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遥远的海岸：中国海上边疆的殖民遭遇》（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作者：梅丽莎·麦考利（Melissa Macauley）
出版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页数：376
ISBN：9780691214887
熟悉明朝嘉靖（1522—1566）后期至万历（1573—1620）前期中国海洋史的人，经常会接触到甲子洋、河渡门、马耳澳、辟望港、南洋港、田尾洋，还有南澳（岛）等地名。这些地点都在广东潮州沿海或海面，要不然离开潮州府也不远；其实它们距离后来用“汕头”这个名字开辟为通商口岸的港口也很近。但是在十六世纪时，附近一带海盗肆虐，而知名海盗就有吴平、林道乾、林凤等人。其中，吴平是福建省诏安县梅岭人。《潮州府志》记林道乾是潮州惠来人。林凤，原籍潮州府饶平。林凤、林道乾都从潮州出身；而福建省东南端的诏安县与广东省潮州府根本是紧邻。十六世纪以来，潮州一带多盗，其实是个普遍印象。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一般人的认知却是潮州人擅长贸易，在中国大陆沿海与东南亚地区都产生很多成功的商人。这样的一个形象的翻转改变，自来广受注意。研究者也不乏其人。这本书探讨潮州人的历史，自然涉及潮州人的海外移民史。它不仅论述潮州人在本乡、本土与寄居、移居所在地的发展，更着力于海内外潮州人所建立的网络，以及透过网络而在不同端点上交互产生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的创新。作者Melissa Macauley将海内外潮州人的活动领域合起来称作“海洋潮州”（maritime Chaozhou）。Melissa Macauley的新著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以下暂译为《遥远的海岸》）为潮州研究这个主题注入一些新鲜而重要的说法。作者说《遥远的海岸》是在全球脉络下的地方研究（This is a local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页4）。简单地讲，就是从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角度，深入研究生活于潮州本地与旅居和移民在外的潮州人，借以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前，潮州人在东亚经济上的重要角色，以及这种情况形成的历史根由。全球史的认知必然涉及本地人与外来者、客居者与当地人的互动。作者提醒读者：在接触／相遇（encounter）时，文化因素不只由强者传递给弱者，或说由核心推向边缘，而是相互的（页4—5）。实情细腻而深邃。这是很好的态度。试想：航海家不就是早期最可能与其他民族遭遇的人吗？不管是意外还是需要，他们彼此的互动与学习不就是很自然地在进行吗？虽然航海家以外的人群彼此遭遇与互动的当下，确实会带进来己身文化的考量与矜持，不过自然的交流也还是默默地发生。十八世纪中叶起到二十世纪中叶这段期间，潮州人大量往海外发展，也往中国海岸的其他地方活动。潮州人旅居者（Chaozhou sojourners）活跃之处既包括了中国本身的上海与香港，也伸展到海外的东南亚、暹罗湾上的曼谷与柬埔寨、西婆罗洲、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不过，他们始终与原乡维持紧密的关系与频繁的来往。这样一个互动不已的空间领域，虽然未被测绘，实则是一个潮州人的共同生活领域。靠海、傍海，通过海路交通加以连结，因此可以称之为“海洋潮州”。而这些潮州人也就是跨地域的家族成员。其实，穿越不同的帝国、殖民地、苏丹国，还有大洋大海，这些潮州人不只跨地域（translocal），他们的集体经济与社会生活也是跨区域的（transregional）。Macauley引用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观点，认为临海的边界其实不光是地理上的空间，“它更象是一种社会的形式，而不是一个区域”（It is a form of society rather than an area，页13）。因为它随着人群的移动而变化。然而国家则将之视为疆界的边缘，固定在那里。潮州人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把大清国家所认定的不归国家管辖、或是国家管辖不到的“外洋”看作是不可进入的禁区，反倒是把外洋看作是地理上联系着故乡“领域”与持续扩张的、用来抽取经济利益之聚落间的海洋通路。从社会而不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边界移动其实是一种人群向外扩张的过程。潮州人先到了港口城镇（port polities，也可译作“港市政体”，例如香港、上海、西贡、新加坡、曼谷，页14），然后将他们的边界往他处移动。在潮州人海洋世界的拓展上，潮州故乡的主港汕头（或者更早的柘林、樟林），比起那些远离故乡的港市所发挥的作用来说，反而没那么大。而当1891年之后，因为中国政治秩序的解体，海外的港市反而成了投资、定居与金融操作的避风港。作者以海内外潮州人活动的世界为海洋潮州。她同时指出在海洋潮州网络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各自环绕着共同的亲友族人的纽带，可以说是一种“跨地域家族”（translocal families）的情况。这种往来活动，不只涉及到人口的移动，更包含了资本、观念、商品，乃至于疾病的流通，可以说是存在着一种跨地域机制（translocalism）。潮州人在数百年前就开启了这样的机制。潮州人通常去同一个地方谋生，与同族、同乡相聚居住，既与当地的同乡来往，也维持与故乡亲友的联系。早先人货的往来与信息的交换依赖帆船与信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轮船和电报让他们更加方便联系，甚至年年返乡探亲也不成问题。作者多次提及本书是在全球脉络之下讨论地方历史，但她也强调不管是移民还是旅居，离乡在外的潮州人与原乡的潮州人通过跨地域机制，多方面影响彼此的观念与生活。在故土或他乡承受到的“全球化”文化，即使受用者未必自觉，甚至可以说是习焉而不察；可是人来人去，信息互通，认知、受用都交缠在一起。发生在中国某个村落的事情，有可能影响到两千八百公里外的马来半岛，反之亦然。兼从潮州本地与海外，也就是观察完整的海洋潮州，更能对全球史建立起适当的理解。Macauley认为《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聚焦于上海，因此看到了“大分流”下，中国人因为未能建立殖民地以扩张版图，借以容纳增加的人口、维持繁荣，致使中国成为生态灾难与经济落后的牺牲者（页6—7）。然而，Macauley认为：若是他把眼光南移，看看1750年后的潮州、闽南或广州，故事或许会不一样。潮州人与福建人在东南亚的殖民，其宏伟的程度并不亚于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美国和日本的总和。—旅外潮州人透过侨汇，不时将资金或资源送回家乡资助亲友，也与欧美殖民者的行为颇为相似。旅外的潮州人在经营农场或者林场、矿场时，也可以常态性地从原乡获得劳动力的供给。而原乡的居民也可以由粮食生产转作甘蔗或罂粟这类经济作物，或者扩大经营的规模，在海洋潮州销售。于是，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留居原乡的潮州人与移居在外的同乡在此（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也就合流了。作者于是引用同时代欧洲人的话语，说这些海外潮州人根本就是殖民者（colonists）。贯穿全书首尾的想法之一就是：由于潮州人（其实也包括闽南人、广府人、客家人等）的海外移民，构成一个包括海外的潮州人世界，共同构成一个海洋潮州。因此，至少就东南中国而言，它并没有陷入《大分流》指出的“生态危机”所构成的泥淖。就解决“多余的”人口这件事来说，潮州人（或者华南居民）与欧洲人一样，藉由殖民地或者不包含主权在内的相同领域，达到相同的效果。就此点而言，作者要说是“大合流”，而不是“大分流”。此点可以聊备一说。从历史来看，中国政府除了维持朝贡关系之外，绝少介入本国人的海外发展。海外华人的奋斗，利用的是非正式制度，如同乡组织、秘密社会、商业网络等。因此，欧美人士靠正式体制建构殖民机制成本高，华人创造经济利益的成本低。当然，这并非有意的设计，而系基于血缘、地缘的跨地域网络有以促成。不过，作者Macauley显然也认为若说海外华人的活动是一种建构殖民地的行为，却又没有母国政治力介入，多少有些奇怪。因此她也说：用“殖民机制”（colonialism）来说华人的海外经济、社会发展，远不如使用“领域动力”（territorial dynamic）一词来得恰当。她不采用传统上赋予“领域”（territory）的定义，而引用Robert David Sack的主张，把“领域”（territory）当成是“社会力量在地理上的基本表现”（primary 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social power，页12）。这涉及了“用来被动、主动或者控制资源的空间策略”（a spatial strategy to affect, influence or control resources），“这是一种空间行为的样式”（It is a form of spatial behavior，页12）。简单地说，讲领域、不讲直接殖民，其实就是要避掉主权的问题。潮州人或者任何海外华人在海外经营事业，没有取得“领土”，但还是实现领域的扩张—也就是掠取资源、攻夺商业至尊，而不用建立殖民国家的作法。支配领域常常要靠暴力，例如不同原乡团体在暹罗湾一带的争斗。不过，重点也不在此。大量中国人的跨地域移动所形成的空间动力，补足了既有的居住秩序与政治权威。当其他国家努力从事家邦建设（state-building）之时，中国移民却创造了非国家性的领域扩张。不用建立政权，这些华人的领域策略就成为分配资源、扩大个人及群体利益的作为。东南亚华人没有建立政权，但支配了他们领域内的资源与商品的生产！海洋潮州所看到的华人非正式制度容易适应调整，花费不多，永续能力强，至今仍然能继续运作。反观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美国与日本人的殖民威权，早在许久以前就已被扫到被丑化的历史垃圾桶里。顺着作者的论理来看，潮州人的成功确实有其道理可说。全书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前三章其实讲了三个主要的发展：（一）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政府的系列征伐，强力削减了潮州沿海的人口。这助长了械斗文化、养成了一种游历（走方）型的“乡民知识分子”阶级。这些人对朝代政权的不在乎，凝固成某种宗教性的意识型态；（二）聚焦于暹罗将领郑昭（Taksin,1734–1782）。他的父亲来自中国广东澄海，母亲为暹罗人。1767年郑昭大败入侵暹罗的缅甸军队，进而成为暹罗国王。作者认为郑昭的成功获得潮州乡人的鼎力相助。这样的背景有助于将暹罗湾沿海一带的港市政体，转型为潮州人的经济势力范围；（三）潮州镇总兵方耀在1869—1873年间的“清乡”，肃清由会党兄弟支配的潮州村落。作者把1870年前后，方耀在潮州绥靖乡间的强硬作为看得很重要，认为正是联系着前近代与近代的核心事件，因此也作为绾合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主要事件。担负着控制该地区的军事，甚至于民政的控制责任，方耀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三合会成员”、海盗与走私客，驱使大约八万个人逃离到上海与东南亚。此一军事行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加速了该区域的人口外移，也创发了一种军事化“本乡性家邦建设”（provincial state-building）的形式，使得有力量的家族把自己包络起来，全心投向经济活动领域（页15）。这个赤裸裸的残酷行动，暂时镇压了一个前此难以治理的区域，也方便潮州事业有成的商人加入遍及东南亚正在兴起的资本家体系。方耀治潮的冲击持续甚久。甚至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地的共产党员还可以把这个先前所留下来的、充满怨恨的大水库，导引到阶级对立与革命情怀的意识形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潮州本地发生的事情，透过海洋潮州的网络，对外产生影响。作者说：方耀清乡的余波也激荡到上海与东南亚，即使当地人并不知悉方耀清乡的一切。举例而言，新加坡的犯罪情况就激烈增加了，迫使英国殖民政府必须进行遍及整个海峡殖民地的司法改革，以资对付（页15）。本来英国当事者也不知晓这波犯罪浪潮的来由，直到1873年才在一次调查中揭露了这样的殖民地的社会动态。就这样，我们见识到某个地方性事件跨越政治边界的回响。方耀的军事猛击，使得海洋潮州原本已在发展中的趋势更为加速与强化，而在潮州本地与马来半岛英属海峡殖民地两块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地理空间，滋养出某种纠结在一处的“家邦营造”样式。两处地理空间上的表现都反映了同一个历史事件，还都分享了共同的转型后果。在初期发展阶段，两个“家邦”（states）—一个殖民地式的、一个本乡式的—都设法去驯服与压制同一群的外来客，而这些人老早以来就脱缰于政府的威权之外。这两个“家邦”就这样走着走着，走到了转型后的自己。纠结在一处的“家邦建设”是一个跨越国家（transnational）的过程，在其过程中，那些个渐渐成形的“家邦”（states）因为共同拥有的历史经验与共有的经济轨道而达到发展上的相互均衡。本书的第二部分花了不少篇幅讲鸦片。作者认为潮商从十七世纪开始兴起，多少也是因为加入鸦片交易；不过重点在十九世纪后期。潮州人从其旅居（侨居）经验中深深了解：就财务观点来看，买卖鸦片可以巩固其他商品—米、糖、水果、甘蜜（儿茶）、橡胶—的贸易。潮州人的贸易网络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既是竞争也是合作。由于他们团结力量大，因此能将英国人和美国人挤出潮州本地的鸦片交易，也挤出刚刚萌芽的都会上海。他们加入掌控鸦片生产的农场，获得了往东南亚一带扩张势力所需要的本钱。鸦片贸易为潮州商业巨头所累积的资本创生出很大的比例。此点让巨头们得以分散投资布局，积极参与金融操作、商品制造、船运、地产，乃至于电影业。不过，从1767年到1929年间，海洋潮州的黄金时代，并不只是呈现在这项毒品贸易而已。相互合作的网络运作、适应性强的商务策略，以及顽固坚定的团结心，使他们不但能在国内有效地与帝国主义者一争高下，就是海外也能。进一步，作者也留意到经济生活与家族结构的跨地域性质—这对克服现代的人口挑战与生态挑战是如此必要—而又对潮州区域日益增长的阶级不平等也影响至巨。特别是汇款机制重重加深了社会的对立状态。因为从海外亲属慷慨而获益的家族兴隆发展，那些没有这种跨地域连结的人家相对就感到困苦萦绕。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夕，对那些有移民海外传统的地区来说，财富跟离散社群（diaspora）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与村落暴力的转型性质，预示了四十年代即将发生更大规模的革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全球大萧条、总体战争以及革命三重冲击，严重打断了潮州本地与南中国海土地之间的纽带。战时的饥馑真的在1943年打垮了潮州地区，正说明了与东南亚通商是多么要紧的事情，那才能使潮州获得其米谷供应的一大部分以喂饱当地的人口。数百年来，与海洋世界的连结，让原乡的亲友得以生存。海外华人对他们的老家乡里需求，通常都会有效地回应，像1922年侵袭沿海的致命台风之后发生的这类灾害与从而发生的慈善救济。可是，面对二十年后的战争悲剧，他们却完全无力纾缓其苦难。Macauley想要讨论的就是：华南沿海的经营者是怎样来成功地拒斥外国来的闯入者，乃至于在某些场合凌驾于其上，举出实例来加入以上的讨论。随着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潮州，尤其是纳入整个潮州人的海洋世界时，针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活动历史的认识显然就要改观了。潮州地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之后对西方人“开放”，然而潮州本地的人民却阻止英国人在潮州地区自由旅行几乎长达十年之久。叫外国商人惊恐不已的是跨地域（translocal）的企业家依然充分掌控着区域内的经济，逼迫欧洲人要照着潮州人的方式做生意。先不说船运的部门，光是在潮州老家，他们就让欧美经济势力靠边站了。在上海一带的长江下游地区，他们把外国人逐出有钱好赚的鸦片贸易。至于海外，在几种对工业革命相当必要的物产的提取与批售，他们都居于支配者的地位。此刻，工业革命正在向全世界扩展，并且作为英国人的次要事业，像火砻业（碾米业）之类。英国驻在通商口岸汕头的领事，连那些已经归化为“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s）、但是或长或短都回去潮州原乡暂住的海峡殖民地居民，在当地的财产也都加以保护。英国人让这些中国人在老家、在海外，都能够成为事业蒸蒸日上的资本家。在中国各地，潮州人因为他们被号称的文化缺点而受到鄙视，说他们暴力、说他们过于家族主义、说他们事业成功不肯让人。可是，跟他们多数的中国同胞不一样，他们成功地在国际竞技场上与英国人一争长短。Macauley的书聚焦于灾难来袭以前的海洋潮州。在那些日子里，旅居在外的商人与劳动者，一样都能成功扩张他们经济愿景的地理空间。她观察从十八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潮州人旅居社群与资本主义在中国及东南亚发展的关系。她认为彭慕兰指出中国本土在1750年以后所面对的生态挑战是正确，可是从海洋潮州的长期历史来看，中国人经由非正式制度的“领域动力”，与欧洲人通过殖民地的方式类似，其实部分解决了所谓生态的挑战。在被殖民过的地方，不是与欧洲现代性分流，而是合流。而这对工业革命与加速资本累积都十分紧要。东南沿海的对外移民者参与了中国商业现代性的领域，而且这个现代性也融入了政治与文化的转型。有了超人一等的移民机制，还有手腕灵活地操作合法与不合法的战术，当潮州人与西方帝国主义者一争高下的时候，他们从南中国海的商业老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外国强权难缠的对手，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走下坡。Macauley说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往往把他们海外同胞的故事描绘成充满了殖民精神与企业动能。她举了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作例子，指出当中有两位是潮州人，另有三位嘉应州人，本来也归潮州府管辖。她也提到，梁启超认为华侨的积极上进，是重兴中国所需的质量（页28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注意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跨国面向（transnational dimensions，页284）。爱国者力图把华侨纳为国民的一部分。意味着海外华人都认同为中国国民、海外华人聚落被吸纳为中国（领土、版图）的一部分，中国殖民方始告成。陈珮珊（Shelly Chan）也提出“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的说法，来说明中国国家、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人的牵扯（页284）。作者指出：民国时代的潮州人也参与了这种把他们的跨地域传统“收归中国”（她使用的原文是“domestication”）的活动。她使用了一段南洋汕头华侨互助会的报告文字，批评报告作者数典忘祖，没有想到他们的先人是因为国家对不起他们而远走他方（页284）。无论如何，潮州人的历史、华侨史与中国近现代史，都触及到“边界”拓展的问题。而拓展边界的新兴讨论，不免会诱发某种支撑正式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1937年出版、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为其代表作，至今还在被人引用。Macauley认为李长傅氏认为中国有长期成功对外移民、殖民的情况，只是在十九世纪后受挫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作者也观察到：海外华人被导引去爱国。1929年以前中国国家与政府虽然强不起来，但透过海外华人却能够以松松散散的方式与文化性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成就。其实，1871年后的意大利也有类似的状况。Macauley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不再谈中国人的殖民，虽然还是强调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漠不关心。她引用曾少聪1998《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说中国对外移民是同时、自发、和平的；但曾少聪也强调，中国移民欠缺政府的支撑，海外华人被西方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政府皆不会报复（页286）。Macauley还是强调无国家支持反而有利于海外华人的发展：“领域”（territory）的取得、经济利益的攫取与商业的支配力。该种方式其实更为牢靠而永久。华人移民所在地的当地人因为没有一个有形的“华人殖民结构”（Chinese colonial structure），从而无法去排拒、去抵抗、去推翻（页228）。一般人以为中国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年兴起，是一种潜在具有侵略性的泛中华思想（Pan-Sinicism），对应着同时出现的，还有挑战欧美殖民制度的日本泛亚洲（Pan-Asian）主义，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一如陈珮珊所指出的：针对东南亚，上海暨南大学的中国学者对日本的主张颇有呼应。他们当中就有不少人曾在日本就学。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优于东南亚土著，东南亚是中国人天然的殖民地，“移民就是去殖民”（migration was colonization）！此等说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浮现，但是中国随即面临日本的侵略，没有能力落实这种主张，徒然激怒了正要从欧美桎梏下争取独立的东南亚人民。他们憎恨南京政府居然发护照给东南亚华人，以图把他们重新收作国民（页289）。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者接受欧洲人国家主义的主张，认定要针对“领域”主张主权，并且由军事力量加以巩固。Macauley说她在本书深入探讨的“领域思想”（territorialism）包含“意图控制资源”（control resources，页289）的人类地理空间行为的全部；认定它是“社会力量的地理呈现”（ageographical ex-pression of social power，页290）。人类使用种种手段来扩大取得土地所能创造的最大利益。潮州人为了达到这样目的，也不排除使用暴力（包括族群分类械斗）。只是潮州人不去攫取主权，并且仰赖欧洲殖民机构与外交服务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是有效的方法。Macauley说欠缺行政上的控制反而让潮州人穿透更多、更广的世界，远远超过政治上的主权所能办到的那样。他们利用的手段包括通婚、移民与商业手腕，以通往取得外国土地上的丰富资源的道路。因为他们控制了商品与劳动力，掌控了东南亚的大都会（如曼谷、新加坡、西贡、香港等）。当欧洲人防护牧草地的时候，潮州人得到了所有的牛乳。他们在不取得“领域”主权的状况下控制经济资源。这种现象，让Macauley想到了中国土地惯行中的“一田两主”（two masters of the field）作法（页290），相当富于想象类比的能力。“海洋潮州”并不是Macauley独创、独有的概念。黄挺在2017年出版的《潮汕史简编》一书当中已经加以提倡。黄挺也强调他同时从中国与世界地理的角度来看潮汕。《潮汕史简编》的第五单元〈跨出重洋：地方文化传统的重新发扬（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与Macauley的专著，在时间上，正有高度的重叠。Macauley事实上也参考了黄挺的说法。不过，黄着自称是“通俗性与学术性，是本书写作的双重追求”，并且把重点放在潮汕社会文化的形成。Macauley的书则为纯学术之作。此外，还有不同的是，Macauley加进来潮州人变相“殖民”东南亚的概念。作者多次提到英国人为海峡殖民地的经营与付出，包括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灯塔、海堤、疯人院兴建，疫苗注射、性病防治、法院开设、港埠疏濬、华人护民司的建立—固然有益于当地的欧洲侨民，可是华人恐怕获益更多。华人并不负担营造家邦的成本！对殖民母国来说，建立与维持殖民地的财政负担，不见得来自殖民地的税收，而是来自母国！欧美为国家主义者（statist），依赖海军、陆军、领事、特勤，还有官僚团队。他们更为“文明提升”（civilizational uplift）所驱使，代价高昂（页11）。欧洲人来到东亚，虽然是为了通商贸易，但为遂行这个终极目标，促使他们需要建筑工人、需要翻译中介、需要生活物资的供应……需要种种在地的亚洲人的协助。华人工作勤奋、愿意学习、适应力强、逐利心重，最符合他们的期待。因此，无论是在澳门、马尼拉还是爪哇，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的欧洲殖民者都充分利用汉人为他们工作。相形之下，当地的土著都退居幕后，成为被动的事件参与者。不过，若说海外华人因为欧洲人为了巩固、建设与保护殖民地的关系而获益，那就不算完整观察了历史的真相。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当中，乃至于没有建立殖民地只建立贸易据点、成立商馆（factory）的地方，支配者仍然是欧洲人，华人则是在图利自身的情况下接受欧洲人的制度、听从其安排。欧阳泰（Tonio Adam Andrade）曾经为此提出了“共构殖民（co-colonization）系统”的概念。“共构”隐含着欧洲人主导、汉人配合的意味，比较贴切，也比较容许有想象的空间。再者，作为欧洲人殖民地的来客或定居者，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其实也透过给殖民主人缴纳头税、权利金、各种租税……而对欧洲人的殖民地（他们发展经济利益的空间）的经营做出贡献。过度强调华人的地域优势，类似于欧洲人的正式殖民，还是对欠缺国家支持的移民处境作完整的理解。王赓武教授〈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那篇名着提到海外华人与当地统治者交涉，只能以个人或群体的身分办理，不像欧洲公司，能抬出国家、君主，以壮声势。读者可以回味他说：“他们是远离中国省份的低下商人，远离朝廷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生活，发挥冒险的才能，遇到困难时，只能依靠同族、同乡和强烈的闽南乡土忠诚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虽然是讲闽南人，但用在潮州人身上也同样有效。“共构殖民”也可以说是海外华人暂时依附或配合欧洲殖民者，以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权宜作法。要言之，《遥远的海岸》是一部很有创意，颇能诱发思考的佳作。当然，这本书难免也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仅举数例如后，以供参考：糖业、潮州人与海南岛的关系可以加强说明。页47—48将“南海行”一名，说是“South Sea Guild”；“福潮行”一名，说是“Fujian-Chaozhou Overseas Guild”；同时也说活跃于中国沿海与东南亚贸易的福建船加上潮州船合称为“福潮船”。这一部分的认知显然与事实有所出入。“南海行”应更正为“海南行”。“海南”指海南岛，也就是琼州。清朝实施海禁期间与开放海禁之后的初期，海南岛与广州之间贸易兴盛。广州经手这项贸易的牙行遂被称作“海南行”。至于从事东南亚贸易的船舶在广东称作“本港船”，经手的牙行为“本港行”。专作中国沿海贸易的帆船才是“福潮船”，由“福潮行”经手。在“福潮行”出现之后，“海南行”就消失了。不过，潮州人早期到海南岛活动的人不少，澄海人因为擅长榨糖、煮糖，受佣到雷州、琼州工作的也很多。（乾隆）《澄海县志》卷六“生业”条就说“糖赤、白不同，皆绞甘蔗汁煮成。惟澄人习此，故以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因此，潮州人与“海南行”及“福潮行”的关系皆深，只是在这个名目下，两者皆仅作中国国内的沿海贸易。作者提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之后，有数百艘潮州船蜂拥至日本；又说阮氏安南治下收容了许多原本忠于明朝的潮州人（页47），都不准确。事实上，只有贞享四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唐船入口长崎港超过百艘，口船、奥船都有，潮州船不可能占多数。至于明郑余部入居越南南圻的，陈上川为广东高州人、杨彦迪为广东雷州人、鄚玖也是雷州人。他们的原乡都在广东西部，距离东部的潮州颇远。作者所言不符实情。她依据的是1909年LaFargue的文章，错过了Salmon教授2014年的专书！蓝鼎元曾经在潮州任官。他抵达潮州就任之时为1727年，当地刚历经三年饥馑。书中叙事与论证不时重复，用来说明潮州的粮荒与地方动乱之间的关系。讨论蓝鼎元治理潮洲普宁与潮阳，宫崎市定所译的《鹿洲公案：清朝地方裁判官の记录》一书应该参考。页306注28引Sakarai Yumio,2004，拼错了作者的姓氏。Sakurai Yumio（樱井由躬雄，1945–2012）才是正确的作者。他是一名越南史专家。Macauley引用樱井由躬雄的话说：“Taksin’s early military strategy basically amounted to the unification of [Chaozhouese] powers in the Gulf of Siam”（页53）。方括号所加的“Chaozhouese”并不是樱井由躬雄原有的文字，樱井原作“Teochiu”。建议还是完整地照录原文，然后在适当之处加入必要的文字。第二章一开头引用谢清高《海录》讲罗芳伯（1738–1795）的兰芳共和国。原文是（页45）：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1735-1796], Luo Fangbo of Guangdong traded here [West Borneo]. He was a heroic man who had mastered the martial arts and captured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multitudes. At the time, the local barbarians [Dayaks] often usurped his authority and [Chinese] traders were unable to engage in business peacefully. So Fangbo would lead a mob of fighters and pacify them.
《海录》卷中“崑甸国”条原文则为：“乾隆中有粤人罗方伯者贸易于此，其人豪侠，善技击，颇得众心。是时常有土番窃发，商贾不安其生，方伯屡率众平之。”将“窃发”译作“usurped his authority”、“屡率众”译作“would lead a mob of fighters”，释读与原文颇有出入。此外罗芳伯是嘉应州人，而非潮州人也需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