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学刊》‖ 王晴佳 蔡霁安 译丨放眼全球、再现亚洲：全球史在东亚的兴起、演变和前景

东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19世纪中期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时这一传统发生了重大转变。东亚民族在奋力抵抗西方强权的同时，试图建立起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一诉求使他们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并使其在改变东亚史学写作的传统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民族主义者的忧虑使亚洲史家重新思考历史写作的理念、风格与内容。日本启蒙运动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提倡用新方法编纂历史，历史需要通过记录国家之进步来教育全体国民。中国维新派史家梁启超(1873—1929)和朝鲜民族主义思想家申采浩(1880—1936)都赞成并支持福泽谕吉的观点。在1902年连载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强调亚洲史家应改变之前这一地区主流的王朝史学传统，转而尝试民族主义史学。

时至今日，民族主义史学仍然是东亚历史写作的主流，究其根源是东亚诸国为建立强盛的民族国家经历了危险曲折的探索之路。的确，从19世纪开始，为努力建设国家，东亚诸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败、胜负、悲欢与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实现现代化后成为民族国家，后又摇身变成强盛的帝国。与此相比，朝鲜和中国则挫折连连。前者在1910年失去了主权，后者虽在1912年建立了民国却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威胁。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至二战期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步壮大。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为全世界谋福祉的理念和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等世界主义的价值观。

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惨败，改变了日本历史书写的趋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相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战后的日本流行，时至今日影响仍存。对于战后的日本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和分析工具，其中包括如何解释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衰。例如，名噪一时的明治维新(1868—1912)，也就是日本现代化的形成时期，就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加以重新评价。远山茂树(1914—2011年)、井上清(1913—2001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明治维新并没有使日本完全走上现代化，因为之后建立的制度及保留的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家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包括大冢久雄(1907—1996年)在内的战后民主派的西洋史学者也质疑日本现代化的完整性。虽然着眼点不同，但两派都试图以西方模式重新解读日本近代化的路径，为战后日本史学拓宽研究范围作出了贡献，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而为之后世界史研究的开展铺平了道路。1949年，在当时的盟军驻日本最高指挥官的支持下，日本文部省在全国高中开设了“世界史”课程，大学方面的课程中“世界史”取代了战前的“西洋史”，成为历史学中除亚洲史和日本史以外的三大分支学科之一。

01

世界史的早期发展：从比较到联系

对亚洲史家而言，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究本国史以外的所有历史。二战后至今，无论是否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东亚的各派学者在世界史和外国史上都开展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一些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远早于西方学者。如前所述，从战后初期开始，“世界史”就已被纳入东亚地区的历史课程，这比它在欧美被纳入大中小学课程的时间还早。东亚是一个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他们对在世界历史运动中寻找替代欧洲中心论的解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一关注是由民族主义所驱导的，希图让本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更多的注意。但同时，学者们亦试图质疑、挑战和超越民族主义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而这正是现代西方史学成就的标志之一。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正在修正和改变看似根深蒂固的近代东亚国家史学写作传统。

在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和战后民主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质疑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和本质。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或多或少与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有关。他们在战前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对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战后恢复发声后他们又对之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现代化的“不彻底”要为日本在二战中的军事侵略负责，也要为其最终的失败负责。东京大学世界史教授远山茂树、井上清、江口朴郎(1911—1989年)在战后重建日本历史学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日本，他们强调需要用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其中江口的研究举足轻重，他不仅敦促国人批判性地反思之前“西洋史”的教学工作，还激发人们对中东、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历史的兴趣。此外，江口还呼吁人们关注当代历史上的重要变化，比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在他看来，中国发生的这场巨变及其之后的变革标志着西方帝国主义的结束，并为日本参与世界史的重大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大冢久雄是战后影响深远的民主派代表人物，他坚信日本需要对其现代历史的研究进行彻底改革。作为东京大学著名的欧洲史学者，大冢对近代早期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了深入研究。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实则更多是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大冢意图探求西欧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取得飞跃的原因。和韦伯一样，他不相信之前就存在的商业社会及其创造的利润自然引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他认为中产阶级或自耕农的兴起更重要。相比之下，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由于受到“父权统治”的影响，在个人主义和工商业发展方面从一开始就大大落后于西方。毋庸置疑，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大冢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以欧洲历史为中心，而且表现更为明显。然而，这两个学派亦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他们的世界史研究方法多采用比较的角度；其二，他们把国家视为比较的基本单位。《帝国主义与民族》（1954）的作者江口朴郎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显然更为广泛，但他也始终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有用的解释框架。

大冢和江口的探索，在日本史学界得到了许多呼应。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知名的学术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31卷《世界史》，便是其中一例。该书编辑和撰稿人按时间和地域对丛书进行了编排。在中世纪之前，世界被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欧洲（包括地中海）、南亚、东亚和中亚。而从现代开始，世界历史按照较大的民族国家的兴衰来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史》的编纂是战后日本对世界史兴趣日益浓厚的体现。从1945年到1970年，日本出版了近1000本标题中含有“世界史”的书籍。

战后日本的确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史的热潮。这有利于推广新方法并进行实践，特别是经济史学者尤其如此。从地理上看，关西地区诞生了一批创新性研究课题。自1897年建校以来，京都大学一直是早于它建校的东京大学的强劲对手。就世界史研究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京都大学和关西其他大学对资本主义发展史进行了极富创见的研究。他们的目的之一就是挑战大冢久雄及其东大学者所挟带的专横之势。河野健二(1916—1996年)和角山荣(1920—2014年)是关西学界的两位主要人物，前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IRH）任教，后者在和歌山大学任教。作为一名法国史学者，河野将注意力转向了英国模式以外的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河野一样，角山荣对大冢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英国并非现代资本主义的绝对典范。于是，他们和追随者们发起了许多项目来考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关西学者在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1929-2005年)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年）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各自进行研究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日本学者像早期的西方史家一样，希望呈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异质性。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涵盖多样经济结构的综合体。因此，他们力图发现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把重点放在亚洲部分和19世纪世界的变化之上。例如，角山荣和川北稔发现，到19世纪时现代资本主义已到达众多地区并覆盖世界上许多角落。工业产品从欧美向非西方地区传输的同时，农产品也从亚洲流向西方。也就是说，全球网络中的贸易活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多向流通的。

与日本学者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深受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比较研究等观念的启发。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史学界的主流。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郭沫若(1892—1978年)就是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和翻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些距离，即马克思本人对欧洲以外的历史知之甚少；他对历史普遍发展的论断是以欧洲历史为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工作者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向苏联史学界寻求指导，不仅邀请苏联史家，也就是当时所称的“外国专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顾问，还将苏联学者的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认真地译成中文。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史家撰写的10卷本《世界通史》丛书在苏联一出版，学者们就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苏联版《世界通史》提供了一个历史分期的框架，突出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随后是资本主义及其对立面，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兴起。

不过，即使是在普世性的视角下，苏联编写的世界历史仍以欧洲为中心，同时也兼带以俄罗斯为中心。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欧洲历史和俄罗斯历史，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记载寥寥无几。此外，在描述历史的演变，例如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时，苏联学者无一例外地使用欧洲历史上的事件，比如将罗马帝国的灭亡、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等作为描述社会进步进程的基本标志。在苏联史学的影响下，一些中国学者也对世界历史进行了类似规模的研究，1962年出版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就是一例。该书由哈佛毕业的周一良(1913—2001年)和吴于廑(1913—1993年)主编，书中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欧美历史，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只占剩下的三分之一。对今天中国的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史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开始关注和检讨现代史学中的西方中心论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中国向苏联借鉴的全盛时期，这些学者公开表示，他们反对俄罗斯学者所撰写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周谷城(1898—1997年)是20世纪40年代撰写世界史论著的著名学者，他对上面提到的10卷本苏联《世界通史》提出了批评。失望之余的他指出，因为这本书忽视了非西方世界的许多方面，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此外，中国学者也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著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中国学者必须要完成的是对照世界历史的发展框架，借助来比较和评估本国历史的重要性。就像日本学者一样，苏联史家普遍对中国历史的演变持负面的态度，因为它似乎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社会进步模式不相符。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力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并提出自己的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就可视为一种解决途径。当时史学界和公众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问题,它包括五个方面：(1)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2)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3)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5)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关于中国社会是何面貌以及为何没有遵循马克思所阐述的方向和阶段而发展。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观点各不相同，辩论相当激烈。一些学者指责中国农民无法成功地创建一个新的、性质不同的社会，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但不管各自观点如何，所有参与者都拓宽了视野，将中国历史变迁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

02

在全球体系中发现亚洲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持续阶段，日本则以其奇迹般的经济扩张震惊了世界，而且它还经受住了1971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同时，在世界史领域日本学者也发表了不少重要成果，让人侧目不已。顾名思义，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IRH）是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研究中心，它为学者们在校园里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场所进行合作研究。这些合作提高了京都大学的地位。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以西田几多郎(1870—1945年)、田边元(1885—1962年)等哲学家为首的“京都学派”。彼时，京都大学并不局限于哲学研究。在亚洲史研究中，内藤湖南(1866—1934年)、狩野直喜(1868—1947年)、桑原骘藏(1871—1931年)等京都学者也受到了较高的评价。京都学人以战前成就在战后学者的论著和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战后，京都学者继续保持合作并在跨学科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领域。例如，桑原骘藏之子桑原武夫(1904—1988年)，是河野健二在人文研究所的同事，在人文和社科领域发挥了桥梁作用。当然除了上文提到的由河野和其同事领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其他京都学者也在理论和方法上重塑了日本的世界史领域。

京都学派提出的一个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便是如何看待日本与现代西方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西田几多郎等学者提出了“现代性超克”的命题。鉴于日本的崛起，他们意图寻求方法取代欧洲文明的主导地位而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学家梅棹忠夫(1920—2010年)就从新视角发展了他的生态文明史观。梅棹的理论最早于1957年以随笔形式发表，1967年结集成书出版。根据梅棹的理论，欧亚大陆的文明属于两个生态区。第一个区域由西欧和日本组成，它们的生态环境是相同的，但与第二个区域有明显的不同。第二个区域过去虽然出现了一些辉煌的文明，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它们也曾成功影响了第一个区域的文明。然而，尽管处于落后地区和文明的边缘，西欧和日本在第二区域频繁发生游牧民族入侵时毫发无损地发展了起来。此外，西欧和日本由于其地理和生态优势在近代发展得更快。

梅棹忠夫的理论形成于战后令日本难忘的经济复苏期和扩张之时，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普通大众中都反响极佳。梅棹忠夫传达的主要理念是，日本与西欧不相上下。这在史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后者的影响，日本本可以像同一地区的对手一样也能成功发展出自己的文明。换句话说，日本的现代化没有模仿也无须模仿大冢久雄及其追随者所提议的西方模式。

为了论证梅棹忠夫关于日本在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是平等伙伴的论点，就需要深入分析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这反过来又要对日本以外许多地区的历史以及跨区域之间的联系有所了解。常被冠以“西洋史学者”之名的日本世界史学者河野健二，则身先士卒进行研究，1967年，河野与同事、著名农业学者饭沼二郎（1918—2005年)合作出版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三年后，两人合编了另一本选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在介绍国家贸易网络研究现状之余，他们都重点介绍了全球贸易网络的发展。

为了突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多向交换，日本学者强调，在工业化产品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同时，某些商品比如农产品及其制成品也从亚洲到达欧洲，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欧洲人的生活。1980年角山荣出版的《茶史》是这类研究的较早尝试；1984年，他又出版了《钟表社会史》。同一时期，川北稔做了一些重要研究，比如以19世纪伦敦的大都市中心为例，探讨包括消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影响。川北的著作中《工业化的历史前提:大英帝国与士绅》（1983）一书尤为妙趣横生，而且就在几年后，英国经济史学家P.J.凯恩（P.J.Cain）和A.G.霍普金斯（A.G.Hopkins）创造了“绅士式的资本主义”（gentlemanly capitalism）这一概念。虽然他们兴趣各异，但川北、凯恩和霍普金斯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大英帝国崛起的非工业因素上，特别是在19世纪的帝国扩张中。从历史学角度来说，他们的研究将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和性别史等融为一体。这种方法使得学者们能够呈现多地区之间的“互补”贸易活动，涵盖欧洲、东亚、东南亚和中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仅在关西，东京大学所在的关东地区亦有新一代学者进行创新性研究并在国内外声誉斐然，其中有三位学者值得关注。第一位是滨下武志。东大毕业后，他曾在母校和京都大学等地任教，受过中国史的训练，致力于研究16世纪至19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的朝贡贸易网络。因此，他的研究兴趣实际上超越了中国史本身。滨下认为，正如川北稔等学者所言，在欧洲列强进入亚洲的数百年前，亚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就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研究质疑了因西方入侵而导致亚洲传统模式被改变和取代的观点；相反，他指出为了在亚洲建立贸易关系，西方列强采取了与现存的亚洲内部朝贡网络合作的模式。在整个19世纪，即使与西方列强签署了条约，亚洲内部的交流网络基本未受影响，他们的思想基础亦是如此。滨下自陈：“东方、西方两个概念并没有在空间上相互覆盖，换言之，蕴含着等级秩序的贡赋贸易，在东亚仍位列首位，条约关系亦从属于它。”因此，滨下武志认为，无论是在传统时期还是在现代，“海洋亚洲”对塑造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川胜平太是另一位对亚洲海洋的重要性感兴趣的学者。他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和牛津大学，曾在早大任教多年。作为一位知名的文化评论家和在国家与地方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川胜发表了大量关于海洋和海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文章。尽管是梅棹忠夫的批评者，但川胜也从梅棹忠夫的宏观历史观中获益。1997年，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文明的海洋史观》，认为现代世界实际上起源于海上的亚洲。具体而言，川胜观察到14世纪欧亚大陆发生了一场生态危机，促使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日本等岛国转向海洋寻求新资源。从那时起及之后的几个世纪，亚洲成为世界各地贸易活动的中心，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促使形成了欧洲的世界体系。

第三位学者是杉原薰。他先后毕业于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数十年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日本任教。和滨下武志一样，杉原研究的重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除了研究东亚和东南亚，他对现代棉花工业发展的关注也将研究视角带到了南亚和中东。杉原在其英日文论著中有力地指出，亚洲内部的贸易以及多地区的经济交流是促成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他还注意到，到20世纪初，尽管世界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全面综合的体系，但亚洲等地区的经济体在许多方面仍保持“自治”。杉原直言，与西方的工业革命不同，从近代早期开始亚洲就产生了“勤劳革命”，影响经久不息。他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以及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对探索亚洲和欧洲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兴趣盎然。

1989—1991年，岩波书店新出版的10卷本《世界史》反映了日本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该系列采用了与20世纪60年代以前按时代划分有所不同的专题研究法，借此强调了世界历史研究的三个方面：(1)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2)各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或整合及其之间的反应;(3)与民族国家框架截然不同的“地区”研究。以下诸方面在书中也有清晰的反映:(1)自然与历史;(2)日常生活技能与生产技术;(3)移民与交换;(4)社会凝聚力;(5)规范与整合;(6)流行文化;(7)权威与权力;(8)历史上的各个地区;(9)结构化世界;(10)国家与革命。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了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新趋势，那么同时期的中国学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来探索“联系”和“互动”。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也逐渐迈入了正途。1983年至1993年，1962年版《世界历史》的编撰者之一吴于廑发表了四篇影响较大的文章，从宏观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认为，在15、16世纪之前，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存在着两个相互竞争的世界: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从15、16世纪开始，这两个世界开始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通过提出这个宏大叙事命题，吴于廑承认受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不是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观点的影响，但如果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还能发现他早年在国内和哈佛接受经济史训练的痕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文章强调了15、16世纪是个新历史时代的标志，这使人们注意到社会发展分期问题一直是马克思史家的关注点。但是，吴于廑最关注的似乎是强调和分析他所谓的“历史的横向运动”，并探索和揭示不同地区在早期和现代世界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为此，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吴于廑建立了一个研究15、16世纪世界历史的研究所，出版了多部论著，培养了新一代的世界史学者。由于他的出色领导，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成为当今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镇。

03

全球史的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全球史研究在东亚也备受瞩目。在日本，除战后几年内世界史出版物出现激增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十分稳定。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则出现了一个新焦点，即许多书籍被命名为“世界史”的同时，也有不少被定名为“全球史”，或日语音译“gurobaru hisutori”。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文学界各类学科的学者都对全球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审视和分析全球化的影响，对其保持极高的关注。就台湾而言，全球化研究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保存民间文化和习俗、宗教研究、中外语言教学、建筑设计、农业发展和旅游业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全球史和全球化史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编写了数十本世界史教科书，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如张一平的《全球史导论》（2012）、刘文明的《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全球化与全球史》（2007），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区域史与全球史》（2011）和复旦大学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2016）等。而对全球史感兴趣的并非只有专业史家。“global history”的中译名是“全球史”，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名称:“全球史观”,或“全球视野下的历史学”。2017年3月，笔者借助中国使用最广泛的搜索引擎百度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用这两个词作为搜索词，第一个点击量超过了150万，第二个点击量则超过了250万。中文用两个词表示“全球史”意味深远，表明许多中国学者和读者非常关注如何用新方法来拓展和修正他们的历史观。

对于专业史家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来说，全球史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替代欧洲中心论的方法，因为欧洲中心论直到今日仍在制约着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历史研究》上刊登的文章所言，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将“文明”的概念引入研究中，这超越了国别史的局限，使学者们关注于探索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跨文化交流。他们认为，这两个特点使最近的全球史著作有别于以往国内外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而早期的世界史研究模式虽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但保留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因此，这些研究并未克服欧洲中心论。

亚洲学者的全球史研究备受世界瞩目。2011年7月，首都师范大学主办了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历史学家参加了这次年会。2004年，该校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出版专业期刊和丛书。2008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成立了由赵志衡领导的世界与全球史研究所。截止到2015年，汉阳大学比较历史文化研究所也在推进比较研究和跨国史研究。在日本，大阪大学在全球史、世界史研究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2009年，大阪大学召开的全球史会议促使亚洲世界历史学家学会成立。东京大学亚洲历史研究所所长羽田正及其团队在推动全球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论证全球史研究必要性的著作《走向新世界史：为全球公民所做的反思》中，他简要概述了日本近现代的世界史教育，随后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即为了培养“全球公民”，历史学家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论，从多视角看待世界。

在促进全球史研究方面，亚洲学者与其他地区的学者密切合作。例如，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主编、广受好评的全球史教科书《传统与遭遇:过去的全球视角》（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2003）的编写者之一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曾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数年客座教授，定期开设研讨会并指导学生。《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2004）的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与赵志衡一起提倡用全球视角进行历史研究和授课。因为克里斯蒂安的访问,世界与全球史研究所设立了一个新的本科课程:“大爆炸后的一切历史。”它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涉及到宇宙大爆炸、地球的诞生、人类的出现和当今世界的本质等。该课程借鉴了“大历史”理论，为韩国世界史研究超越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

对一些东亚学者而言，全球史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使他们能够看到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可能。因此，如上所述，在韩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跨国史”和“全球史”几乎是同义词。推动“跨国史”研究是挑战西方史学霸权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不仅民族国家最早出现在欧洲，就连民族主义史学也是西方的产物。“跨国史”不仅强调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联系，也强调西方以外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性，这为亚洲学者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主流历史观的视角，批判、挑战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史学。

出于超越西方史学模式的愿望，东京大学荣休教授、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主要支持者羽田正甚至宣称“全球史”并不是传达日本学者努力寻求对世界史发展新理解的最佳选择，他认为，“新世界史”一词才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它不仅区分了该领域的近期著作和早期研究，而且还表明新趋势不一定仅仅是西方对日本史学影响的反映。除了关西地区，最近几年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学者似乎也赶上了全球史崛起的东风。羽田正是东京大学中东史方向的教授和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与秋田茂以及后者在大阪大学的同事、研究东南亚的学者桃木至朗一起，在研究和推广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羽田正与秋田等人合作编写了《世界史视角中的世界历史》（2016），他个人还著有《区域史与世界史》（2016）、《全球史与东亚史》（2016）等著作。借助羽田的研究所，东京大学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洪堡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了合作关系，探索全球史研究的新可能。

因此，在促进全球史研究方面，亚洲学者与各地区同行团结互助。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2011年7月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历史学家参加了这次会议。自2004年成立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包括全球史理论、中世纪欧洲与地中海比较、全球化与近代早期和现代西方研究、20世纪国际冲突研究、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课题。自2007年以来，该中心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已经培养了不少全球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中的一些学者和学生在年会上做了妙趣横生的演讲。自2008年以来，该研究中心创办的《全球史评论》由最初的年刊到2015年改为半年刊。2011年的世界史大会可视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的标志。除海外参会者外，还有不少世界史、全球史学者发表了论文。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是研究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其中包括中国与其近邻和远邻、古代和现代的关系。

在主题演讲中，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全球史中心的创始人刘新成概述了中国全球史研究的现状。他认为，一方面，全球史或者说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学界得到了热烈响应；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又表达了谨慎和批评，用他的话来说，“中国人接受世界史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言外之意是中国人自然欢迎海外学者淡化西方在塑造世界近代史中的作用的尝试。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因此不少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新发展投来关注。事实上，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史对跨地区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视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再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好机会。就像日韩学者一样(其中一些学者特别是桃木至朗，也提交了会议论文)，中国学者对于研究“海洋亚洲”、茶叶、鸦片的传播以及将跨区域或区域内的观点引入全球史研究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全球史研究中心，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跨区域文明研究中心。平心而论，跨国史研究确实打开了学者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够看到民族国家框架之外的历史变化。全球化也为台湾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在关注台湾与大陆今昔关系的同时，又探究台湾在经济、文化和历史上与亚洲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总之，全球化的开展让一些台湾的学者看到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以求在新的视野下摸索和规划台湾的定位和未来。

受全球史的启发，中国学者也试图在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努力创新，批评苏联史学的残余影响。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是最早关注全球史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现代化理论应该是中国学者描绘16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理论，认为应该将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变革性影响作为理解历史运动的主题。

在钱乘旦阐述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所起重要作用的观点中，或许能发现欧洲中心论的明显痕迹。由于现代化最早始于欧美，用现代化理论来概括和解释历史运动会导致产生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他的研究可能也带有一定的现实意涵。中国的快速现代化首先是为了让国家恢复曾经拥有的强国地位。总之，与民族主义史学相比，全球史似乎是一把双刃剑，但它无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如果说在中国，全球史有助于拓展历史写作的方方面面，那么在韩国，对全球史的兴趣则鼓励学者们寻找民族主义思想之外的新替代品。在日本，伴随着亚洲经济史研究的推进，它引发了对前现代亚洲海洋及其与英国和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之间联系的重要研究。对公众而言，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关于世界史或全球史的作品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公众对全球史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日本本土范围。

但全球史同时亦被纳入目前的民族主义讨论中。在当下的中国，既有全球史的支持者也有批评者，两者极有可能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对于拥护者而言，全球史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为他们将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因此，许多中国学者赞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彭慕兰、王国斌（R.Bin Wong）、威廉·麦克尼尔和杰瑞·本特利对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尖锐批判。然而，全球史的批评者仍对全球史在根除欧洲中心论残余方面的效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全球史家对发展综合历史观的强调可能会使他们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当今中国正在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也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合适的发展模式，这与西方和日本模式大大不同。因此，某些学者对西方学者如弗兰克、彭慕兰等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持怀疑态度。

从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来看，全球史在史学研究中对民族国家框架的淡化以及对跨国和区域间联系的关注，应该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因为历史问题造成的紧张关系。在过去十多年中，随着中日韩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跨国史写作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并出版了富有价值和前景的论著。不过，不管这些合作最终能否弥合各国公众对历史认知之间的鸿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目前使用的教科书都是按照民族国家框架编写的，由此强调民族进步、民族精神的特征。

显然，尽管许多世界史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改进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方面做出了大胆而有意义的改革，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之间仍有差距。2015年，在审查了日本学校的教学大纲后，羽田正感叹道:“把中、韩、日三国独立的历史放在一起，就能简单地理解东亚历史吗？”它们应该如何结合和整合？回答这个问题仍然有待时日。譬如，今天日本学校的课程中，日本史和世界史仍然分开讲授。为了跨越这一相互隔绝的传统，富有新意的全球史论著应该而且需要推广到校园中，以求对修正和改变大学、中学的历史课程产生影响。但总而言之，在历史教育产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前，中国的历史教育情形也大致相似。如同本文开头所述，中国大学历史学系的教员配置中，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比例虽然没有产生太明显的变化，但其研究的范围显然有明显的扩大，不但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都有专人负责研究，而且对西方之外的地区和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美历史的研究，也出现了长足的进展，突显了中国史家试图突破西方中心史观的努力。但一个长期存在而且一时较难克服的问题是，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沟壑。具体言之，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很少表现出对世界史的兴趣，反之亦然。这一历史学内部存在的区隔，也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全球史的开展，特别是“全球史观”的流行，其目的是打通民族国家的界限，让人看到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同层次的沟通和交流，那么跨越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界限，应该是必须实行的首要任务。为此目的，笔者曾邀请几位对此有兴趣的作者，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组笔谈，讨论沟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必要和路径，刊出之后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这一尝试，仍然不多。上面提到的杰瑞·本特利教授，曾在其《历史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性》一文中指出，开展全球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民族国家史抑或国别史书写所注重的“文化的独特性、认同的排他性、地区化的知识和个体社会（常常表现为单个民族国家）的经验”。因此一个颇迫切的任务是，如何在历史教育的环节，实施和贯彻民族史和世界史课程之间的交流，逐渐改变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思维。解决这个问题，是东亚史家共同必须面对的任务。总而言之，全球史书写在当代东亚虽然十分兴盛，但在其能根本改造历史教育的结构、形式和内容之前，民族主义史学仍将继续有力地形塑东亚年轻一代的历史思维。

*本文系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全球史与跨国史课程群建设”（项目号：22021173）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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