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超 | 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关怀与路向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进入21世纪,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年1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八卷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综合反映了国内抗战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这亦是一个新的起点,研究者仍然需要继续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料搜集与出版、研究方法与视角创新上不懈努力,寻找新的学术兴奋点和增长点。面对极大丰富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和种类繁多的数据库的建成,研究者在绝大部分专题上不再感叹无米下炊,而是更多地思考如何在披沙拣金和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提炼问题意识,凝聚学术智慧,将抗战史研究推进至更高水平。而进一步推动区域抗战史研究,应该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取向。

　　首先,对“区域抗战史”概念的提出略作阐发。区域抗战史的两个关键词是“区域”和“抗战”,后者比较明确,即14年中国抗日战争。前者的定义和范围可以探讨,笔者倾向于将“区域”理解为拥有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元。根据讨论抗战时期问题层面和关注焦点的不同,可以是诸如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较大范围,也可以是诸如杭嘉湖平原、大别山区、苏北地区或者珠江三角洲等较小范围,甚至是更小的区域。无论范围大小,可以确定的是该区域在抗战过程中共享了一些同质性要素,如客观存在的山川地理、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区、相似的民风民俗,以及战时特有的军事战区划分(如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或新四军活动区域)、政治统治力量(如汪伪政权统治区域)等。

　　实际上,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习惯将抗战时期的中国大致分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对这些区域(更多是对区域中的区域)抗战的研究,构成了以往区域抗战史的主干,并呈现越来越深入的趋势。具体而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通过发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等战役,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广大平原地区。但中国人民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保有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不断开辟根据地。战时中国逐渐形成了沦陷区、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三分天下,相应的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应运而生。

　　当然,未来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可以超越既有的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三分法。跨越不同统治区域的区域史研究,将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深入历史的肌理,观察战时中国。实际上,随着战事发展和形势演变,所谓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范围与边界在不断变化,有的连成一片,也有的分散各处。很多拉锯区域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形。以往关注的国统区,多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其实,国民政府西撤时,在东部地区留置相当兵力,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均有一些国民党统治区域,况且在抗战前期和中期,相关区域范围并不小。中共领导的区域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因此,当研究者聚焦于华北、华东和华南时,发现这里既有沦陷区,也有国统区,还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抗日根据地,各种力量之间的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展现了抗日战争历史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内涵,这也是抗战历史研究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正因为抗战时期特定区域内活跃着多种政治力量并处于极大变动的情形中,且与相邻地区存在一定区隔,具有相对独立性,区域抗战史由此成为颇有意义的学术视角。

　　以华东地区为例,日军占领了平原地区的大多数城市,控制重要交通线,以往习惯称之为沦陷区,1940年开始主要由汪伪政府统治。不过,国民政府西撤时留下部分军政力量,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的省政府依然在各省境内坚持领导抗战。浙江省政府在省会杭州被占领后,迁至金华永康办公,继续维持对浙东的统治并统领浙江抗战。江苏省政府流亡至长江以北的扬州、淮阴。韩德勤于1939年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兴化地区勉力维持。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时属于桂系领导的第五战区,先后由李宗仁、廖磊和李品仙担任省政府主席,依托大别山区坚持抗战。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政府的存在,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对省内沦陷区的经营也未停止。另外,由顾祝同担任司令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下辖浙江、江苏、福建和安徽等省,司令部先后驻节皖南屯溪、江西铅山,领导第三战区的军事作战。综上,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依然在华东的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山区、丘陵、盆地继续维持统治。

　　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很大发展。1938年春,皖南新四军作出向苏浙皖广大敌后地区发展的决定。4月,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要求下,粟裕组建新四军先遣队,开赴苏南沦陷区。而新四军开赴日军已经占领的敌后地区进行抗日斗争,高度符合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1939年,陈毅和粟裕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有力发展,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四明山等根据地,对于日伪军在华东地区的统治构成极大挑战。

　　可见,华东既有沦陷区,也有根据地、国统区;既有正面战场的正规军大军团作战,又有敌后战场的小规模游击战。日本对华东地区的占领既不广阔,也不深入。如果将目光锁定在华东的一个省甚至省内更小的区域,类似情况亦存在(华北、华南地区也是如此)。如苏南地区,淞沪会战后即成为沦陷区,后来是汪伪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不过,国民政府在苏浙皖边区设立江南行署,在江苏宜兴、溧阳一带与日军作战,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亦长期在苏南活动。新四军则在茅山地区建立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并向东发展。日伪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在这一区域内博弈多年,狭路相逢勇者胜,正是在三方势力的比较研究中,映衬出新四军在反“清乡”等艰苦斗争中展现的韧性和灵活性。由此可见,区域抗战史视角的引入,有助于超越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等既有划分,呈现抗战时期华北、华东、华南等区域及区域内部各种力量发展和斗争的复杂性、丰富性。

　　其次,区域抗战史视角可帮助研究者深入考察抗日战争对于基层社会和普通人民产生的影响,观察地方社会在战争中如何应对变乱、重建秩序。日本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改变了各地的乡村组织、经济运行、动员方式、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以上各方面往往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从而看到更多的起伏不定与必然中的偶然。

　　以往的抗战史研究,较多关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役战斗、战时国共关系、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等,即侧重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层面,取得相当成就。不过,对基层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或者只关注社会、经济中的某个面相,忽略与其他方面的相关性与联动性。即使涉及相关性与联动性,处理时也相对简单。区域抗战史理路在研究战时区域军政变动的同时,力图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既反映战时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军政事件,又呈现地方社会的一般面貌,既关注历史大河的波涛滚滚,又注意静水深流,贯通事件发生的台前与幕后,顾此及彼,将地方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应着力于整体性,而非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诸方面的单一面相,这也是区域抗战史研究能否深入推进、展现学术价值的关键所在。将战时中国分成一个个区域来研究,不在于将研究区域划分得越来越小,降低研究难度,而在于求得一个深入的分析与解释。研究问题的入手处或许还是税收、军粮、兵源等一个个具体问题和事物,但观察与讨论的取径必是环环相扣、交织往复、渐入肌理,最终直面需要理解和深化的大问题,真正能“以小见大”,透过事件观察制度运行,从具体现象中发现普遍与深层的东西。所以,如何选取一个有可挖掘性、拓展性的具体研究对象,以及如何将这一具体对象层层展开,娓娓道来,知人论世,便成为深入研究和引起共鸣的锁钥所在。在考察地方军政巨变的同时,研究者还要充分观照区域的历史与过往的传统,与区域内的山川地理、自然禀赋、民风民俗、底层势力、宗教信仰等要素不断进行对话,发现地方社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探讨这种结构与机制在战乱时代的因应、变动和影响。概而言之,抗日战争究竟给这一区域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哪些剧烈和缓慢的改变抑或似变非变之处。

　　所以,区域抗战史研究是要将抗战变局放在该区域的长程历史中观察,以便更清晰准确地把握抗日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旷日持久,波及范围相当大。但相对于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14年并不算长。如果再将抗战放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更只是一瞬间。因此,有必要追问抗日战争在国共较量中、在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中外竞争与互动进程中所扮演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或许落到一个区域,在一个长时段的参照之下,可以得到具体而微、恰如其分的呈现。

　　当然,抗战在给中国带来巨变的同时,也映衬出某种不变的底色,有的关乎资源与环境,有的关乎生产与生活方式,有的关乎城乡关系,有的关乎人性与传统,这些也会在区域抗战史重视基层、关怀整体、面向长时段的取向中得以展现,从变中观常,在常中观变。

　　再次,区域抗战史研究有助于认识战时各地之间的差异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经历了14年沦陷岁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相对统一的局面被战争分割,区域内的秩序经历了被破坏与重构的过程,区域之间的往来突然减少,区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国民政府将中国划分为若干战区,这些战区往往跨越省份,不同战区的作战任务、频次和成效不同。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越过黄河、东进抗日,活跃在华北大地上;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后在江淮大地建立若干根据地。日军占领东部大片领土后,在各地扶植伪政权,其中汪伪政权的统治范围相对较大、统治力度较强,其他很多伪政权开展的工作较为有限。上海、天津等城市虽然被日军占领,但租界依然维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因此,不同区域的国共两党抗日、国共关系、伪政权统治、基层社会与经济情况等都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国民政府统治重心由东部向西南转移的过程中,对西部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影响。国民政府提出“西南是抗战后方、西北是建国后方”的口号,开发西北声浪滚滚。西南和西北地区在抗战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化,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包括边疆族群凝聚、新疆“内向”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重新考察。

　　区域抗战史视角有利于提炼各个区域的主要议题、社会特征、内在变迁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开展区域间的多维度比较和思考,进而认识战时中国的斑斓画面。也只有在充分理解差异性和努力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全国抗战产生更为真切和高屋建瓴的把握。从这一角度言,推动抗战史研究真正“落地”,尚有许多扎实、具体、细致的工作需要耐心去做。

　　最后,关于区域抗战史研究可能的取径和书写方式,笔者尝试提出以下三方面思考和展望。

　　其一,区域抗战史应重视对人的研究,包括对历史重要人物和普通人命运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心理、情感与思想变化的研究。当战争突然发生时,危险和苦难骤然降临,无数人的生命在炮火中灰飞烟灭,活下来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做的选择,都值得记录和研究。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前线面临战事,后方遭受轰炸,在长期的战乱环境和困难局势中,每个人的生存随时随地可能受到威胁,忧虑、恐惧和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伴随着大多数人,而苦难更能考验人的智慧、磨炼人的品格。相较于平时,战时的人们处于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可能需要作出更多更重大的选择,有些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有些选择是匆忙之间不得已为之的当机立断,也有些人的选择是人云亦云或者默默维持现状,这些都关系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很多人的选择汇聚到一起,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走向。

　　落实到一个具体区域中,一旦原来居住的城市和村庄被占领,国民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是选择走,还是选择留?选择走的,是到近处山地、乡村暂时避难,等战火过后回到故园,还是远走大后方?如果去大后方,川资如何筹集,路上行程如何安排,到大后方后以何为生?留下来的,是选择与日伪政权合作、隐忍还是反抗?合作亦有积极合作和消极配合之分,还有从合作到反抗或者从反抗到合作的转变。人们选择反抗日伪统治时,是自己拉起一个队伍,还是参加国民党军游击队,或者投身八路军、新四军?在敌我反复拉锯的区域,或者在表面由日伪控制、实际中共力量已产生很深影响的地方(如敌后抗日游击区),普通民众如何做到“白皮红心”,既保护自己,又在暗中全力支援中共的抗日活动?在物资短缺、通货膨胀的战时岁月里,很多缺少成年男子支撑的普通家庭如何艰难度日?研究者需要根据当地当时的情景,切实展现与细心揣摩人物在战火中的处境、心理、选择、行动,体察他们的处事原则与内心理想的坚守或放弃,这其中蕴含了人们求得生存、保护弱者、苦撑待变的本能与本性,也有不齿和唾弃汉奸的纯朴情感。人们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跨越千里,目睹日军侵略、日伪统治、抗日行动,自然而然地将个体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进一步重构了对于家国的责任、想象与认同。

　　其二,区域抗战史的书写,应克服宏大空疏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重回战争年代的历史现场,体会鲜活的时代氛围和复杂的人心人性,兼顾主流、支流与潜流以及高音与低音,觉知铁板一块中的裂痕与缝隙以及既定认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抗日战争史在社会上拥有数量众多的爱好者,以抗日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经久不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持续关注与热情。区域抗战史深入地方社会、关注人物命运的取向,拉近了过往历史与当今读者的距离。有些具体鲜活的抗战历史场景与经验,或能唤起读者记忆中“我家爷爷奶奶也这么说过”“我们老家就是这样”的强烈共鸣。如能实现或初步推动抗战史事与山川地理空间、区域社会民风民俗与诸多历史人物的有机结合,文字张弛有度,叙事由线、面至立体,论述多维细腻,多一些史实重建和人文关怀,少一些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和史料堆积,那么扎实深入的专业研究亦会亲切可人、受众日多。

　　历史重大变动时期的史事既能震撼人心又意蕴深远,14年抗战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苦难,也孕育了民族重生的希望。研究者笔力与论见所及,能促使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受国家民族的来时路远,体会人性深处的弱点与光辉。在悲愤于日军大肆侵略和感动于国人拼死抵抗之余,再多一些追问,反思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和苦难。

　　其三,区域抗战史研究并非在区域内画地为牢,而是自始至终在全国抗战局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野中徐徐展开、互为奥援。要做到这一点,非大量阅读、研究和反复思考难以达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由各大洲一个个战场组成的。1939年9月欧战爆发、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卷入大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战场的走向。以浙江为例,1941年宁绍战役的发生,与日本侵扰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并意图南下东南亚有关。1942年浙赣战役的发生,则与日军摧毁浙江衢州的机场,防止美军从衢州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有关。　

　　区域抗战史中的个案研究,是推动抗战史研究的基础,是抗战研究之树的枝杈或绿叶,避免可能的“碎片化”无疑是研究者应牢记于心的。设定区域的初衷是便于研究展开和问题意识的聚焦,而研究的走向与结果则一定会超越区域界限,面向更宽广的学术天地,展现更宏大的学术关怀。从这一层面而言,区域抗战史研究的深入,生发的影响将是“见微知著”“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从区域中看到战时社会的关键特征与变化,看到区域与区域之外的国家和世界的连接,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整体推向深入,更好地把握、阐释和理解这场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