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雄 | 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吴义雄

作者简介

吴义雄，1962年生，安徽桐城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8），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广东省宗教学会副会长等，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先后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项研究课题，著有《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2000、2021）、《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2009）、《开端与进展：华南基督教史论集》（2007、2010）、《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2012）、《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2012）、《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交流史论》（2018）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及其他省部级学术、教学奖项和多种荣誉称号，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及多种省级人才项目。

本文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之五。

近世以来的中西关系史以鸦片战争为界，可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当无疑义。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自明中叶中西海通，至清康熙末年，在中西关系史上一般称为“明末清初时期”，相关研究构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西间的文化交流，因康熙末年“礼仪之争”造成的局面而大受影响，即使并未歇绝，也只能说是不绝如缕。但在这段时期，中西经济交往却呈现出愈益繁盛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经济利益快速增长，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而产生的矛盾也不断膨胀，最终导致鸦片战争。

若就历史影响而论，自康、雍之际到道光中叶的一百多年，较之明末清初那一百多年，在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性更为显著。这段时期在西文研究著作里被称为“旧中国贸易时代”(old China trade times)或“广州贸易时代”，以别于五口通商后的历史阶段。中国学界多将其纳入“广州口岸史”或广义上的“中西交通史”“海上丝绸之路史”“清代中外关系史”等叙述框架。但笔者认为，有关这个时段中西关系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特色和清晰的内容，所构成的研究领域可用“清中叶中西关系史”这一名称来涵盖。以下就这一领域的学术传承与创新问题，略陈陋见，敬请指正。

有关中西关系史的观察，始自人们对中西关系演进的现实关怀。当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他提供的文件中，就包括由该公司秘书科博(Cobb)撰写的《中国和西方历次使华概要》。这篇文件对欧洲自古以来遣使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回顾。马戛尔尼返国后，不少出版物对其出使过程进行详细叙述，为英国人了解这次使命和理解中英关系提供了大量信息。进入19世纪后，首先引起广泛关注的，是1834年出版的彼特·奥贝尔(Peter Auber)所著《中国法政与中英通使概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结之际，这部著作颇有对中英关系演变进行回顾和前瞻的意味。几乎同时出版的西文著作，包括长期生活在澳门的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1836)，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开放的中国》(1834)，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班出身的德庇时(John Davis)的《中国人》(1836)，以及美国来华传道团印刷工、以美国第一代汉学家著称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1848、1883)，都将中西关系史作为重要内容，重点都放在18世纪中期以后。包括他们在内的多位作者，在鸦片战争前后发表的诸多西文乃至中文撰述，显示了将中外关系置于宏观历史脉络进行观察的明确意识。

鸦片战争后的这类著述为数众多，无须一一道及。从20世纪早期开始，西方学界关于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学术作品不断问世。1902年，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在《通报》发表《广东之行商》一文。他还出版、发表了《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等著作和论文。美国学者马士(H. B. Morse)的传世之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1918)的第一卷，以中西关系的“冲突时期”为中心，梳理了两个世纪以来中西关系的演变。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53年出版的《1842—1854年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典型地体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与回应”学术理论。“费正清学派”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的论述，以著名的“朝贡贸易”论为基础，在学界影响甚大。20世纪西方学界研究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学术论著，若加以排列，可以形成一份很长的书单。其中，美国学者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研究五口通商前中西贸易的《旧中国贸易》(1930)，英国学者普里查德(Earl H. Pritchard)的《早期英中关系的决定性年代，1750－1850》(1937)，英国学者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51)，旅印华人学者谭中(Tan Chung)的《中国与美丽新世界：1840－42年鸦片战争起源的研究》(1978)，美国学者当斯(Jacques M. Downs)研究美国商人在广州贸易活动的《黄金圈住地》(1997)，等等，都是具有长期影响的佳作。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的《中国与西方：18世纪的广州贸易》(1964)，则是一部以1833年前中西贸易史为主题的多卷本巨著。20世纪以各种西方文字出版的大量著作，记录了这个时期欧美各国形态各异的对华贸易与外交关系史，特别是中西冲突与鸦片战争史，呈现出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演变过程。国际学界关于这个时期亚洲海洋世界的贸易网络和中西经济比较的成果，也极具启发性。

尽管上述西方学者作品的学术性日益彰显，但不少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烙印。他们对中西关系史实的评说和对历史脉络的建构，都带有殖民扩张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学术话语霸权。

中国学者开始进行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研究，也与中西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具有密切联系。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主持纂修《广东通志》即包括了中西交往的内容。晚清民国时期相关区域的方志亦涉及这方面内容。梁廷枏所著《粤海关志》系统地叙述了广州口岸的通商制度及其历史演变。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作，均述及清中叶的中西交流。而梁廷枏所著《夷氛闻记》、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李德庵和李凤翎父子所著《洋务权舆》、夏燮所著《中西纪事》、王之春所著《国朝柔远记》等书，则是在中国面临“数千年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考察和记述早期中西关系史的专著，也均以清中叶中西关系为重点。

20世纪中国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既与海外学界有密切联系，又有自己的独特脉络，大量成果以十三行与广州口岸史为中心。十三行及行商研究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但中国学者采取本土视角，发掘利用中文文献，形成特色。代表性成果首推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该书1937年问世后，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与梁嘉彬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成果。20世纪后期，彭泽益先后发表多篇有关广东十三行的考证文章，推进了人们对这一时期史事和制度的认识。其他不少学者也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八九十年代后，中山大学蔡鸿生为首的学术团队，与国内外的同行一道，将十三行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向新高度，出版了《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等一系列高质量学术著作。清代澳门在中西关系方面具有与广州同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澳门的研究多与中西关系史相关，成果积累丰厚。自戴裔煊在20世纪中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澳门史成为长盛不衰的领域。有关此时期的中外商人和中西茶叶、丝绸、其他纺织品及瓷器等贸易乃至产业的研究，近年来愈益繁盛。上述研究当然也为更大范围历史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反侵略叙事，必然将研究者的眼光首先引向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各种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通史著作，都从清中叶中西关系说起。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关于清中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则成为异军突起的一个方向，下文还要述及。

蔡鸿生：《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

从以上极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19至20世纪中外学界关于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研究，都起源于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大量运用原始文献构建了较为清晰的史实脉络，并成为论述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的重要基础。经过历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清中叶中西关系史作为一个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既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揭橥的问题，成为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化和拓展的重要依托。

历代学者开拓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从档案史料等原始文献出发从事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研究。

在这一领域，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是迄今为止得到开发和利用程度最高的文献。彼得·奥贝尔的开创性著作就是根据这些档案撰写的。其后，对此档案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学者是马士。其5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乃数百卷档案史料之集萃，问世近百年来一直推动着清代中西关系史研究。在马士之后研究这批档案者代不乏人，产生的成果多具重要价值。最近，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和高昊等出版的研究乾嘉时期两次英国来华使团的著作，即在研究该档案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见。但这批档案及相关案卷所蕴藏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还有非常多的原始记录未得到触及和解读。正如沈艾娣指出的，今日研究这段历史，不应再依靠马士的著作，而应对这些原始档案进行细致的阅读和深入的阐释。收藏该档案的大英图书馆在近年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学界购置使用，为更多学者研究利用该档案提供了条件，可以预期将会产生更多新成果。

在18世纪，欧陆国家在对华贸易方面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各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档案文献。上文提到的法国学者德尔米尼的研究，即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利用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荷兰、瑞典、丹麦、挪威等国东印度公司(丹麦的贸易公司当时称“亚洲公司”)的档案史料，也出现在各国研究者的论著中。在新近研究成果中，值得专门提及的是曾在澳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Van Dyke)教授的论著。范岱克运用大量法、荷、丹、瑞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先后出版6部英文著作，对18到19世纪中西贸易体制、商人群体、中西关系变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细致阐述，力图复原中西交往的具体场景和制度运作过程，从多元视角审视中西关系演变。这表明，多语种原始档案的开发和运用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潜力，值得学界在这方面做更多努力。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英国散商(或称“港脚商人”)的崛起。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终结后，他们成为来华外国商人中势力最大的群体。欧陆各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相继退出对华贸易，但各国个体商人继续到广州经营生意。美国对华贸易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开始，从事贸易的都是个体商人或商人合伙组织。这些欧美商人及其行号同样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各种文献。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档案(1766－1969年部分数千卷档案现藏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学者格林堡揭示鸦片战前中西贸易机制的名著《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即以这一档案作为最重要的文献基础。值得注意的私商文献还包括美国来华商人行号或家族文献。鸦片战争前后众多美国商人行号或商业家族留下的文件，在美国近百个学术机构有大量收藏。当斯所著《黄金圈住地》就引用了多个美国商业家族文献。笔者在主持研究项目过程中，购置了与旗昌洋行关系密切的福士家族(Forbes family)和珀金斯家族(Perkins family)文献缩微胶卷，并进行了数字化。初步浏览显示，这数万页文献不仅可以揭示旗昌洋行在华数十年的具体过程，而且可以从中观察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变迁在商业层面的具体轨迹。其他欧陆国家和美国来华商业家族和行号的文献，蕴藏着同样珍贵的史料。迄今为止，学界对如此丰富的史料的运用仍然不足。这意味者将来学界在系统研究和运用这些档案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基本框架，在早年是依托西文第一手史料搭建起来的。但外国记述者因对中国文化、社会环境、地方习俗等缺乏足够了解，又以异域文字表达发生于中国的事件及其场景，难免有偏颇、错漏、扞格之处。故中文文献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中外学界历来也有发掘运用中文史料的传统。蒋廷黻在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时说，在外交史料方面，“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即是在综览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重现十三行行商及其家族面貌的绝佳范例。继20世纪前期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影印，《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明清史料》《清代外交史料》等清宫文献的陆续刊布之后，20世纪后期中国大陆、台湾都出版了更多档案文献。近期，更大量关于广州、澳门的商贸档案和交涉史料继续得到深度发掘、大量印行。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历史上中西交往形成的中文文献有不少庋藏在海外学术机构。许地山所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1931)，内容即为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旧函件及公文底稿。近年来，刘志伟、陈玉环将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整理为《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出版(2013)。冷东等所编中西商人专题史料《广州十三行天宝行海外珍稀文献汇编》(2019)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辑考》(2021)，亦于最近出版。笔者近年整理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中文文书1200多件档案，起自1793年，终于1834年，包括中国官方公文、行商和外商禀帖、英国大班往来函件等。这种由英国商业机构形成的中文文献无疑具有独特价值。海内外中文文献相互印证，可以更全面地呈现中西关系史的演变过程，也必将持续地推动清代中西关系史的研究。

近年来，科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浪潮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20世纪后期，缩微资料曾大行其道。进入21世纪后，数量日益庞大的电子文献不断呈现在研究者面前。以往难获一见的外交文件、商业文书、教会档案等，如今在图书馆和个人电脑上即可方便查询和研读。如东印度公司档案现在就有缩微胶卷和电子文本两种形态可供查考。AMD历史与文化珍稀史料数据库中的“海外收藏的中国近代史珍稀史料文献库，1793－1980”“中国：文化与社会”“区域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中国、美国与太平洋”“东印度公司档案”等子库，都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清代中西关系史料。这是先辈学者从未获得过的优越条件，为未来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极好的前景。

冷东、潘剑芬、沈晓鸣主编：《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怡和洋行中文商业档案辑考》

如今，研究者在搜寻、获取原始史料方面已无困难，即使是暂未整理公布的文献，学者也有途径前往收藏机构查阅。循着前辈学者开拓的路径，研读、消化各种原始文献，尽可能细致、全面地呈现清中叶中西关系演变的过程，并进行深入的阐释，是此领域研究者的长期使命。不过，面对越来越浩瀚的史料，研究者不仅获得空前便利，也面临巨大挑战。海内外各公藏和私立机构保存的相关第一手文献，远远超出以上所述。除商业和外交文书外，欧美传教机构档案、各种报刊、文件集、书信、日记、游记、航行日志、传记、回忆录、人物文集、时人著述等文献，以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各种形态的实物，等等，均不胜枚举。即使是刊行已久的各类文献，也远未得到充分利用。故学者们研读史料、考究史实、梳理过程等任务将是相当艰巨的。而且，研究、运用各种文献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如何在新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不断涌现的现代学术环境下，对史实和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新的探索和阐释，同样是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迄今为止，关于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西贸易、商人组织和中西交涉诸方面，与明末清初中西关系研究偏重于文化交流史的特点恰成对照。这几个方面构成中西关系史的基本内容，应该说已得到深耕。但在上述各种文献不断面世的情况下，再加认真检视，又令人感到在基本史实研究方面要达到丰富、扎实、细致的程度，仍需时日。中西经济、文化交往和官方关系的具体情况，涉及的人物、群体和组织，各种相关因素和环节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切实挖掘和揭示。基于此，相关历史过程亦应得到更深入的梳理和阐释，以更有深度地回答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例如，谈及鸦片战争的原因，一般都能从清中叶中西关系上找出多种因素。但如果我们问，这些因素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是什么？马戛尔尼提出但被乾隆皇帝拒绝的6条要求，后来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条约中实现，但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中英关系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具体演变过程？哪些事件塑造并推进了这一过程，以致中英两国走向了那场决定性的战争？其中的关键节点又有哪些？只有通过踏实的史实挖掘和过程梳理，超越表象达致对历史演变的深层理解，才能切实回答。故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和诠释方面，仍有相当大的努力空间。

另一方面，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带来的新视野，也会为“基本史实”注入新的内容，并带来对于史料和史实的批判性理解。举例而言，2021年在国内出版的几部著(译)作，包括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程美宝的《遇见黄东》、韩洁西(Jessica Hanser)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都可以看作运用全球史、微观史等研究方法探讨中西关系多重面相的典型作品，使得既往视野所不及的人物和史事进入研究和叙事范围。笔者亦曾撰文分析在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引入全球史视角的必要性，尝试过从具体个案出发，理解早期全球化对中西交往的影响及其具体形态。即使是众所周知的著名事件和典型人物，亦可在新视野下重新认识。王迪安(John D. Wong)所著《十九世纪全球贸易：浩官怡和行与广州体制》(2016)，即从贸易全球化的背景出发，依据原始文献，对伍浩官及怡和洋行进行新的考察。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贸易网络、跨国社群、知识流动、生活形态等角度，探讨中西关系的多元特征。相信这种趋势将会带来对于中西关系史的全新认识。

沈艾娣：《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

在晚近研究中，有的学术成果引起争议，但其思路或取向的批判性则为学界所注目。如20世纪末，美国学者波罗切克(James M. Polachek)所著《内部的鸦片战争》(1992)，按柯文所阐述的“中国中心观”，从中国“内部因素”解释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这种观点在当时就有争议，在中国学界基本上未有影响。但其从新的学术取向出发重新检视史实的做法也得到海外一些学者的肯定。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团》(1995)一书，尝试从所谓“帝国建构”的角度理解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提出与“中西文化冲突”论迥然相异的认识模式，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虽然“帝国建构说”的说服力似乎并不足够，但该书对既往学界“进步的西方”与“停滞的东方”相遇的叙述框架提出挑战的学术态度，却在学界引起共鸣。最近几年，英国学术界从“后殖民主义”的学术理念出发，进行有关1816年阿美士德赴华使团的研究，在近10年先后出版了多部著作，如旅英中国学者高皓的《制造鸦片战争：英国对华的帝国心态，1792－1840》(2020)，牛津大学沈艾娣的《译事艰险：清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生涯》(2021)等论著，也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他们以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立场，重新检讨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之相关问题。由于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的丰富性，将会有更多新的研究方法在这一领域继续得到运用，由此展开的讨论都可能使我们认识历史的维度更为丰富。

明清以来中西之间知识、思想、艺术等精神产品的交流，如同物质文明的交流一样，都是早期全球化潮流的组成部分，学界也有在全球史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趋向。清中叶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是基督新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前来华新教传教士为数不多，在文化交流上的成就却不可低估，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19世纪即出现多种记述，20世纪开始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对象，而在新世纪则形成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的兴趣，从传教士活动的基本史实整理和阐述，转向对文化交流史的重点探析。对于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潮流，兼具知识和制度意义的近代医学、教育、公共媒介的传入，西方中国研究的兴起，中西相互认知、沟通及其意义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都使人们对中西关系史的了解更为丰富。

除通过传教士的活动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外，这一时期中西交流史研究还有其他路径可循。近年的进展显示了这方面的研究走向更为多元化的前景。举例而言，杨文信的近著《跨文化视野：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卡特》(英文，2021)，即从全球知识流动的角度定位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卡特的角色。中西艺术交流史一向为学界所重视，但进入21世纪后则更为明显地吸引了研究者乃至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其中，关于外销艺术品(包括外销画、外销瓷等)的研究，以及中西在建筑、音乐、钟表、家具等方面的交流互动，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中国内地、港澳地区和海外出版的大量精美的画册，为这个领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中外医学、教育、学术交流也是正在取得明显进展的研究方向。

杨文信：《跨文化视野：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卡特》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中外学术交流的愈益密切，上述各类第一手文献史料的不断面世，各种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引入，特别是新一代具有多种语言能力和跨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清中叶中西关系史研究，将为人们呈现更为丰富、扎实、细致的史实；由此出发，形成对于这一历史过程更为全面、多元和深入的理解，进而为理解近代中国乃至近代世界的历史演变提供更为全面的历史背景。本文提到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并非综述，均为例举，囿于见识和篇幅，未免挂一漏万，尚希学界同仁海涵。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往期推荐

冯胜君 | 多维视角下的古文字

卜宪群 | 谈谈简牍与秦汉乡里行政研究

荣新江 | 谈谈敦煌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朱　英 | 论民国时期北京总商会会长安迪生被拘案

孙　江 | 寻找《中国革命之父》作者——一个小人物的辛亥革命

赵世瑜 | 场、坝与卫、司——川滇黔界邻地区的军政中心与市场中心

彭南生 | 工业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严　鹏 | 工业文化的学理基础：对经济学史的分析

关万维 | 《孙子兵法》成书时间新证

叶秋菊 |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

熊铁基 | 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子今 | 秦汉文化“海”的元素

李振宏 | 着力提升秦汉史研究的“政治性”水平

欢迎大家关注本微信号！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