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李昕升：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

《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于202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为第十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全书八章一附录共26万字。该书认为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不能倒因为果。实际上美洲粮食作物价值凸显的时间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即美洲作物不是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就全国而言美洲作物发挥更大功用的时间在近代以来，已经错过了人口激增的阶段。依然是传统粮食作物在中国人口增长的问题上居功至伟。也证明，博赛拉普的反马尔萨斯理论，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更加符合传统中国国情。

李昕升，男，1986年生。南京农业大学本、硕、博（2015）、博士后（2018），历任南京农业大学助理研究员（2015）、副教授（2018）。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中国南瓜史》（首届食学著作“随园奖”）《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变迁史论（1840-1911）》（国家出版基金）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发表论文数十篇，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农史研究会秘书长等。荣获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农业史青年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首届全国科学技术史博士生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等十余项。

第一章美洲作物在中国的经济地理变迁

第二章玉米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

第三章玉米在云南的引种和推广

第四章番薯在江西的引种和推广

第五章番薯推广的动因和影响

第六章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再探

第七章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

第八章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后记

经常有人戏称我是南农的大土著，从本科、硕士、博士、就业，再到博士后，一直在一个学校，南农是我“唯一”的母校，我们搞历史地理、环境史的常说“环境决定技术选择”，环境更塑造了一个“人”，身处这个环境，自然潜移默化了佩戴了这个团体的“标签”，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行文风度，无不具有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特色。正是由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一个世纪的传承，我想我才被形塑成了今天的样子、而且可以做的更好，这是我发自内心和首先感谢的。虽然我已经离开南农，观点始终不曾改变。

有两个印象较深的体验，一个是一个已经毕业的前辈，到了其他的单位工作之后觉得南农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还是老一辈那一套；另一个传统史学刊物对我投稿的反馈意见是感觉文风不大符合史学刊物风格。我想这都需要我们辩证去看待的，无论我们的研究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都应该坚守自我、耐住寂寞，而没有必要一昧去迎合“主流”，如南瓜一般默默的成长，相信终究会被认可；这也涉及到共同体学术自信的问题，存在即是合理，如果没有了自我的特色，最终不过是“四不像”耳。所以当我有一次前往中国农科院与退休前辈刘宜生研究员座谈时，刘先生对南农依然记忆犹新，因上个世纪的南农在农学界如同耀眼的明星，蔬菜专家的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已经仙逝的叶静渊先生对栽培植物源流的考证。

我并不是长期生活在农村，却因缘际会选择农史这一毕生志业，或许是提醒我只有回到农村、关注农业、贴近农民，找寻中国文化的根，才能够在浮躁与喧嚣的生活中获得最终的安逸，因此我一直提示自己要“耕读传家”，戏称自己为“宁镇农夫”，只有增加三农的生命体验，与古代农人共情，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文字，做到了解之同情，实现古今这场无休止的对话。

我的第一本专著是《中国南瓜史》，出乎意料的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南瓜博士”一称不知谁最先叫起来，已经“家喻户晓”。不过到今天我的方向也发生了转向，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在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的经历，自发的促使我的研究与经济史结合，博士后合作导师应瑞瑶老师也一直建议我要研究较大的问题（如人口增长、过密化理论等经济史问题），这样自有其充分的对话空间和联结到更大的学术意义。部分原因是有感于农业经济史的衰微，上世纪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主流，而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农业经济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不但很多学者前赴后继，课程、教材（多是以“农业经济史”为名）亦是多如牛毛，今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重视程度有所衰弱，但是并不代表它不重要，我们农史学者更应扛起农业经济史的大旗，否则便出现本作的提到情况，经济学学者大行其道，并抢占了话语权。

包括美洲作物在内的所有作物史研究，目前学界学术关切主要倾向于作物推广、流布史，与经济史缺乏恰切的关联；研究多倾向于作物引种、推广的线性研究，仅有定性描述，且多是“引种——影响”的单调分析范式。自从我从南瓜史毕业后，我就基本不再关注南瓜了，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一个南瓜一辈子”，但我也没兴趣听从朋友打趣般的建议，挨个做冬瓜史、丝瓜史等，由于视野的变换，我开始关注美洲作物群体，研究思路也有了显著变化，并不是单纯的从一到多，如开始涉猎海洋史、量化历史，提出“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等。本作做的就是通过理论经济学的量化评估其影响，特别关注粮食作物的经济指标（总产、亩产、供养人口数量、土地营养密度等），以美洲作物为例，验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事件对今天经济表现的影响，等。

本作部分内容取自我已发表的文章，如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清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地理》《中国农史》《海交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时有删节，本作全部还原，并均有不同程度的校订。我一直认为核心章节能够发表的书稿才是最好的书稿，一来证明了文字洗练、经过了期刊编辑、外审专家等的多重认可，二来也可见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匠心独运，存乎一心。

拉拉杂杂谈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致谢了，前面谈得多必然挤占了致谢的空间，这也是我这次乐于看到的。之前出版的专著致谢了很多人，总是挂一漏万，所以鳞次栉比，过于冗杂，这次“偷懒”一下大概也未尝不可。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思明教授以及博士后导师应瑞瑶教授、郭忠兴教授的学术指导、生活关怀。感谢韩茂莉教授、“第二导师”曾雄生研究员在百忙之中做了《文库》推荐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

感谢郭声波教授不辞辛苦赐序一篇，而且指出了本作存在的问题：马铃薯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其独特地位，如果够补进去与玉米、番薯一起讨论，那就非常完美了；此外，亦有专家指出本作所引方志众多，但没有补全编纂者、版本等信息，以及引用文字的具体页码。这都是本作的遗憾，这也是笔者未来的努力方向。

感谢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学校的许多师友，我最为得意的就是号称朋友遍天下，每个省都有数位至数十位好朋友，虽然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我总是从他们的言语中收获慰藉。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从《文库》申报到书稿出版，无一部浸润着“宋头领”的心血。我的研究生朱艳梅、张志斌就部分书稿进行了校对。

我一直认为学术不过是自娱自乐加混口饭吃，我们要尊重学术，但是没必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我的性格也比较直，便览史书的我情商也还是堪忧，带来不少麻烦。学业、事业、家庭、生活中充斥着各种烦心事，所幸还有懂我的老婆、父母、朋友，特别是我的老婆蒋莉，虽然并非学术圈之人，但特别擅长鞭笞我不断进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真的十有八九，希望我能如倪根金教授对我说的那样：“前行中也会遇上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觉得你都能战胜！”

我的《中国南瓜史》献给了我的父母，请允许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导师王思明教授。

2021年岁末识于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