附录B是“各次行动中返还兵力及伤亡情况”，开列出每场重要军事行动和战役（共33场）英军参战部队和指挥官姓名，参战人员数目，阵亡和受伤人数，有些更提供阵亡将士的名字。这是对于理解鸦片战争非常有用的资料，让我们更确定知道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人命代价，各场战役的具体情况也较为清晰。这附录同时也开列参战清军人数以及伤亡数字，但显然这部分的资料并不全面，又不一定准确，往往只是估算出来的数字。

附录C是英方参战军官名录，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名录，包括每艘战舰的装备，船上的主要军官和人员的名字，甚至提供他们任命和擢升时间，以至死亡日期、地点和原因（如战死、中暑、溺死）。让人很感震撼的是这附录共列出了961名军官的名字。可以肯定，上面三个附录这样详尽的军方资料，除了陆军部官方的档案外，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见到，它的价值便可想而知了。

附录D是英方对参战将士的表扬书，共31封，让我们比较清楚知道个别将士在某一场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这些表扬信原来大都刊登在《伦敦宪报》上，经《国家情报通讯》转载，《史稿》把它们集中起来，方便查阅。

附录E是3份“官方文书”，包括“给舟山中国官员的劝降书：1840年7月4日”，“占领香港公告”，“对琦善的八条指控”。在这三份文书中，“给舟山中国官员的劝降书：1840年7月4日”已见收录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内，是较容易找到的；[4]但“占领香港公告”中文本则较少见到，甚至不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我门经查核材料后，把当时由义律公布的告示原文录出来。[5]唯一没法找到原来奏折的是附录E第3篇怡良弹劾琦善的奏折，在已出版的资料集中，只见到一份是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上奏的，主要汇报英国人强占香港，并“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6]另外亦有奕山（1790-1878）奏报派遣怡良去查探琦善与义律晤面情况的一份奏折，[7]虽然内容直接涉及琦善的部分比较多，但这也不是怡良的奏折。《史稿》引录《广州纪事报》的记载，虽然不是奏折原文，但最少让我们知道奏折的内容。

附录F“武器装备”详细开列中英双方在战争中所使用的各种武器，从英国步兵所备的不同型号步枪到各种和样的火炮，资料极为详尽细致，就是各种步枪的重量，长度、口径，以至弹丸的重量都逐一列明，并分析说明各种步枪的长处和缺点，又介绍了英军所使用过的21种火炮，并详细提供每一种火炮的炮长、炮重、膛径以至装药和弹重等资料。让人颇感惊讶的是附录的后半部分竟然是中方的装备的介绍，共开列28种不同重量的火炮，从最重的68 磅到最轻的2磅，分铜炮和铁炮等，但整体数据就较简单。

必须强调，在我们所见到有关鸦片战争的资料集或研究著作中，从没有这样集中和全面交代相关的材料。《史稿》的附录部分确实具备很大的参考价值。

注释：

[1]例如我们在第一节提过的Glen MeLancon, Britain’s China Policy and the Opium Crisis: Balancing Drugs, Violence and National Honour, 1833-1840 (Aldershot: Ashgate, 2003).

[2]John Barrow, “China,”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7th ed., vol. 6, pt. 2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42), pp. 548-549。可以顺带指出的是，第七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国的条目的作者是巴洛（John Barrow, 1764–1848）。在条目后的署名是“M”。同上，页588。在该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所附的署名表（Table of Signatures），“M”注明是“Sir John Barrow, Bart., F. R. S.”。同上，第1卷，页xlvi。我们知道，巴洛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出任总管一职。在主要成员有关出使的回忆录里，巴洛对中国的描写可以说是最负面的，除刻意细述在他眼里中国落后的一面外，更多次对于中国人把外国人叫作“夷”明确表示不满。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to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有关这问题较详细的讨论以及万宁与中英关系的分析，可参王宏志：《从西藏拉萨到〈大英百科全书〉：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与18-19世纪中英关系》，《国际汉学》2018年第3期（2018年9月），页122-147。

[3]“From The London Gazette of January 17, 1840,” Bulletins of State Intelligence 1840, p.9;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osu.32435071107916&view=1up&seq=5, accessed 2 April 2020.

[4]《英国水师将帅伯麦等为要侵占定海而致定海总兵的战书》（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十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页154—155。

[5]《英国占领香港的两个告示》，收《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页167。

[6]《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英人强占香港并擅出伪示等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页92-93。

[7]《靖逆将军奕山等奏复琦善与义律晤谈等情折》，同上，页38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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