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华：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

内容摘要  2016年-2020年适值国家“十三五”建设时期，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新局面。在商榷、争鸣与批判的过程中，关于海洋文化概念与内涵的思考更加多元；在海洋强国战略和建设海洋强省的现实需求下，宏观理论架构、区域建设实践研究和生态文明研究等领域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加强实证研究、促进学科交叉互动、积极汲取他国经验，不仅可以提升未来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可实现重构中国海洋文明史、建设海洋强国及增强文化自信的学术使命。

关键词  海洋文化；基础理论；海洋强国；争鸣；实证研究

2016-2020年适值国家“十三五”建设时期，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新局面。在学术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关于海洋文化概念与内涵的思考更加丰富和多元；在海洋强国战略和建设海洋强省的现实需求下，宏观理论架构研究、区域建设实践研究和生态文明研究等领域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着眼未来，加强实证研究、促进学科交叉互动、积极汲取他国经验，不仅可以提升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可推进实现重构中国海洋文明史、建设海洋强国及增强文化自信的学术使命。

“十三五”期间，随着海洋文化研究与建设受到持续关注，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学者们带着对中国文化来路与去向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如何实现海洋强国的深切关怀，努力超越东西方海洋文明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就海洋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达成了共识，而且开始尝试通过系统的学科建设谋求实现理论突破。一些在海洋文化领域深耕多年的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以及致力于海洋文化传播的学术期刊，均为这个新领域的理论探讨与认知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年来，学界在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的概念界定、方法论思考、跨学科与新领域开拓、国家海洋战略与沿海区域实践等方面，都展开了讨论，并出现了可贵的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宏观理论探讨，也有具体领域分析，成绩卓然。海洋文化遗产、海洋社会与民俗、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理论探讨，后有专章，兹不赘述。本报告选取部分已经发表和出版的综合性理论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将海洋文明的相关探讨也归入其中，概略呈现五年来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大致脉络。管窥之见，疏漏难免，或可作为线索，期待有更多学界力量关注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海洋文化概念多有探讨，但就像文化的多样性定义一样，对海洋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是各抒己意，仁智互见。近几年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在史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介入下，学术界关于海洋文化概念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表达，并在不断的争鸣、商榷与批判中对其内涵与本质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一）史学的海洋文化：实证基础再思考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离不开海洋史学研究的进步。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海洋史研究渐成国际潮流，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成就斐然，它倡导陆海并重，修正偏陆地历史的不足，体现了当代史学的新思维和新领域。同时，海洋史学的进步，通过大量的文化积累和史料的支撑，为其他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厚的信息资源和思想资源。关于海洋史学的成就，后有专章讨论，这里仅就学界如何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释与重构略述一二。

2016年7月，杨国桢主持的十卷本《中国海洋文明史专题研究》面世，这既是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新突破，也体现了海洋文明与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是杨国桢对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大多已于2010-2015年面世，但结成此卷后呈现出了比较系统的架构，是近年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理论研究。这本集成式的著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篇“海洋文明论”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试图通过梳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了解不同学科使用的概念分析的工具是如何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既立足历史学科，又有序地与相关学科实现对接、融合的，尝试提供妥帖的概念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第二篇“历史的海洋中国”属于海洋史专题研究，提出了以海洋为本位划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第三篇“现代新型海洋观”属于当代研究，阐述了新海洋观的理论建构。

杨国桢指出，海洋文化的讨论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新进展是脱节的，这导致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海洋文明的理解混乱，各说各话，是长期海洋意识薄弱、海洋文明缺乏深入研究的结果。他举例分析了一些观点，发现这些论述不仅构成了理论“陷阱”，有些甚至与历史本相出现脱节，并不是掌握全面史料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无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急于表达中华海洋文明是世界领跑者、优秀者的角色，恰是焦虑不安、缺乏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与资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定义仅仅是把海洋与文化、文明的概念简单地糅合在一起，模糊了它的特质，而海洋文化的本质是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去揭示的。他对海洋文明进行的历史学阐释是，海洋文明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积累。海洋文明的基本形态包括互相渗透和影响的海洋经济文明、海洋社会文明、海洋制度文明和海洋精神文明。

杨国桢认为，海洋文明是以自然海洋为活动基点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及交往方式、精神生活方式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海洋文明与海洋文化的关系是：

海洋文化是海洋文明的内涵，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的载体，广义的海洋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流动为基本特征：流动的家（舟船）、流动的生计（捕鱼、贸易、劫掠）、流动的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移民文化、海盗文化），流动的疆界（超越地理、国家和地方政区的边界），在流动中与不同海上文明和陆地文明接触、冲突、融合，形成不同海域、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海洋文明。

杨著在宏观视野与多学科交叉观照下，进行学术史梳理和理论辨析，阐述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学科分类、发展模式及多样化特点，指出了先前对中国海洋文明种种不符合实际或有意无意的疏忽、误解，以及非专业的臆测发挥，有助于人们在历史考察中思考和树立新海洋观。在杨著理论统领下的《中国海洋文明史专题研究》，则在丰富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内涵的同时，也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维护海洋权益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历史逻辑和历史借鉴。

李国强基于对海洋文化的史学思考，从海域基础、人的活动、陆海文化关系三个角度阐述了中国海洋文化的性质，认为中国海洋文化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海洋长期生活生产、开发经营的产物，是海洋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基于海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诸多要素历经传承的凝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因此，研究的深化不仅需要关注文化软实力竞争，也需要关注社会发展的实用性需求以及海洋维权的功能性要求。关于如何构筑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所谓中国实际，其内涵既包括千百年来胼手胝足的沿海先民在以海洋为生产和生活舞台而凝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包孕着人们在与海洋长期的持久互动中而产生的观念、思想、认识等精神活动的升华。

近年来，伴随海洋史研究的热潮，学者们积极推进从具体历史问题出发探究海洋文化。如《学术月刊》曾组织“海洋文明的‘失落’与重构”专题讨论，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明清以来的中国海洋文明。这些研究为重构中国海洋文化框架提供了历史脉络，为承续海洋文化之路指出了基因特质与实践启示。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观定性与对中西海洋文化的简单比较，之所以未能科学地阐明概念的深刻内涵，未能获得学界同仁的普遍认同，很重要的是因为缺乏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导致的。

（二）哲学的海洋文化：方法论反思

近二十年来，学界比较有代表的观点是将“海洋文化”定义为人类缘于海洋所创造和传承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其内涵包括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精神文化层与行为文化层四个层次，其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其特征体现为商业性、冒险性、涉海性、地域性等。

有学者认为这样的定义虽然非常全面，但看不出海洋文化的独特规定性，似乎所有文化都具有这些规定性。这种概念界定尚游离于海洋文化内涵之外，缺乏海洋文化实质性的规定、历史底蕴与核心意义。而另外一种颇为流传“海洋文化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的概念，则陷入了同义语反复，等于说“海洋文化就是海洋文化”。

霍桂桓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定义存在的问题：

它和我们常见的一般性文化定义一样，都具有试图囊括一切但却缺乏具体适用对象的“大而无当”特征，因为它并没有把作为被界定对象的海洋文化本身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特有的表现形式真正揭示出来，因而完全可以说是既不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不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而它之所以如此，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在进行这种界定的时候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可以说并不适合于探讨和研究这样的被界定对象……如此界定海洋文化的做法，实际上是沿袭了迄今为止中外文化研究界一直流行的界定文化的基本做法。

他认为这种“基本做法”脱胎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立场，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研究模式为最终典范的、竭力追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界定文化的基本立场。它往往将研究对象客观化、平面化、形式化、精确化，以摒弃其难以应付的人的主观情感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代价。所以，海洋文化研究者在研究、界定海洋文化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的这种方法，在研究以特定的人的社会性和充满主观情感因素的海洋活动和现象时，不是最科学、最恰当的方法，更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他还指出，“历史研究方法”面临的“时空距离”问题，等等，都由于其各自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合适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他认为是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从已有的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由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直接照搬或者沿用出于不适当的研究方法的现行文化定义，使本应得到恰当的研究和界定的被研究对象难以得到恰当的探讨和研究，因而使所谓的“文化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海洋文化研究”一直停留在既缺乏现实针对性、又缺少理论解释力的尴尬境地的现实研究状况。

对于究竟该如何看待海洋文化，霍桂桓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阐述了对“海洋文化”的界定：“所谓海洋文化，就是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在其具体进行的与海洋有关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其基本物质性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和享受更加高级、更加完满的精神性自由，而以其作为饱含情感的感性符号而存在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

另一种观点则重新检讨了黑格尔海洋文明论对中国海洋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指出因为译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现着辩证法智慧的海洋文明论在中国被“误读”为大陆—海洋文明二元论、中西方分属大陆—海洋文明论、海洋文明先进论。受此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化研究以大航海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精神为研究重心与价值评判标准，忽视海洋文化的多样性；中国的海洋文学研究除了具有上述偏颇以外，还忽略文学性。二者都以重新评估中华文化属性为目标，偏离了海洋主题。

从哲学层面探讨海洋文化的概念，不仅有上述批判性意见，还有一些新的建构与尝试。比如，有学者从“世界意义”和“工作世界本质”的角度定义“海洋文化”，认为海洋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其世界意义和工作世界本质，即通过海洋通道不断实现生活与工作世界的国际世界意义过程，即世界性的交往过程，这一过程是技术、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总体，其中海洋工作世界技术是根本支撑。也有学者从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层面进行海洋文化的理论探讨，提出要从历史自觉、主体自觉和价值取向自觉三个文化自觉的维度解析中国海洋文化的内在逻辑，并从历时性的视野客观地认识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从共时性视野全面地分析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从价值意蕴角度洞察中国海洋文化独特的精神传统，同时面向现实考察当代中国海洋文化面临的问题，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进而探索中国海洋文化建构的发展取向，以解决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理论自觉、本体自知和道路自信问题。

另有学者试图表达别具一格的海洋观和对海洋文化概念的理解。比如，宋正海论述了中国传统海洋哲学是有机论海洋观，即有关海洋问题的有机论自然观。他从元气自然论、圜道观、海平观、天（海）人合一观、海洋自然神信仰、综合方法论、以海为田价值观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传统有机论海洋观的形成来自千百年来沿海居民生存发展的需求，包括两种基本价值观：一种是以海为田，即大力开发的海洋农业（海洋捕捞、海产养殖、潮灌等）；另一种是以海为途，利用海洋的远距离运输大力发展海洋商业或海盗掠夺去获取远方资源。梁纯生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对海洋文化进行了探究，他以“海洋的德性”论述了海洋意象中的神性、父性和母性，以及海洋意象的道德意蕴等，主张通过尊重海洋自身特性、人类共同价值支撑、规范的不断健全与完善等基本条件，构建一种求内务外的海洋伦理。

（三）计量的海洋文化：模型的介入

海洋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使各个学科在对它进行研究时都可以大胆创新。有学者认为以往相关研究尚未找到能对海洋文化的时空特征进行较好描述的方法，而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该区域的文化，通过地名可以看出我国海洋文化的时空特点。于是，他们大胆地借用二元选择回归的Probit模型，分别对我国省级和地级行政区名称的由来进行研究，试图从地名的由来及其演变过程找出我国海洋文化的时空特点。研究表明，我国沿海省级行政区在命名时并没有倾向于包含海洋元素，而地级行政区命名时，在其命名中往往包含海洋元素，但其所在省份的名称中却不包含海洋元素。将省级层面的情况和地级层面的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中心在大陆，每个省份的中心也在陆地，沿海地区处于省份边缘。因此，中国是十分典型的内陆国家，大陆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海洋文化处于边缘。

综合来看，无论是基于实证研究的史学思考，还是基于方法论的哲学反思，亦或是基于计量和模型的量化考察，关于海洋文化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核心要素的基本构成等重要问题，学界的讨论有所突破，出现了可贵的争鸣。且不说这些观点是否科学，这些批评是否准确，多元理解的本身恰恰说明了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以来，如何推动和深化海洋文化研究，为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成为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除了海洋文化遗产、海洋文化产业等相关领域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外，宏观上对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呼吁，微观上对区域海洋文化建设实践的探究，以及在海洋生态文明等新领域的开拓，都取得了新进展。

（一）尝试宏观架构

围绕建设海洋强国的现实需求，学术界积极进行尝试，力图能够提供坚实的宏观理论支持。继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连续发布《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之后，自2019年起，又有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福州大学等编辑的《海洋文化蓝皮书·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出版。这些出版物旨在对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与总结，为中国特色海洋文化理论建设做好基础性工作。这些成果既可作为各级涉海部门与企事业单位推进海洋文化事业提供参考，也可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启发。

还有研究者提出要建立具有现实功用的“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海洋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海洋文化主体为立论对象，以中国立场为立论基点，以中国话语为立论工具，是针对国际海洋竞争发展和国家海洋战略与文化战略发展的时代需求，针对国家和社会各届对中国海洋文化认知、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建构起的一个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中国范式的体系。该体系包括海洋文化体系理论创新与引领、海洋文化历史传承与发展、海洋文化教育普及与人才培养、海洋文化传播与国际互鉴交融、海洋文化政策与制度保障五个互相支撑的子系统。

（二）推动区域实践

在海洋强国战略的驱动下，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建设实践更加活跃。不少学者立足各沿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发展状况，从现实需要出发展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特别是在海洋文化遗产、海洋文化资源、海洋民俗、海洋文化产业等方面，成果丰富，这里略举一二。

2016年7月，由国家海洋局协调沿海各省（区、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编撰出版了一套“中国海洋文化丛书”。沿海各省市2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共分《辽宁卷》《河北卷》《天津卷》《山东卷》《江苏卷》《上海卷》《浙江卷》《福建卷》《广东卷》《广西卷》《海南卷》《香港卷》《澳门卷》和《台湾卷》14卷，对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的海洋文化进行了梳理，展示了我国海洋文化区域研究成果，以及沿海各地海洋事业发展、海洋军政历史沿革、海洋文学艺术、海洋风俗民情以及沿海名胜风光等内容。

还有学者在剖析中国沿海独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基础上，从时间纵向序列考察了中国海洋文明地理空间结构的历史嬗变，基于中国沿海各地海洋文明的人文精神和地域架构，同时参考中国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经济区划，将中国沿海11省市划归为海岱文化圈、吴越文化圈、闽台文化圈和岭南文化圈４大海洋文明区域，以期为中国海洋文明的复兴和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和框架支撑。

海洋强国战略推动了海洋强省建设，沿海各省开始积极开展本区域的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如2016年海南大学从上一年的“南海海洋文化研讨会”中精选出30多篇论文编辑成册出版，该书分“中国南海发现、命名、经营开发和管辖”“南海的保护与开发”“古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南海海洋区域文化”“越南海洋文化”“海南渔民《更路簿》专题研究”七个部分，反映了南海海洋文化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既是对以往零散的南海海洋文化研究的回顾，也是深化南海研究的新的理论起点。

（三）拓展海洋生态文明研究

随着从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海洋强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整体的重要方面和维度。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学理性探讨，以及分析国家海洋生态文明政策构建及其实践案例的研究逐渐增多。

学者们开始尝试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理解海洋文化。朱建君提出，海洋文化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版本更新，当前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体现世界海洋文化生态转向趋势的最新成果，内在指向并且需要我国海洋文化实现整体生态转向的支撑，其中蕴含着海洋文化版本升级的历史性契机，应有意识地加以推进，走向人海和谐相生的升级版海洋文化，与海洋生态文明相容互促。她认为目前亟需解决我国海洋文化话语表达生态转向不够、社会引领力量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的创新升级，并在各种话语性场域进行有效表达，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文化当代发展，以及我国海洋大国的形象塑造与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则组织数十位专家和若干研究团队编写了《中国海洋生态文化》，上下两卷88万字，用生态文化的视域下论述了中国海洋的基本状况、各海域生态文化、传统的海洋生态文化意识与追求、海洋生态文化信仰、海洋生态文化艺术、传统的海洋生态利用、海上往来等内容，并提出了中国海洋生态文化遭遇的现实挑战，是在海洋强国战略下用生态文明概念对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再解读。

围绕海洋生态文明的基本范畴，研究者也努力进行探索。朱雄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指向人海和谐共生与持续发展的新的生态文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海洋生态文明意识、海洋生态文明行为和海洋生态文明制度3个方面。鹿红认为海洋生态文明从静态方面看是人类在与海洋和谐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从动态方面看是人与海洋和谐互动、良性运行、持续发展的共生性局面，我国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围绕意识、行为、产业、道德和制度5大系统展开。郇庆治指出，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可以大致概括为与海洋领域相关的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渐进形成与主要意涵源自我国不断提升的发展海洋经济、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和强化国家海洋安全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政治共识与国家战略下，海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政策实践体系。当然，对其完备性以及现实实践成效还不宜做过高估计。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探讨海洋生态文化的意义，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视域下研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进展。

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现实指向是如何提升民众的海洋意识，如何经略海洋，如何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虽然有些讨论还缺乏细密扎实的考究，观点和结论有待进一步商榷，但这些充满强烈现实关怀的探讨无疑推动了基础理论研究，成为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经过数年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在海洋意识、民俗信仰、海上交流、海疆史地、文学艺术、遗产保护等领域均有了较为丰富的积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相对于悠久的海洋历史、丰富的区域遗存、多样的文化形态，以及当下兴起的海洋博物馆、海洋观教育基地、海洋文化节庆活动和海洋文化教材等具体领域的建设而言，研究成果还较为分散，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表层，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且基础理论的指导功能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甚至出现一些矛盾的现象。学界需要直面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研究者们就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有学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对比了中外海洋文化的相关论文，认为国外学术界多侧重海权理论、政治问题和生态问题，国内则呈现文化学、海洋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政治等多学科分散研究的现状。由于学者的学科基础、视域视角、立场观念、学术方法不同，对海洋文化做出的认知、解释、论说各不相同，重视、呼吁者多，浅尝辄止者多，真正“全身心”投入、集中深入研究的学者力量相对不够，以致对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认知缺乏共识，对海洋文化强国何以“强”及如何“强”的问题的认知也不够明确。有学者以文献计量学作为分析方法，对近20年来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通过数据分析认为，目前我国的海洋文化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海洋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都有待提升，多学科互动和交流还比较缺乏，研究方法也有待拓展。还有研究者以东亚各国为例，认为海洋文化研究和大多数文化研究一样，之所以理论纷杂，各抒己见，是因为学者们对其内涵与特点的理解所存在的差异既源于历史上各国对海洋的利用、认知不同，也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面对冲击所导致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

凡此种种，皆说明当前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还有较大开拓的空间，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开掘。如何推进对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构建科学完整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尚需更多学科力量参与其中，并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加强实证研究

近年来学界特别关注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然而，在浸染西方学术理论体系百余年后，在全球化影响无处不在的今天，如何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独特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无疑是一个艰巨任务。当前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存在的概念堆砌和空泛表达，恰恰是既想摆脱“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又缺少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的双重失语的表现。

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础，它需要研究者转变视角，让问题和概念不再囿于某个理论外壳、附丽于特定概念或学科，唯此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当下勃兴的世界史、区域史、海洋史，以及杨国桢所倡导的“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都能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启发。所谓以海洋为本位，就是回归海洋是一种文明的中心的本质，进行独立考察。它是揭示海洋文明内涵的根本途径，从理论上包括两个层次，即在地理基础上以海洋空间为本位，在研究对象上以海洋社会为本位。以此为导引，实证研究便有了方向和根基。

以海洋为本位的实证研究，除了多做具体问题的探讨之外，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进行广泛、详实的调查。贺云翱认为虽然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尚无海洋文化资源系统调查的数据库或资料库。因此，未来开展海洋文化研究，首先应大力开展海洋文化资源普查，整理海洋文化遗产、海洋文化地理、海洋人物、海洋文献、海洋地图等资料，为海洋文化研究和海洋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学术基础。就现状看，海洋文化资源调查还处在起步阶段，这是一项非常必要又巨大的工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不仅需要科学地筹谋规划，也需要学界通力合作。

（二）推进学科交叉互动

我们虽然强调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应依附于特定概念或学科，要有自己的框架体系，但人文社会学科面对海洋问题时的确存在交叉和重叠，所以跨学科方法的应用便成为题中之义，且能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灵感和理论支撑。

杨国桢认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推进海洋文明研究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总结了海洋史学、海洋地理学、海洋政治学、海洋法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管理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人类学等海洋人文社会研究各分支学科取得的成就，指出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方法对海洋文明研究的必要性，特别强调了“发展研究”“区域研究”“世界体系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领域对人文海洋研究的启发作用。

曲金良指出，由于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长期缺乏相应的学术地位，相关研究也都在传统学科视野下开展。在不少研究领域中，中国海洋文化长期被切割、肢解。未来的研究要整体把握和明确回答海洋文化基本问题。针对当今世界海洋发展形势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对中国海洋文化做出整体系统的理论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内涵体系十分庞大，必须以历史学、海洋学、文化学为主体进行多学科交叉整合研究，才能整体把握其要领。这需要相关学科研究者共同努力。

海洋文化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不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互动，还需要积极主动吸收自然科学领域的优秀成果和思维营养。由于学科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种种原因，海洋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成就和理论成果尚未被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所充分注意，即便是在相对活跃的海洋史领域，也未将科学技术史和科学哲学的智慧引入其中，而忽视了当代史学前沿文理融合的大趋势。事实上，海洋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可以让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如虎添翼，尤其在海洋科学如何推动海洋认知、海洋技术如何改变海洋社会等领域。

（三）积极汲取他国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国的海洋文化发展经验以及海洋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可以为我们的海洋文化研究和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目前我国在介绍和引进海外海洋文化研究成果方面还比较薄弱。既有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他国相关海洋文化问题，二是翻译一些海外优秀作品。

修斌系统考察了日本海洋战略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关系，梳理了近代以来日本海洋战略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及冷战后的“海洋国家论”，对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主要目标、战略规划、重点措施、实现途径等进行了论述。该书是国内关于日本海洋战略研究的首部专著，不仅对于研究海洋战略、经略海洋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其周详的历史考察对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也深具启发意义。

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海洋文化译丛”，包括《海洋：一部文化史》《小说与海洋》《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变迁中的沿海城镇：景观变化的地方认知》《与海共生：海洋人的民族学》《岛屿：海洋民俗和文化产品》《海洋科学技术的现在与未来》7部作品，内容涉及海洋文化概念的形成、海洋文明的传播、海洋文学、国际海洋政治、海洋人类学、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重要研究领域。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日、韩三个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农渔文化、涉海民俗风情、海洋旅游文化、海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了解和借鉴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前沿理论和多元方法。

整体来看，近几年关于他国海洋文化发展和研究经验的介绍还比较少见，翻译作品的质量还有待提高，需要更多学界力量的参与、合作，为引介海外优秀海洋文化研究成果共同努力。

与国家“十三五”建设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相呼应，五年来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概念与内涵的思考，还是具体问题的探讨，在学术研究和争鸣中拓展了深度与广度。唯有坚持创新，勇于开拓，才能不断开创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这既是深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