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开建
作者简介：汤开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本文就澳门历史研究现状中存在的碎片化与系统化的矛盾、史学理论的取舍与应用、路径选择与空间拓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提出未来澳门历史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即葡文文献的整理与翻译。文章认为，目前的葡文文献整理与翻译，滞后于澳门历史研究的发展，并已成为了澳门历史研究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作为国际澳门史研究主阵地的中国学界，作为澳门历史研究主体对象的澳门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去组建一个澳门历史档案文献翻译中心，重点立项，加大投入，中国专家与葡萄牙专家结合，澳门史专家与葡语专家结合，系统地翻译16～20世纪中西关系中的葡文档案文献及澳门问题文献。集全球澳门文献于澳门，供源头活水予国际澳门学界。
澳门历史研究应始于葡萄牙人弗雷塔斯(Guimares Freitas)炮兵上校于1828年出版的《名城澳门史实记录》。①虽然该书不如稍后出版的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影响大，但它却是西方学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研究澳门历史的学术著作。在此之后，龙思泰《早期澳门史》(1832)，圣塔伦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关于澳门居留地备忘录》(1845)，马雅(Maya)《澳门开港回忆录》(1849)，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门的华人》(1867)，庇利喇(Marques Pereira)《澳门大事记》、《澳门的中国海关》(1870)，费尔南德斯(J.Gabriel B.Fernandes)《澳门历史札记》(1883)，弗兰萨(Bento )《澳门历史补遗》(1888)，徐萨斯(Montalto Jesus)《历史上的澳门》(1902)，波乃耶(J.Dyer Ball)《澳门·圣城·东方宝石》(1905)，矢野仁一《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兴衰》(1918)，科龙班(Eudore de Colomban)《澳门历史概要》(1927)，伯希和(Paul Pelliot)《澳门的起源》(1935)，张天泽《明代中葡贸易考》(1935，英文博士论文)，藤田丰八《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1936)等一系列澳门历史研究著作先后出版。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更掀起了以博克塞(C.R.Boxer)、白乐嘉(J.M.Braga)、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等人为代表的澳门历史研究的高潮，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及一批高质量的澳门历史研究学术著作。这一时期的澳门历史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属于西方的，其间虽有少部分中国学者的参与，但不论从数量与质量上，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多偏重于一般性的介绍或叙述。因此，基本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国际澳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没有多少话语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学者以全汉升《明代澳门的海外贸易》(1970)、郭永亮《明季澳门与日本之交通》(1971)，霍启昌《澳门模式：16世纪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对西方人管理办法研究》(1978，英文博士论文)为代表，国内则以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1980)和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1981)为发轫，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中国学者全面介入澳门史研究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澳门历史研究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西方学者，但是，从对原始资料的挖掘及研究的深度来看，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受澳门回归的政治影响，中国学者庞大繁杂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齐，其中利用中文资料、发挥中文资料优势的成果，明显具有创新性，特别是中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使中国学者在国际澳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大量的应景之作、草率之作、非原创性之作十分突出，存在着严重的学术泡沫与学术失范。余以为，如果从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要求的澳门历史研究的深度、广度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从整体上尚未进入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
1999年澳门回归以来至今，这是中国学者澳门历史研究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比上一时期明显减少，但就成果的质量而言却有很大的提高。研究视野不仅仅停留在16世纪～17世纪澳门早期历史，而且逐渐下移至18世纪后的澳门历史，即针对澳门近现代史展开了下力气的研究。除去回归政治效应的骚动后，中国学者不论在文献整理还是专题研究，都出现了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与著作。针对葡人东来及澳门开埠前后一系列学界长期争论但又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学者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如Tomo、茜草湾、双屿港等历史地理问题，又如葡人驱盗入澳、中葡早期和约、妈阁庙的起源、广州交易会、葡西征服中国计划等问题。这些论着不仅能广泛地网罗中文史料，而且亦在大规模挖掘、整理葡文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新视角的澳门历史研究，澳门史研究进入最为精彩的历史阶段，出现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详尽、越来越精到的研究局面，很多学术成果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特别是由澳门基金会组织及资助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澳门丛书及已经完成的两部规模宏大的学术专着——《澳门史新编》和《澳门编年史》，更是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整体水平。尤其是后者，无论是从中西档案的征引上，还是在专题个案的考证上，都超过了以往的澳门历史研究著作。即使在西文资料的使用上，也超越了以往的西方学者，被著名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誉为“一部现代版的澳门实录”，当之无愧为近期史学研究的里程碑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澳门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至此，可以说，中国学者在国际澳门历史研究领域中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
然而，回望百年澳门历史研究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澳门史研究呈现出从学术失范到学术守范，从宏大叙事到史实考辨，从通史性作品到专题性研究，澳门历史研究完成了由粗糙到精细、由浅层到深层、由一般描述到史论结合的主观阐发过程。应该说，获得的成绩是可喜的。但百余年来的澳门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并非尽善尽美。余以为，以澳门历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的问题及弊端还很多，既有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不足，也有研究方向、方法上亟待检讨的地方。
首先，澳门历史研究碎片化与系统化的矛盾。
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研究者是否把握学术思想史中问题意识的序列，或者自己的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连续性③，本质上是决定学科进展和学术推展的基础，是决定能否提出有价值问题的关键。澳门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逐渐摆脱包括政治在内的外部因素干扰，进入澳门区域社会自身演进的学术探讨，近年来愈发凸显区域社会研究的人文主义趋向。与此同时，虽然澳门历史研究摒弃了前期宏大叙事的粗浅形式，进入精细化的新阶段，但我们学术研究随之而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大量的琐细考证文章占据了澳门历史研究的主体篇幅，而成熟的系统化的专题学术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当然，“碎片化”是当前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连续多次召集学者探讨这一问题，呼吁学界努力摆脱碎片化的不利影响。基于此，我们先后完成《澳门史新编》、《澳门在16～19世纪西学东渐中的地位和作用》、《澳门近现代城市发展史》、《澳门近现代工业史》、《明清时期澳门华人社会研究》等专题性学术工程，以期在回顾前史、探索新路上有所斩获。如何处理碎片化与系统化两者的矛盾，关键是要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及这些问题意识背后的逻辑上的连续性。针对澳门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就澳门一地、一名、一词的详细考证，是澳门历史研究前期必须完成的最先步骤，但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在这一地、一名、一词的琐细考证上，在众多的琐细考证上如何展开系统化的专题研究，即是中国学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们既反对铺天盖地的碎片化研究，但是我们更反对缺乏扎实基础研究的所谓系统化的空泛之谈。碎片化考据与系统化研究的结合，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有步骤的有机过程，这是当今澳门历史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但目前尚未尽如人意。
其次，澳门历史研究中史学理论的取舍与运用问题。
有论者指出，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史学家面对国际史学界在一个世纪理论探索中经历的巨大变化，不同阶段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涌入脑际。实证主义、总体史观、后现代主义等史学思潮蜂拥而至，新制度史、新文化史、概念史等史学新方向席卷而来④，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有选择地推进澳门历史研究，摆在众多学人尤其是新一代研究者面前。在当前条件下，要求研究者具有更为清醒的自觉意识，以免堕入繁杂纷纭史学观念的“陷阱”之中。有所选择，务必考镜源流，理清脉络，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新理论的不断涌入，让我们发现在政治经济研究之外众多“盲点”，比如关于殖民意识、都市文化、城市景觐、公共空间、市民精神、族群关系、性别分工、身体政治、地域认同等等。然而如何厘清这些理论适用的边界与尺度，如何连结传统与现代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是我们当前研究者务必警觉的。新理论提供不少新思路，提出不少针对传统史学的质疑，然而并没有也无法根本上否定传统史学，而且也没有能够完满回答自己的问题。研究者能否做到知其源流，取之有道，既是评判研究者学术操守的标准，也是检验研究者学术功力的试剂。接受新理论带给我们的新理念新思路，再结合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优秀史学传统，可以想象，未来的澳门史研究将呈现出新旧杂糅、一体多元的新景象。
第三，澳门历史研究中的路径选择与空间拓展。
以往学者已经注意到澳门历史研究应走出中葡关系的旧有框架，走向澳门区域环境及内在机理的“总体史”研究。在澳门历史研究向澳门学嬗递过程中，这些近乎“口号式”的提法，已远远满足不了学术发展的步伐及期望，要求我们从更深层次思考澳门历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及研究空间。(一)澳门近现代史研究还有不少可拓空间。澳门史研究应向近现代史领域拓展，而且澳门近代史的主体文献尚存于澳门及世界各地档案馆之中，学术研究的空白领域还大量存在，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澳门近代史，主要记录的就是澳门华人史。因为从16世纪～19世纪澳门葡萄牙人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创造的辉煌历史到鸦片战争以后几乎已经消退，鸦片战争后虽然葡萄牙人仍然在澳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但在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澳门华人逐渐由客体变为主体，成为澳门社会最受人关注的一部分。因此，一部澳门近代史，记录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华人的兴起、衰败、荣耀和耻辱。截至目前，娄胜华之于澳门早期社团，赵利峰、胡根之于近代博彩业，林广志之于近代华商与华人社会，李长森之于近代外报业，均致力于澳门近代档案文献的开拓、搜寻及辨析，多能发前人所未发。但截至目前为止，澳门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早期澳门史的研究相比，不论是质与量，仍存在着比例上的严重失衡。(二)专题式研究还有不少可拓空间。除以往提出重视澳门中期史、澳门近现代史研究外，我们应更深层思考诸多历史结构的不同层面。除现在已经推进的政治史、法制史、军事史、宗教史、教育史、经济史、博彩史、人口史、城市史、建筑史、医疗史、文化史、文学史、体育史、戏曲史、绘画史、邮票史之外，需要深入开掘的尚有工业史、商业史、金融史、典当史、货币史、家庭史、警察史、思想史、观念史、风俗史、交通史、旅游史、街道史、娼妓史等等。已推进的专门史成熟完善者不多，尚未展开者则需专门深入探索。(三)进一步从新的层面拓展澳门历史与社会内在机制的研究。可从宗族、族群、宗教、市场、社团等文化机制探讨澳门社会的整合，从人口迁移、经济变迁、族群互动等更高层面析究澳门现象的成因。这似乎是从人类学或社会学角度考察澳门社会的横切面转向纵向面。然而此并非简单的从横切面过渡到历史的维度，以华南地区宗族研究为例，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递进到科大卫(David Faure)⑤的文化过程考察，也是历经几代学人的探索。这种研究方法是否适宜于澳门，似乎尚未有人尝试？(四)口述历史及民间文献搜集。澳门的口述历史十分发达，既有以“澳门掌故”为形式的旧式口述历史，也有以田野调查、上门采访为手段的新型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在澳门的传统悠久，且数量庞大，是澳门历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大门类。但现存的口述历史很难说其撰写方法、调查采访手段是科学的，故在大量的澳门掌故及口述历史中存在着真假杂糅、虚实相间的情况，很多史实与历史文献、档案的记录差距甚远。直至新近由澳门基金会与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套类似于“新口述史”的“澳门知识丛书”，仍然存在着上述问题。因此，如何规范掌故与口述史类著作的撰写，如何使掌故与口述史进一步科学化，亦是澳门历史研究中应予重视的问题。
澳门历史研究发展至今日，最大的问题与隐忧还不在上述几项。总结以往澳门历史研究的经验，如果还是那样不痛不痒的写几篇文章，“海纳百川”地拼几本大杂烩式的著作和论文，已经非常不利于澳门历史研究的发展。以余所知，已经公布的中西文献档案，绝大部分已被人们阐释解读，凸现的重要问题在已浮现的资料面上大多清晰。如再不启动大规模的西语文献翻译工作，还是零零星星地翻几则档案，译几段史实，我们将只能停留在历史的碎化和真相的表层。没有16世纪～20世纪西语文献档案中澳门资料的彻底清理，一切谈“澳门历史”的研究者只能是片面的、肤浅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非如此，澳门历史研究无法继续深入往下走。鉴于此，余以为，西语文献档案翻译资料的短缺，实际上已经成为澳门历史研究进退维谷的“瓶颈”。我不想危言耸听，但我希望我的话能引起不管是理论派还是史料派的重视。
解决“瓶颈”的关键，即是中西文档案文献的搜集、翻译及整理。澳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困顿与异化，其根源在于材料的单一与断裂。大面积、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并无第一手资料的支撑，故形成众多澳门历史时期的断层。即使是研究“香火”十分鼎盛的早期澳门史，其间的空白和缺略仍然不少，甚至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过去，我们在中文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出版了大量的中文文献档案资料：《澳门专档》(四册，1992)，《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1998)，《中葡澳门交涉史料》(1998)，《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大册，1999)，《广东澳门中文档案史料选编》(1999)，《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两册，1999)，《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录：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2001)，《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2002)，《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2003)，《〈香山旬报〉资料选编》(2003)，《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部分·中文)》(2009)。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使命。当然，澳门中文资料还有可发掘的余地，近来不断有反映澳门早期历史的新中文资料被发现，如明代韶州同知刘承范之《利玛传》⑥，还有《申报》、《华字日报》、《华侨报》、《市民日报》、《世界日报》、《西南日报》等近代报刊中的澳门资料正在整理中。
西方文献档案中澳门史料的翻译以往已经做了一些，但却差距甚远。已刊出的翻译材料主要有：吴义雄等人译《早期澳门史》，黄鸿钊译《历史上的澳门》，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何高济译《16世纪南部中国纪行》，金国平译《远游记》及《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苏勤译《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程绍刚译《荷兰人在福尔摩沙》，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陈用仪译《澳门寻根》，萧浚华译《16世纪天主教在华传教志》。另有两本最为重要的澳门史料译文集：一是罗理路主编、由澳门文化局组织多位专家翻译的《16～18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景观》，其中搜集了28种极为珍贵的16～17世纪葡国文献中的澳门资料；二是金国平选编翻译的《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几乎搜罗了15～16世纪葡语文献档案中与澳门相关的全部资料并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对于澳门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以上所列文献翻译材料，无疑已成为今天的中国学者研究澳门史的重要参考，特别是对于16～17世纪的澳门史研究而言，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相对早期历史而言，澳门中期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明显要薄弱许多。现行的澳门史著作一涉及到17世纪中叶以后的澳门史，除了中葡关系，往往不见澳门本身的内容。究其原因，在于中文原始资料的贫乏以及葡语文献档案的整理翻译与历史实际差距太大。过去西方的澳门史研究者并没有将澳门史置于中国史的范畴之内进行探讨，而视之为世界史、欧洲殖民扩张史的一部分，以致于中国学者在澳门史研究中几无发言权，其根本原因就是语言的阻隔。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即使在葡治时期，中国政府对于澳门的主权也是不可否认的，况且本地区的生活主体一直是华人，澳门史当然是中国史。而澳门历史研究具有其特殊性，因澳门在16～18世纪一直充当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人在澳门的汇聚，保存了包括中、葡、西、荷、法、英、日、义、德、拉丁、越南、泰等多种文字的文献、档案及史料。世界上没有一位学者能同时精通或使用上述各种文字，即使是语言功底较强的欧美学者也不例外，尤其是对于比较专业的中国文献和史料，经常出现千奇百怪的解读和注解。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澳门历史研究皆要借助于翻译，这是一个谁也无法避离的不争事实。
发展全球学术视野下的澳门历史研究，必须将西语档案文献整理与翻译落实到操作层面，而不能仅为口号和概念。然而，澳门历史研究中西语文献档案整理翻译工作相较澳门历史研究的发展而言，其速度是滞后的。翻译资料更新速率滞后，同学界日益增长的关注度和投入度形成尖锐矛盾。新材料之发掘、整理与翻译，处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上游，承担着为学者们提供原料的重任，但却存在着专业人才、专项资金及组织机构缺乏的问题。直至“澳门学”发展繁荣的今天，澳门政府、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以至中国的“澳门学”研究的各学术团体，均未曾组建过一正式的翻译机构，甚至仍将建立这种翻译机构视之为可有可无。因此，几乎所有澳门历史的下游研究者，均将陷入一种“无米之炊”的景况之中。鉴于澳门历史研究上游一直存在的断水危机，在翻译问题上，如果我们还是保持原有的方式和速度，从已面世的档案文献中摘取材料，加以断章取义式功利性的零散翻译，若不启动大规模有组织性对16～20世纪葡、西、荷、法、英、义及拉丁等语种中关于澳门及中西关系的档案挖掘整理，若不组织相当的人力下大力气对这些西语文献档案展开系统翻译，澳门历史研究可以休矣。说得残酷一点，对中国学界的澳门史研究者而言，不使用新的葡语翻译资料，可以说，其后之研究是难以突破的。
据统计，现存于澳门历史档案馆的葡文档案就有5万余卷，其资料总长度可达3公里，图像档案达6万余幅，其中包括：原存于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的《耶稣会士在亚洲(Jusuías nasia)》全套62册的手抄本，澳门议事会自1630年以来的3万余页档案，澳门仁慈堂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的358套档案资料(卷宗和抄本)，其他还有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官印局、婚姻和死亡登记局、法院中保存的18世纪至20世纪的葡文档案数万卷。这些档案记录了16世纪到20世纪澳门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及法令法规，是研究澳门历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以外，澳门自1822年《中国之蜂》葡文报刊诞生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在澳门创办的各种葡文报刊数以百计，特别是1838年创办至今的《澳门政府宪报》，更是研究澳门近代历史的史料渊薮。而这里面所保存的葡文史料基本上未为中国学者所利用。面对如此浩瀚的葡语史料，如果没有葡语的翻译，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对这些葡文档案、报刊加以利用，我们的澳门历史研究可以让人相信吗？我们的澳门历史研究能称得上科学与客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010年10月澳门利氏学社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将沉睡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300余年的《北京大事记》⑦手稿完成转录及注释翻译工作，并准备出版。《北京大事记》是耶稣会纪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在北京担任庶务和文书之职时，收集铎罗(Maillard de Tournon)使团来华及离华以后有关耶稣会的文件、书信及报告，自1705年12月起，至1712年5月止。该文献不仅提供了大量系统的礼仪之争及罗马教宗和康熙皇帝之间复杂关系的珍贵记录，还让世人了解到清朝宫廷政治及不太为外人所知的宫廷生活，更使学界获取到进入清宫的西欧传教士在宫内的生活及活动材料。这些史实均是现存汉籍文献档案所不能提供的。利氏学社之壮举，当为学界发掘、翻译和整理文献之绝佳表率。可以说，《北京大事记》的整理翻译出版，将对清代天主教史、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史研究提供极为珍贵的资料，亦可给上述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和发展。
再以余新近完成的《澳门工业发展史稿》⑧为例，欲仅仅凭借中文资料来撰写澳门工业史的话，几乎为无米之炊。以往的学者，在谈到工业史时，只是三言两语，不断重复，其根源即在于缺少西文尤其是葡文资料的支撑。而此次撰写过程中，余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澳门年鉴》(Anuário de Macau)、《澳门指南》(Directório de Macau)、《澳门宪报》(Boletim Oficial de Macau)及澳门民政厅档案中相关内容进行了翻译，方使著述继续，不致冯河暴虎。可以说，没有大量葡语资料的翻译，就不可能有《澳门工业发展史稿》的完成。虽然，余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和组织习葡、西、法等语言的专家及学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投入了不少人力及资金。但，凭一个人的力量，而无实力雄厚的组织机构大规模介入，澳门史研究西语翻译的“断水”危机是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扭转的。
国内澳门历史研究学界，若要走出当前面临之“瓶颈”，使得澳门历史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并走向繁荣，必须组建专业的档案文献翻译机构，必须投入相当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将全球澳门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翻译工作落到实处。海外的澳门历史研究者早已认识到档案文献翻译及整理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已身体力行地投入进来。作为国际澳门史研究主阵地的中国学界，作为澳门历史研究的主体对象——澳门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去组建一个真材实料的“澳门历史档案文献整理翻译研究中心”，重点立项，大力投入，中国专家与葡萄牙专家结合，澳门史专家与葡语专家结合，着重系统翻译16～20世纪中西关系中的西文档案文献。今后，那种葡文文献档案零敲碎打式的翻译工作，不能再继续，一定要在政府、基金会、大学等单位领导下，组织澳门、广州、北京、上海与海外葡语专业人士及澳门史相关专家通力合作，按系统、分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至此，方可集全球澳门文献于澳门，供源头活水予国际澳门学界。若计划果能如此，澳门历史研究方能走出现今的“瓶颈”，方可获得大有可观的前景。
注释：
①以往，均将龙思泰《早期澳门史》视为西方人研究澳门历史的第一部著作，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从时间上讲，1828年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出版的《名城澳门史实记录》比龙思泰书早4年。因此，我们应该订正旧说，将第一部研究澳门历史的学术著作的荣誉归之于弗雷塔斯。参见(葡)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前工业化澳门的居民及其人口体系(16-19世纪)》，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3册，澳门：澳门基金会，2008年，第1021～1022页；(葡)塔维拉(Toms Taveira)：《澳门港从开埠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和城建方面的发展》，澳门：《文化杂志》，第36～37期合刊，1998年。
②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1卷《明中后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序二》第4页。
③④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北京：《中国社学科学》，2003年第2期。
⑤莫里斯·弗里德曼是汉学人类学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曾先后出任伦敦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牛津大学教授，他最有名的著作都是研究华南宗族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1966年)，创新性地使用汉学人类学的经验来反思人类学的一般理论。科大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代表作为《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2007年)，重点关注当代华南宗族社会研究。
⑥新近由肇庆市质量监督局刘明强先生公布的湖北监利存泽堂《刘氏族谱》(民国三年刊本)序之卷2《艺文》中保存的明刘承范《利玛传》，该书保存了中国早期天主教史及澳门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澳门开埠早期史研究的许多空白，甚至解决了一些早期澳门史悬而未决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⑦《北京大事记》(Acta Pekinensia)是一份长达一千四百多页的手写报告，组织了包括澳门利氏学社在内的多个专业机构的国际团队，分三个层次：原始拉丁文献的转录；文献注解；文献的网上转录。澳门利氏学社主要负责文献的英译工作，预算约为100,000美元，为期三年。
⑧2011年澳门文化局奖学金基金项目，研究课题为“澳门近代工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