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與脫嵌：近20年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問題意識與進路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之後，經濟史研究在整個中國史學研究中相對趨於沉寂，學術熱點隨時代而變是自然之理，其伏線則是隨著意識形態空氣的變化，新的問題意識仍在醞釀期，研究方法也正在尋找新路徑。20世紀50-80年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線是在社會發展五階段理論框架下的“中國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這些主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論題，其實是在中國政治議程下的唯物史觀的發揮。但20世紀90年代之後，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與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分離，論證封建生產關係延續或解體，“資本主義萌芽”是否存在，以及進一步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障礙，失去了尋求政治行動合理性的需要。
學術研究與政治議程的分離，帶給歷史學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但是，對於經濟史學科來說，這也意味著失去了推動研究深化的核心問題意識，形成新的能夠凝聚整個學科的問題意識，還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一定階段內，經濟史研究趨於零散甚至陷於失語狀態，實在情理之中。但是，這種狀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史研究走向衰落，經濟史學者在表面呈現的分散研究中，默默開始新的探索，積累了新的數據、方法，提出新問題。最近5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研究積累中逐漸推導出新的問題意識。同時，受到英語學界經濟學、社會學對歷史的重新關注之影響，一些新的問題也被引入經濟史研究。當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仍然關心從前現代、早期現代到現代的經濟轉變，但其問題意識轉變至經濟數據、發展圖示（pattern）與世界史（全球史）路徑（approach）。本文將從經濟成長與經濟結構兩個方面論述2000年以來農業、人口、技術、產業、市場、國家行動6個方面的研究進展。
由於中國歷史學在傳統學術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20世紀30年代前後開始發軔的中國經濟史研究，主要是在歷史學領域發展起來，但由於經濟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史學的社會科學化追求和探索的主要路徑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同時也成為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積極加入的領域。這個傳統，造成了當代中國經濟史研究同時分屬於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個學科領域。由於學術傳統和學科重心等原因，經濟學界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相對側重於1840年之後，90年代以後重心更有向當代轉移的趨勢。而自90年代中期之後，歷史學界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相對缺乏貫通性的話題，而更多體現為各斷代史內部的經濟現象研究。通覽中國經濟史研究論文發表的情況，可以令我們對近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概況有一些粗略的瞭解。中國經濟史研究領域有兩份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刊物，一是《中國經濟史研究》，一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從2000年到2016年，兩份刊物總計發表2028篇文章，如果不算其中的書評、筆談、綜述以及關於人物的經濟思想史研究，專題論文有1832篇。這些論文研究的時段、地域，一定程度說明了近20年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興趣。目前一般將中國經濟史劃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子領域，古代則一般根據斷代繼續細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明清四個時段。我們綜合留存史料情況和目前對各斷代經濟形態的認識，按照通史、先秦、秦至唐、宋元、明清、民國及共和國七個時段將全部論文加以分類統計。之所以將“近代”分割成晚清和民國兩個時段且將晚清歸入明清時期，是因為我們認為儘管從鴉片戰爭或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晚清與民國通常被視作一個整體的中國近現代史，但是，就經濟結構，以及制約市場發育的法律與政治制度而言，民國政府的建立是更為根本性的變化。民國政府延續了1905年新政之後所形成的一系列有關商業的法律與制度，同時工商業者與政治的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針對經濟史研究趨勢的統計中，區分明清與民國是更有意義的。不過，由於相當多以近代為研究主題的論文將晚清、民國作為一個整體，這給分類帶來一定困難。本文依據這些研究討論的時間重心，以及研究者的提問主要與明清史對話或與近現代史對話，將其分別歸入明清與民國時段。同時，我們也把論文研究的地域分為：華北、長江中游、長江下游、西北、西南、華南、海外等類，其中海外研究主要是東亞、東南亞、歐美與中國的商業關係研究。表1《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發表論文的主題時段和地域分佈[1] 比如唯一的全國經濟史學術團體“中國經濟史學會”下設古代、近代、現代和外國四個專業委員會。
[2] 如《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年度《中國經濟史研究述評》即照此劃分。
表1直觀地顯示出絕對多數論文是以明清之後的。如果考慮到民國及共和國總計僅有100多年歷史，那麼這兩個時段的研究所占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時段。其原因或可歸結為三點：首先是在問題意識上，不論“資本主義萌芽”或現代化的研究範式，都將明清以後的歷史作為研究的重點；其次是史料條件上，經濟史研究對史料質量要求較高，大規模的中國經濟史史料（數據），自16世紀末才開始有比較系統性的留存，而近年來明清和民國時期史料的大量發現和公佈，使得進行分析性研究的經濟史獲得更大開拓的可能；再次是學術體制上，經濟學界經濟史研究幾乎全部集中於晚清、民國和共和國時期。因此，本文也以明清民國時期為主要討論時段。表1呈現的研究地域分佈，則顯示了不同時段史料狀況差異對各自經濟史研究的方法進路的鮮明影響。明清之前時段的研究中，超過半數研究是以全國為研究範圍的，這與明清以前史料數量相對較少有關——或不能揭示區域差異，或雖能看出差異苗頭但不足以支持對區域的深入分析。秦至唐時段區域研究比例相對較高，尤其以西北為多，而這背後靠的是敦煌吐魯番文書，這恰從反面印證了前述明清以前經濟史多為全國性研究的原因。相對而言，明清史研究多以區域為基本的研究單位，將全國作為整體考察的論文僅占30.76%，這一時段極其豐富的史料需要研究者充分注意區域差異、謹慎做出全國性判斷，史料數量的膨脹也使得做全國性研究難度提升，於是充分挖掘特定區域的多樣史料加以綜合研究成為有效路徑之一。長江下游及華南，也即江浙、江西、安徽、福建、兩廣、臺灣在區域研究中最為活躍，這很大程度上基於史料遺存與研究機構分佈。對於民國時期的經濟史，以區域為單位的研究似乎占多數，其中長江下游的研究又佔據絕對多數。但是，該項統計中將所有以上海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都計入長江下游。這樣處理是為了保持統計標準的一致性，但必須強調的是，上海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尤其是有關上海金融業、民族企業的研究，其問題指向遠遠超出區域經濟的範疇。民國經濟史研究中，區域並非基本考察單位，“口岸”與“腹地”可能才是研究中劃分地理空間的依據。有趣的是，針對20世紀下半葉迄今時段的研究中，將全國作為整體考察的研究也佔據絕對多數。其重要原因並非因為資料留存不足，而是在研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經濟時，首要的考慮因素自然是中央政府的經濟制度和政策，而共和國時期經濟檔案的公開又是以全國性或說中央資料為主，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等公開出版的資料集，相對而言，地方檔案館的資料公開情況不佳。這就強化了以全國範圍作為研究對象的格局。論文發表的時段、地域分佈的年度統計還顯示，（圖 1、圖 2），表 1所反映的研究格局在這16年間是相對穩定的。就研究的時段而言，幾乎所有的年份，明清時段的研究論文數量都最多，民國時段的研究緊隨其後，針對秦至唐及共和國兩個時段的研究所占比例則大致相近。就地域而言，幾乎所有年度中，以全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都超過40%，但從2009至2014年，以全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占比略有下降。以地域而言，則長江下游與華南一直是研究最多的區域，近年來對華北的研究也有上升的傾向。孫聖民對歷史學與經濟學權威刊物的統計也說明了類似的趨勢。2000至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等4種刊物發表的經濟史主題的論文中，50.8%（92篇/181篇）將整個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經濟史研究仍然偏好對國民經濟整體和經濟發達地區的探討，由此可見一斑。圖 1 《中國經濟史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文研究時段比重年度變動
圖 2 《中國經濟史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論文研究地域比重年度變動我們在這裡沒有對兩份經濟史刊物發表論文的內容主題進行分析，不妨引用孫聖民的統計：《歷史研究》發表的經濟史論文中，宏觀經濟（14篇）、土地問題（12篇）、人口問題（12篇）、工農業生產（11篇）占比最高。4種期刊的全部發表中，經濟制度（26篇）、宏觀經濟（21篇）、工農業生產（18篇）則占比最高。顯示了宏觀經濟、工農業生產、人口問題顯然是中國經濟史研究興趣相對集中的議題。經濟成長與經濟結構是經濟史研究中最關心的兩個進路，近20年來，兩個進路都出現了大量優秀的個案研究。就經濟成長研究而言，人們關注如何獲得更為準確的產量數據、人口數據，各家數據之間的差異也進而造成了對明清經濟走向的不同評估。近代工業研究也在“中國式工業化道路”既有的研究思路中扎實推進。經濟結構研究中，以市場與貨幣研究為切入點對習俗經濟/道義經濟的討論，以及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研究，促使我們反思經濟史的根本問題：何謂市場？市場如何形成？經濟體系中市場體制與非市場體制如何糾纏整合？從中國近世至當代的經濟史中引出的這一反思，以及循此方向深化的實證性研究，或許可以超越中國史範圍，為重構一般的經濟史認識、經濟學理論提供新的核心議題乃至新的理論體系。
（原載于日本中國史學會編《中國史學》第27卷，朋友書店，2017年，第67-80頁。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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