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经济史学系举办第三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博士生学术会议

开幕式环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发表致辞。他代表学院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预祝会议顺利举办，并感谢学界前辈的支持。张亚光谈到，北京大学经济史学系自2019年成立以来，传承深厚经济史学传统，在中外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做出了贡献。他认为学术界面临着众多挑战和机遇，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理论，以呼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张亚光表示，会议将聚焦中外文化交融，邀请众多学者探讨近代金融问题。他认为经济史学科积累丰富，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之处，他期待学界可以从思想史专业的角度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提供思路。最后，张亚光引用《道德经》的寓意，表示连续举办三届学术会议的不易，并期望会议延续举办，以助力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发展。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明孔发表致辞。他对博士生能拥有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表示赞赏。魏明孔谈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紧密联系。他以“轻税之法”政策在隋唐时期的延续从而实现国家的强盛为例，探讨了金融开放与创新的重要性。魏明孔表示金融改革需注重开放和国际视野，政府创新支持是关键，这为近代金融发展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宝贵参考。最后，他预祝本次博士生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第一阶段的报告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主持。

周建波主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以《中国历史上两期纸币时链开端之比较》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北宋交子和清代庄票均起源于民间的金融创新，利用当时中国商人社会内部的信任机制发展起来，并作为对当时既存货币体系的补充。后期官府介入纸币发行和流通环节，虽然有效提升了纸币信用，但纸币往往又沦为官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继而又导致了纸币信用下降。因此，陈争平指出，金融秩序必须要靠民间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够真正节约经济运行成本，促进社会经济长久繁荣。

陈争平发表演讲

日本爱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春利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研究和对华经济调查初探》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一套以实地考察、社会调研为基础的独特的实证研究方法。而1901年设立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正是利用这套方法，在华进行了四十多年的大范围社会调查，通过多种角度记录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细节，并相继编纂《中国经济丛书》、《中国省别全志》以及《大旅行志》等丛书，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民族史、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阶段的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潘晓霞主持。

潘晓霞主持

宿迁学院讲师苗书迪以《构想与实践：中央合作金库述论》为题进行报告。她分析了中央合作金库的成立、组织结构和定位、资金来源情况、业务运行情况及特点。苗书迪指出政府统制下的中央合作金库机构设置无法构筑起有机联系的合作金融系统。高度依赖国民政府拨款与中央银行透支的资金来源结构使其资金筹集不足且发展被动，趋于投机的业务结构难以有效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与对农村金融的调剂，这些都使得中央合作金库业务愈发偏离发展构想。最后，她总结道，良好的政策不仅需要完善缜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强大的政策执行力。政策的发展目标随着制度设计者的政治意图、制度执行者的获利动机而偏转，当时国民政府官僚腐败，资金运用、管理监督存在重重问题，制度设计者与执行者的利益诉求不同，最终导致合作金融机构沦为服务于政治军事私利的工具。

苗书迪发表演讲

中国海洋大学讲师钟钦武以《知识史视域下货币本位思想的传播与晚清币制改革》为题进行报告，对近代中国货币本位思想的引入、传播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分析。近代中国，域外货币思想的传播使国人逐渐对西方货币知识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放大了原本不太明显的金银比价问题，刺激了国人对货币本位问题的关注，使得国人对货币本位思想由被动了解转向主动探索。1910年（宣统2年）4月16日，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这标志着银本位制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他谈到，晚清的货币本位思想成为其政治遗产之一，引领了此后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走向，纵观整个近代中国，金本位自始至终未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

钟钦武发表演讲

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讲师叶舒以《道器之间：近代思想视野下的铁路、中国与世界》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洋务派早期认为修筑铁路是西方富强的秘诀，主张清政府应该掌握修筑铁路的主动权；甲午战争后，铁路主权论和瓜分中国说甚嚣尘上，认为可以通过修筑欧亚大铁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清末，时人一方面对之前的中体说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却依然期待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实现中国自强，这体现了清末西学浪潮冲击下道与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民国时期学人对世界的认识再次发生转变，并演变出多个派别，这一变化引起了道的分裂。总之，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各种救国运动，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

叶舒发表演讲

广东海洋大学讲师赵亮以《瑞典20世纪30年代银行危机再考察——中央银行与最后贷款人》为题进行报告。她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中瑞典央行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进行梳理分析。赵亮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期间，瑞典央行只有在银行濒临危机真正需要释放流动性的时候才释放流动性，且其释放的限度仅限于避免银行倒闭。央行的实际目标大多时候并不是其宣传的稳定物价水平，而是货币稳定。最后她总结道，瑞典经济复苏的原因与其解释为央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需求的刺激，不如说是危机初期通过货币贬值获得的相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优势，瑞典的央行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货币政策的自主权。

赵亮发表演讲

海德堡大学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宏以《儒家理论与近代金融业：一个韦伯主义视角》为题进行报告。他介绍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思想渊源，分析并探讨了儒家与道教在韦伯整体宗教社会学中的地位、儒家伦理二重性对金融业的影响。姜宏指出，根据韦伯主义的分析，一方面，儒家伦理对现代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即所谓的伦理束缚，儒家鼓励个人服从于集体的行动方式，不鼓励创新式的商业冒险，家长制社会结构形成的地域风险机制消极作用于金融业发展；另一方面，儒教与世界其他宗教相比，只有儒教是不讲求来世救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姜宏发表演讲

在评论环节，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第三阶段的报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丽智主持。

宋丽智主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王文以《近代中国保险精算思想的传播路径及现代价值》为题进行报告。她指出，保险精算是维护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关键，分寿险和非寿险精算，起源于1726年的英国。王文研究了我国保险精算发展历程，重点放在20世纪。她通过报刊和书籍探究了保险精算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与深化，表示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报刊出现了人寿保险科学化，即引入数学原理经营寿险，应对外商保险公司。此外，她研究了保险精算师的发展，赞扬了留学归国人才对精算的推动作用，如建立了保险精算组织，推进精算的理论应用。她强调了《人寿保险计算学》的重要性，该书通过数学语言定义了寿险概念和计算公式，有助于近代中国保险精算思想的学术性。王文还研究了生命表的应用，指出生命表在中国寿险业的引入及其局限。她总结道，近代中国保险精算思想主要集中在寿险领域，但与当代保险精算理念相通；精算师制度延续至今，其思想逻辑仍适用。王文强调了保险法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须设置精算人员。可以说，近代保险精算为当代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吴同源等先驱者成为当代保险精算领域的重要人物。

王文发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少煜以《原始工业化与包买商制度——近代西欧经济的初步转型》为题进行报告。他介绍了原始工业化和包买商制度的核心概念，指出原始工业化受到了黑死病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劳动力稀缺，从而改变了劳动者与地主的关系。同时，中世纪城市手工业的限制妨碍了生产规模和技术的发展，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流通，为原始工业化和包买商制度提供了条件。王少煜深入探讨了包买商制度的发展和影响。商人通过包买制度控制了劳动力、原材料和生产过程，实现了分工和专业化。这种制度带来了分工的深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他讨论了原始工业化与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关系。原始工业化为近代工业化提供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王少煜通过列举英国和中国的例子说明，市场因素和资源分配等因素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

王少煜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洲扬以《呔商商帮在近代东北的金融转型》为题进行报告。他介绍了呔商这一商帮的发展简史和其在近代东北的金融转型情况，呔商是晚清民国时期以乐亭县境域为核心、包括周边地区在东北地区经商的商人群体，其对于近代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呔商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以孙秀三、武百祥为代表的呔商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现代机器加工业、现代金融业三业并举的转变。具体地在金融业上，转变前的呔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和在不同币种间倒腾投机，在意识到其中的巨大风险和政府整顿金融的外部压力下，呔商开始并完成了向稳健经营、以存放款、汇兑为主业的现代银行业转轨，奠定并稳固了呔商在东北民营资本发展中的领军地位。

陈洲扬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婷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钱庄发展状况及其前途的认识》为题进行报告。她以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中对金融领域的关注为切入点，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钱庄发展状况及其前途的认识。刘婷指出，东亚同文书院的对华调查为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钱庄等金融机构提供了珍贵的他者视角与信息，并从钱庄的起源及基本特征、经营业务与资本、钱庄同业组织三方面概括了书院学生对钱庄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对钱庄改良措施和发展前途的看法。同时，她将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与同时期中国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不同的研究背景与视角会对钱庄的认知和见解构成影响。

刘婷发表演讲

在评论环节，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和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对本阶段的报告进行了评议。

第四阶段的报告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主持。

兰日旭教授从留学生的视角探讨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崛起。他强调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提到近代人才的四种途径：学校培养、干中学、外来人才、归国留学生。兰日旭教授认为留学生在传递现代产业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引入西方思想对中国产生影响。他特别关注留学生如何融入银行领域，以及他们如何改变银行经营理念。兰日旭教授探讨了银行的产生和发展，指出中国的银行形态受到人才和思想影响。留学生进入银行后，确定了银行商业化的经营取向，并且以学缘纽带对银行进行组合，组建了全国的银行公会，起到了非政治制度替代政治制度的作用。据此，传统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方式被打破，留学生进入银行彰显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新式银行家群体产生。最后，他指出人才需要具备服务社会和维护企业持续发展的双重作用，强调行业的发展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兰日旭发表演讲

最后，周建波教授作会议总结。他谈到中华文明与现代科技全球化相融，外来文化本土化与本土文化现代化共存。如何适应工业化，提出符合社会发展的金融理论成为挑战。

至此，北京大学第三届中外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博士生学术会议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姜政希、彭思琪、魏领昊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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