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部分  外销瓷的全球之旅

第一章  早期国际贸易史上的中国陶瓷

第二章  全球化世界的开端：欧亚贸易关系

第三章  40亿英镑的交易：瓷器贸易经济

第四章  欧亚文化熔炉——贸易背后的故事

第二部分  收藏

第五章  中国陶瓷

第六章  亚洲其他国家陶瓷

第七章  欧洲陶瓷

本书序言

亚洲瓷器的历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历史。早在2000年前，著名的丝绸之路便成为贯通东西的桥梁。尽管在形成之初，这条连接罗马帝国和中国的丝绸之路或许并非作为陶瓷贸易要道，但时至唐朝（618-907年），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陶瓷贸易已相当兴盛，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伊朗、伊拉克和埃及，均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瓷制品。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64-809年），大约在800年已获得中国精美陶瓷，是已知的最早接触中国瓷的外国人之一。而终整个阿拔斯王朝，阿拉伯帝国进口了数百万件中国陶瓷，包括产自中国北方的精美白瓷和产自南方浙江省的青瓷。

上述陶瓷大部分并没有留存至今。但在一些幸运的情形下，人们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打捞到沉船，为这些早期的全球贸易形式提供了佐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一艘阿拉伯单桅三角帆船“黑石号”，它满载6万件中国长沙窑和其他瓷器驶向阿拉伯帝国的一座港口（我们至今仍不知其名称），却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岛附近沉没。一只从海底打捞出水的完好无损的瓷碗上刻着日期：“宝历二年七月十六”，即公元826年。这些珍品瓷器目前收藏于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另外，还有一艘10世纪的沉船于印度尼西亚爪哇井里汶港附近被发现，因而得名“井里汶号”，船上载有25万件中国瓷器。

唐朝之后，中西方贸易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低谷，再度迎来繁荣。约从1500年开始，对香料、丝绸、棉花、瓷器和茶叶等亚洲商品的需求，推动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开展海外探险和发现。瓷器虽然并非他们最看重的贸易商品，却在塑造全球经济、探索新路线和海上航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估计，1550至1800年间，东亚向欧洲出口瓷器达1.85亿件。这一时期驱动中西方贸易的主要是市场供需机制，地理大发现时代也是瓷器时代。

不过，比单纯的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陶瓷贸易过程中的文化交流。陶瓷作为一种手工艺品，其造型和纹饰多种多样，变化多端，体现出生产者和/或客户的文化传统。亚洲外销瓷便反映了上述两点。在几百年里，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中国和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文化相互交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欧亚陶瓷”这一名称恰如其分，体现出连接从欧亚大陆最西端的里斯本到最东端的东京这个广袤地区的桥梁作用。是故，我们应将它视为欧亚大陆共同的历史和遗产。

陶瓷贸易和交流促成了造型和纹饰的跨文化发展，而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在许多地区，对陶瓷的强劲需求推动了当地开始生产类似的产品。公元900年后，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洲主要陶瓷生产基地，包括中东的埃及、叙利亚和伊朗，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柬埔寨和缅甸，以及东亚的朝鲜和日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国设计风格和工艺的影响。唐三彩也在伊斯兰国家生产，青瓷主要也在越南、泰国和朝鲜生产，青花瓷在越南、朝鲜和日本生产，类似于釉下绿彩的瓷器则在缅甸生产。

“青花”是亚洲和欧洲最为普遍的陶瓷装饰风格。我们不仅可以在其原产地（中国江西省）发现此类瓷器，也可以在15世纪的马穆鲁克王朝和帖木儿王朝、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以及直至18世纪的波斯萨非王朝的仿制品中见到其踪影。欧洲同样承其荫蔽：葡萄牙、荷兰和德国生产的白锡釉陶，其灵感便是来自中国青花瓷。德国迈森制造出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瓷器，其艺术设计也受到了中国设计的影响。

然而，所有这些制瓷中心也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叙利亚和波斯的绿松石青瓷，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年）时期的绿色镶嵌青瓷以及越南青花瓷也都漂亮精致，可与中国顶级青花瓷相媲美。如果我们将这些产品简单称为对中国陶瓷的复制，未免有失公允。它们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正是这种文化交流创造了全球流行的应用艺术品。而青花瓷便是这种欧亚文化融合的卓越代表。

当然，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的商业纽带，也促进了思想和宗教的传播，从而产生了新的陶瓷艺术设计、外形以及装饰图案。

佛教起源于印度，后来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亚、中国、朝鲜和日本。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中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就是这种起源于印度的宗教信仰与中国艺术审美和本土纹样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而莲花则成为亚洲瓷器中使用最广泛的佛教装饰元素。莲花和莲花花瓣经常被以绘画、雕刻、镶嵌和压印等工艺手法装饰在瓷器上。我们经常可见陶瓷口沿、坛盖和碗盖采用荷花造型，盘子、盖碗和碗内采用莲藕和莲子纹饰。尤其是朝鲜高丽王朝信奉佛教，其御用青瓷不仅仅是艺术杰作，造型和纹饰更表达出当时人们的佛教信仰。毋庸置疑，朝鲜青瓷深受中国制瓷工艺影响，但在青瓷艺术创新方面，高丽王朝在中国制瓷的基础上完善了镶嵌法、阴刻和镂空等全新装饰技术。

佛教还通过斯里兰卡和印度传教士传入东南亚，被柬埔寨的高棉帝国（约400-1431年）、泰国的素可泰王国（13世纪中叶-1438年）和大城王国（1350-1767年）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王国（7世纪-14世纪）所接受。

伊斯兰教的传播路线，陆路是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为起点，经波斯到达印度北部，或者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线或南线到达中国西部；海路则到达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或者到达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故而，人们不仅在中国西部，而且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能找到深受伊斯兰风格影响的陶瓷。

印度小贩和商人带来的印度教和印度图案，则对柬埔寨的高棉帝国、越南南部的占城国（137-1697年）和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国（13世纪末-15世纪）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亚大陆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种真实的文化存在。陶瓷在统一的欧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青花瓷至今仍在向我们诉说的故事——一个始于中国东部地区的故事。

在中国唐朝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千多年后，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活跃的经济和文化间交流。“一带”指基于亚欧大陆原本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陆上新经济带，“一路”则指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创立的新欧亚海上航线。

本书试图追溯东西方文化认同的起源，通过分析文化交流、贸易路线、商人、消费者和贸易经济来阐述欧亚大陆艺术风格的发展。瓷器是文化的载体，贸易路线和船舶是传播手段，贸易本身则是跨文化交流的机制。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追溯外销瓷的全球之旅。第一章主要介绍亚洲内部贸易中的陶瓷商品，第二章阐述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等国的贸易商及其贸易路线，第三章分析瓷器的交换机制。这三章均聚焦中国，因为从公元700至1850年，超过95%的外销瓷来自中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陶瓷生产过程中会不断融入世界各地的纹饰设计，并影响其他地区。第四章探讨了外销瓷对购买国的影响。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了解瓷器给欧亚艺术和文化带来的共同影响。

第二部分则为笔者个人多年来收藏的具有代表性性的瓷器，按照中国陶瓷、亚洲其他国家陶瓷、欧洲陶瓷的顺序来排列。许多人都曾拥有这些瓷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身份、住所和所作所为。前有古人，后必有来者，我们中没有人能真正拥有这些瓷器。反之，我们只能是它们漫长历史中的过客，它们提醒我们，我们同属一个欧亚家族。

这是一部跨学科之作，融历史、经济、应用艺术和跨文化关系于一体。依笔者拙见，跨学科思维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唯一途径。

笔者并非陶瓷专家，在著述本书的过程中吸取了很多专家的真知灼见。洛克仙妮·布朗杰出的工作和关于沉船瓷器的著作，打开了我领略南亚陶瓷之美的大门。C. J. A. 约尔格关于荷兰与亚洲陶瓷贸易的深入阐述，让我受益匪浅。G. 戈登是详细分析欧洲陶瓷和亚洲陶瓷关联的第一人，给我很大启发。安德鲁·马德森和卡洛琳·怀特在确定中国外销瓷的年代历史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大大有助于我鉴别自己的藏品。此外，我还要向孔茜茜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她为本书的中文翻译以及校对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

过去曾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展过关于中国外销瓷的研究，以后还将会有更多人致力于此。本书汲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我的工作能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这是个人的一点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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