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後獲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的《白銀資本》與《大分流》，都認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歐洲並沒有什麽明顯的社會經濟文化優勢，亞洲或東亞（尤其是中國）超越或者至少不亞於歐洲的各個主要方面。二書的作者弗蘭克與彭慕蘭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彌漫的”歐洲中心史觀”都進行了解構。他們不贊成以”歐洲”或”現代民族國家”為歷史的分析單位，弗蘭克主張以”世界體系”為分析單位，彭慕蘭主張以”核心區域”為分析單位。他們並不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存在，也並不是要否認作為歷史事實的”歐洲崛起”，他們否認的是只看到”現代性”在時間上的斷裂性與空間上的地域性，而認為”現代性”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空間上的聯系性。他們反對”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但也並不主張”亞洲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強調對”現代性”探索的全球視野和整體史觀。雙方對”現代性”和”歐洲中心論”雖然猛烈地開火，但其解構並沒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論上的極端化、簡單化和史料上的偏狹性、曖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嚴重缺陷。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審視，二著實際上是從”一元現代性”到”多元現代性”的經濟視野的探索和理論突破。
關鍵詞：現代性；連續性；聯系性；《白銀資本》；《大分流》
一、 《白銀資本》的發展理論體系考察
安德列·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銀資本》 獲1999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頭獎。
第一，《白銀資本》的全球發展理論
弗蘭克自承：”我在寫作本書時，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證明，早先就有一個不斷發展的世界經濟，然後歐洲人才能在這裏面大顯身手和頤指氣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兩個推論。第一個推論是，直到1800年前後，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以及東南亞和西亞比歐洲更活躍，前三個國家和地區比歐洲對這個世界經濟的作用更重要。第二個推論是，那種宣稱‘歷史學家已經知道歐洲是以自己為中心而組建一個世界’的說法是完全反事實和反歷史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歐洲是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買了一張搭乘亞洲列車的車票。但是，不論對於歷史還是對於基於歷史理解的社會理論，這個歷史事實還有更深遠的意義。” 世界體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體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 ），從航海大發現到工業革命，處在這個世界體系中心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特別是中國。歐洲和亞洲存在著商品和貴金屬的反方向運動：歐洲從亞洲進口大量商品，卻不能出口同等數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銀結算貿易的逆差；18世紀，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產的白銀，有一半流向了中國。歐洲利用征服美洲獲得的貴金屬，取得進入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的機會，使歐洲有可能站在亞洲的肩膀上，並最終成為新的經濟中心。長期流行著一種看法：西方對東方的征服，是先進的工業文明戰勝了落後的農業文明。弗蘭克認為根本不是這麽回事，因為中國和印度的衰落發生在前，西方的興起出現在後。在他看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在西方的興衰一個以500年為時段的長周期，當東方收縮到最低點時，正是西方擴張階段的最高點。強勝弱敗是一時的，並沒有內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紀之交的現在，人們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與東方的強盛正以另一個周期的方式出現。
第二，《白銀資本》的東亞發展理論
弗蘭克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具有世界規模的勞動分工和多邊貿易的單一全球經濟就己經存在了。整個亞洲特別是東亞處於經濟權力的中心，而西歐和後來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後才取代這一中心。現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將結束，以前的亞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蘭克分析的觀察點是消費品、白銀和黃金。當時，金銀起到雙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貨幣。弗蘭克指出，中國和印度是全球貿易的中心，多數美洲白銀途經歐洲和菲律賓流向中國，這樣才使得歐洲的初始擴張成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增長比西歐快得多，亞洲人也要長壽得多。亞洲有很高的生產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爭力。亞洲內部貿易比任何歐洲商業活動都大得多。歐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銀才能擠進繁榮的亞洲貿易體系。歐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間人的作用。弗蘭克解釋了為什麽歐洲贏得了勝利。19世紀時亞洲經濟長時期擴張最終走到盡頭，這主要是內因所致：由於人口和收入的增長，生產和貿易開始衰退；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對資源施加了壓力，約束了底層的有效需求，亞洲廉價勞動力大量增加。歐洲和美洲利用這一形勢進行工業化，成為全球主要的生產者和貿易者。
第三，《白銀資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蘭克在撰寫《白銀資本》的時候，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既十分宏大，又極其有限”的任務：”向眾多被公認為‘經典的’和‘現代的’社會理論的基礎——歐洲中心歷史學挑戰。”（對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經濟作出另一種提綱挈領的展示） 劉禾從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對《白銀資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統的說明。她說，關註西方學術新動向的人都會註意到，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已在西方學界持續了二十多年，從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到馬丁·伯納爾(Matin Benal)，凡處於學術前沿的各科學者，都無一不對近代出現的歐洲中心主義進行理論上的清算，但環顧左右，我還沒有見過像弗蘭克那麽不客氣的人。《白銀資本》對有史以來正統的和非正統的社會理論，都進行了一次系統的清算。比如，弗蘭克認為，從來沒有過什麽”亞細亞生產方式”，或者”閉關自守”、”停滯落後”的東方，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持歐洲中心立場的人編造出來的神話，在他看來、早在歐洲興起之前，在1400——1800長達幾個世紀的時段，就一直存在著一個圍繞亞洲，尤其是圍繞中國的世界經濟體系，歐洲則長期處於這一體系的邊緣，直到十九世紀此局面才開始扭轉，也就是說，歐洲居於中心的時間來得很晚，也很短。他強調，無論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還是資本主義的興起，都必須放在這個大的世界體系的結構和發展中去解釋才有意義，因此，那些認為現代文明是從歐洲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種種理論，用弗蘭克的話來說，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無稽之談。
第四，《白銀資本》的研究視野與研究方法
在《白銀資本》中，弗蘭克用一種”全球學”的視野來顛覆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他從一種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史。試圖分析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運動，而不是僅僅分析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歐洲只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因為弗蘭克認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歐洲）的發展，都必須分析整體。” 他說《白銀資本》”就是想從近代早期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為一種更充分的”人類中心”視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礎” 。他強調：不僅在世界經濟史方面需要這種全球視野，而且也是為了我們能夠在全球整體的範圍內給從屬和參與世界經濟的部門、地區、國家以及任何片斷和進程定位，因為它們都不過是這個全球整體的組成部分。具體地說，我們需要一種全球視野，是為了鑒別、理解、說明和解釋——簡言之，理解——”西方的興起”、”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的霸權”、”大國的興衰”，以及前”大”不列顛、美利堅”合眾國”、前蘇聯、”洛杉磯的第三世界化”、”東亞奇跡’等等諸如此類的過程和事件。這些過程和事件都不是僅僅。甚至主要由於上述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內部”力量的結構或互動而造成的。它們都是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和發展的一部分。 弗蘭克甘冒得罪大批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的危險，指責：當代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個整體視野。歷史學家最喜歡用顯微鏡來考察和猜想在一個很短暫時間裏的一個小片斷。不要說”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學者也習慣把自己的註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樹上，僅僅對某些大的片斷加以比較。實際上，許多人喜歡關註自己文明的特點或文化相似與相異之處。有些人為自己的方法辯護說，遵照”科學”標準，我們只能研究整體的片斷，這樣我們就能運用比較方法來分析它們的差異。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如果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那麽整體本身也會造成整體的部分或片斷之間的差異。總之，他們或者由於不願看見整體，或者由於看不見整體，因而不去看整個畫面。因此，他們甚至也無法理解他們考察的那個片斷或他們想加以比較的兩個或更多的片斷的某些基本要素。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個”世界史”學者指出，明擺著的真實世界是一個整體性的全球拼圖，他們本來可以把它組合起來，但不去做，更不用說去設法理解它了。
弗蘭克並非不重歷史證據，但他認為歷史證據並不能取代理論建構，世界歷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個理論取向上的根本轉型。他說：”雖然歷史證據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證據來挑戰公認的證據，而是要用一種更充分的人類中心的全球範式來對抗公認的歐洲中心範式。” 弗蘭克充分利用了當代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各種理論分析工具與研究方法，他申明：”為了說明和解釋在不同地點發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種互補的方法進行了人口結構的、貨幣的、康德拉捷夫的、長周期的分析。”
二、 《白銀資本》的合理內核與缺陷
《白銀資本》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內核，也有基本的缺陷。這是一部優點與缺點同時存在且對比鮮明的著作。
我認為《白銀資本》在理論方面合理的內核是對”歐洲中心史觀”的批判，並試圖在世界體系或全球歷史的框架裏重構世界歷史。這一點，中外學者已經給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說明，在此不再贅述。在理論方面的缺陷是強調一個方面而對另一個方面缺少關註，從而有損理論的周延性。也因這一點而遭到中國學者廣泛的批評。例如，對普遍歷史的強調而忽視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對歷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歷史的必然；對歷史的聯系性（”全球性”、”整體性”、”共通性”、”經濟性”）的強調而遮蓋了歷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異性”、”制度性”、”文化性”）；對歷史的連續性（陷入”歷史循環論”的陷阱）的偏愛而看不見歷史發展的斷裂性（”社會質變”、”社會進化”）等等。不過，弗蘭克的理論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據歷史材料炮制出一個萬能的理論出來。弗蘭克在強調一種研究取向的時候可能正是針對另一種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設定的。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家，他的思維方法還是具有辨證性的。例如他認為：”多樣性裏存在著統一性。但是，如果我們不考慮統一性本身是如何產生的，是如何不斷地改變多樣性的，我們就不能理解和欣賞世界的多樣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內核是采用”全球學”（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部分的相加並不是整體，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著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的協同研究方法。尤其是歷史學與經濟學的交融分析方法，並在歷史哲學的層次上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予以思考。弗蘭克強調，研究歷史應該是總體史。世界史象一個三條腿的凳子，有經濟、文化和社會。因此，應研究整個世界史。整體世界史影響部分以及部分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的。不了解比較著的二者之間的聯系，不可能真正比較。中國史不是各省歷史的總和，即使部分的歷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體的歷史。弗蘭克征引約瑟夫·弗萊徹在1985年曾說過一段話以表達他自己的思想：”事實上，大多數歐美大學所耕耘的史學領域造就了一種微觀歷史學、甚至一種地方眼界。歷史學家對於縱向的聯系(如傳統的延續等等)很敏感，但是對於橫向的聯系則視而不見。……無論用各種專題研究所拼湊起來的歷史‘學科’的馬賽克是多麽絢麗多采，如果沒有一種宏觀歷史、一種嘗試性的總體聯系圖式、至少是一種歷史的平行論述，那麽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會的歷史獨特性的全部意義——整合史學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釋這種相互聯系的歷史現象。其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不容易：首先，需要尋找歷史平行現象(世界上各個不同社會裏的大體同時發生的類似發展現象)，然後判斷它們相互之間是否有因果聯系。——為了發現近代早期的相互聯系和橫向連續性，必須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後，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在這樣做了以後，我們會發現，在17世紀，日本、西藏、伊朗、小亞細亞和伊比利亞半島在表面上相互隔絕，但實際上都回應著同樣一些相互聯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經濟乃至社會的力量。”研究部分的歷史容易，研究總體的歷史難。誠如保羅·科斯特洛所言：”面對世界歷史也就意味著面對一些有關人類命運的終極問題。——我們應該把歷史，尤其是世界歷史看作對一種未來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視野的挑戰，也就是不敢面對歷史學家的中心任務——譯解歷史的意義。在一個危機時代拒絕世界歷史，也就是拒絕承擔歷史學家的根本責任：用一種有意義和有益的方式讓社會反思自己的過去。——世界歷史已經變成一項追求世界統一性的事業。” 《白銀資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資料為主，而且中文資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蘭克辯解道：”光有證據是不夠的。證據本身並不能替代一個整體主義的涵蓋整個世界的理論模式。我們正是需要（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理論模式來組織和解釋現有的證據，而且使我們能夠遠遠超出原有西方理論路燈所照射的範圍，指導我們去尋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證據。”
三、 《大分流》的發展理論體系考察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學教授，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中”加州學派” 的領軍人物之一。《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書是彭慕蘭對世界經濟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獲2000年費正清獎和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發展理論
彭慕蘭認為，三十年前，中西差異被認為是由於歐洲的”工業革命”所造成。這場”工業革命”一般認為有下列幾項特征：第一，它與”前工業”（pre-industrial）時代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第二，它首先發生於英國，然後傳至歐洲大陸；第三，本質上，它僅限於某些重要工業的技術突破（先是棉業，然後才是煤、鐵、鋼及陸地運輸），但並沒有造成其他產業穩定而緩慢的成長；第四，正如某些學者所強調的，英國的工業革命主要依賴與殖民地間的貿易往來及奴隸的勞動力。 彭慕蘭對此持深刻的懷疑態度，他通過對世界經濟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結論：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後才出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等方面與歐洲並無明顯的差異。就是說，直至18世紀，中國並不落後。18世紀歐洲和中國都遭遇了生態危機，為了減輕中心的生態壓力，中心開始向邊緣發展。但在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上，中國與歐洲面臨著很不相同的形勢：中國由於邊緣地區的發展，使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種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英國則不然，除了煤礦的地理位置距工業區比較近、煤層埋藏比較淺易於開發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條件為英國本土節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應等，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心的生態壓力，使英國不至於發生生態恐慌，最終使西歐擺脫了一系列生態方面的制約，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他並提供了一系列數據，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應，幫助英國節省下來的土地達到2500萬到3000萬畝，而當時英國的全部耕地也不過2300萬畝，等於多了一個英國。他說，如果沒有美洲，英國很有可能走上一條與中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相同的道路。正因為擁有殖民地和煤礦這兩大支柱，英國才逐步發展起來，使西歐和東亞走上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彭慕蘭強調，歐洲由市場引動的穩定成長過程並非不重要，但它並不是造成與東亞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動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國及西歐都有極大的發展，但它並沒有改變經濟的基本形態——高度發展地區終將面臨嚴重的資源限制，一部分是因為商業化與手工業都加速人口的增長。歐洲要避開這個難題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陸的資源及各種有利的全球性工業化前夕的政治經濟與生態：歐洲、中國及全球性關聯——這種條件在英國較為明顯，至於法蘭德斯及荷蘭原始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導致的結果，則與中國的長江三角洲或日本的關東平原較為相似。從１９世紀起，西歐和中國才走上不同的道路，開始了”大分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前面提到過的英國煤礦的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沒有新大陸這個歐洲之外的因素，西歐很可能在１９世紀以後走上一條與中國同樣的”內卷化”的道路。新大陸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於以前學術界常常提到的資本積累、工業品市場、廉價的資源和農奴勞動等，而是新大陸提供的豐富的土地集約產品——首先是棉花，然後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從而使工業革命能夠迅猛發展，使西歐與世界其他部分發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業化並非原始工業化的自然產物。我們很容易在中國及歐洲找到例證。要解釋東西方的差異，我們需要觀察在歐洲這些限制是怎麽突破的。這就牽涉到技術創新的問題。既然我們不能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如果中國也有類似的資源，它就能自行產生工業革命。然而創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緩土地的限制並在1750至1850年間帶來成長。而且，如果沒有煤及新大陸以節省土地（亦即勞力並不密集），可以想見發明的焦點會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歐洲奇跡”，我們必須要用中國的經驗作為一面鏡子，重新註意過去的學者所研究的重點：煤、帝國、英國例外情況、以及工業革命的不連續性。
第二，《大分流》的東亞發展理論
18世紀以前，東西方走在一條大致相同的發展道路上，西方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東西方曾經有過數不清的相似之處，由於它們太相似，以至18世紀的東西方看起來實際上是沿著相同道路前進的一個世界，而不是19世紀以後表現出來的那樣明顯的分離。當然，這個世界並不是統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沒有一個占支配地位的經濟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現在，一些主要的經濟核心區，如歐洲的英格蘭，中國的江南和嶺南，日本的畿內，曾經各自獨立地走上一條相似的道路，達到了大致相當的發展水平。在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資本積累和技術對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了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和西歐的土地市場以及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勞動體系，人口遷移、市場和制度，農產品市場，農村工業和副業活動，中國和歐洲的家庭勞動，還有引起爭議的”內卷”與”勤勞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國煤礦有著幸運的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既使英格蘭獲得了充足的動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機的發明、使用和推廣。無論是從農業、手工業、消費、市場發展水平上比較，還是從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都沒有太大的差距和差異。大分岔主要發生在隨後的世紀。使西歐最終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國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蘊藏位置引發了動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陸提供的土地密集型產品緩解了歐洲在生態方面的制約。無論是從農業技術、生活狀況還是人口條件角度來看，歐洲與亞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著”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作者由此推論說，西歐在此時期的優勢並不明顯，而且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些相似發展模式會”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導致工業突破。在１９世紀之前，西歐與東亞比較，各方面的發展都處於大致同樣的水平上，西歐沒有任何內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東亞更為優越，而兩者進一步發展所受的制約也是同樣的，實際上西歐與東亞是處在一種同樣的發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學術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學術取向，是從全球相互聯系的角度來探究現代世界經濟（經濟的現代性）的起源及其發展。在這一學術取向下，彭慕蘭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即”英格蘭為什麽沒有成為江南？”傳統的提問方式是：為什麽工業革命會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麽獨有的優勢？曾經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國江南地區為什麽沒有像英格蘭那樣實現工業化、為什麽沒有率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彭慕蘭認為，這個命題暗含著”西方中心論”的色彩，即以英國道路為模式，認為英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常態，而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偏離或陷入了停滯狀態。鑒於此，彭慕蘭提出了相反的發問，這樣的反問並不只是所謂”標新立異”，也不是僅僅為了與更為常見的問題”江南能否成為英格蘭”對稱，而是具有經驗（從歷史的原點出發，不輕易地套用歷史的必然性預設，從而遮蔽歷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規範（符合比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較原則）的雙重意義，譬如18世紀的英格蘭無論在人口增長、勞動生產率、土地單位面積產量、生態壓力、能源供應等方面，可能面臨比中國更大的壓力，也可以說是”瓶頸”。”江南為什麽沒有成為英格蘭？”，這樣的提問蘊涵的預設是英格蘭是”標準答案”，即英格蘭是經濟發展的常態，而”英格蘭為什麽沒有成為江南？”則把英格蘭的工業化作為變態，而以江南的發展為常態。《大分流》就是從這個思路出發重構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史，彭慕蘭在中國和歐洲都看到了動力和危機的存在，而不是在歐洲只看到動力，在中國只看到”內卷”和危機。中國和歐洲具有原始工業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這一個部分只有發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滯。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關於《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認為有兩個：一是全球聯系性的視角；二是比較研究方法的創新。
從全球聯系性的視角出發，《大分流》對歐洲的工業化啟動的研究不是從歐洲內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歷史的原點，從全球比較和全球互動的視野來進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次”歷史探險之旅”。由於他審慎地選取了比較單位與比較目標，因而，他的”探險”有獨特的”收獲”——1800年左右的”世界歷史大分流”之說被構建出來。
其次就是比較研究方法的創新。吳承明在《〈大分流〉對比較研究方法的貢獻》一文裏談得很透徹。我在前文研究轉述過了，此處再概括一下。彭慕蘭對比較方法論的貢獻在於對世界經濟史比較目標和比較單位的創新。彭慕蘭沒有以傳統研究中的生產水平或消費水平或GDP的增速為比較目標，而是以斯密型增長模式（即通過市場實現分工和專業化，推動經濟增長）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式（新古典原則是：最佳經營方式是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為比較目標，看哪方據有更完整的自由競爭市場，便更能適應斯密型增長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躍過”內卷化，走向現代化生產。在比較單位方面，彭慕蘭采取了中國與歐洲雙向交互比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與前瞻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大分流》揚棄了傳統的比較單位，而根據各方面客觀條件（人口、土地面積、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等）大致相當的區域作為進行比較的單位。”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 據此，作者選取了英格蘭與中國江南作為具體比較的單位，而與英格蘭／江南的比較相伴的是一個更大的政治／經濟單位的比較——歐洲與中國，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在許多方面完全可以與作為整體的歐洲相抗衡。兩種比較方式並行采用，是該書的一大特色。
四、 《大分流》的合理內核與內在缺陷
彭慕蘭自己對《大分流》的評價是：這並不是一個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論的課題，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稱贊的同時，它也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一些爭議具體針對我的著作，一些則針對著一個對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學術再評價的更廣泛的潮流。當我們找到新的證據時，某些具體觀點無疑會被推翻。但我以為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將證明有長久的生命力。 我認為，彭慕蘭對自己的評價是真誠的、客觀的。從學術界對《大分流》的研究來看，《大分流》的合理內核與內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對《白銀資本》來說，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有所淡化。我們可以期待對《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學術評價。
《大分流》的合理內核可以從基本理論與基本主張、基本視野與基本方法方面來評估：
其一，基本理論與基本主張方面。《大分流》認為歐洲的核心區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顯然主要是東亞，但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區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此前，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在經濟因素中占關鍵地位的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以此為基礎，彭慕蘭認為18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並非如”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所展示的歷史畫面：亞洲是停滯的，甚至數千年以來就是停滯的，而歐洲則在不斷地發展。歐洲的現代化啟動和現代化發展幾乎是歐洲自己的啟動，與其它地方沒有幹系。是歐洲特殊的制度、文化與理性開拓了歐洲現代化的征途。彭慕蘭並不否認歐洲制度、文化與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歐洲的現代化啟動應該從更加廣泛的聯系性視角來觀察，即要高度重視外因的作用（盡管不是決定性作用）。彭慕蘭認為歐洲和亞洲在1800以前都呈現”斯密式的發展”（不是一種有增長無發展的”內卷”），而這種發展最終會受到資源和生態（尤其是土地）的限制，從而墮入”馬爾薩斯陷阱”（人口發展對資源和生態的壓迫，資源和生態受人口膨脹的制約，形成一個發展的”瓶頸”）。西方（主要是英國）是怎樣躍過這個”陷阱”的呢？彭慕蘭認為，解除生態制約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一是英國煤礦的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沒有後者，前者本身並不能解決西歐的生態問題，也就無法真正對工業革命發揮作用。因此，如果沒有新大陸這個歐洲之外的因素，西歐很可能在19世紀以後走上一條與江南同樣的”內卷化”的道路。過去對現代化的解釋長期忽視從歐洲之外去尋找機緣。彭慕蘭的解釋可以啟發我們深化對歷史本質的認識。誠如王家範所言：我願意相信弗蘭克、彭慕蘭的某些指責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歐洲中心主義的標準估量中國歷史，一定會產生許多偏差。例如”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論”，不要說套用西歐”封建”是何等地不倫不類，就是近二千年來的帝國歷史，易朝換代，其間又何嘗沒有許多顯著的變化和發展？我也相信中國人的經濟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賦重費的壓力下，為了生存，逼出了一條多種經營的經濟”活路”，就是明證。
其二，基本視野與基本方法方面。彭慕蘭強調歷史研究（無論什麽歷史研
究）的整體性和聯系性視野，而要做到這一點，比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關鍵。因此，他特別強調”比較單位”（如何選取”比較單位”？）和”交互比較”（如何選取”比較坐標”？）。他說他與王國斌教授（彭慕蘭承認王國斌在比較方法方面作出了創造性貢獻）都主張”所用的比較單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較是交互比較（互為比較的參照物）”。
（1）從單位的可比性來看，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因而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或印度作為一個整體）更適合與整個歐洲而不是與具體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正如中國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貧窮的甘肅一樣，歐洲同樣既包括英格蘭也包括巴爾幹。江南當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18世紀，其人口超過除俄國以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就其在自己所處的更大社會中的經濟職能來說，江南——而不是整個中國——是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這種想法給了我們一條進行類比的基線，能使比較真正具有意義，從而使我們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區，區域之間重要關系的建立方式有什麽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進一步使我們得以把經濟發展看作地區間互動的結果，而不是始終尋找某種對一個具體地區內生的成功來說是具體的致命缺陷或關鍵的東西，並用這一關鍵性特征對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後的差異進行困難的解釋。換一種方式表達，西方很多社會理論問的是”為什麽是歐洲？”然後，在把世界其余部分從發展進程中排除後，再問”在歐洲內部為什麽是英格蘭？”但如果江南或畿內或古吉拉特與比方說塞爾維亞相比，對於長期發展來說是更好的候選對象——或者說它們肯定如此——為什麽不徹底取消以洲為單位，直接去比較核心區？我們可能常常折回去引進比較傳統的單位，當它們看起來有用時——畢竟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英格蘭有它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建立了與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貿易夥伴之間的關系，而江南沒有——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傳統單位引進太早，它們就會妨礙我們的視野而不是幫助它，因為我們甚至會永遠沒有足夠的可比性以開始我們的工作。
（2）從選取比較坐標來看，”交互式比較”有幾個優點。首先，它承認對西方經典社會理論（馬克斯·韋伯等人）的批評，認為這些理論把非西方社會當作發展”失敗”或”沒有發生”的實例，同時沒有培養我們了解在其他地方確實發生過的不同形式的變化；但一些後現代學派的理論家根據這一問題斷定我們應該放棄比較，與他們不同，王國斌的主張提出了一種避免歐洲中心論（或至少將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歐洲也尋找”沒有發生”與”失敗”。盡管諸如”為什麽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之類聽起來古怪的問題無疑並不比人們更為習慣的”為什麽江南沒有變成英格蘭？”天生更高明，但它們也並不更低劣，它們還具有重要的優勢，因為人們通常很少提出這類問題，所以我們在研究它們的過程中還沒有遭遇到成果急劇遞減。 史建雲強調，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歐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工業革命為什麽會發生在西歐也就成為史學界極為重視的一個問題。解答這樣一個問題，理所當然要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歐洲史學家最經常的是以中國作為對照。在這種比較中，人們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麽中國江南沒有成為英格蘭?換句話說，為什麽江南這個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很可能也曾經是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沒能發生工業革命。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卻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命題：為什麽英格蘭沒有成為中國江南? 《大分流》倡導不再用西方的標準權衡中國歷史，而是回到歷史的原點，去觸摸那一扇扇曾經打開或者未曾打開的門，體會在歷史的某一時刻一種文化和一個社會曾經有過的眾多可能性和偶然性。盡可能避免決定論或歐洲中心主義的對歷史真相的遮蔽，這確實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
在經濟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蘭倡導現代經濟分析與歷史分析方法的結合，而反對以現代經濟分析取代歷史分析的經濟學取向。他說，現代經濟分析盡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經常誤導我們認為所有資源最終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個單獨的計量數據（總收入或資本積累）就代表了一個經濟的容量。即使在幾乎有無限的能源供應、低運輸成本和化學工業（能夠把碳氫化合物轉化成幾乎任何東西）的當今世界，這也並不完全真實。在一個18世紀的世界中它更是遠離實際，在那個世界中，幾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纖維和建材都來自於植物種植，從而來自於當年的陽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個世界中，即使極為大量的勞動和資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塊已知土地的產量；也是在那個世界中，歐亞大陸的兩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經保持千年以上穩定的人口上限，發現它們本地的土地供給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這些情況下，一旦我們用難以找到替代品的具體項目的物量進行觀察，無論是土地制約的加緊，還是使其松解的資源幸運，最終都能夠證明要比我們簡單地把它們換算成等值的貨幣，並假定它們具有可替代性時它們會表現出來的更為重要。它們本身不是對增長加速或危機形成的解釋，但它們產生的關聯確實有力地改變了東西方的發展軌道。由此引起的經濟命運和政治命運的分流遠遠大於實際生活在18世紀的任何人的預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當回顧它的產生過程時，難以相信它或是發生在相當近的時期，或是具有任何強烈的偶然性。
總之，《大分流》發展了西方歷史研究中的社會科學交叉研究傳統，主要是社會經濟史學派，尤其是法國年鑒學派的方法傳統，將長時段的視角以及計量史學的方法運用到世界經濟史的比較研究中，為我們重構了一幅嶄新的近代經濟發展的圖景，同時也為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中國與歐洲提供了全新視角。《大分流》在理論、視野、方法方面給我們從事歷史研究有益的啟示。
第二，《大分流》的內在缺陷。
文獻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雲所言：彭慕蘭征引的多達600余部各國文獻 中，中文文獻僅有40種，即使加上中文文獻的英譯本和一些中國人的英文著作，也不過70余種，有關中國的情況，主要是通過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進行論述。與作者分析西歐中心論時廣征博引，對幾乎所有重要觀點都加以討論的做法相比，關於中國的部分顯得相當薄弱，無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邏輯方面的缺陷：由於缺乏充分的資料，書中對中國的很多論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礎上。這些推理看上去相當精巧，也有一定的內在邏輯，但由於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觀願望影響，推理過程及其結果有時顯得不夠合理。
九、比較
弗蘭克和彭慕蘭在歷史理論、研究視野、學術取向、研究方法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不少的差異。這兩位堅決拒斥”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學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 或流派（加州學派）下的極有個性的兩大學術領軍人物（加上王國斌是三位）。
第一，在歷史理論、研究視野、學術取向方面，都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提倡從整體性和聯系性的視角去重構世界歷史。盡管他們都樹起反西歐中心主義的旗幟，但在理論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貢德·弗蘭是個激烈派，他的確如張芝聯所言：”以典型的反偶像戰士的姿態從古反到今，一反到底”。 弗蘭克企圖建立一套”去歐洲中心主義”的”橫向一體化宏觀歷史”。由此，他以”全球學”的視野建立了自己的世界體系理論——5000年世界體系論，反對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他不主張把歐洲從全球孤立開來，去尋找純粹的”現代性”，他也不認為由於歐洲的”特殊性”而成為現代化的策源地。他並沒有取消”現代性”，但卻取消了”現代性”由歐洲獨霸的局面（強調”歷史的橫向聯系性”），也取消了認為”現代性”完全由傳統斷裂而來的思維（強調”歷史的縱向連續性”）。他認為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體系決不是1500年以後才由資本主義統一起來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亞洲——非洲，然後逐漸擴大，歐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銀為資本加入進來。把持了兩個世紀，以後又轉到了亞洲。彭慕蘭則著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歷史，從全球比較視野出發，鎖定英格蘭與中國江南為”交互比較”的核心區域和有效的比較單位，認為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素不在於經濟中心地區的發展水平，也不在於國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國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於”新世界”的殖民地化過程中中心地帶與外圍地區之間極其偶然的一種關聯。對於弗蘭克和彭慕蘭主張在歷史研究中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桎梏的評估，誠如王家範所言，他們的主張反映了要求變革史學觀念的一種動向，值得我們重視。西來的許多社會理論往往產生於對歐洲歷史經驗的提升，從經驗事實的層面上，自然就很難完全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地域歷史的觀察。不顧活生生的歷史實際，硬將中國歷史強行拖進歐洲經驗框架以求”規律”一致，將西來的觀念絕對化，我們過去確實有過這方面的嚴重教訓。中國歷史的走向自有許多有別於歐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所忽視。進入多元化的時代，什麽樣的新論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對話來交流溝通。從歷史考察的角度來說，”二蘭”的挑戰，我覺得無論是從宏觀的史觀、史學方法，還是從微觀的史實考據，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對於宏觀敘事比較冷落的當下中國史學界來說，這一外來的逼迫，或許還是一種難得的推動。
第二，雖然都是對世界經濟史的研究，但《白銀資本》偏重的是商業，尤其貿易和貨幣，而《大分流》卻是側重對農業的探討。正如張家炎所認為的，它們的總基調都是認為18世紀前中國（江南）與西歐（英國）經濟並無大的不同。但《白銀資本》完全沒有涉及農業 ，而《大分流》則以農業為重點，且比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具體得多，他不僅利用了不少有根據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戰不少中國學者普遍認同的見解：江南農業並不比英格蘭農業更勞力集約。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挑戰”歐洲中心主義”更有說服力的是《大分流》。當然，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白銀資本》的挑戰最為徹底。
第三，《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都結合了社會科學的綜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夠相對熟練地運用經濟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當然，有學者指出弗蘭克沒有經過歷史學方法的艱苦訓練，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參考文獻，在這方面，甚至身為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彭慕蘭也受到相當指責，但正如劉北成和劉禾所言，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甚至是不著邊際的。其實弗蘭克和彭慕蘭盡可能地運用了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從而避免了進行更多的簡單的重復勞動，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蘭克受過正規的經濟學訓練，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後來又在各大學進行過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學術訪問和學術研究，在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綜合運用方面有較深刻的方法論體驗。彭慕蘭則長期從事經濟學與歷史學的交叉研究（從耶魯大學博士論文開始），在世界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和比較經濟史方面有較高的造詣。弗蘭克倡導”全球學”（普遍聯系史觀或全球史觀）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主張對歷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代對歷史的整體分析，整體不是部分的總和或綜合。部分也不是整體的分割。正如中國各省的歷史相加並不就是中國的歷史。整體就是整體，整體研究與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張研究”世界體系”。彭慕蘭則偏愛全球比較史觀和比較研究方法（強調對”比較單位”和”比較參照物”的審慎選擇，提倡”交互比較”）。弗蘭克和彭慕蘭都反對拘泥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研究，認為它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單位。誠然，從”現代民族國家”出發，很多問題是看不清楚的。
結論
《白銀資本》與《大分流》都對人文社會科學彌漫的”歐洲中心史觀”（”歐洲特殊論”與”歐洲普世論”的一體）都進行了解構。不贊成以”歐洲”或”現代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弗蘭克主張以”世界體系”為分析單位，彭慕蘭主張以”（經濟）核心區域”為分析單位。他們並不是要否認”現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認作為歷史事實的”歐洲崛起”，他們否認（或者說，針對）的是只看到”現代性”在時間上的斷裂性（傳統與現代之間有一個巨大的斷裂）與空間上的地域性（”現代性”僅僅起源於歐洲），而認為”現代性”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所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巨大斷裂”只是一個”世界體系”內部的”中心”轉移）和空間上的聯系性（所謂”歐洲的崛起”是與”外圍”的亞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開的）。他們反對”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但也並不主張”亞洲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強調對”現代性”探索的全球視野、整體史觀和”交互比較”（或者說，”換位思考”）。
雙方對”現代性”和”歐洲中心論”雖然猛烈地開火，但其解構並沒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論上的極端化、簡單化和史料上的偏狹性、曖昧性不能不是《白銀資本》和《大分流》存在的嚴重缺陷。極端的理論有極端的鋒芒，但對理論本身卻是一個傷害。任何單一的理論模型都不足以分析復雜而生動的歷史。但是根據史料和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構造一種新的理論解釋模型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有學者試圖從萬能的解釋角度出發來批評它們，這不是一種歷史的態度。因為沒有絕對而萬能的解釋模型。任何解釋模型都是一種”試錯”。由於《白銀資本》和《大分流》的整體性視野，因此，對二著的準確理解必須從整體上來把握。另外，與其把它們看作實證的經濟史著作（從微觀上看），倒不如把它們看作經濟理論或歷史理論著作（從哲學上看）。《白銀資本》和《大分流》還具有強烈的互補性和相互發明的作用，對照來讀，可以看得更深刻。
從發展理論的角度來審視，二著實際上是從”一元現代性”（認為，只有歐洲發展出”現代性”，也只有”歐洲式的現代性”才是”現代性”，”現代性”是歐洲”內生”的，是歐洲”特殊”的地理、傳統、制度或文化的產物）到”多元現代性”（認為，”現代性”的產生不獨與歐洲相關，而且與全球活動攸關，要從更廣闊的全球視野來理解”現代性”的誕生並詮釋”現代性”的發展，”現代性”有斷裂性的一面，更有連續性的一面）的經濟視野的探索和理論突破。”多元現代性”並不是憑空而來，從前現代的多元性到現代的多元性或許更貼近歷史的真實。這遠比從文化和制度角度來論說”多元現代性”更有說服力。遺憾的是，這僅僅是個開始，也不是足夠地令人信服，主流學術界還沒有認同。彭慕蘭呼籲”太平洋兩岸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深化我們的互相對話” 。
(<史學研究網>發出,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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