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多以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舶来器物或异域文化因素的考察为主，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或汉文化因素却少有问津。东南亚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途经的重要区域，在相当于中国两汉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发现了很多汉朝文物，如陶器、铜镜、铜容器、钱币、印章等。这些发现是当时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播、走向世界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具体走向及汉代海外贸易等问题的珍贵材料。其中，越南中部的秋盆江三角洲和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上的克拉地峡，是中国汉朝文物发现最为集中的地方。很显然，这几个地方因地理位置特殊，在当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和繁盛一时的贸易中心。从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汉朝文物看，进入东汉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一　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汉朝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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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云翔：《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第15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2］这些汉朝文物主要指的是在汉代中国制造、具有汉代中国风格、由汉代中国输入的器物，它们当中或有极少数是通过陆路传入东南亚的，但从分布情况看，绝大部分都应当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

［3］相关研究和论述主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008～10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a.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7, pp.391-421;

b.查尔斯·海厄姆著，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译：《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第231页，文物出版社，2017年。

［5］杨哲峰：《蕲春汉墓所见江东与岭南陶瓷产品及相关问题——读〈罗州城与汉墓〉札记之一》，《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6］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23年第2期。

［7］这方面的资料较为丰富，参见：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胡继根主编：《浙江汉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

［8］杨哲峰：《关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汉墓出土江东类型陶瓷器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云翔等主编：《秦汉土墩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秦汉土墩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89～190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9］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396.

［10］［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第2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广州汉墓》，第219、274～275、324～326、405～406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温广益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第5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

［13］相关资料较为零散，参见：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014～1017页；

b.白云翔、杨勇：《班诺洼与考山考——泰国两处史前遗址的考察及相关问题讨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4期；

c.富霞：《东南亚地区发现的汉代铜镜》，《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6期。

［14］沙萤文化的瓮棺葬多位于居址附近，埋葬前死者多行火葬，少数为二次葬。随葬品一般置于瓮棺内外，常见陶器、铜器、铁器和各类装饰品。装饰品中除了大量的珠子外，双兽首形的玉玦也很有代表性。

［15］Ian Glover, Champa and its relations to preceding Iron Age cultures, in Andreas Reinecke, ed., Perspectiv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Vietnam, Bonn, 2015, pp.157-174.

［16］Yamagata Mariko, Pham Duc Manh and Bui Chi Hoang, Western Han bronze mirror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Vietnam,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Vol.21 (2001).

［17］Louis Malleret, L’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ékong, Part 2. 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Oc-Éo,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60, pp.231-235.

［18］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p.524-525.

［19］Amara Srisuchat, Merchants, merchandise, market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ailand concerning maritime trade interac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A.D., in Amara Srisuchat, ed.,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Bangkok: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1996, pp.237-266.

［20］Brigitte Borell, Isthmus von kra: im schnittpunkt maritimer routen, im Mai Lin Tjoa-Bonatz and Andreas Reinecke (Hrsg.), Im Schatten von Angkor: Archäologie und Geschichte Südostasiens, Darmstadt: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5, pp.45-54.

［21］Ambra Calo, Peter Bellwood, James Lankton, et al., Trans-Asiatic exchange of glass, gold and bronze: analysis of finds from the late prehistoric Pangkung Paruk site, Bali, Antiquity, Vol.94 (2020).

［22］这里的“仿汉镜”，指的是在汉朝境外模仿汉镜制作的铜镜。这方面的发现不少，参见：a.白云翔：《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第1期；

b.白云翔：《汉代：开启国门  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2年6月18日第5版。

［23］Thomas Oliver Pryce, Sandrine Baron, Bérénice H.M. Bellina, et al., More questions than answers: the Southeast Asian Lead Isotope Project 2009-2012,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Vol.42 (2014).

［24］《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参见《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第1671页，中华书局，1962年。文中所引《汉书·地理志》记载均出自此处，以下不再另注。

［25］丝绸属于有机物质，故一般难以保存，而黄金在东南亚和南亚也颇受欢迎，很可能多被当地居民作为原料改制成了他们喜爱的装饰品及其他器物。

［26］同［22］b。

［27］［德］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汉代南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从越南和柬埔寨考古新发现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第452～45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8］同［6］。

［29］Robert Theunissen, Peter Grave and Grahame Bailey, Doubts on diffusion: challenging the assumed Indian origin of Iron Age agate and carnelian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World Archaeology, Vol.32:1 (2000).

［30］Andreas Reinecke, Vin Laychour and Seng Sonetra, The First Golden Age of Cambodia: Excavation at Prohear, Bonn, 2009, p.93, p.143.

［31］同［23］。

［32］杨勇：《可乐文化因素在中南半岛的发现及初步认识》，《考古》2013年第9期。

［33］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p.524-526.

［34］关于黄支国的地理位置，讨论很多，但多数学者都将其指向印度东南沿海。参见：

a.余英时著，何俊编，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b.周运中著：《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98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35］William A. Southworth, The coastal states of Champa, in Ian Glover and Peter Bellwood, eds., 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Oxfordshire: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209-233.

［36］山形眞理子：《環南シナ海先史時代の交流に關する基礎的研究》，早稻田大学文学学術院，2008年，第18頁。

［37］［德］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卢可（Nicole Lockhoff）：《越南南部出土西汉时期金器的最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第449页。

［38］Amara Srisuchat, Merchants, merchandise, market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Thailand concerning maritime trade interaction between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A.D., in Amara Srisuchat, ed.,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pp.237-266.

［39］笔者在河内、清化考察时所见。

［40］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p.524-525.

［41］莱宜墓地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刊布，相关信息及照片由发掘者德国考古研究院雷安迪（AndreasReinecke）博士提供并授权使用。

［42］William A. Southworth, The coastal states of Champa, in Ian Glover and Peter Bellwood, eds., 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pp.209-233.

［43］Henri Fontaine, A note on the Iron Age in southern Vietnam,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8 (1979).

［44］［德］博碧姬（Brigitte Borell）：《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器和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11辑，第174～17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45］a.熊昭明、李青会著：《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第157～163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b.［德］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4辑，第27～4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c.黄启善：《北部湾地区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第108～133页。

［46］同奈文化（Nai Culture）是近年来一些越南学者提出的位于越南南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带至同奈河流域，年代从公元前2千纪中期至公元2世纪，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以同奈河下游的一些遗址为代表。该文化流行干栏式建筑和瓮棺葬，较多使用木质工具，晚期墓葬还有用木罐作为葬具的，并常随葬铜鼓、带翼有胡铜戈、兽形玉玦等器物。也有学者认为，同奈文化与北边的沙萤文化关系密切，甚或就是沙萤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参见Ian Glover, Champa and its relations to preceding Iron Age cultures, in Andreas Reinecke, ed., Perspectiv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Vietnam, pp.157-174.

［47］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第44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8］［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46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关于茶轿，后来也有译作茶荞或茶桥的，此处从陶维英《越南古代史》。

［49］关于象林县脱离东汉王朝建林邑国的时间，有学者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文献的记载，推定在顺帝永和二年即137年（李晓杰著：《东汉政区地理》，第215～21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也有学者认为要晚至东汉末献帝初平年间，即190—193年之间（陈国保著：《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以交趾三郡为中心》，第154～156

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50］［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501～512页。

［5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就曾在茶轿一带进行过调查和发掘，但更多的考古工作主要是90年代以后才开展的。从茶轿城址的发掘看，城内下部文化层中发现有房屋倒塌堆积，上覆盖成片的筒瓦和板瓦。筒瓦和板瓦的形制及铺盖方式与中国汉瓦相同，且凸面均施绳纹，凹面为布纹。较晚的文化层中，也发现瓦片，凸面施对角线纹，凹面平素；另外还发现一些圆瓦当，多施人面纹、兽面纹和莲花纹，风格近于南京地区出土的六朝时期同类瓦当。城址内还出土很多陶器，早期多见施绳纹和戳印纹，还见汉代岭南地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器；晚期有所变化，本土特征渐趋突出。在茶轿东南仅几千米远的柑丘（Go Cam）遗址，亦发现类似的汉六朝遗存，还出土封泥、铜箭镞、铁削刀、琉璃耳珰等具有中国汉代风格的遗物。参见：

a.Ian C. Glover, Decorated roof tiles from ancient Simhapura–an early Cham city in central Vietnam, in Khaisri Sri-Aroon, ed., Studies and Reflections on Asian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Essays in Honour of H.S.H. Professor Subhadradis Diskul, Bangkok: Silpakorn University, 1995, pp.311-322;

b.William A. Southworth, The coastal states of Champa, in Ian Glover and Peter Bellwood, eds., Southeast Asia: From Prehistory to History, pp.209-233;

c.Ian Glover andKim Dung, Excavations atNam, 2000–3: Liny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ham kingdoms, inPhu’o’ng and Bruce M. Lockhart, eds., The Cham of Vietnam: History, Society and Art,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1, pp.54-80.

［52］《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和二年（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参见《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页，中华书局，1965年。由此可见，汉代由陆路前往象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3］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54］Bérénice Bellina, ed., Khao Sam Kaeo: An Early Port-City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p.31-32.

［55］关于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位于克拉地峡东、西两岸的推断，很早就有，如温雄飞于20世纪20年代便指出谌离国在克拉地峡东岸的尊蓬（即春蓬），而夫甘都卢国则在地峡西岸（温雄飞著：《南洋华侨通史》，第18～19页，东方印书馆，1929年）。后来一些学者如陈佳荣等也提出类似意见，只是具体的地点略有差异（陈佳荣著：《中外交通史》，第52～54页，学津书店，1987年）。

［56］周运中著：《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103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57］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58］王子今：《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59］《后汉书》中多次提到叶调国，如《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页）叶调国的地望虽有争议，但从多数学者的讨论看，当不出今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带（周运中著：《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第107～109页）。

［60］同［22］b。

（作者：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3年第4期）

责编：韩翰 荼荼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