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德〕普塔克：岛屿学何以可能——以宋明之际浙闽粤岛屿史为例（上）

文明大视野

近年来，不少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学者从事“小”岛研究，有些甚至只关注岛礁。学界将各类岛屿研究统称为“岛屿学”（nissology），此词源自希腊语νῆσος（岛屿）。若将岛屿学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由此触及的问题将会一一展现：以何标准界定被海洋包围的陆地是“大岛”还是“小岛”？仅以面积作为衡量标准足够吗？岛屿研究是否可以弱化空间地理维度的影响？比如，将德国赫尔戈兰岛（Helgoland）和格陵兰岛从欧洲和美洲大陆版图抽离出来，归为一类，或者更多围绕着“大”“小”岛屿功能进行讨论。又如，人们从何时，为何目的，以何方式和频率开发利用岛屿？他们如何看待无人定居的海中沙洲？又如何处理湖泊河流冲积岛？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岛屿是否应加以区别对待？

比如，如何处理那些曾经是岛屿，但后来由于土地开垦或自然沉积而与大陆结合在一起的区域？时间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随处可见，比如黄河的分流和珠江三角洲的变迁。我们从古籍和地图推断，早期的广州几乎直接与水域相连，确切地说是连接后来被称为伶仃洋的北缘。但由于西江主流和支流各个水道经年累月源源不断地将泥沙带到海里，伶仃洋水域的面貌以不同速度被强有力地改变了。这样的历史进程对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极具吸引力，包括地理和地质学家致力的地质地貌研究、关注迁移历程的微观史研究、对岛屿景观的经济学研究等。

在此之中有一件事情愈发清楚：我们更惯于从“大陆”角度看待岛屿世界。当地少人稀的小岛没有与比它更大且资源丰富之地建立稳定联系时，人们似乎就不会关注这些小岛了。比如，地处“偏远”的大西洋南部阿森松岛（Ascension）和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两地人口极少，但早期它们却是穿越那片未知海域漫长航路上的中转站。换言之，如果没有国际贸易潮以及由此与其他地方建立的稳定联系，小岛居民几乎无法生存。

较大的岛屿，如海南或台湾，应归入其他类型。固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外部关系”抱有兴趣，但纵观历史可知，这种“规格”的岛屿可以长时间保持近乎封闭的状态，包括当地土著部落。这说明，早期岛屿史通常是由他者重构书写而成，其中不乏那些祖上来自大陆的本地人对“岛屿”的思考。

基于历史维度，我们可以关注马来世界。它的复杂历史似可说明：对于小岛的关注，往往始于那些生活在（部分地区）人口稠密的大岛、置身于多元文化之中、且与遥远分支网络保持联系的居民，而住在小岛或群岛的本岛居民，尝试去了解自身历史及自身影响的可能更少。所以，这项任务主要落在外来者身上。他们在物质、军事等方面更具优势，因为他们拥有一套相应的广泛的“外部感知”（perception of the other）工具。如果这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切合实际，那么——如开篇所言——岛屿“规格”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这一次不是由空间来定义，而是由人口统计学来定义。

当然，最好在一个整体模式框架下去阐述此类思考。但这不是本文的宗旨，因为这需要更多具体案例。本文更想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南方沿海岛屿，提出相关问题，即使有些问题无法得到答案。 

按一般方法继续探讨上述想法仍是可行的。从局外人眼光来看，人口稀少的小岛几乎总是与当地关系、区域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等不同的结构体系捆绑在一起，而这大概也存在于当地常住居民自我意识中。对于大型岛屿而言，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未必一定会发生，因为它们常被视为小型大陆。人们可以想想加里曼丹岛上许多所谓的或实际上相当封闭的族群。

在早期，他们显然是相当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延伸到邻近海域的复杂网络，他们的生活也不太受影响。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过去的安达曼群岛，当然它们是更小的岛。其中一些岛屿由于其原住民的防御态度外人无法进入，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代。

研究小型岛屿，在最广义的范围内讨论其自然空间、人口统计和历史变迁，意味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把视角从外部转向其自身。

为此，这里将引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其他学者的理论。“地中海模型”涉及很多岛屿以及诸如“封闭孤立性”或“孤岛性”（insularity）这类概念。而其价值更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这个模型应用于亚洲海域及岛屿。若将南海视为一种类型的地中海，那么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以及离岸岛屿和群岛就处在一个广阔的，以海洋为导向的“感知系统”（system of perception）中。

以长时段视角来看，当代政治边界在这个系统中只能起到次要作用。在这样的视角下，复杂空间里的岛屿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包括南海北部的岛屿学研究。它也处于一个方法（论）上的次要位置，并被“更高”级别纲领所指导，甚至因为利益而工具化。

除了布罗代尔那种带有欧洲笔触的“跨国”全景图模型，我们当然也可以设想另一种模型：构建一个抽象的“封闭孤立的矩阵”，让它脱离具体的区域。人们可能倾向将这种具有“典型”海洋特徵成分组成的大杂烩称为“中立”。

但是，这种模型真的“中立”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普遍性的定义受制于定义者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会有意地否认，给出无关紧要的解释，并通过选择性比较来达到其“目的”，这种主观影响甚至是无意识的。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一种无所不包的客观性。打个比方，人们就像透过一扇永远擦不干净的窗户去寻找真相。无论人们如何尝试，岛屿学研究都会囿于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而视角的选择依旧两难，我们几乎无法摆脱这种困境。

这里尝试勾连出更多的关键词。像“封闭孤立性”或“孤岛性”（insularity）这样的词汇更多是在现代文本中出现。这个词除了与岛屿相关，也有超出本意的引申义。引申义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insularity”或葡萄牙语的“insularidade”在互联网上出现的频率比德语的“Insularität”高得多。这是不是因为德国人更喜欢从陆地而不是从海洋上看世界？而德语又比欧洲近海的其他语言更远离岛屿？那么，什么是“封闭孤立性”或“孤岛性”？

是岛民自己创造了这样的术语。他们用合适的内容填充了复杂的音序，还是这种（再一次）创造是来自异域的“神灵”？当人们为了寻求相应的表达而不得不在其他语言人为造词会带来什么影响？

另一个主题是“认同”（identity）。数十年前人们对这个概念还很陌生，也几乎意识不到它。今天我们已能在许多语言中找到它的对应词汇，但学界还无法评估这一词汇在不同语言的语义和应用范围是否一致。“认同”真是等于欧洲语境下的“identity”？“认同”一词经过中国本土化阐释后是否已经内化成人们的常用词汇？人们是否进行过“认同寻找”，并有目的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可能的他者认同边界界定出来？新兴词汇是否会无意间促进新差别的形成？

这样的思考也可以扩展到岛屿社会。什么是“岛屿认同”（island identity）？如果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一个对此陌生的社群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主要在大陆形成的概念无形中促进了岛屿群体的自我认知，从而使以前少被提及的岛上群体和邻近大陆居民之间的差异“最终”显现出来，即便两个群体同属于一个语组。

猜想无边无界。也许“岛屿认同”是突然发生的。岛民出于愤怒或抗拒，在精神或其他形式上挑战邻近的具有文化影响力的大岛或大陆，进而产生对本岛的认同。事实上众多因素会渗入这一图景，甚至是渗入产生这幅图景的根源。而颇为一致的是，岛屿往往是陆地居民的憧憬之地。小岛则受益于旅游产业，受益于人们对岛屿的积极印象，以及受益于对大陆的消极偏见。但是之前是怎样的呢？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狂热的小岛爱好者”吗？

在这里，人们会想起天堂般小岛的故事，想起那些无法估量的财富，想起昔日的金银岛，或想起围绕蓬莱和许多仙岛神话的隐喻。许多典籍中都有相关记载。由此产生的文学母题几乎存在于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并流传下来。我们不必在此叙述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值得探讨的是，这种精神上的“避世”在多大程度上会触及“普通人”，而不仅是知识分子？

岛民自己呢？那些长期往返于山东“蓬莱”地区的渔民是否知道，内地士人们在幻想着岛屿之外还存在充满无尽宝藏的梦想之地？很难说。诞生于陆地视野下的宇宙模型，对于不熟悉写作和阅读的沿海居民来说是陌生的。在这样的想象中，山和水、陆地和海洋，各有其处。而真实的岛屿往往与那些从未见过海洋者在陆地上所构想出来的图景相去甚远。

在欧洲观念中，岛屿的价值作用有别于中国。若无岛屿，希腊文化的诞生与繁荣不可想象。围绕着地中海发展壮大的罗马帝国，控制着位于重要贸易路线交汇处的多个岛屿，地中海因此就像一个罗马治下的大内陆湖。而站在不列颠群岛、波罗的海这样的大西洋陆地上，我们的目光很快便会落向海洋的尽头。无论哪种类型的岛屿，它们都彼此联结，有时甚至影响着大陆的命运。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也曾出现过以海洋为导向的权力中心。虽然其政治和文化中心都地处海岸，但决不能将其描述成典型的海事国家（基于希腊语的thalassocracies）。比如，三国时期的孙吴，五代十国时期短暂存续的闽（909—945）、吴越（904—978）和南汉（917—971）。

中国东部沿海区域内部的交流并不限于岛屿与海路。陆路也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比海路、河路更重要。人们曾穿越东海、黄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建立联系，但历史上这个区域从未出现过政治上或文化上的统一，即使地理上海洋把它们勾连在一起。尽管海洋可以作为相似系统之间的空间交流区，但沿海地区的政治运作自有其道。隐晦地讲，这意味着岛屿之于曾经的中国沿海政权也不过是“附属物”而已，所以它们很少成为历史的焦点。可能只有一些地方势力曾依靠岛屿短暂独立存在过，但其大多被大陆视为“法外之地”。

这些势力包括几个倭寇集团。除了附近大陆的港口和据点外，他们还曾短暂控制一些群岛和偏僻小岛。在16世纪中叶情况尤是如此。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详细信息，也已有论著对此进行论述。另一个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统治台湾和福建部分地区超过二十年的郑氏贸易集团及其执掌者郑成功。对于郑氏来说，澎湖列岛、南澳、金门和其他岛屿非常重要。由于集团内部成员大多来自福建，郑氏对台湾的管理依然沿用中国大陆行政体系。那么，“在那个时代从特殊岛屿环境中诞生出一种特殊政治和行政文化”这种说法就值得怀疑。

抛开上述具体语境，重新梳理一下：大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离岸岛屿岛民的“自我认知”及其生活？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无法在脑海中重演历史，只能进行大致的猜测。那么，斗胆提出假设：直到宋代，人们对中国沿海岛屿带的地理、历史和文学详细信息还知之甚少。尽管当时的数个地名得以留存，但文献材料对岛民历史及岛上社会经济状况的准确信息记载很少。更确切地说，文献内容更多呈现了一种印象主义手法美化后的历史真实。所以，脱离大陆视角，从内部去看岛屿自身其实并不容易。

宋末以降，特别是明代，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即书面材料提供了更翔实的关于中国岛屿地理及其他“实况”信息。但我们依旧不能忽视文本材料和版本流传的问题。许多保存至今的明代方志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而明以前的方志大多佚（yì）失了。从现有数据看，我们并不清楚明代以前人们对岛屿兴趣如何，又记录过多少与岛屿有关的信息。如果这些文献得以完整保存，我们将会更了解历代情况，而宋至明的史料也不会跳跃得那么突兀。

暂时先搁置解释性问题。无可争议的是，明代数据从不单独记载倭寇在中国近岸岛屿的非法活动和侵扰，而是同时记载小岛当时的个别地点、庙宇、建筑、渔业、农业、手工艺品、动植物资源、行政机构和军事设施等情况。

显然，这些小岛承担着多种职能。从海员角度来看，特定岛屿可以作为陆标，提供锚地，充当补给站，成为构建复杂海运网络的一部分。这就回答了为什么明代以降“针路”、包含众多岛屿信息的海防图及各种地方志，数量剧增。宋元时期虽有类似记载，但就其材料的丰富度和准确性而言无法与明代相比。

而欧洲的岛屿发展路径则完全不同。巴利阿里群岛、马耳他岛、西西里岛、撒丁岛等并不轻易进入大陆视角下的叙事。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并且总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特存在。换言之，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便影响岛屿叙事的方式，如上述对明朝中国的假设，在地中海地区并没有相关发现，因为欧洲沿海国家普遍具有多层次的海事传统。而中国的岛屿几乎总属于另一类型。

也许各自地理条件的差异及其由自身或其他因素所导向的不同岛屿功能造成了两者根本上的差异，比如，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相关岛屿的人口比重。若考虑这个因素，海南岛和台湾岛之于其他中国沿海岛屿可能会产生一幅稍微不同的图景，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全景图（panorama）相似。不过这个观点仍待验证，也不为所有人认同。

他们生活在船上，靠捕鱼、手工业和零售贸易为生，往返于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小岛。他们是否对某些“岛屿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岛屿文化仅体现在他们的生活上吗？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多大程度上由疍家人主导？这种文化在过去几百年间何时又为何发生了改变？如何定义“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

不止这些问题。浙江舟山群岛如今已开发为旅游区，建有完善的交通系统，通过桥梁、机场、轮渡与大陆连接。舟山群岛对古代的吴国、越国可能也很重要，不过相关文献记载甚少。虽然有相关考古发现，但舟山群岛是否被纳入越文化圈尚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越地区或所谓百越的认知是由中原文人建构的，他们几乎没有具体描述南方当地的情况，而其塑造出的南方刻板印象却代代相传。

但即便到了明朝，有些事情仍晦暗不明。因为那些出自大陆文人之手、出于中央及地方政府需要记载的资料有时过于简要，主要着录诸如舟山群岛一带的倭寇流贼、往来的外商、骚动的平息、重要的双屿港锚地尽毁等信息。舟山群岛的妈祖庙虽被提及却没有深入描述，仅三言两语言及其拆除之事。基于此，即便岛屿文化确实存在过，我们对其的探索也已无计可施了。

甚至有种猜测，16世纪中叶的明廷有时也把沿海地区多元的文化传统视作威胁。其自成一体的身份认同、宗教信仰让明廷如芒在背。因此，边缘文化要尽可能贴紧内陆主流文化，避免其独树一帜。岛屿作为沿海地区的一部分，也被卷入这股激流中。

若以上论述准确，那么与其说是大陆以某一固定模式接纳了岛屿，还不如说是朝廷与沿海地区之间存在一种“对立”。这就开启一个在汉学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将目光聚焦于岛屿学要素，边缘与中心的问题覆盖了想象的岛屿与大陆相对立的问题。这类事情是否曾以弱化的形式存在于更早的时代？这需要精确的验证。此外仍需考察：所谓的边缘地带向“内陆”延伸了多远？从时人角度看，想象的或实际的岛屿带又延伸到了哪里？类似的问题可以放在许多由大陆与岛屿组成的国家或地区考察，比如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希腊、韩国和加拿大东部等。它们复杂的岛屿世界都拥有一段独特的历史。

让我们回到舟山群岛。有一些从外部视角，而不是岛民自身视角记载的资料，比如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名著《远游记》（Peregrinação）。此书运用虚构与现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描述了16世纪中叶那些独立行动的团体在中国沿海从事贸易时，非法的强盗活动相伴而生。这正如大陆官方所载。平托让我们相信，在海上确实有行径恶劣的团伙，他们袭击沿岸的村庄和城镇，烧杀抢掠。同时，他还强调了双屿港的国际地位。按他所说，葡语写作Liampó的双屿港居住着数千人，其中包括一些拥有房产和教堂的葡萄牙人。

总之，在平托眼中，双屿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岛屿港口。然而，关于岛屿本身的文化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平托的作品更多的是从葡属印度角度写作，展现葡萄牙商人和探险家的视角。无可否认，这其中融入了非常个人的成分，伴随着对自己和同胞的评判，交织着嘲笑、讽刺和幽默。

回顾明以前的材料，我们似乎对舟山群岛情况的掌握有所缺失：仅介于陆地汉人记载和外来者所留少量信息之间的本地岛民对自己的看法。而中古时期和近代早期岛民对自己情况了解如何，我们只能臆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