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写道：“街名一半店名呼，芦蓆稀稀草纸粗。一事令人惆怅甚，美人街上美人无。”这里的“芦蓆”“草纸”，都是街道的名称，聚集的是经营此类商品的同业店铺。在汉正街的两侧及江边，还有棉花街、绣花街、砖瓦街、打铜街、花布街、药帮巷、淮盐巷、茶叶巷、茯苓巷等，纵横交错，聚行成市。此外如新安街、宝庆街、黄陂街等，大体也是乡籍商人的汇聚之地。百工百业，行里行外，共同构成名镇汉口的繁盛商业空间。以行业、商品为街巷之名，在工商发达的通都大邑是常见现象。追索原因，实是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在城市经济地理空间上的存在映照。随着交通设施、信息技术的革新，行业的市场及空间聚集形态会发生变化，但毫无疑问，行业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直接体现，也是经济产业的中观构成要素。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行业的数量、规模、结构及其关联函数，都直接体现并影响着一国一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方式。在现代化及工业化进程中，行业的分化兴蜕较农业社会更为剧烈。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将人类社会发展共分为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经济部门是在不断变化更新的。在传统社会阶段，农业是主要部门，手工业和商业处于辅助补充地位。在起飞准备阶段，第一产业或者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到了起飞阶段，工业和制造业高速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推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的全面升级。及至到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及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导行业也在不断更替。在经济发展理论及现代化理论的不同学说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范式或有不同阐释，但都关注到了先导经济部门及产业分化、升级的重要性。在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讨论中，建立在不同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工业结构被认为是技术革命发生与不发生的差异要素之一。如何运用自身的资源及市场禀赋，在关键行业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对于起飞的准备和启动至为关键。不同的行业结构，不只是影响生产和消费，其在不同的产业系统中的组合关联会对技术、市场产生复杂的聚合反应。中国经济史学界早期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代经济发展的中心线索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中，已非常关注行业结构，有些议题就是在特定行业之内展开。所论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主要体现在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等，尤其以江南的纺织业为重点考察行业。这些行业经过长期的累积发展，生产规模、市场空间和经营方式都在成长进步，且在区域内形成行业聚集效应。在明清商业革命的论述中，也关注到江南的经济专业市镇以及行商天下的商帮群体。专业市镇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单一的粮食种植或简单的耕织组合，而是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蚕业、丝业、丝织、棉布、米业即是其背后的产业依托。徽商、晋商、粤商、鲁商、闽商、江右、龙游、宁波等商帮以血缘、乡谊相连接，构筑会馆，商行天下，但乡帮内还有行帮，行帮内又存乡籍。单一商帮往往在某一个或多个行业内占据比较优势，而难以普遍兼营。步入近代，随着国内国际贸易格局及新兴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开始发生结构转型和趋势之变。汪敬虞先生强调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吴承明先生更重视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近代化之变，但在具体分析之中，均注意不同行业的近代命运及市场表现。汪敬虞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吴承明、许涤新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都对不同时期的行业结构和变迁路径进行了系统呈现。在史料方面，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在1950年代组织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推动编辑了《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大型资料集。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和70年代末，为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编辑了大量行业史、企业史资料，包括卷烟工业、机器、水泥、棉纺、毛纺、缫丝、面粉、火柴、造纸、制药、橡胶、搪瓷等工业行业，还有棉布、百货、国药、新药、粮食、五金器材、进出口等商业行业。到19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编辑《上海市棉布商业》、《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等行业史料及上海机器、造纸、缫丝、丝织、卷烟、面粉、五金、百货、棉布、土布等行业史志。这些资料及行业史志的整理出版，揭示了近代主要工商行业的基本面貌，奠定了进一步拓展的学术根基。兹后，在商会史、行会史、工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企业史、市场史、商帮史及至城市史研究中，行业结构、行业市场、行业组织都是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关注维度。进入21世纪后，行业史研究取得显著突破，尤体现在行业经济、行业组织、行业社会等方面。行业经济的关注点是行业的企业构成、市场形态、经营方式、技术特性等议题。这一时期行业史关注的行业范围及规模都大为拓展，除前述一些重点行业外，许多原来关注不足的传统或新兴行业被发掘出来，如典当业、绸缎业、钱业、银行业、书业、出版业、糖业、轮船业、制药业、西服及时装业、咖啡馆业、经纪人业、旅栈业、百货业、自行车业、唱片业、电影业、化妆品业、汽车业、广告业、油料业、食品业、银楼业等。与原来的工业化取向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增加了对商业、服务业及新兴工业问题的关注，生产、生活和消费都被纳入到考察范围。行业组织的研究以同业公会最为集中。在会馆公所、商帮以及商会史的脉络延伸下，同业公会作为新兴的行业组织形态及商会的基层组织，在政府、企业与市场间的角色受到重视。在宏观层面，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及区域内的同业公会结构研究讨论较多。更多的是各行业的同业公会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同业公会在行业秩序、价格机制、经济统制、中外竞争、行业市场等方面的功效。涉及的行业同业公会，以银行业、钱业、丝绸业、机器业等最为集中，在区域方面则以上海、天津、杭州、汉口等地关注度为高。同业公会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其作为商人团体组织整合者的角色，还揭示出同业商人、企业在理性契约下的行业自治机制。政府也尝试将之纳入到财经政令及市场调控体系之中，到战时则以委托–代理的方式赋予其更多的公共职责。行业社会可以说是行业史研究的新取向，其关注问题不只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指标，还从行业产业链、生产消费关系、消费文化与社会需求、行业与就业、行业商人与地方社会等视角出发，讨论行业在整个社会系统及区域经济中的角色构建。在这一问题关怀下，研究者更加重视“人”在市场和社会中的主体性。不同行业都是基于社会需求而存在，不论是从业者、消费者，雇佣者、受雇佣者，都因行业市场关系而连接。行业社会具有内在的市场关联逻辑，但又是整体经济、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行业史的学术价值也在重新被发现和评估。吴承明教授在《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中主张从市场角度来讨论现代化的生发及路径，行业市场是重要着力点。朱荫贵教授对此持赞同意见，他关于近代航运业、近代资本市场的研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问题关怀。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学刊》第15辑发表了“行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方法与视野”笔谈专栏。朱荫贵教授撰文认为，行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行业史研究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近代以来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近代的行业史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运行；注意政府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重视资本市场。彭南生教授的笔谈文章认为，“行业经济史是经济史的重要基础，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上承整体的经济通史，下接单个企业史”，在方法上则有别于经济通史与企业史。樊卫国教授的笔谈文章，提倡从制度的视角，来深化近代行业组织研究。这些讨论充分肯定行业史在经济史系统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应加强对于各行业发展史的研究。2020年11月，同济大学举办了“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青年工作坊。2022年8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承接主办了第二届“中国近代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不仅涉及到诸多具体行业，也对政府与行业发展关系、抗日战争与行业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些新动向说明，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行业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来看待。行业不仅是具体的研究对象，还是观察产业结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视角，行业史本身具有较为特定的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从问题拓展与视角转换的角度来理解并推进行业史研究，确可为深入探析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化道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其一，从行业角度开展更多的个案及关联研究，可以对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解构重建，从而揭示原有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研究范式下被相对忽视的行业、地区差异。同时，透过行业之链及市场之链，可以进一步探析产业结构的内部关联及现代化的启动密钥。已有研究已经揭示，在近代经济转型进程中，不同行业面临的社会需求变化、竞争环境及技术条件等均有较大差异，因此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的进度并不一致。单纯以宏大的现代化叙事来对不同行业加以解读，会忽略很多重要的变量信息。在区域、全国及国际的范围内，差异性会更加放大。除了考察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行业外，对于原来关注不足的行业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近代国民经济体系演化的复杂性。行业史研究不仅要大量拓展研究个案，更重要的是要将之置于整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之中，分析行业内外的要素流动与市场关系，由此理解行业本身的资源配置方式及系统角色。其二，经由行业史来连接政策史、企业史、商人史、市场史，可以为理解近代经济的动力、形态、绩效及限度提供更加多维的视野。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政府、企业、商人都是重要的主体，各自角色不同但紧密相关。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讲，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极其重要，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环境，而商人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也与市场形态密不可分。企业的兴设及早期发展，主要取决于创新型的企业家及其经营决策，但企业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与壮大，则受到营商环境、市场机制的制约。现在的研究在以上领域均极为重视，但其中存在的悖论是，谈政策则多论宏观绩效，谈企业多重内部管理，谈商人则聚焦于团体、群体，谈市场言制度易论运行难，各者之间不同程度存在隔离，这对于全面把握政府、企业与市场关系，了解近代经济发展的合力因素并不利。行业立于政府与企业的中观层面，行业组织、行业商人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同业经营环境、行业市场秩序、商人集体利益有全面深度参与。同业公会、商会是商人理性契约下的集体组织，透过其讨论决策、组织行动，可以探知同业企业、行业商人的言行指向。同时，在行业层面，政策、企业、商人及市场也各具特色。在近代商会、同业公会档案以及报刊文论中，有极其丰富的史料。如将之与企业史料相结合，确可加强对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融合理解。其三，从行业维度来考察近代经济要素流动及资源配置情况，可以对近代中国的要素市场及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近代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原料、技术、设备、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与配置。这不是仅在行业内进行，而是全市场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已有的产业研究和行业研究，均重视对要素市场的考察。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工业革命的比较讨论中，经济要素、制度、文化等都是重要的观察点。在近代企业史研究中，这些问题也被视为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中外经济关系及近代行业史研究中，相关的研究也较为丰富。但归纳而言，仍存在一些不足。企业层面的要素考察与行业层面上缺少贯通，行业层面的考察重在内部而与社会关联分析不够。如果再加扩展，某一行业要素需求的解决，均需要其他行业提供支撑，供需之链由此建立，但也相互制约。从行业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加以理析，可以与政府、企业及社会层面上的要素流动机制进行对照分析，当可更明确近代行业的要素禀赋。其四，行业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还是透视社会的行业构成及“行业社会”的运行实态的重要出发点。早期的行业史研究，关注的主要是经济要素，部分涉及到劳资关系。在近代商会、同业公会研究中，对政治参与、社会参与问题有较多关注。但行业的关联范畴并不限于此，从行业的“人”的主体性出发，行业本身也是社会的构成单位。无论是作为雇佣者的东家、企业家、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是作为受雇佣者的职员、工人、学徒，或是个体工商业者、摊贩，透过人口、职业、就业以及业缘、乡缘、经济组织的连接，从业者的职业活动及分群结社都使行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维度之一。西方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将行会组织及其治理功能放大扩张，从而以之替代国家的部分公共职能。在明清时期，会馆、公所在地方上也会扮演着一定的公益角色。以行业来划定社会治理维度，其中内含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是以行业为单位构成的。各行业的从业者会隶属于企业、商号，同业公会、工会，及至在地区及全国范围内实现行业整合，但在社会参与方面，仍具有相当鲜明的行业本位特性。行业利益、政府委托职能和公共角色未必一致，会对行业组织的集体行动产生阻抑。近代政府在设定同业公会的市场及法律地位时，不仅赋予其合法的经济自治权，同时作为法人，也要承担政府委托职责。在政府强令全国各地设立同业公会之后，行业在地方经济、全国经济体系及至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益发凸显。行业社会的维度之下，强调的正是基于供需关系、同业利益和从业关系而形成的市场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同业内的从业者可以获得经营及生计收入，也得到同业认同，实施集体行动，参与社会。行业之外的人也会以消费者、市民等不同的角色加入其中，获取行业提供的有价商品、服务及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从业者本身也会以不同身份参与到其他维度的社会生活圈际，从而使行业社会呈现出开放的特性，但其主体仍是同行业的从业者、经营者及其团体组织。在地域和关系这两个维度上，行业社会的存在形态会有所不同。在地区范围内，同业经营者的聚集就会形成行业特色鲜明的商业街区，使行业社会具有空间上的相对稳定性。放之于全国，行业社会往往是以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工会或其他同业商人、企业的联合组织来实现连接整合。前文所指的行业街，其背后的市场及社会逻辑正在于此。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也有利于信息沟通和集体协商，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如果从行业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同业内外之交互关系，有助于厘清行业从业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逻辑。如果由街区而延伸到城市、区域，甚至是全国和世界，行业的边界也会相应延伸。行业史拓展有极其丰富的档案史料作为支撑。历来经济史研究，往往欠缺商人、企业、商号及市场方面的史料。原因在于，民间的商人、商号未进入官方的档案整理系统，其日常经营形成的文献易流失散佚。历来常用史料，以食货志、碑刻、方志、赋役等为主。明清不少知名商人能够入传者多非因经营功绩，而是以公益、捐输、艺文彰显。近年来，民间账簿及企业史料的发掘，扩充了近代经济史的史料来源。在行业史方面，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商会档案、同业公会档案。自20年代80年代以来，商会档案成为商会史兴起的基础，商会档案中也蕴藏着组织史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史料。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与政府、商会的往来函电、组织会商、集体行动也见之于档案之中。正因如此，商会史研究在经历较长时间的繁荣后，仍能在议题、方法上不断保持更新。同业公会档案早期受到关注，但缺少专门的整理与利用。在不少档案馆的编目中，同业公会档案是独立于商会档案之外的，行业数量极多，案卷规模惊人。目前利用较多的，是上海、天津、苏州、汉口、厦门、南昌、重庆等地的同业公会档案。在这些通都大邑之外，在一些中等城市及至县市档案馆中，也都大量的行业档案尘封未用。如能进入研究的视野，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史研究，而且由区域而至全国，可以对各行业的全国分布及发展情况进行更深入的探析。本丛书定名为“行业史丛书”，立意正在于以行业档案史料为基础，推进对近代行业史的系统研究，进而加强对近代产业结构及经济转型之路的理解。鉴于行业数量繁多，难以尽述，择定近代若干行业，不求完全，意在尝试，希望能够揭示出一些行业的历史轨迹与内在特质。这一计划的起步，最早起于朱英教授主持、个人参与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同业公会与当代行业规范”。在2004年结项书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深感单纯从制度及宏观层面上的讨论难以触及每个行业的核心发展问题，同时也希望加强贯通研究，又申报了基地项目“近代行业市场及行业秩序”。项目在宏观上继续保持对行业组织、制度及行动逻辑的关注，但重点放在扩展行业个案之上。后来，个人的主要兴趣向财政和税收移转，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陆续指导了多篇博士论文对近代行业史展开研究。本丛书目前已确定收录的多本著作，大体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张鑫博士的《“美丽经济”—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列为第一本，以上海档案馆收藏的化妆品业档案为基础，辅以行业期刊及报纸史料，对外国化妆品的引入传播、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兴起、化妆品的营销、化妆品的消费及化妆品与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化妆品业以往研究较为零碎，本书的出版，可以为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的变迁提供较为系统的阐释。庄蕊蕊博士的《近代上海电影院研究》、陈春兰博士的《近代上海的银楼业》这两本著作也是博士论文的成果，同样也使用了上海档案馆的行业档案，试图结合行业内外因素，对行业的兴起、变迁及其在社会、经济及生活维度的影响展开讨论，既揭示行业经济的逻辑，也探讨行业社会的图景。无论是从史料基础，还是从选题来看，这几本著作都具有较强的创新价值。所论行业，也都是此前研究较为欠缺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近代产业及上海经济的行业版图。这几位青年学者，也经由行业史的路径前行，进入更为宏阔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后，丛书计划仍将继续，关于橡胶业、旅栈业、纺织业等行业的研究成果也会纳入。行业史议题丰富，史料充实，仅凭丛书的数本著作，绝难达致初衷。但行动就是开始，希望本丛书能够激发更多有志者的学术兴趣，期待有不同区域更多行业的历史图景得到展示。汉口的行业街，上海老城厢的城隍庙，天津卫的估衣街，重庆朝天门的八省会馆，杭州的清河坊，古老的商巷会馆诉说着历史上的繁华。行业聚集，商旅往来，货通天下时，城市与社会都呈现出勃勃生机。近代口岸开通，铁路铺设，轮船驰行，人口、工厂、商号更向中心城市和沿海聚集，经济地理的空间形态发生变化，但行业之链、市场之链的延伸不断突破边界，穿越时空。及至当代，科技园、工业园、开发区遍布九州，成为各地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完善产业链、强化比较优势，也仍是其中的重要逻辑。行业史研究，不仅在探究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追索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产业革命密码、寻求关键产业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历史之基。向上，可以与政府经济管理、宏观经济体系、国际经济格局相连接；向下，可以与同业企业、市场运行、产业升级相响应；如横向贯通，也可以考察不同行业的经营者、从业者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多元角色。从行业的维度观察产业、社会变迁，可以获得多线程的研究进路和比较经验。期待各领域的学者合力共进！
第一种 张鑫《美丽经济——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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