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珊 | 2021—2022年明史研究述评

2021—2022两年间明史研究成果众多，除专门研究明代的论著之外，还有许多涉及元明史、明清史，以及将明代相关问题置于更长历史时期中的研究。因篇幅有限，不能尽述，兹择要论述如下。

(一)多角度、全景化的动态研究。无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还是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展现出了更多的动态细节。比如制度的实际演化步骤、政策的具体执行方式、决策的场景和运作环节，这些细节让相关研究更加生动，同时也呈现了研究者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考量。李小波《明代热审与大审制度再探讨》(《文史》2022年第3辑)中总结明代制度变迁的一般阶段性特征，即“洪武以降诸多一时之举积累而成惯例，在正统到成弘时期渐次瓜熟蒂落，经过清理整合，形成后人熟知的一代定制，且有很多沿用至清代”。明代许多制度和现象都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在时间分期上各有不同，但具体走向常有相似之处。解扬《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考察了相关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基层文化精英有机会通过科举制度之外的选任机制进入庙堂，这使中央政府保持凝聚力和依附力。吕成震《明代京畿道的设置与运作研究》(《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在探讨制度演变的同时，认为层层叠加的监察体制非但没有发挥出实际的监察效果，反而增加了朝廷的治理负担。陈时龙《明代诏敕的赍送与传播》(《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相关运作细节体现了皇权对明代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毛亦可《明代文书行政中的地方社会意愿表达》(《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分析了在部分地方事务中，里老、生员、乡绅等特定群体联署的公呈作为地方社会意愿的证据，成为政府决策时必备的文书凭证的现象演变过程；她的《论明末乡绅地方公议的程序——以〈祁彪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则分析了公议的召集时间、场所、议事环节、模式、议事方式等细节。

(二)档案文书等材料的应用。文书档案等材料的使用，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都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伍跃《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利用新发现的勘合资料，提升了人们对相关制度的认知。赵令志《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指出，这些敕书呈现了明末女真各部势力消长并渐被努尔哈赤统一的历程，随着羁縻卫所制度名存实亡，敕书的政治功用基本丧失，仅成为入边朝贡贸易的凭证。孙继民、宋坤《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该书与一系列后续研究共同展现了明代社会经济史中的诸多细节。此外尚有吴才茂《明代卫所军户原籍田产处置初探——以清水江文书“成化二年转批粟文海田地合同”考述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杜立晖《从〈毅庵奏议〉纸背文献看明代官吏考核制度》(《历史档案》2021年第1期),宋杰、刘道胜《洪武四年绩溪城市儒户葛善户帖探研》(《历史档案》2021年第2期),耿洪利《小黄册所见明初浙东地区民田考略》(《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和《明初处州府遂昌县某里小黄册人户土地占有情况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5期)等。可以预测，纸背文献等文书档案资料仍是未来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增长点。当然，新材料的使用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尽量做出精确考证和充分解读，如蒋宏达《“崇祯二十四年黄册”新证》(《史林》2022年第4期)分析了黄册中法定造册年份和预编轮役年份的区别，并澄清了以往的误读。

还有许多文献被重新解读。如刘正刚、高扬对“例”类文献的一系列研究，《明嘉靖朝依“例”经略河西走廊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这类文献中保留有大量原始材料，可据此研究当时河西走廊面临的困境和应对措施。刘正刚、李东霖《明成化时期江西“好讼”现象与社会转型——基于条例的考察》(《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据《皇明成化条例》中多条针对江西人的事例，认为这与当时江西人口流动频繁、异地经商活跃有关，却与明初禁止人口流动、重农等政策相左，反映了成化时期社会转型的倾向。

(三)政治和制度史研究中视角和叙事方式的具象化。这类研究常有以某一个体、事件为线索展开的叙事分析。如崔广哲《虞山绝婚与万历党争》(《历史档案》2021年第1期)认为绝婚案是万历二十一年内阁派与反内阁派斗争的高潮，开启了晚明六十年党争的格局。朱曦林《纶扉宦梦：黄景昉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以人物为线索呈现晚明的纷繁时局。万明《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古代文明》2021年第4期)为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复杂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细节。承载、刘奥《蒋绍煃〈秋山图〉与晚明时局》(《史林》2022年第1期)利用不同领域的史料，分析晚明人物和政坛纷争的相关问题。这类切入方式是历史书写的一种趋势，在资料整合和接受度上具有优势，而明代史料保存较为丰富，有利于叙事的展开。

(四)关于科举制度的运行细节研究。汪维真《明崇祯十五年直省乡试加额与录取事实》(《史学月刊》2021年第11期)展现了内忧外患中的决策，认为临时政策被清朝继承，是清承明制的一种具体表现。丁修真《明代福建地区的科举竞争与地域专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认为各地区科举优势建立在专经基础上，而科举人数的消长取决于各地专经实力的变化，杰出的科举人才往往能带动地方科举发展。刘明鑫《明代会试考生应考旅费考察》(《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丁修真《明初科举小史：洪武六年郑真赴试事迹发微》(《史林》2021年第6期),吴航、刘桂娟《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安徽史学》2021年第4期)等展现了明代科举制度的诸多侧面。

(五)中外关系研究的范围扩展。学界在延续中国与朝鲜、日本关系研究的同时，还涉及对菲律宾、安南、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以及对内政与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万明《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的历史真相——兼论正嘉之际中外关系转折与文化变迁》(《南国学术》2021年第4期)认为武宗时期的弊政多与永乐迁都以来宫廷中的外来文化相关，而嘉靖时期清除弊政导致了“闭关”的发生，深刻影响了陆海丝绸之路的际遇和中外关系的发展。李庆《明万历初年中国与西属菲律宾首次交往考述》(《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明代官方文书在传统的华夷叙事模式下，主要意在体现外邦“感慕圣恩”、王朝“怀柔远人”的气象，而非谋求完整和完全客观地记录交往历史。黄阿明《再论明嘉靖朝勘处安南之政策》(《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探讨嘉靖十五年征讨安南决议的出台、慑降政策的形成，以及处置莫氏归降事宜等问题，以观察相关政策的变化轨辙。李兴华、西班牙学者罗德里戈·穆尼奥斯·卡布瑞拉《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史学集刊》2022年第3期)研究了将亚洲与拉丁美洲联系起来的跨海洋区域贸易网，认为以中国生丝、丝织品为中心，世界呈现出早期全球化特征。阎瑾《明朝前期中日关系浅析》(《历史档案》2021年第2期)认为永乐时期中日间的勘合贸易使外交、经贸往来日趋频繁，也使日本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压制倭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沿海的倭患问题。牛震宇《明日朝贡贸易视域下的宋素卿及其结局》(《史学月刊》2022年第7期)认为日本内部势力之间政治、军事上的对立及背后商人群体的竞争，直接投射到朝贡贸易权的争夺上，从而影响了个体命运。

(六)万历援朝战争研究。在一批新发表的论著中，关于明军将士群体和三方关系的研究采用了更多资料，从多角度加以探析，展现了新的细节。孙卫国《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呈现明军将士的风貌与战绩，推进对战争的全方位深入认识。杨海英《从〈唐将书帖〉看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使用万历援朝战争期间，一批明朝东征将士写给朝鲜相臣柳成龙的书信，考察南兵北将及其变迁的轨迹。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再战前夜日朝外交关系探微——以金应瑞与小西行长的外交活动为中心》(《古代文明》2021年第2期)认为当时的东亚和平力量一直暗中涌动，一方面不惜以“通敌”的非常规手段推动和平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遭受严重挫折时也倾力去保全这种力量。刘晓东《壬辰战争出兵与乞师言说中的政治伦理》(《古代文明》2021年第2期)展示了各方对己方行动正当性所做的阐释，以及叙述逻辑中呈现出的一些特殊现象，反映出当时东亚关系中潜在的发展趋势。董建民《壬辰战争中明朝的粮草海运开通考》(《历史档案》2022年第2期)考察了战争中后勤的筹划过程和细节。焦堃《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文史哲》2022年第1期)认为由于宋应昌与朝鲜方面在和战问题上的深刻分歧等政治因素影响，使其心学思想在朝鲜受到了彻底的拒斥。

(七)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堪称热点，一系列相关著作出版，作者包括中日韩学者，所涉领域各有侧重，除思想史外，还涉及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等方面。这些著作主要有韩国学者崔在穆《比较阳明学：以中韩日三国为视域》(钱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焦堃《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华书局，2021年),郝永《王阳明致良知之教》(中华书局，2022年),日本学者荒木见悟《阳明学的位相》(焦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李洪卫《王阳明身心哲学研究：基于身心整体的生命养成》(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杨朝亮《北方王门学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等。此外，赵伟、邓洪波《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认为王门后学利用担任提学官的机会，通过思想与制度的双重渗透瓦解了官学体制中的师生秩序，也引发了后来张居正的相关改革。

(八)区域史综合研究。相关论著经常兼顾民众生活与国家治理的双重视角，为了观察长时段变化，有时会将元明、明清甚至宋代之后的历史作为一体考察。虽然在一些研究中，明代不是主要研究对象，但也对明史研究形成了有效补充。张民服、何欣峰《明代人口经济及区域灾荒应对》(人民出版社，2021年),美国学者戴福士《文化中心与政治变革：豫东北与明朝的衰亡》(解扬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都选择以河南为例进行探讨。李智君《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年)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国闽南民众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杨培娜《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展示了明清闽粤边海之地在多种力量的冲突、妥协、共谋中，逐渐消解对中央王朝的疏离状态，实现社会秩序的再造。罗一星《帝国铁都：1127—1900年的佛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认为明清佛山城市是民间铸铁权持有发展的结果，而佛山模式则是民间铸铁权与王朝体制融合一体的发展模式。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三联书店，2021)和赵世瑜《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中的明代部分，虽然是区域史研究，但都有助于形成对明代社会的全面认识。

(一)政治史研究依然关注传统的人物、制度等主题，观察视角日渐增加，而帝王、政策变迁、党争、地方管理等问题依然是热点。

2021—2022年集中出现了一些研究嘉靖时期的论著，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胡吉勋《威柄在御：明嘉靖初年的皇权、经世与政争》(中华书局，2021年)专论嘉靖初年政治争议，揭示世宗在位期间对朝政控制的状况。美国学者窦德士《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谢翼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以四位首辅与皇帝的互动为线索，呈现明代中后期的政治运转特点，透视最高统治者与位极人臣者之间的关系。陈支平、孟兆鑫《明代嘉靖朝的灾异与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认为大礼议定之后，明世宗在灾异的警示下着手调整统治政策，然而一些官员借灾异批评明世宗，最终灾异的解释权由士大夫转移到皇帝，明朝的皇权在思想意识层面进一步强化。李小波《西苑与明嘉靖朝政治》(《史学月刊》2022年第2期)视角独特，关注政治运行与宫廷衙署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是各朝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方向。

关于官员士人群体的研究，向政治生活的多方面扩展。王伟《明前期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解析明前期百年历史中士大夫主导的政治变革，探究政治现象和事件背后的理学文化动因。马子木《明季浙党考》(《文史》2022年第1辑)认为晚明群党多是基于特定利益分野而形成，是变动不居的政治身份集合，朋党政治的演进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士大夫政治身份形成、竞争分化与固定的过程。吴兆丰《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考察了在宦官参与政治的时代特征下，中晚明士人对待宦官政治和宦官群体的态度与相应行动。

许多制度和现象的流变与时代背景密切关联，2021—2022年的研究中突出了对这些联系的关注。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三联书店，2021年)分析“权宜之制”和“祖宗之法”的根本矛盾，认为晚明政治家面对政治危机，无力改善，于是纷纷诉诸祖制，以求解时代难题。展龙、李争杰《天人互动——明代天文星变与政治变动》(《古代文明》2021年第3期)认为明初诸帝可以掌控天文星变的解释权，中期君臣使其成为约规君权、矫正国策的工具，而晚明君臣滥用解释权，加剧了政局混乱，加速了明朝败亡。

边疆管理和地方问题对策研究，常以制度变迁和具体事件为线索。瞿州莲《“土司”名称由来研究》(《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认为土司最早出现在洪武时期。杜洪涛《洪熙梗化：奴儿干都司史事发覆》(《史林》2022年第5期)考证了洪熙元年的奴儿干叛乱和奴儿干都司的转型过程，以此为线索观察明初黑龙江下游等地的区域社会。陈跃、韩海梅《明代哈密危机与嘉峪关开闭之争》(《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认为哈密危机的成功解决，对当时西北局势的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任建敏《广西“古田大征”之议与明后期南部边疆政策的转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认为明代中叶对广西流官地区“改流为土”的顾虑与争议，在古田善后中得到解决，并创造了以州县、卫所与土司共存的“古田模式”。

综上所述，政治史研究中既关注上层设计，也关注基层运行。许多问题由小见大，折射出国家政治风向和政策变迁的成效，随着更多文献的发现和使用，多视角研究日益增加。

(二)军事和卫所方面，许多研究呈现了制度演变的动态过程，以及对细节的进一步考证。由于卫所兼有社会管理功能，所以相关人群和社会形态也是重点研究对象。

作为典型代表，锦衣卫受到较多关注。张金奎《明代锦衣卫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研究锦衣卫产生的过程、与前代及后来清朝相关制度的源流关系、纷繁复杂的职能，以及不同职能指向的卫内群体。曹循的几篇文章中，《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认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而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也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认为文官是明代武举产生、发展的推动者，明后期的武举在录取规模与任用规格两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发展的顶峰，也是文官政治畸形发展、武人地位进一步低落的曲折反映；《明代名色武官考论》(《史学月刊》2021年第2期)认为名色武官早期成为百姓投军入仕、提高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给明朝军事体制注入了诸多积极因素，而后期则日趋冗滥。

对卫所中不同人群的研究，可以体现卫所制度和社会的运行细节。张金奎《明朝立国前后的军中舍人与演武余丁》(《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认为早期大批在伍官兵户下的男丁被提前招入军中训练并参战，演化出多种名目的舍人和正军家下男丁可合法代之参战的制度，但后来军事职能日渐丧失，逐渐沦为杂差。唐佳红、周致元《明代卫所军妻相关问题探微》(《历史档案》2021年第3期)认为军妻制度不仅未能解决逃军问题，反而变成了军政制度中又一个难以治愈的疣瘤。

卫所的行政管理职能研究，覆盖了更多区域社会的发展。吴才茂《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认为卫所移民形成的军户群体与少数民族人群一起，逐渐形成贵州多民族共生的多元文化形态，此类研究还有张磊《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杜洪涛《戍鼓烽烟：明代辽东的卫所体制与军事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等。郭海东、陈武强《奏报与应对：明嘉靖朝九边兵变中御史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从信息奏报与中央决策的视角，分析巡按御史如何影响朝廷对九边兵变的应对。杜志明《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总结了卫所体系外各类地方民兵武装的兴衰及其对基层治安的影响。

一些文官著述中保留了大量军事信息，学者据以进行专题研究。如夏斌、陈伟明《崇祯年间张国维与南直江防——以〈抚吴疏草〉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探讨了农民起义军攻陷中都凤阳后，崇祯年间的江防体系布局及其演变。万明《明代海疆治理与危机应对——以两部〈闽海纪事〉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考察嘉靖末年福建海疆治理与危机应对中的文武协同，彰显地方文官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任建敏《万历本〈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论明代两广总督地位的变迁与成书因由》(《文史》2021年第1辑)揭示了自梧州总府创设到总督移驻广东肇庆的百余年间，两广由总府体制向督抚体制转变的历史过程。

总之，由于区域社会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与卫所相关的选题也成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角度。还有许多文官著述中涉及的军事记载，都可能成为发现新问题的线索。

(三)经济、社会史领域中，贡赋体制、白银货币、边疆贸易、灾害应对等问题依然受到关注，对民间社会的组织和家族形态、水利社会、权力网络，粮长和水头等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一些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经济细节得到深入研究。如黄阿明《明代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认为相关演变过程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进程大体一致，国家为筹军饷，一再裁扣地方财政经费，朝觐经费也被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饷银。陈士银《从敬神恤民到敛财虐民——解说明代的新官到任》(《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认为古礼中并没有新官到任一节，但朱元璋促成了一套相关礼仪制度，它是中央政府将国家权力下贯到基层的主观尝试，但最终还是演变为敛财虐民的工具。

在中外经济贸易与交流方面，万明的两部著作《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总结了此前的研究成果，后者论证白银需求驱动中国走向世界，并引领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开启。日本学者中岛乐章《16世纪东亚海域的军需品贸易：硝石、硫黄铅》(《明史研究论丛》第19辑，2021年)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探讨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相关贸易情况。刘婷玉《从财政角度看明代胡椒及其海内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2期)分析了从明初开始以胡椒折俸所带来的一系列长期影响。刘永连、冉晓旭《试析明代朝贡贸易制度下的私人贸易成分》(《古代文明》2022年第2期)考察了隐藏在贡赐制度框架下的使团携带私货、相关商人活动等现象。

在首都建设和城市文化、社会空间等方面，北京和南京受到了许多关注，如陈喜波《明北京城中轴线形成原因探析》(《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1期)认为明北京城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而是自北向西偏离子午线2度多，这是受建筑风水中的堪舆定向理论影响，与昌平天寿山有密切关系。日本学者新宫学《明代迁都北京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贾临宇、董科译，外文出版社，2021年)论述了迁都北京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探讨了迁都北京对中国乃至东亚世界的深远影响。万明《全球视野下的明代北京鼎建》(《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也将北京的营建置于全球视野下加以考察，探讨作为都城的北京所具有的功能与作用。美国学者费丝言《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王兴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从城市史的角度研究了晚明南京的若干现象。

关于家族史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涉及较广。常建华《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认为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士大夫发扬光大了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官府也倡导并加以保护。范喜茹《明代京畿士人家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呈现家庭生活的具体样态，进而探究其时代性、阶层性特点。周叙琪《明清家政书与家庭经济论的新发展》(政大出版社，2022年)结合经济史与治家议题进行探讨。程国斌《明清江南地区的医疗生活》(东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展示了普通医生和患者的日常生活。

总而言之，与社会经济相关的内容纷繁复杂，如地方宗族、商会组织、寺观资产和经营、妇女际遇等研究都取得了成果，常有以宏大历史背景与具体人物命运相结合的题材。

(四)文化史、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常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也有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如神灵和道德形象的树立、官方倡导下的民间教化等。

文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研究重点。陈宝良、张睿霖《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内在转向》(《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认为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儒家快乐精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既熔儒佛道于一炉，又日趋世俗化。王启元《晚明佛教考：从僧俗互动的视野展开》(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讨论了在信仰生活背后与晚明党争密切相关的诸多政治、宗教势力较量的情形。户华为《传统接续与理学嬗变：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浅探》(《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期)认为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新加坡学者王昌伟的《李梦阳：南北分野与明代学术》(谭晓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展现了南北地域分野现象及明代文人划分学派的方式。

关于社会文化心态的研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个案。张侃《“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分析了商品经济繁荣引发的身份秩序转变，认为士绅庶民因此产生身份焦虑，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刘永学、胡阿祥《何以“盐豆”:明代苏浙与徽州“地讳”的解说》(《中国农史》2022年第4期)考证了因饮食和民风而形成的人群形象，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时人地域偏见、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侯振龙《品尝权力——黄鼠与明代饮食文化》(《古代文明》2022年第2期)认为明代宫廷受蒙元文化影响，推崇捕食黄鼠以追求身份认同，结果滋长了边塞与朝廷的腐败，也增加了疾病传播隐患。

思想文化交流和科技的传播研究，与其他领域研究形成呼应。纪建勋《明末儒耶天论发微——“译名之争难题”揭橥“两种哲学”与中西经典诠释传统》(《史林》2021年第5期),郑诚《明清火器史丛考》(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王吉辰《游走于官民之间——阴阳学制度的兴衰及在明代中期的职能蜕变》(《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年第3期),杜新豪《课晴问雨：明代中后期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占候研究》(《史林》2021年第4期),李昕升、崔思朋《明代番薯入华多元路径再探》(《历史档案》2022年第1期)等，反映了科技文化与当时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生活等交织的多种侧面，也完成了与各传统研究领域的有效融合。德国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张旭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认为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时刻，中国人并非被动接受从西方输入的价值观念，而是努力将域外因素融入传统之中。

由此可见，文化和思想史研究进一步突出了多视角的特点，无论是对国人与外部世界视角互换的研究，还是对不同人群之间沟通或误解的探讨，都体现出学术研究中多视角观察和换位思考的必要性。

2021—2022年间的明史研究在范围、资料、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形成了与此前研究的关联和延续。传统政治史领域依然关注重点人物和制度，如朱鸿林《明太祖与经筵》(三联书店，2021年)揭示帝王与士大夫在政治观念和文化传承上的异同，以及士大夫对劝导君主接受儒家政治理念在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努力。柏桦《论明代宫廷的司法》(《故宫学刊》2022年第1期)介绍了明代宫廷法规的特殊性。李小波《明代内阁密揭制度考析》(《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和黄友灏《明万历朝阁臣廷推的定制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等也对相关制度加以更深入的研究。

在经济和社会史领域中，政策研究同样日趋细致。庞煊麒《从“杂课”到“正项”:明代芦政演变小考》(《史林》2022年第1期)、陈武强《明代茶马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2期)、姜瑞雯《明代丝绢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3期)等，关注各种国家政策法规的推行。在军事领域中，秦博《正统、景泰北京保卫战前后军功封爵史事新论》(《史林》2022年第5期)等针对特定问题的专题研究，展现了明代军事中更加全面的图景。

各领域日渐细致的研究，很多是依托新资料，如文书档案、乡规民约、碑刻资料等进行的。无论今天的研究者们面对何种文献，他们在考证文本的同时，一般不会仅停留在文献本身，而是关注其时代意义，观察其背后的史料价值并加以探析。除中国本土史料外，许多海外文献资料也得到利用。如王珂和两位韩国学者韩钟镇、唐润熙的《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利用大量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关于思想意识的研究也日益延伸，如对群体心态、人物在著作中流露的认知等进行研究有助于重现历史情境。赵现海《丘濬的族群与边疆观念》(《南海学刊》2022年第1期)认为丘濬内敛、保守的族群与边疆观念，正是明代内敛国策的思想投射与历史反映。赵毅、杨维《明代对西域的认知——以明代西域话语为中心》(《经济社会史评论》2022年第1期)认为明廷为掩饰成化至嘉靖朝对西域的经营不善，营造出西域素以嘉峪关为界的假象。王平《“经世”意识与明嘉靖、万历时期北方边防图籍——以记述蒙古史料为中心进行考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强调了相关文献中强烈的经世思想。

一些热点问题如郑和下西洋等依然受到关注，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张晓东《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性质》(《史林》2021年第4期)从海权理论出发，认为下西洋中贸易海权的发展是弱项，而军事海权的发展却具有“超前性”,总体有不充分、不平衡的特点。时平《郑和研究中的〈武职选簿〉问题——以〈武职选簿〉记载的金山卫下西洋官兵研究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4期)依据卫级建制作个案研究，分析了下西洋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对以往结论提出商榷。陈晓珊《郑和下西洋后时距单位“更”在明代海洋文献中的普及》(《明史研究论丛》第19辑，2021年)认为下西洋船队吸收借鉴了印度洋上的航海技术，由此形成的计程单位对明清时期的海洋开发和海岛命名具有重大意义。还有一些传统重点问题研究在事实考证或价值阐述上继续深入，如高树伟《〈永乐大典〉正本流传史事考辨》(《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并没有随嘉靖帝下葬，而是最终毁于李自成焚烧宫殿。

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的切入点和视野日趋丰富，许多社会现象、文化形态都能与时局建立联系。如美国学者施珊珊《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加以研究。马子木《时文写作与晚明政争——以东林与宣党为中心》(《史林》2022年第4期)关注意见表达和学派竞争下的政治潜流。吴滔《国史家事：〈致身录〉与吴江黄溪史氏的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揭示建文出亡传说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振兴的密切联系，展现民众对于传说和集体记忆再创造的利用。

有的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李帅《以文治边：文物考古视瞰下明朝对西藏的经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从文物考古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明朝主要通过制度、物质及思想观念等“文化”策略来影响和引导西藏形成对明朝的认同和归属。孔伟《明代皇权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采用了社会学的社会控制理论及“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进行研究。刘志伟《从国家财政体制转型的视角看一条鞭法》(《史学集刊》2021年第5期)也是从新视角分析传统问题。

在纵向时段上，许多研究者将某一现象置于明代整体发展进程中而加以定位分析；还有许多研究重视与前后历史时段的承接，即使问题本身并非涵盖元明或者明清时期，也会分析其与前后朝代之间的继承、影响和延续等现象。《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21年第1、2期刊登了赵轶峰《权力与财富——对明清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侧面观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等一系列关于明清国家能力、国家治理与经济变迁的文章；希望今后有更多新视角和新理论应用到长时段研究中，以对近世中国诸多现象更好地进行阐释。在横向对比上，许多研究具有开阔的视野，如罗冬阳《明前期盐粮开中与国债市场的运行》(《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0期)考虑到元明转折所带来的影响，不但与宋朝的同类政策加以对比分析，而且还与同时期英格兰的金融革命进行了对比研究。

综观2021—2022年间的明史研究论著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综合研究填补了以往各分支领域间的空白地带，不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及其视角方法相互交织，许多时候很难将某项研究归入某个具体分支领域，而可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研究领域。可以说，这是未来明史研究的大趋势。各时代之间、领域之间、地区之间的交叉研究逐渐增多，加上日趋深入的原各分支领域研究，将会使明史研究融合成更加有机而全面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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