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文研讲座282】 汪前进：重读《郑和航海图》——多视角下的古海图

讲座伊始，汪前进老师介绍了《郑和航海图》的重要价值。《郑和航海图》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航海图，不仅真实记录了详细而宝贵的航海信息，其中体现的地图绘制方法、蕴含的大量政治文化背景，也很值得深入研究。

过去曾有许多学者对《郑和航海图》进行研究，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然而，汪前进老师指出，如果改换研究视角，仍会在图中发现一些新问题，比如：为什么图上的外国地名几乎没有像西方那样新取蕴含“探险家”自身文化元素的地名？为什么图上与随员所撰的“行纪”上只称沿途外邦为“番”而不是“蛮”与“夷”？为什么图上流行佛教的地区画出了佛教建筑，但在阿拉伯地区没有画出伊斯兰建筑？为什么图上“皇城”（即南京城）的符号用的是与自身真实形状不同的正方形？为什么使用阿拉伯人的“牵星板”而不是他们的星盘？为什么横渡印度洋所“牵”的星不是阿拉伯的星座而是中国的古星官？为什么日本人在很久以后还引入与使用《郑和航海图》？本次讲座中，汪前进老师就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

接下来，汪前进老师概述了《郑和航海图》的基本情况和成图时间。“郑和航海图”这一名称是后人所起，该图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原载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1621年刊刻）中，包括序文1页（142字），航行图20页，以及过洋牵星图2页（4幅）。关于《郑和航海图》的成图时间，没有确凿的记载，仅在原序文中提到：“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当是时，臣为内竖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这段话肯定了该图与郑和远航的关系，从图上所表示的地理范围和航路来看，与祝允明《前闻记》所载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路线基本相符。而郑和下西洋是1433年结束的，故可以推断《郑和航海图》的成图时间约为15世纪30年代。又据《顺风相送》一书的序文中说的：“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本。”可见早在永乐三年郑和始下西洋以前，已有航海图的底本，因此可以认为，《郑和航海图》是在继承前人航海经验的基础上，以郑和船队远航实践为依据，经过整理加工而绘成的。

▴

“香料群岛”专图，由佛兰芒天文学家彼德·普兰修绘制

1592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随后，汪前进老师分析了前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图上的外国地名几乎没有像西方那样新取蕴含“探险家”自身文化元素的地名？《郑和航海图》不仅详细注明了针位航向、航程和天体星象，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中外地名540余个，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沿海（240余个）、东南亚地区（152个）、印度洋地区（135个）、非洲东部海岸（14个），既有地理名称（如山名、水域名、港湾名、航门水道名、岛屿名、礁石名、岬角名以及国名、省名、州卫县所巡检司等名称），也有地物名称（如宫殿名、寺庙名、桥梁名、工厂名、城门名等）。而根据英国学者米尔斯（J. V. G. Mills）的研究，《郑和航海图》记载的地名实际上超过七百个，但是其中可能只有两个“官厂”（货物集散地或船只修理地）与中国文化元素有关。此外，徐玉虎将《郑和航海图》中地名的构成形式分为音译、义译、形译、音义兼备、形义两合、音形并用及强为牵合等等，也说明了图中绝大部分海外地名都是从古代或外国地名中翻译而来，并非中国人自己取名的。与之相对，在西方海图中记载的许多地点，即使有原本地名，也经常由探险者按照自己的文化重新取名。也即，西方航海家命名往往“名从绘者”，而中国航海家则是“名从主人”。也就是说，现代地图学的“名从主人”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郑和航海图》时代。

《郑和航海图》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对海外尤其是南海西洋各国多用“番”字。如《明史》卷三○四《列传一九二·宦官一·郑和》：“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再如明代郑和于锡兰所立碑：“……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其他文辞中也有“奉使诸番”“番人”“番商”“番王”等表达。汪前进老师在收集整理古代中国人所起的地名时发现，起名的依据或视角，可以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方面。在人文视角中，地名常用词有夷、蛮、蕃（番）、戎、邦、国、裔、姓、族、服、荒等字。其中“蕃（番）”的本义是兽足，在此用来称外国的或外族的，可能带有轻度贬义色彩（但比起“蛮夷”弱化了许多），因为“蕃（番）”同时暗示着其与中国的文化或血缘联系，这一传统用法也最少可以追溯到宋代赵汝适的《诸番志》。

▴

《郑和航海图》对海外尤其是南海西洋各国多用“番”字

▴

《诸番志校注》

冯承钧民国二十六年撰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使用阿拉伯人的“牵星板”而不是星盘？中国古代航海有四种导航方式，分别是地物（理）导航、水文导航、罗盘导航、天文导航，可能还有气象导航。其中天文导航比罗盘导航更为准确，因为磁极方向与地理方向之间有差异，因此罗盘导航可能会有误差，而恒星的方向则更加可靠。但问题是，既然元朝已经传入了精密的阿拉伯星盘，为什么还要用较简单的牵星板？汪前进老师提到，可能是星盘过于复杂，并且其坐标体系（星盘用的是地平坐标，而中国使用的是赤道坐标）、投影系统和角度系统等技术与古代中国的传统不同，所以不如简化过的牵星板使用广泛。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说《郑和航海图》后所附四幅牵星图是阿拉伯式的，为何使用的却是中国星官？如《丁得把昔到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中载：“指，过洋看北辰星十一指，灯笼骨星四指半，看东边织女星七指为母，看西南布司星九指，看西北布司星十一指，丁得把昔开到忽鲁谟斯看北辰星十四指。”与此类似，在《锡兰山回苏门答剌过洋牵星图》《龙涎屿往锡兰山过洋牵星图》《忽鲁谟斯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中，皆用中国星官名（北辰星、灯笼骨星、织女星、布司星等）记载星星。可以由此推断，《郑和航海图》上的牵星图应该是“中国化”的天文导航术，并非直接采用阿拉伯天文导航术。汪前进老师指出了以上问题，并说明其有待进一步挖掘。

▴

《郑和航海图》后所附四幅牵星图皆用中国星官名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皇城”（南京）的符号用的是与自身真实形状不同的正方形？据南宋《景定建康志》中所画的“历代城郭互见之图”，南京城并不是正方形。京城有时也会被画成圆形、八角形。这些情况都说明，都城的符号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而其中最常见的标记是正方形，汪前进老师指出，这可能与天圆地方的正统观念有关。

▴

南宋《景定建康志》中的“历代城郭互见之图”

第五个问题，为什么图上在阿拉伯地区没有画出伊斯兰建筑。我们在图中可以见到天地坛、祭祀坛、观音山、龙王庙、佛堂，此外，图中还标示着众多佛塔，这种做法的用意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徐玉虎先生认为这些佛教建筑是作为海岸上的导航标志而画入图中。汪前进老师则从历史背景的角度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所以明朝立国为佛教的宣扬做出了很多政策上的倾斜。而朱棣登基后，逐渐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用道教来影响士大夫阶层，使得道教也成为了明朝的国教。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早、影响大、建筑多，而海外的道教建筑却较少，同时，朱棣对于伊斯兰教采取的是区域上限制的方式。这些都可能是图中未绘（或极少）伊斯兰教建筑的原因。

▴

汪前进老师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日本人在很久以后还引入与使用了《郑和航海图》。在此，汪前进老师介绍了《长崎（和蘭、支那）海针路志》这则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用彩色摹绘了《郑和航海图》。该书包括地理测算方法、航海方法等珍贵内容。如“针盘三色絃图”，是由“红毛人用之厚纸画线纸背当真北线，贴磁针，以硝板覆之，大三寸四五分圆也，外设方匣，以里环钓（钩）之，高低、曲斜不失正轮郭（廓），书干支、八卦为便”。再如“驾舶法”：“假如由朝鲜国全罗道南滨园驾，将往南海吕嶋东角，则因地图考二国方位及度数……具地图，安罗经，向正午而开帆，昼则测日晷，夜则窥星纬，每见差一度，知经过一十七里五分，渐次如此，至一十五度内外，则见其国一十四度，则经该里数（三百七十六里），而底（抵）止其港口也。”同时，还有“东西直行法”：“假如在长崎祝嶋南边开驾，将往南京河口。乃因地图考之，祝嶋，北极出地三十二度五分；南京河口，其方位正西星度，亦三十二度五分。乃向正西（西，黑线）扬帆过五嶋南边，行程一百五十里而到也。”最后，是“在洋中知舩在处法”：“假如开棹之港三十五度，在洋中见三十度，则用蛮规二枚，开其一枚于地图上一头当所驾之线，一头当开驾之港准线，渐渐进行；又开一枚一头当三十度处，一头当东西直线准线，渐渐进来，二枚蛮规，两头相合，乃得舩在处也。”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诸国针路记”，包括由长崎往东宁针路、由五嶋往大泥暹罗等针路，其中的方位、地名、距离、航行方法等内容详实有据，这些针路虽然是从日本至南海与西洋各国的“红毛里程”，但其记载的“针路”及其书写方式却是中国传统式的。因此，这一材料对于中日、中西地图学与航海技术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有待深入研究。

▴

《长崎（和蘭、支那）海针路志》中的针盘三色絃图

▴

线下会议现场

评议环节，刘义杰老师总结了本场讲座的内容，同时介绍了学者对古代中国牵星板的考察。其中，严敦杰先生在中国明代古籍中找到了有关牵星板的史料，而金秋鹏先生对其进行了复原。此外，汪前进老师提到的牵星板不仅出现在《郑和航海图》中，传入西方后，逐步演变为直角器，后来又出现了四分仪、六分仪、八分仪等，其先进技术一直流传至今。那么，《郑和航海图》上在不同具体地点所标的星官高度数据对于航海有何帮助呢？刘义杰老师解释道，这是海船进港之前的一种定位方式，因为日月星辰在一年四季中有固定的升降方位，所以观测星辰的位置后，就可以借此推测出方向。

唐晓峰老师也对汪前进老师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评价。唐老师指出，从前在《郑和航海图》中，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三种航海技术，即海岸导航技术、指南针导航技术、远洋牵星导航技术，但是汪前进老师在图中挖掘出了众多新发现，且提到了水文导航和气象导航这两种航海技术。此外，汪前进老师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图形资料和文献资料，并在其中发现了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虽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留下了供人思考研究的广阔空间。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汪前进老师不仅使用地图学的方法，更将其与历史学相结合，比如在回答为何图中没有记载伊斯兰教建筑的问题时，汪前进老师援引了朱元璋、朱棣的相关宗教政策进行解释，融贯了技术层面和历史背景两方面。总之，不论是广泛的文献资料储备，还是完备的研究路径，汪前进老师本次讲座都对地图学史研究有着极大启发。

更多相关学术活动，敬请关注

责任编辑：张一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