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前，我成了恢复高考以后来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批新生。记得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刚刚过元宵节，贵州冬天的尾巴很冷，春天的暖意却还没到。说是过节，但那个时候既没有过节的心情也没有过节的气象，正月十五既不观灯也不吃元宵，何况是远在苗疆的小县城，傍晚只有几处昏黄的灯光闪烁，街上也冷冷清清。在单位里看到印了“北京大学”红色字样的信封，知道有好消息，便风驰电掣地回家，和父母一起拆开来看，现在记得的只是，从来沉默少语的母亲，竟然很失态地大笑，但我在这笑中体会到的是她心里的辛酸。真是没法不辛酸，母亲是中学教师，当过全国群英会代表，和毛主席合过影，随父亲下放到贵州的县城后，在一个很差的中学里任教，从来兢兢业业，可是却在文革中被揪斗来揪斗去，自己的儿子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十年里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煤矿里挖煤，怎么能不辛酸？
但就这一纸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心情。Ⅱ那一年开学不是在通常的九月，是在初春的三月。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第一次发榜、第一次开学，一切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的事儿，当然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住了十七年的贵州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我丝毫没有毛主席回到韶山冲那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豪情，相反的，倒是经历文革十年突然换了天地，仿佛有些暗室久住乍见阳光的晕眩感，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刚进北大有些“找不到北”。有趣的是，初来乍到就被杀了下马威，那时候，大学里不像现在对学生那么“宝贝”，一来就让我们新生和“梁效”们一起平整操场，初春北京的风很大，对于南方人来说，夹了细沙的寒风实在可怕，几天下来，就觉得很郁闷，因为对我们来说，在家也修地球，到了这里还修地球，一腔热情仿佛被“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一桶冰雪水”，心情和气温一样，快冷到了极点。
幸好，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渐渐进入了学习，也开始了古典文献钻故纸堆的生涯，也越来越多地见识了我们专业的老师，像周祖谟先生、阴法鲁先生，以及裘锡圭、金开诚、严绍璗、向仍旦等老师。那个时候，老师稀罕学生，毕竟大学十年没招生了，老师对这些大大小小年龄悬殊的大学生既觉得陌生，又觉得好奇，更有些超出一般师生关系的重视甚至珍爱，觉得这下子可以甩掉文革的阴影，“而今迈步从头越”，所以，大家心里都揣了很多很多的希望，也装满了很多的温情。Ⅲ从这些老师那里渐渐地体会到了北大学风。
北大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有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常常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时流的学术风气，这种学术风气不仅自由和开放，也有现代学术的那份严谨和规范。三十年后，我常常重新反省自己所学的古典文献专业，就很有感触，这些感触虽然不是“先见之明”，但是真的是“后见之清”。据说，这个当年特意设置、在几十年里曾经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业，现在已经面临危机，也许现在的学生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枯燥乏味，但是，当年的古典文献专业却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魅力。特别是，它的训练很有些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那种打通任督二脉的练“内功”，虽然当时并没有花拳绣腿可以炫耀，也不能现炒现卖包管实用，但是，这些知识给学生，却让他长久消受不尽。学问的事情，并不像百米赛跑那样瞬间激动人心，倒像是马拉松，要到了后半程，才看出功力的深浅和速度的快慢。所以，我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就写了这样的话，“学知识仿佛牛吃草，有时需要反刍才能真理解，当年想不明白学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直到自己去翻检古书才知道这门学问让人能够迅速查找资料，直到自己研究学术思想史才觉察目录学是所谓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门，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当年总觉得学校勘学，真是繁琐餖飣，要到自己去摸那些没有人整理过的简帛文献和线装书，才知道这种比西方‘细读’还‘细读’的方法，实在是在古典中发现新知的入门手段；当年觉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枯燥乏味，也是到了阅历较多，才知道那时即使只学得一知半解，如今也不知不觉成为判断学术的本钱”。
最初并不能完全理解，按照当时专业老师的说法，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学生很“野”，很多人都会写一些随笔、散文、诗歌甚至戏剧小说，谁耐烦枯坐点读、对坐校雠、一板一眼？记得我在上北大之前，也读了一些古书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但也读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现在还记得的有三类，一是各国历史，像《圣马力诺史》、《匈牙利史》之类的书有好几十本；二是苏联解冻后的小说，像《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之类；三是翻译的各种国际政治读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类拔萃之辈》。当然，也读过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国家与革命》，甚至还读过当年上海出版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关于“宇宙红移现象”、“板块漂移说”的文章。可是，北大毕竟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大学，古文献毕竟是一个“整理国故”的专业，因此在那几年中，为了要养成既规范又严谨的学院研究之路，我们经历了重新给知识“洗牌”，用时尚的话说就是重新“整合”的过程。
经历这个过程，才渐渐进入学术之门。Ⅳ如果说，当年的北大只是培养专业化的学院“从业员”，让人在知识领域中亦步亦趋，那就错了，当年的北大在人文领域中，不仅注意培养专业的规范和严谨，也在那个自由开放的风气中，给学生以宽的眼界和高的起点，所谓大学之“大”就在于此。
看第一流的论著、做第一流的题目、找第一流的学者过招，北大在中国学界的特殊地位，确实常常给学生以自信，但是只有自信并不能成为一流学者，第一流的学者需要有最大的视野、最高的境界和最广的知识。北大当年的好处是，它聚集了一批最好的学者，而这些最好的学者，又都在课堂上讲授，讲授的又是最前沿的知识。前面我们说，经历十年文革的老师，对学生很钟爱很稀罕，所以恨不得倾囊相授，好多老师居然课余会跑到学生宿舍来，盘腿坐在学生的床上，和学生谈天。这种古人所谓“亲炙”，比起在教室里师生分坐上下照本宣科地讲课，要亲切得多，很多课堂上讲的专业知识，后来可能忘记，但课余闲谈时那些经验和体会的不经意传授，却常常让人一生受用不尽。
当然也有大学者开设的笼罩性课程，给人以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知识。记得有一门是中国文化史常识，那个时候，这门课在北大中文系很受重视，请来讲课的教授，段数很高，包括邓广铭、史树青、刘乃和等等这些名教授都来上课。他们所讲的“文化史常识”，包括绘画、官制、科举制、音乐、天文、地理等等，跟王力先生《古代汉语》一书每节后面的“古代文化常识”意思差不多，分门别类，由这些专家来讲，程度就比“常识”要深得多。记得一位先生曾来讲过天文历法，从十九年七闰，黄道赤道，讲到太岁超辰，我们当时听的一头雾水，显然知识基础不够。还有一次请某先生讲服饰史，那个时候没有透明胶片，也没有powerpoint，讲的人自己脑子里面很清楚，可是我们只能根据他的描述去想象，到最后也听不太懂。不过，这门课最大的好处是，它使我们见识了很多著名教授，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渊博和深刻，不仅是以后拿来作为谈资，而且更重要的是“见贤思齐”。当学生的眼中有这些一流人物的形象，耳边常常有这些一流老师的声音，而脑子里常常会有这些一流学者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学生自己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努力做高水准的事情，而不至于无底线地下滑于流俗之中。
我想，好的大学不可有精英的傲慢，但要有精英的意识，不能自视为天下第一，却不能没有争天下第一的心胸，要在“华山论剑”，不能在“门槛后面耍大刀”。Ⅴ三十年了，历史随着时间大都消失，在记忆中留下来的常常只是片断。不过尽管是片断，它能够被再次唤醒回到回忆中，说明它是那个时候心底珍藏的最重要的东西。
2008年2月29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